穿戴盔甲骑马操纵着重武器的战斗，决非外行人所能胜任，只能维持生计的人也买不起这样的装备。因此，到了10世纪，战争成为一种有钱人的专业，他们从很小的时候起便开始接受专门训练。如何保证他们经济上有靠，以便使他们专心献身于他们的事业呢？主要靠赏赐他们土地，他们便向主人报以服务与忠心。这种赏赐便是采邑（封地），即成为封建社会的基础。军事专门化的三重关系，土地所有权，个人的义务，形成一个拥有土地的战士阶级，被免除全部赋税，只需一年之中有若干日子骑在马上为主人服务。为了确保他们拥有的土地，他们为自己筑起了城堡。这些城堡通常都坐落在道路附近，有一座“主楼”供家属居住，有侧楼供随从居住，周围有高高的围墙，有城垛防止侵犯者架梯，城堡四周并筑有护城河。中世纪的城堡是实力的象征，而战争便直截了当地成了保护财产的争斗了。
     那个战士阶级的后裔(几百个家族不断互相通婚，不断因补充新成员而得以复壮)，把持着欧洲土地的支配直到16世纪，把持着政治上的统治直到18世纪，而社会的支配直沿至现代。佩带武器，头盔上插着羽饰，盾上有徽记(在战斗中能立刻认出来)，在欧洲社会成为高贵的象征达一千年之久。它的价值至今不变。但在中世纪 [ 译者和扫校者注：在西欧历史上，从西罗马帝国分崩离析的4世纪与5世纪起，至15世纪文艺复兴，称为中世纪，亦称“黑暗世纪”（但主要指10世纪前）。 markgraf给出了如下的一个更严格的划分。Middle Ages：广义的中世纪，A.D.476~A.D.1453，从西罗马帝国的崩溃到君士坦丁堡的陷落；Medieval：狭义的中世纪，A.D.1066~A.D.1453，从诺曼征服到君士坦丁堡的陷落；Dark Ages：黑暗时代，广义的中世纪的早期，到11世纪结束。A.D.1066是一个重要的年份，这一年发生的诺曼征服彻底结束了北欧海盗的时代，民族大迁徙就此落幕，而封建制也在此时在整个西欧建立起来。 ] ，这种徽记仅仅表明一个人的职能，谁有这样的职能谁都可以用。贵族还未成为可继承的特权阶级；打仗仍只是一种职业，有本事的人都可以参加。
     但是，既已通过杰出的军事才能获得了高贵地位，骑士们便企盼根据某种法规炫耀自己。很快，战士的作用因有一系列半神圣的仪式而更形突出，许多“中世纪”的东西至今仍能透过变形的镜头，在15世纪的传奇中见到，这些传奇把杜撰的金色的“骑士风度”魅力（已消失的社会的余晖）投影到世界上来 [ 作者注：J.Huizinga,The Waning of the Middle Ages，London,1937,passim。 ] 。“骑士风度”这个概念本身，实质上只是指骑士的行为，是一个古老的概念，至少同行吟诗人 [ 译者注：11到13世纪主要在法国南部及意大利北部的抒情诗人。 ] 时代一样古老，这些诗人早在12世纪欧洲文学还处于黎明的时代就在吟唱人们的美德，不仅歌颂勇敢，而且歌颂光荣、高尚、谦恭与纯洁。骑士不但应当“无惧”，而且应当“坦然”。骑士精神是一种生活方式，因参与教会的若干仪式而神圣化，以至逐渐同神职人员难以区分了。的确，在12世纪，军事等级 [ Markgraf注： 这里的[等级]明显应该是[Order]这个单词，应该翻译成[修会]，[军事修会]即一般所说之[骑士团]。 ] ——圣殿骑士，圣约翰骑士，条顿骑士 [ 译者注：条顿人相传为日耳曼人的一支，公元前4世纪居住在易北河口附近的北海沿岸。 ] [ Markgraf 注： 条顿骑士团[Teutonic Order]，如果用德语应该是[德意志骑士团/Deutscher Orden]，英语中的条顿[Teuton]一词基本上可以和德语中的德意志[Deutsche]一词等同。此处的[条顿]和历史上给罗马带来恐慌的条顿人并无联系，指的是使用条顿语族的日耳曼人(德国人)，区别于罗曼化的日耳曼人(法国人)。 ] ——的建立，是有意识地模仿神职体系的。不同的剑带与靴刺区分不同的骑士等级，就像不同的发式能区别僧侣(修道士)还是教士。在印度，袄教与“加拉哈德” [ 译者注：Galahad,亚瑟王传说中的英雄骑士,是国王佩尔斯的外孙,血统高贵，因此只有他有资格取得圣杯。此处是指印度的高等种姓。 ] 特有一种神秘形象，已分不清教士与骑士，都同样地献身，同样地神圣。中世纪的基督教世界对这样的概念是钦羡不已的。


     这种日耳曼战士与拉丁教士混合到一起的显著特色，成为中世纪文化基础的一部分。教会从一开始就欢迎骑士阶级，为他们祝福，因为战士是为着保卫基督徒才去击退异教的穆斯林、马扎尔人与北欧人的入侵的。主教们与修道院长们愉快地承担军事责任，他们拥有国王们(由他们加冕的)赐与的采邑，因而能慷慨地资助军事装备，反正他们自己不必去打仗流血，只需偶尔用用那个有用的武器——权杖。同时，野蛮人入侵被扼制后，主教们与修道院长们更把战争行为同基督教教义结合起来，屡次尝试得手。
      “战争的权利”或“发动战争的权利”这些概念都无暇计较了，因为北欧人像吞没一切的火焰那样横扫大陆；同时，基督教教士发现也很难用这些概念去计较穆斯林，因为穆斯林疯狂地决心依仗长剑把人们都归化过来．否则就把人杀死。所以．在同异教徒的战争中，没有清规戒律的约束，骑士们无论犯了什么罪恶都可以获得赦免。12世纪，在基督教教会的保护下，条顿骑士团向东欧的斯拉夫人与文德人 [ 译者注：Wends,属于西斯拉夫人的一个分支，其后裔索布人为德国的少数民族。 ] 发动一次十字军东征，简直就是一场灭绝性的战争。
     然而，基督教世界内部，至少从原则上来说，情形也是不同的。基督徒互相杀伐是可悲的，教会为此深表痛惜但无力制止。基督教神学家们同意有一种战争应认为是 “公正的”，扼要说来，即由一位合法的修道院院长以正当理由发动的战争，便是“公正的”战争。毫不奇怪，一代代专门培养成为战士的阶级，在没有外部敌人的时候，便互相残杀起来。在没有共同承认的掌握裁判权的权威的情况下，即使在并非好战的社会里也会发生武装冲突。权利、义务、责任与效忠，更因封建制度的占有权，交织在一起，极易产生无穷的争执，由于欠缺一个明确的法律制度与执法部门，人们多半要靠战斗来维护各自的权利。
     这种战斗被看作是请求上帝裁决，大半个中世纪时期，每个有自尊心的人都有权发动。逐渐地，在罗马法典的影响下，有了一种区别：私人之间的争斗被称为“私下的战争”，君主（诸侯)间的战争被称为“公共的战争”；后来，前一种战争逐渐被视为非法。“私下的战争”也就是不张扬的战争，只有在尽可能避免使社会遭受大损害的情况下才被接受——一个人可以在战斗中杀死他的仇敌，但不能烧掉或剥夺仇敌的财产。至于“公共的战争”，限制要少得多。俘虏可以归于战胜者或从俘虏身上勒索赎金；败敌的财产是合法的战利品；可以按人头来征收贡物。原则上，不仅教士及其财产，而且土地耕种者也可豁免交纳战利品，不受战败掠夺。但是，如果他们被怀疑“帮助与赞同”战争（他们也通常如此），豁免就不适用了。最后，有一种更可怕的战争形式，最常见于围困战，被围的城堡拒绝投降，决心死战，城破之后，不仅财产，就连战败者的生命也都任凭征服者摆布了。

无论如何，1346年著名的克里西(Crecy)之战，可以充分说明。七年前，爱德华三世就已发动了入侵法兰西的战争，企图攫取法国王位——又一场没完没了的王位继承纠纷，这类纠纷使得欧洲的军事贵族们乐此不疲达四百年之久。爱德华三世费用昂贵的军队主要包含了诸日耳曼小侯国从汉萨同盟 [ 译者注：Hanse，公元13到17世纪，以德意志北部诸城市为主的北欧城市结成的商业、政治同盟。 ] 的商人那里贷款雇来的雇佣军。法兰西国王谨慎避战，爱德华的盟军便因缺钱，星散回家。到1346年克里西战役时，爱德华三世只剩很少的骑士来对付比他优越数倍的法军。于是，他让骑士下马，像从前在苏格兰打仗时那样，依靠弓箭手来固守阵地。克里西一战最重要的还不是长弓手施于法国骑兵的大灾难本身（据可信的历史记载，法方有一千五百人以上死亡，英方伤亡近一百人） [ 作者注：SirCharles Omen,The Art of War In the Middle Age,Vol.II,London,1924,P145。即使是通常不满英国人吹嘘的德国历史学家Hans Delbruck，所给出的法军伤亡也达到了1283人。 ] ，而是它显示出来的巨大威力。再也不像中世纪的战争那样，敌人骑兵一攻击．步兵就立刻溃散了。
     克里西一役还不是骑马的封建主被步行的兵士打败的头一次机会。1302年，库特赖 [ 译者注：Courtrai，今属比利时。 ] 自治市的自由民曾用长矛与梭标抵御阿耳托伯爵的骑士，成功地守住了自己的家园。法国骑兵(西方世界时髦的标兵)在克里西惨败，不得不甚至重新考虑装备与战术。他们放弃了锁子甲，改用金属片缀成的盔甲(这种盔甲很快成为显示财富与地位的装饰物)；并且打仗时不再骑马。部分原因是座骑容易受攻击；另一个原因是维持马队的费用越来越高；还有一个纯属骑士气概的考虑：一个不骑马的骑士无法逃跑，只有坚持下来作战到底。法国骑兵只要坚持下来，坚持作战，就会获得某些成功。但是，当他们进攻时，由于行动不便，视线不佳，难以抵御飞箭，遂使英国人又获两次大胜：一次是1356年的普瓦捷（Poitiers）之役，更著名的一次是1415年的阿金科特（Agincourt）之役，英国人大约杀死了五千名法国人（其中一千人是被俘后杀死)，英方只损失数百人 [ 作者注：Omen，同上，Vol.II,P384;Ferdinand Lot,L`Art Militaire eiles Armers au moyen age,Paris,1946,Vol.II,P8-P15]。 ] 。 

到了15世纪，一名装备齐全并有护兵跟随的“武装人员”，已被证明既在战场上无大效率，又难以昂贵的代价来维持。他们的实用性消失了，矫饰性增大了。他们的甲胄越来越华丽，举办比武越来越费钱，他们的社会地位越来越脱离军事作用．而同家族门第的关系越来越密切，适足以作为研究门阀、家谱的资料。新规定的骑士勋位刻意摹仿12世纪的光荣勋位以及西班牙的光荣勋位——嘉德骑士是英国的最高勋位，金羊毛骑士是西班牙的最高勋位。圣殿骑士与耶路撒冷的圣约翰战士，令人想起最著名的收复耶路撒冷战役。当时，奥斯曼土耳其低估了十字军在东地中海的堡垒，这些堡垒如今开始威胁土耳其人在西欧的基地了。法国的查理八世 1494年侵入意大利时，耶路撒冷的收复对他来说还只是浮现在他眼前的一桩模糊不清的事件。
     把英国人最终撵回岛上去的，不是法国的骑兵（无疑地，圣女贞德曾经激励过他们），而是另一种专业兵种，他们不享有社会地位，仅仅具有与士兵相等的低微地位，那就是炮兵。
     拜占廷军队与穆斯林军队长期作战的过程中，曾经使用过某些易燃材料——俗称“希腊火”，通常是在攻城战中或海战中用石弩抛射火球。把顺序倒转过来，利用燃烧本身作为发射物的发射火药，是更难、更危险的事情，还要求有金属铸造专家。有讽刺意义的是，西欧出现的这类专家是为和平服务的——铸造球。从造球到造炸弹，只有一步之遥，大约在14世纪初就出现了。头一批试验，每尊臼炮每天只能发射一次，炮筒成管子束状，就像原始的机关枪 [ markgraf注：指类似管风琴炮的东西。 ] 。中世纪的手工艺匠人按照龙与魔鬼的形象制造出可爱的恶魔般的机器——最早印刷的书本上曾加以描述，有时带有高度想像力。到了15 世纪，两种支配此后五百年战争的武器开始成型：大炮与手枪。人们深探抱怨这些武器，就像我们今日抱怨凝固汽油弹；不仅因为它们的效果不人道，还因为它们贬低了战争，似乎把出身高贵的武装人员的生命交到了出身卑微的下人手里。但也如同今日一样，那些抱怨对手手里的武器的人，假使自己也拥有那些武器，又该怎样解释呢？
     这两种武器的结合使用，是15世纪复兴的法国军队在对付英国人的战事中首先出现的。英国因政治紊乱以及军事上因循守旧，阻碍了类似的创造发明。在战场上，开战时发几发炮弹，就打乱了对方弓箭手的阵形，并使战士无法在对等条件下进行搏斗。更为常见的是，法国的国王们使用一长列用于攻城的大炮，在大炮面前，那些法国土地上拥戴英国王室的城堡纷纷坍毁，成为堆堆废墟。曾在14世纪末主宰欧洲大陆的英国军事力量再过五十年后便消失了踪影，克里西与阿金科特的弓箭手已成为历史性的古玩珍品。 

但是，金钱是早晚要用光的。战争停下来了，士兵们（现在可以准确地用这个字眼了）即被遣散。这些人无产无业，甚至无家可归，只有一处“伙房”可去，“伙房”能提供他们一份口粮，介绍他们就业。
     在意大利，经过“授职战争” [ 译者注：教皇与国王之间因授职纠纷引起的战争起自11世纪晚期,连绵不断。 ] 忠诚一词已荡然无存。这一战争包含多次小战争，这些战争的经费是不愁的。那些受雇佣的团伙直到13世纪仍是独立的，很活跃的，有时替出钱的人直截了当地去当兵打仗，有时受雇去从事敲诈活动（第二章将详细说到）。在法国，一百年后，这些人的活动达到了最高峰。“百年战争” [ 译者注：英法之间1337-1453年间断断续续进行的王朝战争。 ] 中，双方都使用雇佣军，是一显著特点。雇佣军中，出身高贵的与出身微贱的都有，在战争间隙，他们就居住在乡下。从14世纪中叶到 15世纪中叶，这些被称作“敲竹杠者”的人自由自在地在法国各地游荡，集体地或个别地从事抢劫、强奸、纵火。在找到另一个雇主可以拿到薪饷以前，他们就不断地进行这类活动。法国国王对他们深感厌恶，不惜在西班牙与匈牙利发动几场战争，目的只是为了把这些人弄出去。直到百年战争结束，情况才开始好转。国王利用法国商人对他们的绝望情绪，获得权力征收一种特别税——按人头征收的战争税，才把皇家武装建立在一个常规基础上。15世纪末，人头税成为永久性的税，无需再次获得议会的授权。这样，皇家财政才走上正轨。
     最初一次议会批准，是在1439年，授权给查理七世的。1444年，查理七世颁布法令，使许多在国内滋事生非的雇佣军团伙永久归入皇家服役机构，同时强制解散其余部分。队长拿到一大笔钱后，或基于封建制的义务，或根据协议性的“契约”，无疑完全可以找来一批人，养活这些人。官吏全部由国王任命；官吏与下属都由王国政吅府直接付薪，居住在国王指定的市镇。他们是一支纯粹的雇佣军队，尽管不是国家军队。日耳曼，苏格兰，意大利，都有这样的军队。对于法国国王的对手、富足的勃艮第查理公爵（大胆查理）来说，这些军队都是可怕的力量。二十五年后，公爵看到有必要模仿，便照样培植了一支军队，立即发动一系列军事冒险，结果使他惨败于瑞士与法国人之手，断送了勃艮第的前途，本来这个地区大有希望成为欧洲强国之一的。
     法国的国王们是深谋远虑的。在半个世纪内，他们聪明地以通婚的手段来巩固他们的疆域，增加他们的财富，积蓄他们的军事力量。最后，查理八世于1494年来到意大利探求文艺复兴带来的诱人的荣耀、冒险精神、威力与德行，他之所以能做到这样，正因为有一支欧洲从未见到的最优秀军队：由瑞士长枪兵组成步兵核心；每座堡垒都配备一支高贵、自豪的轻骑兵，一长列青铜铸造的大炮，……这些都从富足的国库支取经费。这支军队同三百年后拿破仑带到同一战场的军队在组成上没有什么根本性的不同。尽管武装人员自己不愿意承认，而事实上，骑士的战争已成为过去。



回复：20楼
罗杰一世在11世纪晚期就征服整个西西里叻吖
12世纪前期是诺曼人的西西里最强大的时代叻
抱歉，这几天没出门，也没替你去图书馆找爱尔兰起义的资料，不好意思吖

     这种前景对青年人当然有诱惑力。因此，到了16世纪末，这种当兵的买卖成了不分阶级、不分国家、然而并不稳定的事业。雇佣军可以为任何主人服务：新教的德国人可以愉快地在西班牙或法国的旗帜下打仗；意大利的专业雇佣军可以为英格兰或荷兰的女王服务；雇多长时间就服务多长时间。无人雇佣期间，他们便向宿营地的农民与商人征集日常所需的基本物品。在1574年发生的“西班牙怒潮”就是一个最可怕、最惊人的例子：当时一些无人雇佣的西班牙军队把安特卫普一再洗劫。16世纪后期与17世纪，无数北欧与中欧的城镇与农村都遭遇过这样的厄运。这些军队已经越来越多，又不能经常领到工钱，便变得越来越难以管束。他们像蝗虫一样掠过地面，摧毁所有能碰到的东西。
     能够获得巨大财富与权力的幸运士兵是不多的。经常发生的情况是：只有干得最好的人才能到达顶端。17世纪早期，握有军队实力、自封为贵族的有：在荷兰替西班牙国王管理军队的热那亚人斯宾诺拉侯爵(Spinola)；1618年替不走运的选帝侯帕拉蒂尼组建军队、后来又投靠出价更高的恩内斯特·曼斯菲尔德伯爵(Ernest of Mansfeld)；欧洲最大的军工企业家、最富有的、来自波希米亚的阿尔布雷克特·华伦斯坦伯爵(Albrecht of Wallenstein)，他的控制的领域从波罗的海直到波希米亚，他的工厂生产出来的武器与军用物资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供应帝国军队；萨克森-威玛的伯纳德（Bernard）亲王先是为瑞典后来又为法国组建军队。伯纳德具有特殊影响。他后来成为较小的德国诸侯的原始模型，他们的财富与政治影响依赖于向更有权势的邻居提供小型而有效的军队；本世纪稍后，勃兰登堡选帝侯，那些继承者—普鲁士国王们对此种活动最为热衷。
     很有意思的是，这些庞大的军事企业主从未掌握政治权力。华伦斯坦最为接近，他在梅克伦堡获得一大片土地。要是他能活得更长，他也许能建立一个合法的王朝，其疆域足够成为一个王国。但战争连续不断，这些演员无法在国际舞台上成为永久性的角色。当1648年和平来到时，和约规定王位只能归于三十年前战争开始前就已是德国贵族的人，这一规定颇使人惊讶。
     这些人领导的是些什么样的军队呢？从本质上看，与查理八世1494年率领入侵意大利的军队没有很大的不同，即：有轻骑兵。有配长枪或手吅枪的步兵，以及炮队。虽然，这一时期这三种武器都已有长足的改进。1648年在欧洲战争中使用的武器，同18世纪马尔伯勒与腓特烈大帝作战时使用的武器更接近；而同法兰西斯一世与查理五世在16世纪的战争中所使用的颇为不同。这些改进不仅由于科学技术有了显著进步，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武器制造工艺方面经过反复试验校正，已有了稳定的框架，这一框架直到19世纪产业革吅命以前基本上保留未变。
     中世纪晚期最引入注目的创造——火器的发明，用于战场是一个缓进的过程，大炮的创制与使用便是个明显的例子。在攻城时，大炮的确具有广泛的、持久的效果，但是，因造价昂贵，有点得不偿失。这还不单是武器造价问题，还涉及到在战场上使用它们的人。1472年米兰公爵以拥有十八尊大炮为荣，但他需用五百二十二对牛与二百二十七辆马车去拉动它们。法国人用马代替牛，用杀伤力更大的铁弹取代石弹，结果使整个炮队不言而喻地更加笨重。16世纪末，通常计算一门炮需要二十到三十匹马的马队去拉它，还要有四十匹马去拉运载弹吅药的马车。军队行进中，这么大的运输量如何在欧洲颠簸不平的道路上通过，很可以想像一下。在冬天进行战争是根本不可能的。 

     1495年阿拉冈的斐迪南（Ferdinand）向那不勒斯进军以求承认他对该城邦王位的继承权，他的军队不用长枪与火绳枪，而是用长剑与圆盾，像意大利诸城邦的军队那样。马基雅维里对此十分欣赏，但长剑与圆盾对付不了瑞士的长枪方阵。西班牙司令官贡萨尔伏·地·科尔多瓦（G. di Cordova）立即改用新武器。他不仅比他的对手更多得多地使用长枪与火绳枪，而且像英格兰的爱德华三世在克里西使用长弓那样，他把火绳枪从辅助性的起骚扰作用的武器改作防御时的进攻性武器。他把它同阵地壕堑结合起来使用。1503年的凯里格诺拉（Cerignola）之役创立了一个模式，以后常被袭用。西班牙人让敌人（法国轻骑兵与瑞士长枪兵）徒劳进攻他们的堡垒，用火绳枪逐个瞄准射击，直到敌人疲劳下来抵御不了西班牙的反攻。最辉煌的例子是查理五世1525年在帕维亚的大胜利，法兰西斯一世本人作了俘虏。从1494年在福尔诺伏开始，1525年在帕维亚结束的二十一年间的大小战役中，我们可以看到火力从单纯的辅助作用逐渐成为主要的、决定性武器，火绳枪不再是长枪方阵的小小附属品，虽然长枪方阵主要是起掩护射击的作用的。西班牙人据此于1534年重新组织他们的步兵，每支雇佣军由三千名步兵组成，不再是每六名长枪手配备一名滑膛枪手，而是像意大利军队那样，长枪手与滑膛枪手各占一半，滑膛枪手的工资按专家待遇付给。这种变化过程发展到最后，长枪只成了步兵滑膛枪上的一把刺刀了。
     到15世纪末，军队大凡采取攻势的，就颇占优势。因为在长枪方阵进攻时，有大炮为之轰开缺口，同时又时兴用骑兵来进行冲锋。这是二十五年来火力武器发展的结果。但是，这一时期内，也经常出现能动的武装不吃香的状况。向敌方冲锋的骑兵发现自己被一排排长枪或壕堑或路障碍挡住了，并受到了滑膛枪手逐个瞄准射击。这样，骑兵又从冲锋工具转变为能移动的火力。最初是骑兵在后鞍上带一名火绳枪手。后来发展到骑兵自己带一枝已上好膛的火器。有一个时期，骑兵扔掉了大砍刀，情愿用手枪。但当时的手枪只能在五步以内的距离内吅射击方有效。为使这些武器有效地发挥作用，必须用“马回转”的办法：一组组骑兵连续不断地奔向敌阵，在有效距离内不管瞄准瞄不准，开火后立即向左或向右逸去，……周而复始，轮番上前。但没有什么记载证明这种战术能收到很大效果。
     所有这些为我们已讨论到的现象提供了进一步的解释，即从1534年米尔伯格之役到1631年布雷顿菲尔德之役之间的一百年间，欧洲战场上见不到重大的战役。只有1600年荷兰纽波特一场不大的战役，再就是1621年白山之战是唯一的例外，经过这场战争，波希米亚作为一个独立角色已从欧洲舞台上消失了。我们已见到的，以及将要见到的另一个一百年，处在一个长期对峙的局面，即使有战争也仅仅是对包围要塞，解救要塞这样的大事的配合行动而已。
     这并不新奇，城堡的确主宰着中世纪的战事。围攻城堡常用的方法都是那些经典的老古董：石弩，撞墙锤，云梯，以及最有效的手段——饥饿。大炮结束了这些东西。土耳其人的大炮轰坍了君士坦丁堡的城墙，对结束一个西方历史时期具有象征意义。城墙筑得很高，使云梯够不着；并筑起比城墙更高的瞭望台，以便指挥城堡四周的军队，但只要炮弹击中它们的底部，便可怜地坍下。1494年查理八世几次围攻意大利的几座要塞，使用了大炮才使意大利人屈服。
     解决问题的答吅案很快找到。火只有用火来对抗。最初，防御一方只有临时凑合。他们通过墙垛的枪眼用火枪向外射击，不让敌人靠近。又在被大炮轰开的缺口筑起土方工程，派人把守。后来，他们放弃宝贵的“可见性”优势，但求防御的实际性。如马基雅维里所写：“我们主要的考虑，在使城墙曲折、迂回，有几处地窖与藏身之处，敌人敢于前来，便会正面与侧面受阻” [ 作者注：Machiavelli,The Art of War,Book VII, Chapter I。 ] 。这又导致修筑“棱堡通道”，使城墙突击部分的棱堡可相互支援，并可从两翼或后面射击入侵之敌。城墙筑矮些以免目标过大便于敌人轰击；墙内则用土方工程加以填实。城堡外围挖一条护城河，河面受到火力掩护，或由河外的武装力量加以保护；碉堡前方筑一光秃秃的斜坡，使进攻者处于明显暴露的地位，便于防御者集中火力。 

第三章 商人的战争

     上一章我们己指出欧洲如何以及为何在16世纪，财富与军事力量是携手共同前进的。“Pecunia nervus belli.”（拉丁成语:“钱财搞活战争。”）或如法国人要言不烦地说的：“pas d' argent,pas de Suisses.”（“没有银币不是瑞士的。”）但是，到了17世纪初，诸侯们发现，蓄养一支瑞士军队或者继承瑞士军队的多兵种混合军队，是越来越费钱了。殷勤讨好的银行家们如福吉家族、韦尔泽家族、霍克斯泰特家族，都曾供应查理五世与法兰西斯一世打仗，如今已被皇家欠债拖垮，彻底破产了 [ 作者注：See R.Ehrenberg, Capital and Financein the Age of The Renaissance; A Study of The Fuggersand their Connections,London, 1938, passim. ] 。诸侯们还未建立起官僚财政制度来压榨他们的子民。他们的子民也未积累起足够的财富去支持16世纪持久的小战争。因此，17世纪欧洲各国政吅府支持战争以及维持政治权力都要越来越有赖于获得财富，不是从欧洲以外去获得，就是从各国间的贸易中去获得。
     事实上，开拓欧洲的海外事业。同欧洲人自己相互残杀，有相互影响。对外扩张进一步提供了打仗的经费。最初，欧洲的扩张起源于更古老、更根本的基督教势力与穆斯林世界在伊比利亚半岛(Iberian) [ 作者注：即今西班牙、葡萄牙所在的半岛。 ] 的对抗，这一对抗塞满了中世纪的后期；实际上还沿袭下来到15世纪，奥托曼土耳其(Ottoman Turks)在东地中海蹂躏拜占庭基督教徒，并穿越巴尔干诸国直达欧洲心脏。当我们专注于西欧事务时，务必不要忘记伊斯兰教徒与基督教徒之间的冲突，这两种伟大的好斗的文明在东欧直至18世纪才停止相斗。

     在西地中海．15世纪早期，作为同摩尔人(Moors) [ 作者注：摩尔人泛指公元8-13世纪进入并统治西班牙等地的柏柏尔人与阿拉伯人；也是近代欧洲人对非洲西北部地中海沿岸城市中的伊斯兰教徒的泛称。 ] 的战争的一部分，葡萄牙人在北非建立统治，并获教皇布尔斯(Pulls)的批准，去攻击与征服撒拉逊人(Saracens) [ 作者注：希腊人与罗马人对十字军东侵时的阿拉伯人或伊斯兰教徒的称呼 ] 、异教徒以及其他对基督怀有敌意的人，掠夺他们的物品与领土，把当地的人民降为永久性的奴隶。这里涉及到中世纪十字军东征的长期纠葛：“航海者亨利” [ 作者注：Henry the Navigater，葡萄牙亲王（1394-1460年）,酷爱航海。 ] 派遣探险队沿非洲海岸探寻人口资源、奴隶、黄金(使他能“供养本国的高等人”)。非洲传说中的基督教徒国王、撒拉逊人普赖斯特·约翰(P. John)把探险队看作是反对异教徒的神秘同盟军；也许国王在他同蛮族的斗争中需要他们的援助；探险队有需要时，国王也一定会（至少经常如此）向他们提供援助。
     作为基督教徒同穆斯林斗争的继续，西班牙的扩张比起葡萄牙来，只能算是一个影子。伊比利亚半岛争夺战中，出现了卡斯蒂利亚战士特权阶级 (Castilian)。对卡斯蒂利亚骑士来说，战争乃是一种生活方式；在13与14世纪的西班牙光复战争时期，他们把西班牙的穆斯林推挤到更南部的地区，让他们在那里定居下来。到15世纪末，欧洲摩尔人文明最后的优美村落格兰纳达遭到蹂躏，此后七百年，整个西班牙处于基督教徒的征服下。几乎同时，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 Columbus)及其继承者的新发现，又在大洋彼岸提供了一个新世界供卡斯蒂利亚人用剑去占领，并用基督教十字架去改变当地人民的宗教信仰。打了五百年的宗教战争，可不是能够那么容易地从卡斯蒂利亚贵族的头脑中抹去的。利益、冒险、荣耀、灵魂得救，更重要的是“土地”——所有这些仍在召唤“征服者”去海外开拓他们的领域。而一旦他们抵达新世界，就立即征服了这个地方，倒不是因为他们的武器比土生土长的居民的优越，而是因为他们狂妄的自信心，骑马带来的机动性，他们的坚毅性以及狂热性。他们是一千年前闯入西欧的游牧战士最末的后裔，这些游牧民族如今已皈依了十字架，并且学会了航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