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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占廷军区制和农兵
陈 志 强
拜占廷军区制又称塞姆制, 是公元 7—12 世纪在拜占廷帝国境内推行的军事和行 政制度, 即按军区、师、团、营等军事序列管理帝国各级行政区域。这种军政兼容、兵 农合一的制度促使拜占廷农兵阶层的形成和发展, 对加强拜占廷国防力量, 稳定社会 经济均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 但是, 迄今为止, 中外拜占廷学者对军区制问题仍未给 以足够的重视、特别对军区制的重要历史作用认识不足, 没有对之开展必要的研究。本 文试图从军区制的起源入手, 对军区制的发展和农兵阶层的形成, 特别是对这种制度的历史作用作一初步探讨, 以就教于同仁。
一
拜占廷军区制的发展大体经历了试行和推行两个阶段。 公元 7 世纪中期以前, 军 区制还仅在拜占廷个别地区试行, 此后便在整个帝国境内推行。 目前, 已有大量历史 资料证明拜占廷军区制形成于公元 7 世纪。 学者们对此意见也比较一致。 然而, 关于 拜占廷“军区制”名称来源的认识却不尽相同。有的学者认为“塞姆”(( Ε∧Α) 一词源 于阿尔泰语 T um an , 意为“万人”①。这种意见之不可信赖在于, 阿尔泰语对希腊语的 影响一般认为是从公元 8 世纪以后开始的, 而军区制在公元 7 世纪末已经普遍存在于 拜 占廷全境。 更有力的证据表明, 这是一个具有希腊语词源的名词, 来源于希腊语 “( ΕΡΓs”一词, 据著名的拜占廷学者 N 1 伊科诺米基斯考证, 该词原意为“花名册”或
“士兵名册”②。 拜占廷皇帝君士坦丁七世 (945—959 年) 在其《论军区》一书中也明确指出 “塞姆”一词来源于希腊语①。
军区是由公元 7 世纪末拜占廷的 “总督区” (exa rch a te s) 演变而来。 当时, 帝国 大部分地区推行省区管理, 仅有迦太基和拉文纳两城由总督统辖。 这两个总督区是拜 占廷中央政府控制西地中海霸权的立足点和重要的贸易港口。 早在公元 4 世纪, 迦太 基即发展成为仅次于罗马的西地中海第二大城市。 公元 533 年, 拜占廷军队重新控制 该城以后, 它更一跃成为非洲大政区的首府和当地谷物出口的主要集散地②。而位于意 大利中部的拉文纳在公元 4、5 世纪日耳曼各部落入侵西罗马帝国的战乱中, 逐步取代 罗马和米兰的地位, 成为意大利首府和东罗马帝国 (即拜占廷帝国) 在意大利的统治 中心。 公元 540 年, 拜占廷军队重新控制此城之后, 更确定了该城在西地中海的重要 地位③。由于两城重要的政治经济地位和特殊的地理位置, 它们均于公元 6 世纪中期被 确定为总督区。 其管理上的特征是军政权力合一, 由总督区首脑总督控制。 这种体制 有别于查士丁尼一世 (J u st in ian , 527- 565 年) 统治时期拜占廷地方军政权力分离的 省区管理。 两区均受到外来民族入侵的巨大威胁, 拉文纳总督区面临伦巴德人的军事 压力, 迦太基的外部威胁主要来自汪达尔人。 总督区的管理形式有利于总督的一元化 领导, 使总督统一指挥区内军事和行政活动, 便于应付战时的紧急军务④。
总督区之所以能够发展成为军区, 并在拜占廷全境广泛推行, 与当时拜占廷面临 周边民族军事入侵的巨大威胁、 边关吃紧的形势有密切的联系。 皇帝查士丁尼一世统 治时期, 拜占廷边疆地区, 特别是东部边境便遭到外族不断入侵。查士丁尼一世死后, 局势进一步恶化。当时, 波斯军队从东面侵入拜占廷的亚洲属地, 先后夺取了叙利亚、 大马士革、 耶路撒冷等重镇, 兵抵博斯普鲁斯海峡。 同时, 阿瓦尔人和斯拉夫部落从 北面大举南下, 侵入帝国腹地。 西哥特人则在西面夺取了拜占廷的西班牙属地, 伦巴 德人也迫使拜占廷在意大利的势力龟缩于拉文纳城内⑤。公元 7 世纪中期, 随着阿拉伯 人的兴起和扩张, 拜占廷的东部局势更加紧张, 四面告急, 战事不绝, 朝野上下惶惶
陈 志 强
拜占廷军区制又称塞姆制, 是公元 7—12 世纪在拜占廷帝国境内推行的军事和行 政制度, 即按军区、师、团、营等军事序列管理帝国各级行政区域。这种军政兼容、兵 农合一的制度促使拜占廷农兵阶层的形成和发展, 对加强拜占廷国防力量, 稳定社会 经济均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 但是, 迄今为止, 中外拜占廷学者对军区制问题仍未给 以足够的重视、特别对军区制的重要历史作用认识不足, 没有对之开展必要的研究。本 文试图从军区制的起源入手, 对军区制的发展和农兵阶层的形成, 特别是对这种制度的历史作用作一初步探讨, 以就教于同仁。
一
拜占廷军区制的发展大体经历了试行和推行两个阶段。 公元 7 世纪中期以前, 军 区制还仅在拜占廷个别地区试行, 此后便在整个帝国境内推行。 目前, 已有大量历史 资料证明拜占廷军区制形成于公元 7 世纪。 学者们对此意见也比较一致。 然而, 关于 拜占廷“军区制”名称来源的认识却不尽相同。有的学者认为“塞姆”(( Ε∧Α) 一词源 于阿尔泰语 T um an , 意为“万人”①。这种意见之不可信赖在于, 阿尔泰语对希腊语的 影响一般认为是从公元 8 世纪以后开始的, 而军区制在公元 7 世纪末已经普遍存在于 拜 占廷全境。 更有力的证据表明, 这是一个具有希腊语词源的名词, 来源于希腊语 “( ΕΡΓs”一词, 据著名的拜占廷学者 N 1 伊科诺米基斯考证, 该词原意为“花名册”或
“士兵名册”②。 拜占廷皇帝君士坦丁七世 (945—959 年) 在其《论军区》一书中也明确指出 “塞姆”一词来源于希腊语①。
军区是由公元 7 世纪末拜占廷的 “总督区” (exa rch a te s) 演变而来。 当时, 帝国 大部分地区推行省区管理, 仅有迦太基和拉文纳两城由总督统辖。 这两个总督区是拜 占廷中央政府控制西地中海霸权的立足点和重要的贸易港口。 早在公元 4 世纪, 迦太 基即发展成为仅次于罗马的西地中海第二大城市。 公元 533 年, 拜占廷军队重新控制 该城以后, 它更一跃成为非洲大政区的首府和当地谷物出口的主要集散地②。而位于意 大利中部的拉文纳在公元 4、5 世纪日耳曼各部落入侵西罗马帝国的战乱中, 逐步取代 罗马和米兰的地位, 成为意大利首府和东罗马帝国 (即拜占廷帝国) 在意大利的统治 中心。 公元 540 年, 拜占廷军队重新控制此城之后, 更确定了该城在西地中海的重要 地位③。由于两城重要的政治经济地位和特殊的地理位置, 它们均于公元 6 世纪中期被 确定为总督区。 其管理上的特征是军政权力合一, 由总督区首脑总督控制。 这种体制 有别于查士丁尼一世 (J u st in ian , 527- 565 年) 统治时期拜占廷地方军政权力分离的 省区管理。 两区均受到外来民族入侵的巨大威胁, 拉文纳总督区面临伦巴德人的军事 压力, 迦太基的外部威胁主要来自汪达尔人。 总督区的管理形式有利于总督的一元化 领导, 使总督统一指挥区内军事和行政活动, 便于应付战时的紧急军务④。
总督区之所以能够发展成为军区, 并在拜占廷全境广泛推行, 与当时拜占廷面临 周边民族军事入侵的巨大威胁、 边关吃紧的形势有密切的联系。 皇帝查士丁尼一世统 治时期, 拜占廷边疆地区, 特别是东部边境便遭到外族不断入侵。查士丁尼一世死后, 局势进一步恶化。当时, 波斯军队从东面侵入拜占廷的亚洲属地, 先后夺取了叙利亚、 大马士革、 耶路撒冷等重镇, 兵抵博斯普鲁斯海峡。 同时, 阿瓦尔人和斯拉夫部落从 北面大举南下, 侵入帝国腹地。 西哥特人则在西面夺取了拜占廷的西班牙属地, 伦巴 德人也迫使拜占廷在意大利的势力龟缩于拉文纳城内⑤。公元 7 世纪中期, 随着阿拉伯 人的兴起和扩张, 拜占廷的东部局势更加紧张, 四面告急, 战事不绝, 朝野上下惶惶
不可终日。 据当时的史家记载, 人们惊呼 “世界末日来临了”⑥。
正是在这艰难危急的背景下, 皇帝伊拉克略一世 (H e rak le io s, 610—641 年) 开始 逐步建立军区。 最先建立的军区有亚洲领土上的亚美尼亚和奥普西金军区, 其后, 基 维莱奥冬、 阿纳多利亚和色雷斯军区也分别建立。 上述几个亚洲军区在反击波斯人入 侵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成为皇帝伊拉克略一世屯兵东征、 最终击败波斯人的基 地。 自公元 7 世纪中期, 军区制在帝国境内逐步推行, 至公元 8 世纪中期, 拜占廷大 部分国土均被置于军区制管理之下, 全国共建立六大军区, 即除了上述五个军区外, 还 有位于巴尔干半岛的希腊军区。 此后不久, 又逐步组建起海上军区, 辖治爱琴海上大 小岛屿①。
军区虽然是从总督区演化而来, 但是又与后者有区别。 其一, 它们的管理结构不 同, 总督区各级权力机构与其他省区无异, 仍然保持军事系统与行政系统的相对独立 性, 只是由总督区的最高首脑总督总揽军政权力。 而在军区内, 管理机构采取战时体 制, 不仅军政权力由将军控制, 而且军区的各级权力机构也按军事建制设立, 行政权 力附属于军事系统。 与总督相比, 军区首脑 “将军”拥有更大的权力。 其二, 总督区 制度下没出现稳定的农兵阶层, 军队主要是由领取军饷的职业军人组成。 但是军区制 下则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农兵阶层, 他们成为中期拜占廷 (公元 7—11 世纪) 的社会中坚力量, 对于加强拜占廷国力、 稳定形势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正是在这艰难危急的背景下, 皇帝伊拉克略一世 (H e rak le io s, 610—641 年) 开始 逐步建立军区。 最先建立的军区有亚洲领土上的亚美尼亚和奥普西金军区, 其后, 基 维莱奥冬、 阿纳多利亚和色雷斯军区也分别建立。 上述几个亚洲军区在反击波斯人入 侵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成为皇帝伊拉克略一世屯兵东征、 最终击败波斯人的基 地。 自公元 7 世纪中期, 军区制在帝国境内逐步推行, 至公元 8 世纪中期, 拜占廷大 部分国土均被置于军区制管理之下, 全国共建立六大军区, 即除了上述五个军区外, 还 有位于巴尔干半岛的希腊军区。 此后不久, 又逐步组建起海上军区, 辖治爱琴海上大 小岛屿①。
军区虽然是从总督区演化而来, 但是又与后者有区别。 其一, 它们的管理结构不 同, 总督区各级权力机构与其他省区无异, 仍然保持军事系统与行政系统的相对独立 性, 只是由总督区的最高首脑总督总揽军政权力。 而在军区内, 管理机构采取战时体 制, 不仅军政权力由将军控制, 而且军区的各级权力机构也按军事建制设立, 行政权 力附属于军事系统。 与总督相比, 军区首脑 “将军”拥有更大的权力。 其二, 总督区 制度下没出现稳定的农兵阶层, 军队主要是由领取军饷的职业军人组成。 但是军区制 下则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农兵阶层, 他们成为中期拜占廷 (公元 7—11 世纪) 的社会中坚力量, 对于加强拜占廷国力、 稳定形势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第二, 完善军区内部组织系统, 理顺军事等级关系。 拜占廷军区内军队序列基本 上沿袭公元 5、6 世纪的旧制, 但在拜占廷军队遭到重创而节节败退之际, 军队内部的 组织系统也被破坏。 因此, 各军区建立后, 首先着手重新确定军事等级编制, 调整军 队内各级官兵的关系。 由于各军区建立的时间有前有后, 其人数也不同, 因此在编制 上也不一样。但是, 一般看来, 军区是由 2 到 4 个师 (T ΟΤΘ∧Α) 组成。师由 5 到 7 个团 (B áΤ∆ΟΤ) 组成, 其下还设有营、队等下级单位。团级单位依据不同兵种人数又有区别, 若为骑兵, 则人数在 50—100 人, 若为步兵, 人数在 200—400 人之间。依此推算, 人 数最多的师级单位大约有 3000 人左右②。
军事序列的确立有两点重要意义。 其一, 军事权力自上而下地取代了地方行政管 理系统, 使过去行省、 地区和村社的行政管理机构或是向军事序列靠拢, 或是被军事 机构所取代。地方行政管理的军事化和单一化为军区制提供了行政管理制度上的保证。 其二, 在此基础上, 各级经济关系得到确定。 根据公元 7 世纪阿拉伯作家的记载, 军 区将军的年收入为 40- 36 金镑, 师长的年收入为 24 金镑, 团长、 营长和队长分别为
12、 6、 1 金镑, 一般士兵年收入为 12- 18 索里德, 相当 1/6—1/4 金镑③。 当然, 各军区地位不同, 将军的年薪也有区别。最重要的亚洲各军区为一级, 其将军年薪为 40 金镑, 二级军区将军年薪为 30 金镑, 最低级军区将军年薪为 10—20 金镑, 仅相当或 低于一级军区师级军官的收入④。经济等级关系的确立也有助于军区制的确立。但是, 由于拜占廷军事失利、领土减少, 以及战乱导致的经济衰退, 使中央政府入不敷出, 无 力逐年支付军饷, 于是在军区成立之初, 采取每隔 3 年或 4 年分批发放军饷的办法, 这 一点为多种资料所证明⑤。
第三, 以田代饷, 建立军役地产, 进而形成农兵。 这一步骤是军区制最终形成的 关键, 因为军役土地制促进了农兵阶层的发展, 而这个阶层是军区制的基础。 应该指
出, 以田代饷是拜占廷中央政府有地无钱而被迫实施的不得以之举。 公元 7 世纪上半
期拜占廷国土丧失严重, 特别是在帝国财政收入中占极大比重的北非、 西亚地区的丧 失, 使国库年收入减少了 2/3—1/2 以上。埃及行省的收入长期以来约占帝国财政收入 的 3/8, 加上伊里利亚地区的收入可占帝国总收入的 1/3。因此仅北非地区陷落阿拉伯 人之手就使拜占廷损失 1/3 的收入。 据粗略估算, 伊拉克略一世统治初期的年收入仅 相当于查士丁尼时代年收入的 1/3 左右①。 如果按查士丁尼时代年收入 11 万金镑计 算, 伊拉克略时代年收入仅为 36667 金镑, 相当 2639952 索里德。 这笔收入远不能弥 补拜占廷财政预算的赤字, 因为仅阿纳多利亚一个军区的年度军事预算就超过 123 万 索里德, 几乎占了国家年收入的一半②。显然, 拜占廷中央政府根本无力支付军区的军 饷, 迫于无奈, 只好以田代饷, 将大量闲散弃耕土地充作军饷, 按照军种和级别颁发 给各级官兵。
军事序列的确立有两点重要意义。 其一, 军事权力自上而下地取代了地方行政管 理系统, 使过去行省、 地区和村社的行政管理机构或是向军事序列靠拢, 或是被军事 机构所取代。地方行政管理的军事化和单一化为军区制提供了行政管理制度上的保证。 其二, 在此基础上, 各级经济关系得到确定。 根据公元 7 世纪阿拉伯作家的记载, 军 区将军的年收入为 40- 36 金镑, 师长的年收入为 24 金镑, 团长、 营长和队长分别为
12、 6、 1 金镑, 一般士兵年收入为 12- 18 索里德, 相当 1/6—1/4 金镑③。 当然, 各军区地位不同, 将军的年薪也有区别。最重要的亚洲各军区为一级, 其将军年薪为 40 金镑, 二级军区将军年薪为 30 金镑, 最低级军区将军年薪为 10—20 金镑, 仅相当或 低于一级军区师级军官的收入④。经济等级关系的确立也有助于军区制的确立。但是, 由于拜占廷军事失利、领土减少, 以及战乱导致的经济衰退, 使中央政府入不敷出, 无 力逐年支付军饷, 于是在军区成立之初, 采取每隔 3 年或 4 年分批发放军饷的办法, 这 一点为多种资料所证明⑤。
第三, 以田代饷, 建立军役地产, 进而形成农兵。 这一步骤是军区制最终形成的 关键, 因为军役土地制促进了农兵阶层的发展, 而这个阶层是军区制的基础。 应该指
出, 以田代饷是拜占廷中央政府有地无钱而被迫实施的不得以之举。 公元 7 世纪上半
期拜占廷国土丧失严重, 特别是在帝国财政收入中占极大比重的北非、 西亚地区的丧 失, 使国库年收入减少了 2/3—1/2 以上。埃及行省的收入长期以来约占帝国财政收入 的 3/8, 加上伊里利亚地区的收入可占帝国总收入的 1/3。因此仅北非地区陷落阿拉伯 人之手就使拜占廷损失 1/3 的收入。 据粗略估算, 伊拉克略一世统治初期的年收入仅 相当于查士丁尼时代年收入的 1/3 左右①。 如果按查士丁尼时代年收入 11 万金镑计 算, 伊拉克略时代年收入仅为 36667 金镑, 相当 2639952 索里德。 这笔收入远不能弥 补拜占廷财政预算的赤字, 因为仅阿纳多利亚一个军区的年度军事预算就超过 123 万 索里德, 几乎占了国家年收入的一半②。显然, 拜占廷中央政府根本无力支付军区的军 饷, 迫于无奈, 只好以田代饷, 将大量闲散弃耕土地充作军饷, 按照军种和级别颁发 给各级官兵。
亚洲诸军区首先采取以田代饷的办法, 其主要原因, 一则该地区首先建立起军区, 二则该地区有大量弃耕农田。 小亚西亚和埃及地区曾是罗马帝国和早期拜占廷帝国的 谷仓, 这里水系充沛, 土地肥沃, 气候适于农耕, 因此农业一直比较发达。 但是公元
6 世纪末、7 世纪初的战乱和瘟疫使当地人口锐减, 劳动力奇缺, 大量土地抛荒。这些 土地就成为军区制下军役田产的主要来源。
军役土地是负有军役义务的田产。 不论何种兵种、 军阶的士兵, 都把经营军役田 产的收入作为他们支付军事开支的经济来源。 他们定居在其部队驻守的地区, 平时经 营田产, 军区将军以下各级官兵自给自足、 自备兵器装备。 在服役期 (一般为 15 年) 内, 其土地不可剥夺, 享有免税权。这种“士兵田产”(2 ∑ΘΑ∑ΙΞ∑Ιϑáϑ∑Γ∧Α∑Α) 一旦颁给 士兵, 即可永久占有, 士兵可自。由处理。 可以卖买, 也可以赠送他人, 还可以将田产 连同军役义务一同转给继承人。 履行兵役土地义务可以采取两种形式: 第一种是直接 服役, 即由经营田产的士兵亲自服役, 或参加边境防御战和远征, 或修筑军事要塞、架 桥修路, 或营造舰船。 第二种是间接服役, 即由一户或几户农兵提供足够维持一个士 兵 的 给 养。 这 种 形 式 的 军 役 义 务 与 前 一 种 一 样, 在 文 献 中 被 称 为 “兵 役 土 地 ” ( 2 ∑ΘΑ∑ΕíΑ) ③。经营军役田产的农兵仍然保持军事编制, 听从军区命令, 随时集中, 从
事军事工程劳役或随军作战。
6 世纪末、7 世纪初的战乱和瘟疫使当地人口锐减, 劳动力奇缺, 大量土地抛荒。这些 土地就成为军区制下军役田产的主要来源。
军役土地是负有军役义务的田产。 不论何种兵种、 军阶的士兵, 都把经营军役田 产的收入作为他们支付军事开支的经济来源。 他们定居在其部队驻守的地区, 平时经 营田产, 军区将军以下各级官兵自给自足、 自备兵器装备。 在服役期 (一般为 15 年) 内, 其土地不可剥夺, 享有免税权。这种“士兵田产”(2 ∑ΘΑ∑ΙΞ∑Ιϑáϑ∑Γ∧Α∑Α) 一旦颁给 士兵, 即可永久占有, 士兵可自。由处理。 可以卖买, 也可以赠送他人, 还可以将田产 连同军役义务一同转给继承人。 履行兵役土地义务可以采取两种形式: 第一种是直接 服役, 即由经营田产的士兵亲自服役, 或参加边境防御战和远征, 或修筑军事要塞、架 桥修路, 或营造舰船。 第二种是间接服役, 即由一户或几户农兵提供足够维持一个士 兵 的 给 养。 这 种 形 式 的 军 役 义 务 与 前 一 种 一 样, 在 文 献 中 被 称 为 “兵 役 土 地 ” ( 2 ∑ΘΑ∑ΕíΑ) ③。经营军役田产的农兵仍然保持军事编制, 听从军区命令, 随时集中, 从
事军事工程劳役或随军作战。
军区制的推行对拜占廷工商业发展也起了间接的促进作用。 一方面, 小农经济的 复兴为工商业的发展创造了物质基础。 拜占廷农村与帝国境内大小城镇均保持密切联
系, 小农不仅从城镇市场上获得必需的手工业品, 而且为城市手工业者提供农副产品。
小农经济的复兴意味着城乡间更频繁的物质交流, 同时也意味着工商业获得了更大的 国内市场。 另一方面, 军区制下相对安定的环境有助于工商业的发展。 拜占廷工商业 在 8 世纪以后趋于繁荣, 城市发展更加迅速, 君士坦丁堡、 萨洛尼卡、 特拉比仲德等 城市都名列中世纪欧洲最大城市之列。 特别是首都君士坦丁堡, 由于其工商业投资环 境得到改善, 这座连接东西方贸易的 “金桥”充分发挥出它的地理优势, 成为地中海 世界最大的商业中心, 在这里, 百业俱兴, 商贾云集。公元 8 世纪, “拜占廷商业经济 史才真正开始”, “而 9、 10 世纪, 其商业活动处于鼎盛”①。
军区制衰落以后, 拜占廷经济出现持续滑坡, 财政危机不断, 国库入不敷出。 中央政丵府为维持税收总量, 采取增加税收量和新税种等手段, 加重对税户的剥削。 这无 异于杀鸡取卵, 加速了晚期拜占廷经济的恶性循环。公元 14 世纪时, 拜占廷年收入不 足 1 万金币, 仅相当于中期拜占廷年收入的 2118% 。王室已无力举办任何庆典, 甚至 皇帝约翰五世 (Jo h n P a la io lo go s, 1341—1391 年) 的婚礼也不得不因陋就简、操办得 十分寒酸。 当时的史官记载, 整个王宫 “连金银杯盘都没有, 一些杯盘是锡制的, 其 余的用陶土制成”, “婚礼上皇帝穿戴的衣帽礼服的服饰也仅有黄金宝石的样子, 其实 都是皮制的, 或染上金色, 或饰以彩色玻璃⋯⋯到处可见类似具有天然魅力的宝石和 绚丽多彩的珍珠一样的东西, 但是, 这些都骗不过众人的眼睛”②。
第三, 军区制通过推行军役土地制和屯田稳定了拜占廷社会各阶层, 使人口流动
中的无组织状态得到控制, 缓和了尖锐的社会矛盾。 查士丁尼时代, 拜占廷政丵府便采 取措施限制人口流动, 以稳定社会各阶层。 查士丁尼法典严格规定军人的后代只能当 兵, 农民的子孙必须从耕, 并以取消隶农迁徙自由的方式将农民固着于土地③。但是, 这一政策并未奏效, 破产的小农大量逃亡, 或涌入城市寻求生路, 或逃进山林结草为 寇, 或铤而走险聚众起义, 社会矛盾空前激化。 当时规模最大, 几乎推翻查士丁尼一 世统治的 “尼卡”起义就是以来自各地的破产农民为重要力量。 类似的大规模起义和 暴丵动在当时史不绝书。 军区制通过军事和经济制度的改革, 使农民有地可种, 有家可 归, 在相对安定的环境中从事生产。这一制度从解决小农生计和加强地方管理入手, 重 新调整拜占廷社会各阶层的关系。 我们从这一角度考察拜占廷移民政策, 也可以得出 同样的结论。 如果公元 6 世纪中期以后, 斯拉夫人各部落从多瑙河一线南下巴尔干半 岛也被视为一种盲目的人口流动的话, 那么, 拜占廷政丵府采取的移民政策便是将这种 无组织的人口流动重新组织于军区中, 并通过保留和推行斯拉夫人的农村公社制, 因
系, 小农不仅从城镇市场上获得必需的手工业品, 而且为城市手工业者提供农副产品。
小农经济的复兴意味着城乡间更频繁的物质交流, 同时也意味着工商业获得了更大的 国内市场。 另一方面, 军区制下相对安定的环境有助于工商业的发展。 拜占廷工商业 在 8 世纪以后趋于繁荣, 城市发展更加迅速, 君士坦丁堡、 萨洛尼卡、 特拉比仲德等 城市都名列中世纪欧洲最大城市之列。 特别是首都君士坦丁堡, 由于其工商业投资环 境得到改善, 这座连接东西方贸易的 “金桥”充分发挥出它的地理优势, 成为地中海 世界最大的商业中心, 在这里, 百业俱兴, 商贾云集。公元 8 世纪, “拜占廷商业经济 史才真正开始”, “而 9、 10 世纪, 其商业活动处于鼎盛”①。
军区制衰落以后, 拜占廷经济出现持续滑坡, 财政危机不断, 国库入不敷出。 中央政丵府为维持税收总量, 采取增加税收量和新税种等手段, 加重对税户的剥削。 这无 异于杀鸡取卵, 加速了晚期拜占廷经济的恶性循环。公元 14 世纪时, 拜占廷年收入不 足 1 万金币, 仅相当于中期拜占廷年收入的 2118% 。王室已无力举办任何庆典, 甚至 皇帝约翰五世 (Jo h n P a la io lo go s, 1341—1391 年) 的婚礼也不得不因陋就简、操办得 十分寒酸。 当时的史官记载, 整个王宫 “连金银杯盘都没有, 一些杯盘是锡制的, 其 余的用陶土制成”, “婚礼上皇帝穿戴的衣帽礼服的服饰也仅有黄金宝石的样子, 其实 都是皮制的, 或染上金色, 或饰以彩色玻璃⋯⋯到处可见类似具有天然魅力的宝石和 绚丽多彩的珍珠一样的东西, 但是, 这些都骗不过众人的眼睛”②。
第三, 军区制通过推行军役土地制和屯田稳定了拜占廷社会各阶层, 使人口流动
中的无组织状态得到控制, 缓和了尖锐的社会矛盾。 查士丁尼时代, 拜占廷政丵府便采 取措施限制人口流动, 以稳定社会各阶层。 查士丁尼法典严格规定军人的后代只能当 兵, 农民的子孙必须从耕, 并以取消隶农迁徙自由的方式将农民固着于土地③。但是, 这一政策并未奏效, 破产的小农大量逃亡, 或涌入城市寻求生路, 或逃进山林结草为 寇, 或铤而走险聚众起义, 社会矛盾空前激化。 当时规模最大, 几乎推翻查士丁尼一 世统治的 “尼卡”起义就是以来自各地的破产农民为重要力量。 类似的大规模起义和 暴丵动在当时史不绝书。 军区制通过军事和经济制度的改革, 使农民有地可种, 有家可 归, 在相对安定的环境中从事生产。这一制度从解决小农生计和加强地方管理入手, 重 新调整拜占廷社会各阶层的关系。 我们从这一角度考察拜占廷移民政策, 也可以得出 同样的结论。 如果公元 6 世纪中期以后, 斯拉夫人各部落从多瑙河一线南下巴尔干半 岛也被视为一种盲目的人口流动的话, 那么, 拜占廷政丵府采取的移民政策便是将这种 无组织的人口流动重新组织于军区中, 并通过保留和推行斯拉夫人的农村公社制,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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