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棣保】一些写文用的历史资料

王彦，原名王狗儿，明朝太监，永乐时期，成祖赐名王彦。他是建州松花江女真族人，他的父亲萨理蛮在明初率部属归附明太祖，并从征有功。王彦则侍从燕王的府邸，后来跟随永乐大帝征伐，建功立业。
       明成祖信任、重用宦官，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就是有些宦官在“靖难”时曾立下军功，帮助了他篡位开国，所以《明史·宦官传》之序中，说“狗儿辈复以军功得幸，即位后遂多所委任”。由此看来，狗儿是屡立军功，并因此“得幸”的一个代表人物。但是，在《明史·宦官传》中，没有他的传。他的名字见于“狗儿辈复以军功得幸，即位后遂多所委任”这一句，但无事迹记载。有一些《明史》无传的宦官的小传，但亦无狗儿的传。
      燕王朱棣起兵“靖难”时，王彦常在军中担任前锋，屡立战功。朱棣在山东与盛庸对阵时，命都指挥朱荣、刘江，与内官狗儿率精骑三千夜袭。这次战役取得了“破其营，杀数千人，获马三千匹”，并俘获高级将领多人的战绩。在淮河流域的争战中，王彦随朱棣的二儿子朱高煦突击明廷的军队，与燕王朱棣胜利会师。后来又跟随大将朱能率骁骑突袭敌营，取得了“尽获其战舰济师，驻南岸”的辉煌战果。
      朱棣即帝位后，为了稳定对东北的统治，特派武功声威远播，比较熟悉东北情况的王彦镇守辽东，王彦遂成了首任辽东镇守太监，从此镇守辽东长达30年。成祖给他的任务是：“与总兵官一同镇守辽东地方，整理城堡，操练军马，抚恤士卒，防御贼寇，遇有敌情，相机战守。凡一应大小事务，悉与总兵、巡抚等官计议而行。兼管神铳，与总兵等官相机使用”。所以给他的权力很大，职责也很重。
    后来成祖数次远征大漠时，王彦都参与了作战行动，成祖指派王彦参加军事行动，即达十次之多。永乐十二年，王彦又随成祖出征瓦剌，这次他的哨马联络工作没有做好，成祖严厉斥责他“论尔之罪，重如泰山，是尔自取杀身之计”。但是，尽管如此，成祖仍然重用他。永乐十五年，成祖巡视北京，亦是命他“随驾”保护。此外，他还曾经调动六千个民到黑山开金矿，但是，三个月只得金八两，只好停采。
       仁宗即位，由于王彦与汉王朱高煦关系密切，又是曾与汉王一起诬陷太子朱高炽的权宦黄俨，所以，为了防止他变成地方势力，将王彦召回北京。但是，宣宗时，由于王彦镇守辽东日久，情况熟悉，责任重大，不易找人替代，只得仍让他镇守，而且对他更恩宠抚慰。
       王彦有妻吴氏，并拥有田园、盐引、奴仆、马匹等财产。
        王彦奉佛，任辽东镇监时，借迎送朝鲜之机，多次向他们大量索取厚纸，用以抄写佛经。又在辖区内大肆修缮和兴建佛寺。正统年间调回京师后，以自己年将七十，为了“生有重信，没有所依归”，他又请求在昌平县桃谷口兴土木建寺，并得到允准。所建寺颇具规模，有三世佛殿五间，四壁均绘画诸天梵像。后有祖师二殿，天神护法各有所栖。有禅舍、斋堂、方丈室。左右有钟楼、鼓楼。后有藏经阁，内藏金书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六百卷。寺建成后，赐号“广宁”，大学士杨荣还为之撰《敕赐广宁寺记》。
狗儿居然有妻，你个小混蛋

永乐元年（1403年）四月，侯显受明政府的委派，率领临潭藏族昝土司的人马，深入卫藏。十二月，他将哈利麻等一批宗教首领顺利地请到南京。接受了新王朝的官职、封号。初次出使，圆满成功，使成祖朱棣大悦，因他未成家还俗，就将他擢升为司礼少监。接着，侯显参加了郑和的第二次与第三次航行。 
     永乐十一年，侯显奉命前往尼八刺、地涌塔两国。这时，国内经济发展了，政治局面也稳定了，成祖为了对海外继续宣扬国威，显示中国富强，与国外进行贸易，并争取外国来朝贡，复委派侯显独率舟师，驾航远渡到孟加拉、印度、布丹、锡金诸国，先后分别受到了当地上层人士、权威人士及国王的热烈欢迎。从而，结下了友好的国际关系。

在明朝时被俘虏后阉割的太监不少
如永乐大帝派英国公张辅平定安南（越南）后，英国公张辅就俘虏了很多俊男，强行阉割选入宫中当了太监，比如北京城的扩建者太监阮安，就是这批太监，后来这些太监在明朝初期各显神通。

死度娘，什么叫反动言论啊



史料中对阮安的施工调度是这样介绍的：“上遂命太监阮安董其役。取京师聚操之卒万余，停操而用之，厚其既廪，均其劳逸；材木诸费，一出公府之所有，有司不预，百姓不知”。施工人员主要取自在京师训练的军卒，将其中的1万多人操练停止，增加其月粮，安排好班次，每人增加月粮一斗，盐每月一斤；建筑费用和材料不再另外佥派，只使用官府积存的，永乐时营建北京剩余了大量建筑材料，此次均被派上用场。需要说一下的是，施工中的技术人员即军匠和民匠是另外计算的，它们不包括在征用的人中，因为每年京城固定都要使用数千名各地的民匠，用于京城各项施工，这些人称作轮班匠。如果将这些人算进去，整个工程的投入人数应该在2万以上。这个数字远远低于蔡信所需人数，从中可见阮安的工程组织能力。另外，阮安并不是让九门同时兴工，而是依次营建，这就使较少的人员完成这样大的工程成为可能。 
随着整个工程的完工，北京的面貌发生重大改变，虽然我们永远无法再睹当年的京城风采，但可通过当时人的记述感受一番。“正统四年重作京城之九门成，崇台杰宇，岿巍弘壮；环城之池既浚既筑，堤坚水深，澄洁如镜，焕然一新。耆耄聚观，忻悦嗟叹，以为前所未有，盖京都之伟观，万年之盛致也”。于是当时的大学士杨荣、杨溥带领其他翰林学士“登正阳门之楼而纵览”，只见“高山长川之环固，平原广甸之衍迤，泰坛清庙之崇严，宫阙楼观之壮丽，官府居民之鳞次，廛市衢道之棋布，朝觐会同之麇至，车骑往来之坌集。粲然明云霞，滃然含烟雾”。每读至此，则恨我辈其生也晚，不得与其同游，无法纵观当日之胜。他们在观赏的同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阮安，对他善于谋划的能力，奉公尽责的精神大加赞颂。
  据《明史》记载，阮安接受的最后一项工程是张秋河的治理工程，但他在前往张秋的途中去世，这已是景泰年间的事了。史称，他去世时“囊无十金”，即行李中的银子不足十两。对于一个主持过许多重大工程的太监来说，如此廉洁，实为少见！明代两百多年京城建设中，工程管理者众多，而廉洁者少，许多人因为贪占被处罚，如嘉靖时的工部尚书徐杲，因贪污卢沟桥修建工程款上万两白银被发配。从对比中，可以推想阮安的为人，也可明白当时人为什么对他有那么多的赞扬之辞。
 
 
阮安以及后阮安时代的北京，已经和正在离我们远去，这虽然有许多的遗憾，但世事沧桑毕竟是一个规律，21世纪的北京新貌不可改变地呈现着，并正在被接受着。对于阮安，今天的北京是他梦也梦不到的；而对于我们，看到德胜门箭楼，看到崇文门的东南角楼，看到明城墙遗址公园里的残墙，就会想到当年的北京，想到阮安。这是阮安之幸，也是我们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