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终于可以做记者了，却面临着两难选择。我该去哪一家报社？
      这两张报纸都是刚刚走向市场的都市报，此前，在县城上班的我都没有听过它们的名字。我以前看到的报纸都是《XX日报》，里面全是大块大块的空洞文章。每年年终，单位会订两份报纸，一份是省级日报，一份是市级日报，全是关于各级领导的活动报道，形势一片大好，处处莺歌燕舞，人民齐夸证策好。订这两张报纸的钱财证局专款专用，而订阅其余的报刊，则就要自己掏钱了。
      我在犹豫着该去哪家报社报到时，一位自诩为报社资深人士的小个子青年说，前一份报纸有前途，集中了这个城市的精锐人马；而后一份报纸挂靠在一家出版社，水平一般。我听信了这个资深人士的话，进入了前一份报纸。这名资深人士也参加了两张报纸的考丵试，可是我此后一直再没有见到他。印象中的他身材矮小，戴着眼睛，口若悬河，说话的时候高昂着头，一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神情。
      我的命运从这里转了一个弯。从现在开始，我要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
      当时我身上只有几角钱，这几角钱还不够我在这座城市坐一趟公交车。我揣着这几角钱来到了报社报道，几角钱装在裤子口袋里，被我的手掌拽出了汗水。
      值得庆幸的是，报社不但没有收取各种各样繁杂的费用，而且还免费安排食宿。报社有一个食堂，吃饭可以放开肚皮吃；报社还有一个宿舍，免费为记者提供住宿。宿舍里有崭新的被褥床单，电壶脸盆，连新毛巾都准备好了。这个报社就像家庭一样，我从踏进报社的第一步，我就喜欢上了它。
      报社的宿舍里一共住了三个人，除我之外，还有两个同样从外地来到这座城市的人，都是刚刚进入报社的记者。而其余的采编人员，有的在城市里有房子，有的嫌报社宿舍的环境不好，自己在外面租房住。
      我现在还记得我在报社第一次吃饭的场景。那一次吃的是杂酱面，师傅刚刚给我捞了一碗面条，我背过身去，还没有走到座位上，就风卷残云地将那晚面条吞下肚子里。师傅笑着给我捞了第二碗，还打趣地说：“慢慢吃，别着急，多着呢，看你能吃多少？”我极力压抑着自己的食欲和不断涌上来的唾液，坐在凳子上，端起饭碗，又是几口吃下去了。这次师傅惊讶了，他给我盛了第三碗，疑惑地看着我。我端着饭碗慢慢走到座位上，不到一分钟，第三碗面条又吃完了，这次才品尝到了杂酱的香味，才感到肚子里有了温暖的东西。第四碗面条盛上来的时候，很多人都好奇地望着我，可是我没有感觉到，依然埋头津津有味地吃着自己面前的杂酱面，我吃得全神贯注，不知道身后已经站立了几个人，他们像看怪物一样地看着我……那天，我一下子吃了六碗面条，那是我这十几天来唯一的一顿饱饭。很多年后，当初的同事聚会时，他们还会说起我那天饕餮的情景，而我也一直记得自己那天吃饭的幸福时光。
      第二天，报社就给我分配任务，却暗访乞丐群落。
      这10年来，我暗访过种种黑色的灰色的行业，与各色人等打交道，而每次都能顺利打进去，而且直抵核心地带。我想，这可能是我天生一张大众化的脸庞，一副喜怒不形于色的神情，还有，外表看起来忠厚老实，木讷迟钝，让人放松了警惕。
      很多天后，我问起部门主任，为什么当初选择我去做暗访记者，安排我去打入乞丐内部？主任说：“你刚来报社的时候，又黑有瘦，一副病恹恹的样子，不认识的人真的会把你当成乞丐……还有那天你吃饭的情景。”
      原来刚来报社第一天吃饭的时候，主任就站立在我的身后，他说他看到我吃饭的样子，心酸得几乎掉下眼泪。


人生充满了太多的偶然。我因为狼吞虎咽而被主任发现，主任安排我做暗访，此后10年来，我一直生活在暗访这种最危险的新闻形式中，这种另类生活中。也因为暗访，我做了报社最神秘的人物，就连报社一些同事也不知道那些充满了危险的暗访是我做的。因为暗访，我成了传媒江湖中的“无名英雄”；也因为暗访，我一步一个台阶登上了今天的位置。
      10年前的省会城市，已经出现了职业乞丐，他们结帮组派，强行索要，市民不堪其扰，但是却又无可奈何。那时候的市民还都普遍认为乞丐是生活所迫，就像传统观念认为妓女是生活所迫一样。
      领到任务的当天下午，报社提前支付给我100元钱，做为“活动经费”。我来到了南郊菜农的田地里，走进一个茅草棚里，那时候，当地的农民已经学会了享受，他们把菜地租给来自河南和四川的农民，坐享租金。茅草棚里有一个四川农民在抽旱烟，他的肤色和棚子里的黑暗融为一体，我是通过袅袅升腾的烟雾，才辨认出了他。
      我说我想买一身他的衣服，越破越好。他不解地看着我，一连声地说“啥子？啥子？”我说了好几遍，他才听明白了，疑惑地问我床边那套怎么样。那套衣服比较新，没有一个补丁，不合我意。可是我发现地上堆着一条裤子和一个汗衫，都破了好几个洞，可能是他准备扔掉的。我说想买这两件，20元。他大喜过望，连忙说：“要得，要得。”临出门，他还把一双露着脚趾头的黄胶鞋送给了我。
      回到报社，换上那套衣服鞋子，摄影记者替我拍过照片后，我就走出报社，开始了乞讨生活。
      这些年来，我先后遇到了很多以暗访起家的知名记者，在交谈中得知，他们的暗访都起步较晚。而1999年，很多省市的报纸都还没有走向市场化，更不会有暗访这种揭示社会真相的形式。所以，我相信我可能是中国第一个暗访乞丐群落的记者，也属于中国第一代暗访记者。
      多年过后，我还能清楚记得那天去暗访的情景。炽烈的阳光照耀在我的肩上，也照耀着滚烫的柏油路面，高楼大厦的上方，有长长的鸽哨掠过，像竹片划过结冰的河面，听起来异常凄厉。那是我第一次去采访，也就是去暗访，我不知道会遇到什么人，也不知道今晚露宿何处，还不知道会不会挨打，会不会被乞丐们传染上各种疾病。乞丐们都是社会弱势群体，他们大多数居无定所，食不果腹，而病毒也最容易侵染上他们，肝炎、艾滋等等各种知道名字和不知道名字的疾病。他们的情绪也最不稳定，很多人都有各种精神疾病：暴躁、易怒、破坏欲、报复倾向、仇恨社会、下手不知道轻重。我即将走进这样一个群落里，即将与这样一群人打交道，但是那天我一点也不害怕，强烈的生存本能让我忘记了恐惧，我告诉自己，我必须在这家报社生存下去，必须脱颖而出，付出再大的代价也在所不惜。
      我来到了这座城市最繁华的一条大街旁，把事先准备好的一张纸铺在地面上，上面写着“妻子残疾，又身患重病，夫妻流落在此，好心人帮忙治病”之类的话，纸上放着一个破碗，碗边被磕出了一个豁口。我坐在纸张后面，靠着墙壁，一副奄奄一息垂头丧气的样子。我不敢看来来往往的人群，担心他们从我的眼中读出了欺骗，我只看着他们的鞋子，一双双皮鞋和旅游鞋，都很漂亮，款式新颖。我想着，城里人真的有钱，这些鞋子少说也有几百元，而我从来没有穿过50元以上的鞋子。
      几分钟后，来了一对母女，孩子穿着白色旅游鞋，母亲穿着红色凉鞋。孩子大概刚刚上学，她一个字一个字吃力地念完了纸上的文字，然后从自己口袋里掏出了一枚一元钱的硬币，放在了破碗里。我低头看着一双旅游鞋和一双凉鞋离远了，看着母女倚靠在一起的背影，心中一阵悲怆。善良纯洁的孩子怎么能知道这个世界上充满了欺骗和丑恶。我们总是说自己亲眼看到的才能够相信，其实很多时候自己亲眼看到也不能相信，在事物表层的下面，掩盖的是无人知晓的真相。


临到下午的时候，我已经有了20多元的收入，这些钱中，有一元钱的，有五角的，还有一角两角的纸币。我把一元和五角装在口袋里，只把一角两角的纸币放在破碗里，让人相信我一直没有要到钱。
      快到黄昏的时候，我的收入已经达到了50元。就这样坐在街边，看着来来往往人群的鞋子，不动声色地坐着，装出一副可怜相，一天就能收入50元。而50元，是上世纪末期这座城市白领一天的收入。
      大街上的鞋子渐渐少了起来，商铺的灯光也次第点亮了，我准备起身，又是一天没有吃饭，我已饿得前心贴着后背。突然，一个穿着衬衣长裤，打扮很普通的中年男子来了，他一脚踢翻了我的破碗，破碗在人行道的水泥路面上滚出了很远，然后掉落在柏油路面上。中年男子呵斥道：“老子注意你半天了，他娘的在这里要饭，给谁打招呼了？”
      我惶惶不安地从口袋里掏出事先准备好的一包红梅香烟，抽出一根，双手递给他。我满脸堆着谦恭的笑容，弓着腰身，看着这个脸上有着一块刀疤的中年男子说：“大哥，兄弟今天刚来，不知道这里的规矩。您老高抬贵手。”
      刀疤男人把香烟叼在嘴角，我划燃火柴点着了，他仰着脖子，眯缝着眼睛，一副神气活现的嘴脸。在北方，如果你给对方点烟，对方会伸出双手，手掌合拢，做出一种挡风的手势，不论有风没风，这是表示对点烟人的尊重和感激。然而，刀疤男人嘴脸丑陋，态度蛮横，双手插在腰间，连动也没有动。他对我表示出极度的不屑。
      他斜着眼睛看着我说：“这是老子的地盘，没有老子点头，就不能在这里干活。”现在，他把要饭称为干活。
      我从来不知道乞讨还要给有关方面有关人士打招呼，也不知道乞丐居然也有地盘。我以前在西北一个小县城工作的时候，只知道那里的街痞划分有地盘，如果有人在他们的地盘上滋事打架，他们就会“挺身而出”；如果有人在他们的地盘上做生意，就得向他们缴纳保护费。两伙地痞经常会打群架，有时候是因为一方越界收钱，有时候是因为一方想扩充地盘。现在，这些地痞头子都做了城关镇所属几个村的村长，每个人都坐拥几百万。
      我一再给刀疤男子赔小心，一再道歉。刀疤男子一直神情倨傲，他在我的身上找到了极大的优越感。后来，他依旧斜着眼睛说：“跟我走！”
      他走在前面，高视阔步，像一只骄傲的大公鸡；我跟在后面，亦步亦趋，像一只束手就缚的黄鼠狼。走出几百米远，来到了一座废弃的楼房里。登上台阶，走到三楼，三楼里早早地等着几个人，他们都把脸涂抹得脏兮兮，身上衣服破破烂烂，一看就知道是乞丐。
      一名乞丐对我进行搜身，把我身上所有的东西都掏了出来，放在地面上：一包红梅香烟，一个一次性打火机，50多元钱，还有几张花花绿绿的传单，那是我用来上厕所的手纸。这名乞丐从烟盒里掏出香烟，给他们每人发了一根，唯独没有给我。
      刀疤男人抽着烟，斜着眼睛问我：“哪里人？来这里多久了？”后来我才知道，他的眼睛本来就是斜视，他一直都是斜着眼睛看人。我以前对他存在误解，我应该愧疚，因为斜视不是他的错。
      我说出了我们那座县城的名字。他说他去过，然后以一副历练江湖的口吻问我，县城的哪条路上有什么建筑，新开辟的街道叫什么名字。他问得很详细，甚至说出县城一些前几年知名的事情，问我是谁干的？这些人要么是县城成名已久的地痞流氓，要么就是靠着胆大和无丵耻而在改革开放后迅速掘得第一桶金的大老板。我对答如流，他解除了对我的戒备，拍着我的肩膀说：“以后就跟大哥干。”


这个踩好的点位于一幢楼房的一层，整幢楼房都是黑压压的，像一座巨大的墓碑。四周也静悄悄的，偶尔会传来若有若无的鼾声。老大走到了门前，伸手取出了羊角锤，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我突然看到了对面那户人家的窗台上有一个啤酒瓶，我故意将啤酒瓶拨落了。啤酒瓶落在地上，破碎的声响在寂静的夜晚听起来异常嘹亮，楼顶上有人醒来了，拉亮了电灯，我们的身影映照在对面人家的窗户上，那户人家的男主人发出粗声粗气的呼喝：“谁？干什么？”然后就响起了凳子被碰到的声响，他起床了。
      老大第一个逃跑了，我们也跟在后面呼啦啦地逃窜。回到那幢废弃的大楼顶层，老大质问是谁把啤酒瓶碰落了，有人说是我，老大抬手打了我一个耳光，打得我眼冒金星。老大骂道：“你笨得像猪，还能当贼？”
      老大性情暴戾，他动不动就会大打出手，下手极重。那一双摸了30年锄把的手，长满了老茧；而一颗被老婆欺骗了的心，又极为冷酷。我见过他有一次打那个少年乞丐，因为少年乞丐偷藏了10元钱，被他发现了，他用脚踹，用拳击，打得少年乞丐满脸是血，还不准哭喊。10元钱，是我们所能乞讨到的单次最高金额。
      而这次老大居然没有对我痛下杀手，原因在于他知道我是知识分子，而农民都对知识分子有一种天生的敬仰。
      和这些乞丐生活在一起，精神极度空虚，有一天，我在大街上捡到一张报纸，拿回来看。我就像高尔基所说的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一样，看得很仔细，连中缝的小广告也不放过。这些天来，没有看到一行文字，我的眼睛和心灵都极度饥渴。我又仿佛回到了当初做公务员的时光，对报纸上的文字有着病态的兴趣。
      一名老乞丐顶着一头乱发凑过来，狗看星星一般对着报纸看了半天，然后疑惑地问我：“你识字？”我点点头，老乞丐惊讶地说：“哎呀呀，这里还有一个秀才啊。”西北农村都把识字的人叫秀才。然后，所有的人都叫我秀才了。他们对秀才总是很尊敬的。
      因为识字，我在乞丐群体里的地位迅速提高，大家遇到什么烦心事，都会找我商量，不外乎就是家长里短鸡毛蒜皮之类的事情，母亲和媳妇吵架了，儿子不孝顺了，邻居家的房子盖得比自己家的高了，地里的庄稼被人家多种了一行……这点小事在识字的人看来，就不叫个事，可是在这些不识字的乞丐眼中，就是大得不得了的事情，他们想破脑袋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不干活的时候，我就开导他们，眼光放长远点，不要只盯着眼前这点芝麻大的事情。他们都很敬重我。
      其实，这些乞丐很多以前都是可怜人，有的是受到村干部欺负，有的是家中突遭变故，当然还有些属于好吃懒做，觉得乞讨赚钱快，就投机取巧走上了这条路。但是，即使再贫困，他们也不至于沦落到吃不起饭穿不起衣的程度，也不至于要去偷盗。我对他们既同情又愤恨。
      我识字的事情很快就在乞丐群落里传开了，有一天，老大突然对我说：“帮主要见你。”
      我有点紧张，不知道帮主是多大的“官”，也不知道帮主是个什么样的人，大家谈起帮主的时候，都很诡秘，而相互之间又不敢谈论帮主的事情。
      “帮主在哪里？”我问。
      老大面无表情地说：“去了你就知道了。”他脸上的刀疤闪闪发光。


知了躲藏在街树上长声嘶鸣，店铺里坐在柜台后的小老板，和街道两边贩卖水果的小贩，都神情萎靡没精打采。街道上的车辆也都在悄无声息地驶过，屁股后面连一缕黑烟也不冒。三轮车夫们把车子支在大树下，坐在车厢里打瞌睡。一切都静寂而诡异，这种情景很像我看过的那些美国西部片中的小镇，沉寂中杀机四伏。
      我跟在老大的身后走，老大不屑于和我走在一起，在乞丐群落里，他是我的顶头上司，他有向我摆谱的资格。他腆着肚子，迈动着碎步，却上身保持笔直不动，双手向后甩，走得很领导。以前在小县城上班的时候，我们的局长就是这样在我们几间办公室里走来走去，去乡镇视察的时候，他也是这种走路的姿势，这种姿势很“扎势”，有风度，也有威严。
      我们局长有扎势的资本，他一年收入至少上百万，多少人有事求他，宠着他，巴结他。在我们老家，当官的无论走到哪里，都是人群的中心，都是大家羡慕的对象。当官就表示有钱，当官是发财的最重要的也是最主要的一条途径。后来我来到南方，才发现人家南方人根本就不把当官的当那么一回事。在南方，人人平等，你做你的官，我做我的生意，或者我捡拾我的破烂，我们两不相干。当官的如果胡作非为，我可以告你不作为，我可以举报。南方人都为人低调，尤其是当官的和那些身价千万亿万的富翁；而老家人特别喜欢摆谱，有一点点权力就发挥到极致，身上装上100元就敢冒充大款。
      我经常在想，为什么那些贪官污吏大都出现在贫困地区？为什么越是贫困地区，当官的越肆无忌惮为所欲为？现在我有一点想明白了。
      老大一路上没有和我说一句话，我们走了十几分钟后，走进了公园里。公园后面有一片树林，树林里阒无人迹，地面上铺着一层积年的落叶，落叶间蠕动着蚯蚓、蚂蚁和蛇。我突然害怕起来，老大为什么带我来这里？是不是暗中还有人埋伏着，准备对我下毒手？而他一个人不是我的对手。我头脑中飞快地将自己这几天的经历回想了一遍，感觉到没有露出什么破绽。
      我正在疑惑的时候，老大停下了脚步，看看四周没有人，便搬开了脚下的一个窨井盖，然后示意我走下去。我不敢下去，我不知道他要耍什么阴谋。老大踢了我一脚，恶狠狠地骂我道：“妈的，快点！”我长长地吸一口气，咬着牙关走了下去。到了这一步，是沟是崖都要跳下去，一切听从老天爷安排。
      老大跟着我也下来了，然后他移动了窨井盖，重新盖好，让外面无法看出这里面有人。窨井里很黑，双手所触的都是黏糊糊的苔藓，空气中散发着一种发霉的气味，窨井里又很冷，有一股凉气直透骨髓，我禁不止打了一个冷战。沿着台阶走下十多米，就是一个平台。老大打开了小电筒，我看到脚边是各种各样大小不一的管道，这是城市的生命管道，各种管道里分别流着这座城市所需要的水、液化气、光缆信号，还有一些我所不知道的东西。老大带我来这里干什么？
      黑暗中有一缕风吹过来，但又不知道风来自何方。老大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又小心翼翼走出了十几米，拐弯，突然看到了远处有盈盈灯火。原来这里还有人。谁住在这里？他为什么要住在这里？
      这里住的是帮主。
      没有人知道我们帮主住在这里，只有我们群落里的少数几个乞丐。


身边突然有了响声，帮主跃身而起，身手异常敏捷，像一只猿猴，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帮主已经奔出了十几米远，像一只雕一样扑身下去。再起身时，手上提溜着一条一尺多长的蛇。他的手捏在蛇的七寸之处，蛇努力地扭摆着身体，发出嘶嘶的叫声，却又无可奈何。帮主用长指甲划开蛇的身体，把蛇胆掏出来，一口吞了下去。蛇的身体落在地上，还在努力而徒劳无益地摆动着。
      帮主以前是小陇山中的药农，采药捕蛇是他的拿手好戏。很多天以后，和我关系最好的一位老大告诉我说。
      在这里，我整天像一条沉默的狗，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说一句话。老实说，从走进窨井的第一天起，我就想着赶快逃离这里，这里杀机四伏，恐怖笼罩在窨井的每一寸空间里。
      可是，我没有机会离开。我的身边每时每刻都有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人。白天乞讨的时候，我看着脚边的蚂蚁，都感到很羡慕，他们可以自由往来，没有监督，他们可以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可是我不行。
      窨井是乞丐群落里重要头领的家，也是我的家，可是这个家却让我心存恐惧。
      后来做记者，走南闯北，也曾经见到过一个拾荒群落的家，也是在窨井里。我一走进那个窨井里，就禁不住浑身哆嗦，刚开始做记者时暗访乞丐群落的情景一幕幕闪现出来，一种阴冷从每个毛孔里渗入，让我颤抖不已。如果让我再做一次乞丐，再走进一次窨井中，我都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这种勇气。当时完全是一种顽强的求生欲望支撑着我。后来，我感到了后怕，深深的后怕。
      窨井里冬暖夏凉，外界的炎热和寒冷无法穿透厚厚的地表，确实是一个天然上佳的居住地。然而，只有我们完全陌生的一群人，才会选择这里居住。他们的生活，我们一无所知。
      睡在窨井里的时候，我照样很知趣地睡在最外面。最里面是帮主和那个女人。有一天夜晚，我突然被那个疯女人的叫声惊醒了，不，应该是呻吟声。在窨井的这些天里，我每天夜晚都处于半睡眠中，我担心会在睡梦中遭逢不测。那个女人的呻吟声夹杂着帮主狗一样的喘息声，像波浪一样阵阵涌来，可是我没有任何反应，恐惧已经让我的欲望荡然无存。我侧耳听到那些老大们都睡得很香，有的还拉着鼾声。他们大约早就习惯了疯女人夜晚的喘息。
      我还看到老大们对这个疯女人好像都很害怕，他们看她的眼神躲躲闪闪。疯女人是窨井里唯一的一道风景，可是他们不敢欣赏。
      这个疯女人怎么会来到这里？
      虽然我身处红尘滚滚的城市里，却与这个城市格格不入。我不知道在乞丐群落的外面，都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相信报社肯定也一直在找我，可是他们找不到我，他们不知道我就在地下，在窨井里，在一个谁也找不到的地方，在谁也不知道的隐秘的角落里。
      我想起了几个月前美国轰炸我驻南使馆，我在饭馆里听到这个消息后，看到有的人把菜碗摔碎了，还有人把热水瓶从楼上扔下来，群情激奋。现在，几个月过去了，情况有什么变化，美国是怎么解释的？我在进入丐帮前一天的中午，还在看中国女子足球赛，她们以5：0的强大比分战胜了挪威队，现在，比赛早就应该结束了，中国队得了第一吗？
      我与外界完全失去了联系。在这里，我只能寻求自救。
      每天晚上挨着我睡觉的那个老大，是刚刚提拔的。他也只是比我早两个月才有资格睡在窨井中。他看起来年龄已经很大了，额头和脸颊上的皱纹密密麻麻，像被刷子刷过一样。后来我知道，他已经沿街乞讨五六年了。
      以前的财务怎么死的，帮主的身世，也全是他告诉我的。他还偷偷地告诉我说：“帮主是个大混球，手里有命案。”那时候我一直以为这位老大说的命案是残害财务的案子，不知道他说的是另外一搭事情。


      现在已经忘记了当初是怎么和这位老大走到一起的，怎么想也想不起来。反正人和人之间有一种叫做感应的东西，你看到某一个人，就感到亲切，就想和他交往，这就是感应；你见到另外一个人，就有一种排斥，甚至连他说话的声音都不想听到，这也是感应。当初看到那些老大时，我就让认定了这个人是好人，他的嘴角有两撇愁苦的纹路，就像一对小括号。他不像他们那么凶恶霸道，他就像一个刚刚从天地里回来，摔打摔打干净了裤脚尘土的农夫。事实上他就是一个农夫，被人欺负（他一直没有告诉我欺负的情形，受了什么样的欺负）后，就跑到城里做了乞丐。这些也是他以后告诉我的，他说他想走，可是拿不出放在帮主手中的“提成”。
      他姓吴，我那时候一直称他吴哥。
      吴哥的手下有六个乞丐，都是假扮残疾人的少年，帮主给少年们规定的任务是每人每天要乞讨到100元。别的老大手下如果有人没有完成任务，就会遭到毒打、饿饭等惩罚，第二天还要照样去干活，可是吴哥从来不打这些少年，完不成任务的时候，他也会假扮成瞎子上街乞讨，拿着个破碗，拄着根竹竿，靠在公交站台上一遍又一遍地说：“大爷大哥行行好，给我一元不嫌少，回去你捡金元宝……”
      有一次，吴哥和我说起以后出去的情景，他说他有一对儿女，让他儿子跟着我学写字算账，“女儿就算了，女儿总归是人家的人，花那闲钱干啥？”
      我想起了那次帮主给一个大哥说“你以后再不要来了”，那位大哥吓得浑身筛糠，我问为什么会这样？吴哥说：“那就是说，要把他做了。”
      原来帮主如此阴险恐怖。
      一场大雨过后，天气变得凉快。大街上的人都穿上了长衣长裤，可能已经到了立秋时节，可是我不知道今天是几月几号，乞丐的生活每天都是一样的，乞丐的时间都是静止的。
      有时候，坐在街边，看着来来往往的人从面前走过，看着他们鄙夷不屑的眼神，听着他们呵斥我的声音，我感觉不到丝毫委屈，我已经完全把自己当成了一个乞丐，我也真的是一个乞丐了，乞丐是这个世界上脸皮最厚的人。他们为了钱而什么嘲弄都不在乎，所谓的自尊自强在他们的心中荡然无存。
      有时候，看到那些给我的破碗里丢了一元钱的人，我想，如果这不是钱，而是一本书该有多好，随便什么书籍都行，哪怕是一张有字的纸片也行，我的眼睛和心灵太饥渴了，太需要文字来滋润了，那些字正腔圆、正大光明的方块字。我想起了茨威格的小说《象棋的故事》，如果能够给我一本棋谱，我现在也能炼成一个象棋高手。如果给我一本卦书，我就会炼成一个算命高手。现在，再难看懂的书籍，我也愿意看，我也完全能看懂。我相信。
      日子平静地过去，流水一般，我每天干活，像没有思维的机器一样。
      有一天回到窨井里，没有见到那个被帮主吓得浑身筛糠的人，我问吴哥，吴哥摇摇头。此后我再也没有见过这个人，不知道他是被暗害了，还是逃跑了。
      我盼望着他是逃出去了，然而可以穿着人穿的衣服，轻松而惬意地走在这座城市温煦的阳光下，想吃什么就到摊点买点什么，拉面扯面，夹馍面皮，还有大盘鸡，尽情地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超市商场，卖衣服的卖玩具的，想进哪家就进哪家，如果有老婆孩子，那就都带上。做一个能够仰起头来走在阳光下的正常人，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
      那天晚上我一直没有入睡，我想着怎么能够逃出去。身边的老大们都睡着了，烛光也慢慢暗淡下去，此刻，就在地面之上，车水马龙，人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而地下却是一片死寂。疯女人爬起来了，一丝不挂，她的身体在烛光中看起来异常单薄，像皮影一样飘忽而不真实。她轻悄悄地，没有任何声音，她的身影投射在洞壁上，很大很大，像一朵乌云。她的头发很长很长，随着身体的晃动，一张异常惨白的脸就从头发中露出来，没有血色，还有长长的尖尖的牙齿。我突然想起了以前看过的那些旧小说，女鬼只有在有半夜时分才会醒来。难道这个疯女人是鬼？她一直藏在地下，不敢走出去。这些男人以前也可能是人，后来被这个女鬼吸食了精魄，也慢慢变成了鬼。

走进窨井的这些天，我从来没有见到疯女人说过一句话，鬼是不说话的，鬼也不会说话。原来，身边真的是一群鬼。我是一直和一群鬼生活在一起。
      烛光更加黯淡了，然后奋力一跳，便彻底熄灭了。我感觉到女鬼在慢慢接近我，跪在了我的身边，长长的头发耷拉到了我的肚皮上，我想爬起身，可是浑身没有力气，像泥巴一样酥软。女鬼在黑暗中狞笑着，我看到她的两排牙齿在黑暗中闪烁着瘆人的光芒，然后慢慢地伏在我的脖子上。我想大喊，可是张开嘴巴，却发不出声音。我的脖子一阵钻心的疼痛。女鬼抬起头来，嘴巴上沾满了血迹……
      “啊……”我终于喊出了声音，也睁开了眼睛，却发现原来是一场梦。烛光还在摇曳，身边睡的还是几个老大。
      刀疤站起身来，他的身影在窨井里看起来异常高大，他用脚踩着我，一脚又一脚，嘴里狠狠地骂着。我不敢反抗，只把身体蜷缩成一个虾米，双手抱着头颅。刀疤踏了几脚，还不解恨，又把脚尖伸进我的手臂之间，踢我的头，我发出了痛苦的叫声。吴哥也起来了，他匍匐到帮主的面前，向帮主说：“也是个恓惶娃，就饶了娃这一回。”他一遍又一边地说，并伏下身体一遍遍地叩头，帮主终于发话了，他说：“停下子，再打就出人命了。”刀疤这才住手。
      我的脸上有血流出来，摸在手掌黏糊糊的，全身火丵辣辣地疼痛，还不知道什么地方被打伤了。我扭头看到帮主面朝里面睡着，而那个疯女人一直睡得很香甜，一动也不动。
      我一定要离开这里，呆在这里早晚会送命的。
      第二天，我把自己要出去的想法偷偷告诉了吴哥，自从看到吴哥替我求情的那一幕，我感觉到他是一个绝对能够靠得住的人。吴哥说，他也早有这个想法，只是考虑到钱还在帮主手中，他不愿意就这样空着手跑出去，家中一儿一女还等着他养活。
      我说，钱不要也行，赶快出去，出去后什么都好了。
      吴哥说，他不甘心，他不甘心这些年乞讨的钱都送给帮主这个大混球。
      吴哥还说，他只要自己的那一份钱，拿到钱后，他就回家，在村中盖一座两层高的小洋楼。夜晚吃过饭后，就搬张藤椅坐在楼顶上，吸着旱烟叶子，不，那时候就不吸旱烟了，改吸过滤嘴的红塔山，看到飞机从头顶上飞过了，就给飞行员说：“伙计，也来一根吧。”
      我说，人家飞行员才不要你的烟，飞机上不让吸烟。


吴哥说，以前有过一个，从外面堡子来的，不会教书。有一次，乡上来人检查工作，听这个老丵师给学生讲课，他站在讲台上给学生喊：“刺啦啦——啊（汉语拼音a），念。”娃娃们大着嗓门一齐跟着念：“刺啦啦——啊。”“刺啦啦——喔（汉语拼音o），念。”“刺啦啦——喔”。下课后，乡上的人就问：“你怎么前面还有刺啦啦……？”这个老丵师就说：“我这是跟着录音机学习的。”然后，他就把乡上的人带到他的房子里，按下了录音机的放音键，磁带陈旧，录音机卡带，就发出了“刺啦啦——啊”的声音。
      我笑出了眼泪，这是我这些天里第一次开怀大笑。
      吴哥说，唉，就连这样的老丵师，都留不住啊。村子小，周围十里就只有这样一个村子，没人愿意来教书。你来了肯定教得好。再怎么说，教书比你当草花头（乞丐）好得多。
      我没有言语，我知道我不会去那个黄河岸边的村子去教书，我担心说出来会让吴哥失望。
      我问吴哥，我怎么知道所有人都怕帮主？
      吴哥说，传销你知道吗？这也跟传销一样。
      吴哥说这些话的时候是一个午后。那天，我正在街边乞讨，突然下起了雷雨，满大街都是惊慌失措的人群，斗大的雨点砸在柏油路面上，激起一泡泡的尘烟。我慌慌张张收拾好破碗，将一把硬币塞进裤兜里，一路叮叮当当跑进了附近一幢还没有盖好而又废弃的楼层里，突然就看到了吴哥和他那几个小乞丐的身影，原来，这里是他们的根据地。
      那几个小乞丐都是残疾，有的缺脚缺手，有的瞎了眼睛，看起来呆头呆脑，一句话也不说。我问吴哥这些孩子怎么来的？吴哥说，他也是从别人手中接手的，听说孩子们都是偷来的。我心头突然一阵发紧，吴哥没有再说，我大概想到了他们是怎么会成为残疾的。
      10年后，有一部叫做《贫民窟的百万富翁》的电影，获得了奥丵斯卡金像奖，看到那些孩子乞讨的情景，我突然就想起了10年前与吴哥交谈的那个雨后的下午。心头又是一阵揪疼。吴哥，还有那些残疾孩子们，他们现在去了哪里？
      自从进入窨井后，我和帮主很少说话，我每天只是把当天的收入和支出、乞丐们的生活费用整理好后，写在一张纸上，然后交给帮主。帮主对我也是一句话不说。
      有一天早晨，我照例准备出去乞讨，帮主突然说：“你等等。”
      我不知道他要干什么，有些紧张。
      等到窨井里只有他、我、疯女人三个人了，帮主才说：“这段时间你干得很好，以后我就带你去美国。”
      我没有吭声，把讥笑埋藏在心中，脸上却不动声色。我想：你能带我去美国？你带我去美国干什么？继续当乞丐？
      帮主继续说：“等到我们每人攒到10万元，就带你们去美国，睡在这里的每个人都有份。”他用手指在窨井里划了一个圈。


我继续不动声色地听着，感觉这个满脸胡子的疯子在说梦话。美国太遥远了，有的人想去美国，是那些贪官们和富翁们。难道这一群乞丐也能去美国？笑话。10万元就能去美国？我听说有些福建和广丵东的人想去美国打黑工，最少要交给蛇头20万，蛇头才会带你去美国。
      帮主看到我面无表情，就问：“怎么？你不信？”
      我赶快点头说：“信，信。”
      帮主又轻描淡写地说：“我有亲戚在美国，钱多得很。亲戚在美国开工厂，造电视机，过去了大家就在他工厂里工作，都当工人了。”
      我连忙又点点头。
      走出窨井，走在公园僻静的路上，我突然明白了吴哥所说的“传销”的意思。传销的上线总是在说做到多少多少业绩，就能出国旅游，就能居豪宅，下面的人就像打了鸡血一样亢奋。在这个乞丐群落，帮主给每个人用红蓝铅笔画了一个美国梦，帮主说，只要你听话，这幢楼房就是你的，这间工厂就是你的，所以大家就都很听他的话，都想到美国去当工人。
      10年前的美国，那是很多中国人的梦想，何况这些处在社会最底层的没有文化的乞丐们。
      自从知道了吴哥的根据地后，我每隔几天就装着解手，去吴哥那里转转。我知道有一双看不见的眼睛在盯梢着我。监视在乞丐群落里无处不在。
      吴哥说他不想去美国，他只想回家。他说，就算他去了美国，那一对儿女怎么办？我没有戳破帮主的肥皂泡，我没有说你们根本就不可能去美国，甚至连深圳珠海都去不了。出国是需要护照的，你们哪个人有护照？你们又知道护照是怎么办理的？到特区要边防证，你们谁又办过边防证？没有正当职业又怎么会给你们办理边防证？
      但是我又不知道帮主为什么用美国梦蒙骗大家？他到底在耍什么阴谋？
      吴哥问我帮主的钱都放在哪里？
      我说，你想干什么？
      吴哥说，我只是随便问问，我们那么多钱放在他一个人手中，会不会有事？
      我说，帮主每隔几天就让人把零钱换成整钱，藏起来。窨井的角落有个铁罐子，铁罐子下面有个洞，钱都藏在洞里面。
      吴哥没有说话，只用一双因为浑浊而显得忧伤的眼睛望着天空。
      后来，我一直后悔那天把藏钱的地点告诉了吴哥。如果没有告诉他，也许就没有以后发生的事情，我也就不会这样深深追悔。
      当天晚上，也许是到了第二天黎明时分，睡在最外面的我，突然听到了一阵打骂声和求饶声，刚开始还以为是做梦，后来声音越来越大，我惊恐地睁开眼睛，突然看到吴哥倒在地上，脸上全是鲜血，像一层红纸糊在脸上。他呻吟着，喘息着，声音很大，像拉动了风箱。
      看到吴哥伤成了这样，我忘记了害怕，我问帮主：“怎么了？”
      帮主没有说话，我又看着烛光中刀疤那张异常狰狞的脸，刀疤说：“他妈的偷老子们的钱。”
      吴哥有气无力地说：“我只想回家，我只要我那一份。”
      那天我出去得很早，我临走时看到吴哥躺在地上，向我露出了凄凉的微笑。我抓着吴哥的手，吴哥的手冰凉冰凉，像一截铁器。我想对他说，吴哥，等我回来。可是我不敢说。帮主像一只盯着老鼠的老鹰，蹲在墙角。刀疤像个流氓一样斜着身子站在身边，一条腿直立不动，一条腿不断抖动着。事实上，他就是一个流氓。


吴哥也想对我说什么，可是终于没有说出来。他握着我的手摇了摇，然后就松开了。
      那天，阳光很旺，而我的心中充满了悲哀。大街上有人放鞭炮，还有一队吹吹打打的人迎面走来，吹唢呐的摇头晃脑，像一个大头娃娃；敲锣鼓的蹦蹦跳跳，像一根弹簧。那种场景很像电影《小二黑结婚》和《白毛女》中欢庆解放的情景。这些满脸笑容的人们，是否知道，此刻就在他们脚下的窨井里，有我的兄弟奄奄一息地躺在那里？
      我想冲过去，把窨井中发生的一切告诉他们，可是看看自己这身破烂的衣服，又犹豫了，我是一个乞丐，他们会相信我吗？在他们的眼中，我是乞丐，是一个神经错乱者，他们会相信吗？他们会相信有人住在窨井中吗？
      我独自向自己每天乞讨的那条马路上走，身单影只，一片苍凉。今天的天空特别晴朗，今天大街上的人都喜气洋洋，可是这一切和我没有任何关系。我被这个城市遗忘了，我们这群人也被这座城市遗忘了。
      我刚刚走到平时乞讨的那个台阶上，刚刚在面前放好破碗，还没有来得及抬起头来，脊背上就挨了重重的一棍，打得我差点晕过去。我惊恐地抬起头，看到身边站着一个手持长棍的保安，他神气活现地抖动着手中的长棍喊道：“滚开，今天不准要饭。”
      我拿起破碗，像一只挨了砖头的狗，落荒而逃。
      很多天后我才知道，那天是一个什么外国元首来到我们这座城市。有关人士要求市民上街欢迎，所有乞丐都不准上街。
      不能干活，我只能向窨井的方向走。否则，出去一整天，没有要到一分钱，会受到帮主的呵斥和老大的殴打。还有，我心中一直牵挂着吴哥，我不知道他伤势怎么样了？他现在在干什么？
      可是，回到窨井后，他不见了。
      我感到极大的恐惧。
      窨井里只有帮主和那个疯女人。帮主看到我回来了，很不高兴，他完全不了解外面发生了什么，他恨恨地说：“大白天的，不去干活，跑回来干什么？”
      我好像站在空中楼阁中，正在惶恐不安中，突然看到脚下伸出了一架云梯，心中狂喜。我说：“脚上扎了一根刺，走路难受，有没有一苗针让我挑挑。”
      “没有。”帮主生硬地说。
      我慢慢地走出窨井，心中打定了主意，赶快跑。如果晚跑一步，等到刀疤们回来，我可能就再也走不了了。我可能就会和吴哥一样，在这座城市里神秘消失。
      走出公园，我故意先向相反的方向走走，然后猛然扭头往回走，看有没有人跟踪。还好，没有发现可疑的人。我又扭过头来，向前走几步，突然就看到了刀疤，他穿着整齐，衬衣西裤，衬衣的下摆塞进西裤里，像一个办公室上班的白领。大概因为今天不能乞讨，他也准备回到窨井中。
      刀疤也看到了我，他大概没有想到我会出现在这里，脸上带着疑惑惊讶的神情。我没有多想，连忙转过身去，一路狂奔。
      我觉得自己跑得很快很快，路边的人群像河水一样向身后流去，耳边是呼呼的风声。跑到街角，一回头，刀疤竟然就在距离我十几米的远处。几十天的乞丐生活，让我本来就不强壮的身体更加瘦弱，让我体内仅有的营养消耗殆尽。而刀疤就不一样，他天天都能穿着干净的衣服，堂而皇之地坐在饭店里，想吃什么就来点什么。我跑得气喘吁吁，而刀疤在身后紧追不舍。


又跑了几十米，我的头脑在飞快地转动着，如果我和他在大街上打起来，会不会引来警丵察？会不会有人来帮我？不会的，肯定不会的，一个穿着体面的人殴打一个乞丐，没有人会帮助乞丐的，甚至连警丵察也可能不会管的，乞丐的命贱若蝼蚁。我注定又会被他们抓进窨井里。
      一辆出租车停在路边，我身上没有装一分钱，我已经顾不上这么多了，我向出租车司机招招手，出租车司机看到了我，又漠然回过头去，出租车后面冒出一股轻烟，开走了。
      我只能拼命向前跑。
      后来我跑到了一个公交车站，一辆公交车刚刚启动，就在车门即将关上的那一霎那，我跳上了公交车。公交车轻快地开走了，隔着玻璃窗，我看到站台上刀疤被气歪的嘴巴和那道闪闪发光的刀疤。
      我刚刚松了一口气，就听到公交司机坚硬而冷漠的声音:“钱！”
      我的身上没有一分钱，今天的“生意”还没有开张，我没有钱。我看着这个留着两撇小胡子的青年说：“大哥大哥，我没有钱，以后一定给你补上。”
      公交司机冷冰冰地说：“没有钱就在下一站下车。”
      我想，无所谓了，下一站距离这站少说也有几百米，刀疤再怎么跑，也跑不过公交车。到了下一站，我再上一辆公交车，如果只让我坐一站，我再转车。几十天的乞丐生活让我有了极强的生存能力，也将我的脸皮锤炼得厚若城墙。
      我向车后走去，车上的人都用鄙夷不屑的目光看着我。车上有两个空丵座位，可是空丵座位的旁边坐的都是两个漂亮女孩子，她们目视前方，没有看我，但她们分明却又看着我，她们故意把身体向空丵座位的这边挪了挪，抗拒我过来。我知趣地站着，听着老式公交车轰隆隆的引擎声，看着窗外飞驰的风景，一种幸福的感觉涌上心头，眼泪模糊了双眼。
      自由，真好！
      几分钟过后，公交车停止了，我被司机赶下车。然而，这里已经不再是帮主的地盘，这里距离那块罪恶之地已经很远很远，我呼吸着自由的空气，心灵像花朵在开放。我看着街边的房屋，街边的店铺，还有街边一个个行走的人，这一切美好得像电影中的镜头。
      10年过去了，我还能记得那天的情景。那天空气中有一股甜丝丝的气味，那天大街上的每个人都喜气洋洋，那天的阳光是橘红色的，那天的天空是湛蓝色的。
      然后，我打听报社的位置，走向通往报社的方向。
      那天，我走到报社的时候，已经是黄昏了，我站在报社门口，突然泪流满面。
      我想起了第一天报道的情景，想起了第一次吃饭的情景，还想到了第一天夜晚走在报社这条道路上的情景，我像巴尔扎克笔下的艾斯提捏一样说：“巴黎，我来了！”
      短短的几十天，已经恍若隔世。
      那时候，正是报社最忙碌的时候，记者们刚刚采访回来，忙忙碌碌地坐在办公室写稿，10年前北方报社的记者们还没有用电脑，每月从总编办公室领取几叠方格稿纸，几杆圆珠笔。每家报社都有好几个录入员，这些录入员通常都是女孩子，她们把记者写好的稿子输入电脑中，她们经常要在记者潦草的字迹前揣摩半天，绞尽脑汁；她们都用五笔输入法，一双小手像翅膀一样在键盘上飞翔，那种姿势常常让不会电脑的农村记者羡慕不已。这时候也是编辑们正忙碌的时候，他们要打开各种网页，搜寻当天的热点新闻。
      我走过一间间办公室，看到的都是埋头忙碌的身影，我一直走到了楼层最里面的主任办公室。
      主任也在忙碌着，突然一抬头看到了我，他哎呀呀叫一声，扑过来将我抱在怀中。我浑身散发着酸臭味，可他不管不顾。等到松开了手，我们的眼中都充溢着泪花。
      这一抱，让我们以后成为了生死之交。几个月后的一天，当他说自己要去南方闯荡，问我去不去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说：“走。”
      主任的叫声惊动了整层楼梯上班的人，很多人跑过来，问候我。他们中有的我刚刚认识，有的面容陌生。老总也来了，他握着我的手说：“一直在找你，一直找不到，后来我们只好给警丵察报案了。”
      我说：“我正好想找警丵察，那些乞丐是黑社会。”
      那天晚上我睡得很香很香，我一倒下去，就坠入了黑暗中，我全身放松了，任黑暗托扶着我。我像一根羽毛，飘荡在风中。随风而安。
      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我被推醒了，睁开眼睛，看到刺眼的阳光照射在窗户上。主任说：“快起来，警丵察在等你。”
      身边站立着一名警丵察，身材魁梧得像一块钢板，我跟着他走出了报社的宿舍，钻进了一辆警车里。警车驶入公园，公园里站着几十个穿制服和没穿制服的警丵察，个个面色凝重。公园已经戒丵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