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诗在英语世界拥有大量的读者，其代表作大多有十几种不同的英译。美国翻译家艾略特·温伯格(Eliot Weinberger)在《阅读王维的十九种方式》中，仅搜集《鹿柴》一诗的英译就达十三种之多。[①]温伯格的搜集范围虽然广泛，但依然被人批评不够全
面，并且最晚只收至1978年史奈德(Snyder Gary)的译文。在1978年之后，又有数种王维诗集的英译面世，如余宝琳(Pauline Yu)1980年的译本[②]，巴恩斯通父子(Tony Barnstone and Willis Barnstone)1991年的译本[③]，以及大卫‧亨顿(David Hinton)2006年的译本。[④]
英语世界对于王维的研究，与王维诗的翻译相比，要显得冷清些。在中国诗歌史或者唐代文学史的著作中，一般都会论及王维，如华兹生(Burton Watson)的《中国抒情文学》[⑤]、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的《盛唐诗》[⑥]。但是，专门研究王维的专著或论文，却并不多见。
英语世界王维研究的繁荣时期，大概要算20世纪70年代。叶维廉在1972年发表了《王维与纯粹经验美学》一文，并将其作为前言收进自己翻译的王维诗集。[⑦]紧接着，在1975至1979年的五年间，出现了四篇以王维为题目的博士论文，分别是魏玛莎(Marsha Lynn
Wagner)在伯克利加州大学完成的《王维诗歌艺术》[⑧]，陆润棠在密歇根大学完成的《从比较文学的角度研究王维的山水诗》[⑨]，余宝琳在斯坦福大学完成的《王维的诗歌世界：象征主义诗学的阐释》[⑩]，以及James Vincent Feinerman在耶鲁大学完成的《王维的诗歌》。[⑪]随后，魏玛莎、余宝琳、陆润棠都陆续将自己博士论文中的部分内容发表在北美以及台湾的英文期刊。魏玛莎更以自己的研究为基础，在1981年出版了《王维》一书[⑫]，列于“TWAYNE世界作家系列”丛书之中。在此期间，还有其他学者的各种相关论文，比如R. A. Juhl关于王维诗歌语言的研究等等。[⑬]
80年代以后，英语世界的王维研究在数量上并没有保持70年代的增长速度，专门以王维为题的博士论文很少出现，[⑭]各种期刊上专门以王维为题的论文也不多，更不用说关于王维的专著了。
魏玛莎在1975年的博士论文中，就注意到王维研究在70年代以前所受的冷落。魏玛莎认为王维在西方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是因为他的诗歌看起来超然世外、难以分析，“他既不像杜甫一样坦率地谈论自己的仕途和家庭，也不像李白一样热情地表现沉醉的快乐”，并且王维笔下的意象也不具体，而是接近一种通用的原型意象。[⑮]余宝琳在1976年的博士论文前言中，也论及这个问题，她认为，王维诗表明上看起来非常简单，似乎没有留下什么空间给读者发挥自己的阐释，然而，仔细阅读又会发现它们背后都有些“扑朔迷离的哲学思想，让人头疼，这些思想都源自佛教哲学，想要解释这些佛学概念并揭示它们与王维诗歌的关系，非常困难，这使得很多研究者望而却步。”[⑯]虽然魏玛莎和余宝琳谈的是70年代以前的情况，但似乎也同样适用于80年代之后的北美汉学界。英语世界对于王维佛教思想的研究，当然没有如余宝琳所说的那样望而却步，以此为题有洪惜珠(A. C. Ang)与曹左雅等人的论文[⑰]，还有近年Yang Jingqing的专著《王维诗歌的禅解释》。[⑱]但是，英语世界对于王维宗教背景的兴趣，明显比不上中国大陆学界。此外，国内学界关于王维研究的许多热点话题，如王维的诗中有画、王维的前后期心态转变等等，在英语世界中都没有占据过研究中心的位置，只会在王维研究的专著中被顺带提及。所以，英语世界的王维研究有着与国内学界非常不同的理论兴趣和思路。
本文的目的，旨在探讨英语世界王维研究所呈现的独特面貌。简单来说，英语世界的王维研究有两个突出的特征，一是非常重视文本细读，二是非常重视王维诗中的时间和空间观念。前者可以说是方法论上的特点，后者则体现了西方研究者在知识结构和理论旨趣上的特点。本文将集中讨论近四十年来王维研究的一些英语著作，从这些著作中可以清楚看到这两个特点。

重视文本细读，曾是英美新批评大力提倡的研究方法。新批评在五、六十年代占据了美国文学研究界的中心地位。魏玛莎的博士论文《王维诗歌艺术》，旗帜鲜明地宣传要运用英美新批评的理论术语来分析王维诗。魏玛莎提出：“王维诗的一个最突出特点，就是他对于歧义(ambiguity)、措辞和句法的运用，他热衷于语言的暗示、张力、双关。”所谓歧义、张力等等，都是新批评用来分析诗歌的重要理论术语。直接将新批评的理论套用于王维，宣称王维诗最突出的特点是歧义和张力，当然有简单化之嫌。但是，魏玛莎的最终目的在于用西方的理论来发掘中国诗歌语言的丰富性，这是一个有意义的尝试。正如她所说，如果“歧义是英语诗歌的一个基本特征，那么，用文言来写的中国古诗应该有更突出的歧义现象，因为在文言中主语、动词时态、代词与连词经常是模糊的。” 然而，她认为，传统的中国诗学并没有真正揭示中国诗歌语言的特性：“中国文学批评，在传统上都是描述性的而不是分析性的，在我看来，它们不能揭示诗歌语言的这些微妙和机智。”[⑲]
为了贯彻对王维诗的歧义和张力的细读，魏玛莎首先批驳了对于王维诗歌的一种流行解释——静谧，她说：“中国与西方的批评家通常都很欣赏王维诗歌中的‘静谧’，王维在诗中安静恬然，被动地、客观地抒写景物或者与外物融合无间。然而，我要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分析王维的诗歌。我觉得王维诗歌只有极少数是‘静谧’的;在我看来，王维的心态和他的诗歌中都存在一些根本的矛盾和张力。” 魏玛莎还批驳了叶维廉关于王维诗体现了纯粹经验美学的说法。叶维廉认为理智活动会破坏经验现象，王维诗的最大特点就在于没有理智的干扰、保存了纯粹的经验世界，诗人变成了经验本身、让经验自己显现。魏玛莎针锋相对地指出，应该把诗歌创作艺术本身和已经完成的艺术品区分开来，她想强调的是诗人在创作中所运用的艺术技巧，这本身就是一种理智行为，这种创作的力量“塑造、分析、增强并美化了经验，简单地说，它‘创造’了诗，这正是诗这个字在希腊文中本来的意思”。魏玛莎以一首《鸟鸣涧》来说明这个问题，这首诗在静与动之间的对比和韦应物的《秋夜寄邱员外》很相似，不过王维的《鸟鸣涧》不是写给任何人的，它似乎呈现出一种无我的基调，诗中的观察者像是一个客观的记录者。但是，魏玛莎指出：“这首诗并不是对自然事件的随机记录，相反，它有紧凑的结构和严格选择的字词。”可以说，整首诗是按照时间的进程组织起来的。[⑳]

在魏玛莎博士论文完成的第二年，余宝琳也完成了以王维为题的博士论文《王维的诗歌世界：象征主义诗学》。余宝琳的文章试图证明王维诗中体现的美学思想和象征派诗学以及现象学是相通的。可以看出，余宝琳深受指导老师刘若愚的影响，她在根本观点上，全盘接受了刘若愚的想法，认为王维诗歌追求主客之间的融合，体现了中国文学理论中的形而上观念，这和法国象征派诗学以及现象学是一致的。
同时，余宝琳的文章也受到魏玛莎文章的极大影响。虽然余宝琳没有明确宣称运用新批评的理论，但她的论文同样很重视文本细读。她介绍论文的基本构想时说：“当中国和西方的批评家谈到王维，一般都认为他的作品中有一种静谧的特质以及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特质，但是他们都没有具体讨论其中的原因。我也接受对于王维诗歌的这种归纳，但是我的目的是要探究这种印象是如何通过意象、句法、措辞和主题的重复作用产生出来的。”余宝琳像魏玛莎一样，在论文的开头介绍了从庄子以至司空图、严羽、王士祯的思想，把他们看成是中国古典诗论中提倡妙悟、入神、神韵的一派。余宝琳不同意叶维廉的观点，像魏玛莎一样强调应该把这些思想放在创作的不同阶段中来考量，认为这些古代诗论家“从来没有否认过理智在艺术构思中的重要地位”，他们“没有把诗歌看成是一个完全自然的、完全没有理智和情感介入的对现象世界的反映，他们只是认为诗歌会给人一种这样的感觉。”就像严羽所说的“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一样，诗歌只是把它的技巧或者说对技巧的追求隐藏起来罢了。[23]
时间和空间是现象学的重要概念，也是中国山水诗、咏史诗的重要因素。余宝琳用了很大的篇幅来分析王维诗中的时间和空间问题。她在第二章分析王维的社会政治诗时，发现王维并不像其他诗人那么热衷于写咏史诗，王维经常把过去和现在等量齐观，因此王维的诗中常常有一种同时性，即一种静止的时间观，一种消除了时间差别的时间观。她在第三章分析王维那些有佛教色彩的诗时，发现王维的记游诗总是看起来有线性发展的时间，但是在诗的结尾却超越了这种常见的单一时间观念，如《蓝田山石门精舍》的尾联将未来包含在现在之中，还有《黄牛岭见黄花川》结尾所说的“旷然”以及《桃源行》结尾的设问，都用空间的意象将时间之流停止。余宝琳认为，王维诗歌中的“永恒的现在”并非像魏玛莎所说的那样是“非历史”的，而是包含和超越了所有的历史时间。余宝琳也不同意叶维廉所说的王维诗歌只有静而没有动，她认为王维诗歌中静止的时间观念并不排斥时间的流动，它主要是在描述时间的方式中产生。这种时间观念最多地体现在王维的山水诗中，所以余宝琳在第四章就集中分析了王维山水诗中的时间观念。她认为王维的山水诗中有一种时间变迁的扩展模式，这种模式虽然承认时间的变化和流动，但最终是让时间之流停止。所谓的时间变迁的模式，即对于春秋季节以及日暮时分的描写，因为它们体现了时间在一年或一天中的更替，如《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关于“秋水日潺湲”和“渡头余落日”的描写，这首诗接着用“墟里上孤烟”这个空间意象强化了时间的静止。[24]

周珊1982年发表的《从王维山水诗中的意象谈起》，提出对于王维山水诗的研究应该立足于诗中的具体意象。虽然她承认，如果想充分地解释王维的山水诗，可能需要研究王维的佛教思想;但是，她又指出，对王维诗歌中某些文学特质的解释，可以不依赖于佛教的背景知识，这首先因为王维诗歌中很多意象精确简洁，不必作过于深求的分析，其次因为王维的大部分诗歌没有直接运用佛教词汇，所以不应该太快地将它们和具体的佛教思想联系起来，而是应该具体分析其中的哲学思想，然后再看这种思想是否源自佛教。[27]
周珊所关注的王维诗的文学特质，就是那些看起来很简单的意象。周珊认为，正是这些意象中所表现出来的空间距离，造成了王维山水诗中静谧悠闲的境界。在王维山水诗中，一个中心意象就是诗人在物理空间上的与世隔绝。诗人不仅远离人群，而且还选择居住于山中。周珊进一步指出，王维虽然与自然界和谐共处，但他并没有真正地溶入自然，诗人的自我总是要通过强调自己与他人的隔离来实现。诗人的与世隔绝，经常通过寂静来强化，这种寂静经常被声音打破，而声音本身强调了空间的局限，因为声音可以传达到很远的距离，这种距离正好表达了与世隔绝状态的无形的界限。王维山水诗的意象表达出的空间距离，不仅仅是物理意义和字面意义的，也是形而上意义和象征意义的。诗人通过这种距离到达一种超越的境界。周珊还分析了王维诗中经常出现的白云意象，白云强化了王维诗中的距离。总之，周珊此文的目的是在于证明文学特质的分析比宗教背景和哲学背景的分析更重要。[28]
田晓菲1994年发表的《山居：王维诗歌中的空间化》，再次集中分析了王维诗歌中的空间观。与余宝琳和周珊不同的是，田晓菲认为王维诗中的空间永远达不到一种完全的超越，而是一种摇摆在两个世界之间的空间。但是，田晓菲所说的两个世界并不是指经验世界和超验世界，而是指仕途世界和隐居世界。[29]

估计老的只能在某些大学图书馆里找到了……
只下到一篇《辋川集中的两个声音：王维与裴迪的诗歌唱和》
http://115.com/file/e6rqw3ka
英文的，我英文好烂……

http://115.com/file/e6rqw3ka#
WARNER.pdf
现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