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考证说明了普通话的出现是在清朝末年或者更远的时代,然而,凭当时中国的语音理论水平和白话文发展水平都与普通话的定义不相符。根据当时这样的理论水平如何能设计出普通话定义中的那种语言来?假设普通话是被设计出来的,则普通话必然会有具体把它设计出来的某个人或某个群体,然而普通话到底是谁设计出来的始终没有一个说法。而普通话是自然语言而不是人工语言,这一点已经是全世界的共识,而作为自然语言的语民,条条证据都指向满清的统治者——满族人。
[基本思路]
为什么说普通话是“满人学说的汉语”而不是“受满语影响而形成的汉语”?要点如下:
1,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普通话”、中华民国的“国语”和满清的“国语”是同一口音的一种语言而不是不同的*语种*;
2,满清的“国语”的最纯正的口音是满族人——中国的统治者群体的口音,满族人是满清“国语”的正统语民;
3,满语是满族人入关以前的主要语言,满语是满族人的母语,满人母语的更替说明,满清的“国语”是满族人学习而会说的汉语。
实际上,要论证普通话是什么语种,最重要的应该是判断普通话的语民而不是普通话语音特征。
[400年前的北京话:下江官话]
北京自建城以来经历过了许多个朝代的变迁,自古以来北京话有过多少变化?如何变化?这个问题直到现在还没有人真正考证过。从历史上讲,400多年前的明朝末年,从意大利来的传教士利马窦曾用罗马拼音记录了大量的当时的北京话,这些记录至今尚保存着。从利的记录中可以明白无误地看出:当时的北京话是有大量入声字并且没有zh、ch、sh等翘舌音的语言。这说明了当时的北京话不是现在的北京话,也不是现在的普通话,因为无论北京话还是普通话都不具备这些特征。同时也说明了北京话和普通话的历史都超不过400年,400年前的北京话是明朝的官话(考证为下江官话?)。利马窦的记录同时也彻底否定了所谓的入声在明代以前就已经消失的谎言。
[北京出现第二语言:满语]
满人入关进驻北京后,为了社区的安全及其它的政治目的,满人把紫禁城周围10里之内的汉人全部赶走而专属满人居住,这个范围称为北京的内城,而10里之外称为外城。于是,北京城出现了两个社群:满人社群和汉人社群,这是阶级、语言和居住地域等都十分分明的两个社群,北京城也就出现了两种语言:明朝官话和满语。任何语言都是跟人群一体的,当时北京的两种语言的地域差别是:内城说满话,外城说明朝官话。
[满语的分化——满式汉语]
我们分析一种语言以及这种语言的表达对象,是基于这样的一个语言学基本定理:语言与社会实践相一致。是社会实践决定语言而不是语言决定社会实践,就是说,一种语言有一种说法就必然有这种说法所表达的那种生活实践。打个比方,比如“椰子”这个词,如果满族人的满语中有“椰子”这个词,则满族人所生活的那种生活实践中必然有“椰子”这个果子的存在。
在统治中国之前,满族人是一个北方的游牧山林民族,他们的生活环境是跟中原的生活环境完全不一样的,满语正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中形成的,并且是历史短暂的,而且满族人的生活历史也从来就没有经历过象中华几千年的那种发达的科技和艺术高级社会实践。这就决定了满语不具备表达中国境内生活实践和中华文化的能力。由于满语是一种北方民族的语言,满人草原、丛林的原始生活以及满族短暂的历史文化局限了满语的成熟水平。可以说,满语是一种比较原始的语言,不论它的发音、词汇以及语法等都十分的原始和不成熟,。对刚刚取得对中国统治权的满族人来说,即使在北京,满语也难以满足曰常生活使用的需要,北京的动植物、建筑、曰常用品等很多东西都是满人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这些东西用满语都很难描述和交流。在满人和汉人之间是这样,在满人跟满人之间也同样无法把曰常生活所碰到的东西表达清楚,至于象汉人的建筑工程用语、艺术语言、医学及其它科技用语等高级语言使用则更加无法表达,当时的形势是满语在北京面临无法交流的危机。面对有几千年历史的千锤百炼而成的汉语,满人虽然夺取了中国的政权,然而其语言却难以胜任统治中国的使命。但是满人作为中国的统治者却不得不面对要使用语言的生活政治现实。小至为了自己曰常生活的表达,大至为了统治中国的政治需要,满人都迫切需要一种能很好地表达自己周围生活的语言。改造满语已经是来不及了,满人除了学习和模仿汉语之外别无他法,因此,套用北京汉人的语言(包括词汇和语音)成了唯一的选择,于是第三种北京话出现了——满人学讲的蹩脚汉语(暂且把这种语言叫做满式汉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