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羲叟从师苦学天文历法，有着现实的考虑。刘羲叟生在农村，深知种田的艰辛。人以食为本，庄稼是庄户人家的命根。在大自然面前，人显得多么渺小和脆弱。庄户人家对天气的关心几乎超过了一切。如果能够帮助人们认识自然，适应自然，增强抗灾能力，那将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但天文、历法不同于其他学科，仅靠自己的努力和悟性，学起来是十分艰难的。刘羲叟从小就喜欢研究这方面的学问，只是苦于未遇高人指点，不能得其奥秘。如今有了良师，他全身心投入到学习和研究中。

步入仕途
　　刘羲叟步入仕途，得益于大文豪欧阳修。
　　庆历四年（1044）8月，欧阳修被委任“河北都转运按察使”。当时河北的情况很不妙，内乱外患相继发生。欧阳修肩负着平乱、应敌、安民与巡察“河功”的多重任务。
　　这一年，欧阳修的足迹踏遍了河南、山西、陕西、河北、山东五省四十余州郡，史称他“奔走边塞，勤于政务”。在繁忙的工作中，他仍一如既往地不忘发现、举荐人才。
　　庆历五年（1045）闰五月，欧阳修在泽州巡察时，发现了刘羲叟。这位思贤若渴的文豪，不惜长途跋涉的疲劳，兴冲冲赶到高都，在陋巷中寻到了刘羲叟。欧阳修急切要见刘羲叟，有着特殊的原因。他深切地关注着黄河，曾先后三次对黄河进行了考察。黄河泛滥给民众造成的危害，使他刻骨铭心。在各地巡察时，到处寻求治黄之术。在泽州听说了刘羲叟的名字，了解到此人“精算术，兼通《大衍》诸历，学识渊博，注有司马迁《天宫书》，更懂治黄之道，著有《洪范灾异》之书。”他大喜过望，立即来到高都。与之交谈，欧阳修大吃一惊，站在他面前的眉清目秀的小伙子，绝不是一个平凡之辈。他立即赶写了《举刘羲叟札子》，文中说：
　　臣昨奉敕，差往河东。伏见泽州进士刘羲叟有纯朴之行，为乡里所称。博涉经史，明于治乱，其学通天人祸福之际，可与汉人向、歆、张衡、郎觊之徒为比。致之朝廷，可备顾问。伏乞特赐召试。或不如所举，臣甘当朝典。今取进止。

　　从这篇札子中可以看到，欧阳修对刘羲叟的评价是多么高，甚至拿他与刘向、刘歆、张衡等人比较。欧阳修通过与刘羲叟的接触，敏锐地觉察到：这是一位应得到朝廷重用的旷世之才。他回去后不久，又收到了刘羲叟写的《春秋灾异》一书，大加称赞，立即写成奏状，再次向朝廷举荐刘羲叟：
　　右臣荐举泽州进士刘羲叟，学通天人祸福之际，如汉向、歆、张衡、郎顗之比，乞赐召试，升之朝廷，可备顾问。臣今有收得刘羲叟所撰《春秋灾异集》一册，其辞章精博，学识赅明，议论有出于古今，文字可行于当世，然止是羲叟所学之一端，其学业通博，诘之不可穷屈。其文字一册，臣今谨具进呈。伏望圣慈下两制看详，如有可采，乞早赐召试。谨具状奏闻。
　　这就是著名的“一札一状”。令人惊异的是，一贯办事效率“滞沮”“缓怠”的仁宗朝廷，竟然在欧阳修上呈奏状后不到11天，便下达了由刘羲叟为“试大理评事”的委任状。此《春秋灾异集》（又名《洪范灾异论》）一书，在后来治理黄河灾患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刘羲叟终于走出了封闭的大山，进入繁华的都城，先后做过大理评事、权赵州审事判官、秘书省著作佐郎等职。
　　欧阳修可以说是刘羲叟的又一位恩师。在他日后的成长中，欧阳修给了他不少帮助、关心和教诲。欧阳修在《寄题刘羲叟家园效圣俞体》诗中写道：
　　嘉子治新园，乃在太行谷。
　　山高地苦寒，当树所宜木。
　　群花媚春阳，开落一何速。
　　凛凛心节奇，惟应松与竹。
　　毋栽当暑槿，宁种深秋菊。
　　菊死抱枯枝，槿艳随昏旭。
　　黄杨虽可爱，南土气常燠。
　　未知经雪霜，果自保其绿。
　　颜色苟不衰，始知根性足。
　　此外众草花，徒能悦凡目。
　　千金买姚黄，慎勿同流俗。

　　《长历》是刘羲叟编制的一部从战国到五代的万年历谱，它大体上依据各个时期的通行历法，按年月日依次编朔闰，抵牾之处则照实际情况略加调整。当时历学首推刘羲叟为第一，他为同时期人所推重，“皆遵用之”。北宋易学大师邵雍，以毕生精力经营《皇极经世》，其书亦采用《长历》。2000年11月9日，“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式公布了《夏商周年表》。它代表了年代学研究的最高水平。易学研究家郭彧对《皇极经世》与《夏商周年表》进行了比较研究，得出的结论是：“邵雍于九百多年前能推出较今日正式公布的《夏商周年表》更为详细的历史年表，当有今日见不到的文献依据。”司马光在编写《资治通鉴》时，使用的也是刘羲叟的历法。
　　“羲叟历法”对后世的影响也是很大的。《清史稿》载：“刘羲叟撰《刘氏辑术》，迄于五季，书久佚，仅存通鉴目录。自宋迨明，六百余年，未有续为之者。”而清代著名史学家和天文、历法学家汪曰桢，用了30年的时间，从刘羲叟残存的著作中，“考当时行用本术，如法推步，得其朔闰”，写出了鸿篇巨著《二十四史日月考》。

预测学奇才
　　李之才的两位高徒—————邵雍与刘羲叟，学业各有所重。之才对邵雍传授的主要是易学，对刘羲叟传授的主要是天文历法。刘羲叟在易学方面的造诣，也是很高的。《宋史》中记载，刘羲叟有“观天象而知人事”的本领。《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亦云：“其占日月星辰无或不验。”尤其是在预测人的生老病死时，屡屡应验。史书上记载，皇佑五年（1053），大臣胡瑗铸钟，结果声音不正，甚至有时不发。这时，陕西又铸开了大钱。一天，刘羲叟对人说，害金再起，皇上有心疾。皇帝果然有了心腹之疾。
　　史书上又记载，时过一日，月入太微。刘羲叟说，后宫当有丧。不久，张贵妃暴卒。
　　史书上还记载了一件很有影响的事。《契丹国志》载：“先是，日食正阳，客星出于昴。宋著作佐郎刘羲叟曰：‘兴宗其死乎？’至是果验。”《名臣碑传琬琰之集》载：“至和初四月，日蚀客星，出乎昴。（刘羲叟）曰：‘契丹主且矣！’其言无差。”《宋史》等史书中也有记载。当时，辽主耶律宗方40岁。众人对刘羲叟的话自然不信，但从辽邦传来辽兴宗驾崩的消息后，大家才对刘倍加佩服。
　　刘羲叟是个学识渊博的人，正如同时代的曾巩所言“羲叟通经史百家之学，国朝典故、财赋刑名、兵械钟律，皆所究知。星历数术，尤得其要。尝以《春秋》《洪范》变异、休咎（吉凶）十数篇，斥古人所强合者。其占日月星辰，无或不验。”他的预测，是运用多种知识进行综合分析，进而得出的结论。
　　如果说刘羲叟“从天象测人事”带有一层神秘的面纱的话，而“观星测雨”则是中国古代几千年来的传统优秀文化遗产，是人们与大自然抗争的实践总结。刘羲叟自然有一套自己的预测方法。他与诸葛亮不同的是，没有将“观星测雨”用于军事上，而是用来指导农民种田和抗争自然灾害上。他出山前和在家守孝期间，用《春秋灾异》来预测气候，指导村民趋利避害，因时而作。欧阳修也曾用《春秋灾异》来指导治黄工作。直到如今，泽州之地仍流传着数不胜数的测天谚语。如，“八月十五云遮月，正月十六雪打灯”；“燕子低飞蛇过道，大雨不久便来到”；“乌云结架，不明就下”等等。当然，这些谚语有着很强的地域性，并不是到任何地方都灵验。这在科学技术极其落后的古代，“观星测雨”却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英年早逝
　　嘉佑五年（1060），刘羲叟突然患病。
　　《宋史》记载：“羲叟未病尝曰：‘吾及秋必死！’自择地于父冢旁，占庚穴，以语其妻，如其言葬之。”刘羲叟当时并不是没病，只是很少有人知道。由于长年累月艰苦的学习和工作，刘羲叟背上发“疽”。《灵枢·痈疽》称：“热气淳盛，下陷肌肤，筋髓枯，内连五脏，血气竭，当其痈下，筋骨良肉皆无余，故命曰疽。疽者，上之皮夭以坚，上如牛领之皮。”疸分有头疽与无头疽。有头疽如脑疽、发背等，如果痈毒内陷，就很难治愈。精明的刘羲叟心里十分清楚，按照发病的程度和时间计算，到了秋天必死无疑。于是，他及早交待了妻子，并为自己择了坟地。
　　刘羲叟去世时，年仅43岁。刘羲叟安葬在高都镇之南、庄上村北的地方。庄上村原是刘羲叟装敛的地方，村上以刘姓居多，相传是给刘羲叟守坟而建的村子。
　　刘羲叟的后人，主要分布在高都一带。清姚学甲于乾隆年间所著《石门杂著》云：“刘仲更羲叟，墓在高都镇外……镇多刘姓，以绩麻为业，自言系仲更后裔。”晋城地区出产的麻制品在历史上非常著名，尤其是高都刘氏用陵川麻所绩麻绳，畅销大江南北。
　　刘羲叟墓今已不存，但他的英名却永远刻在晋城人民的心中。他残存的著作，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其《历志》、《天文志》、《五行志》等著作，现已收录进《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成为后人研究古代天文、历法的重要资料。

工艺大师
　　《新唐书》成书之后，刘羲叟长长出了一口气，蒙着头美美睡了两天两夜。一觉醒来，永远不会闲着的刘羲叟又去找事了。而他每干一件事，都要引起不小的轰动。
　　这一次谁都没有猜到，这位京官要亲自研制澄泥砚。
　　澄泥砚是一种名贵砚台，与端砚、歙砚、洮河砚并称为中国四大名砚。唐宋期间，澄泥砚颇为盛行。唐人以澄泥砚为“砚中第一”，而绛州（今山西新绛）、虢州（今河南灵京）所制最佳。经过唐末五代十国混战，绛州、虢州所产澄泥砚逐渐衰落，大不如前。到了宋代，泽州澄泥砚名声鹤起，独领风骚。
　　对于泽州澄泥砚贡献最大的莫过于两人，一个是隐居深山的吕道人，另一个就是刘羲叟。当时，文人青睐的澄泥砚风光不在，已经退化成一种劣质砚台。为了挽救国宝，刘羲叟全身心地投入了澄泥砚的研制工作中。
　　澄泥砚不同于石砚。石之优良，乃天公所成，而澄泥砚全赖人之所为，凝聚着制作者的聪明才智。这是一门边缘科学，涉及到地质、土壤、化学、美学、热处理等多门学科，以及书法、美术、造型艺术等艺术手段。研制的难度和艰辛可想而知，非学识渊博和悟性极高的人是很难研制成功的。到了清代时，澄泥面制作之法又一次失传，酷爱砚台的乾隆皇帝组织队伍专门进行研究，历时十年，所制砚台亦较平庸，无法赶上宋时的泽州澄泥砚。
　　泽州的两位“鬼才”，刘羲叟和吕道人，几乎在同一时期内研制成功了澄泥砚。我们现在无法得知俩人的研制过程和制作密方，但从史书记载上可以看出，两人制作的砚台都有“坚致如石”、“玉色金声”、“手能生晕”、“墨发如歙”的特点，世人统称为“泽州澄泥砚”。两人制作的不同点在于，吕道人的砚台“以别色泥，其首有吕字”，人们又称“泽州吕砚”；而刘羲叟所制砚台，没有不同的色泥，其首也未有吕字。由于刘羲叟身为朝中要员，不可能象吕道人那样长期制作，存世者极少。欧阳文公云，刘羲叟如唐法造澄泥砚，“绝佳，余得其二，一赠原父，一置中书阁”。在《砚笺》、《砚小史》等古代砚书中，也都提及刘羲叟造砚。
　　以刘羲叟和吕道人为代表制作的泽州澄泥砚，当时享有很高声誉，创造了我国砚文化的辉煌，我国古代著名的砚书几乎无书不提，曾使用过泽州澄泥砚的名人大家无不拍案称奇。

太行日报版面问题，搞的有点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