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待此生最后的历程
（作者：一心）
80岁的郑奶奶是一位居士，来到北京松堂关怀医院时已是胃癌晚期，癌细胞全身扩散。有着佛教信仰的郑奶奶对大夫的心理治疗是完全接受的，并以她自己的观念坦然接受死亡和理解死亡。她认为，生命是轮回，是一个周而复始的产生与终结，今天的去世就是下一个生命周期的开始，因此应当愉快地接受。郑请求医院别给她治疗了，要求医院请来她的居士朋友为她助念。在佛教特有的助念仪式中，几十名居士为她念念有词地助念，伴随着磬、木鱼颇为动听的缭缭之音，郑似乎忘掉了一切。第二天，松堂医院院长李伟放心不下，走近她问：“郑奶奶，你身上还疼不疼呀？”郑看看李伟，对李院长摇摇头说：“我不疼了。”第三天，李院长又问：“郑奶奶，你渴不渴呀？”郑认真地答：“不渴呀！”“那你饿不饿呀？”李院长又问。郑也答：“不饿呀!”第四天，郑愉快而舒坦地告别了人世。
以上文字出自一家社会媒体对北京松堂关怀医院的报道，应该说，这种报道风格还是客观而平和的。能保持这种风格的一个重要心理基础就是，现在的社会观念对死亡现象一直抱有一种近乎自欺欺人的漠视态度，在理论基础与人生实践层面上都有许多无法掩饰的漏洞存在，无论从理智的分析和情感的依靠来说，能够正视死亡，并从身体、精神、心灵各个层面实施人性关怀的探索都是值得社会尊重并支持的。
北京松堂关怀医院是中国大陆第一家专业的实施临终关怀的医院，从1987年至今，24年的蹒跚进程，折射出的也是中国人对生死这一终极问题的思索与实践过程。
松堂关怀医院的创始人李伟是共和国的同龄人，现已年过花甲，松堂医院的日常工作交由年轻的朱院长打理，朱院长的另一个身份是东林慈善功德会北京联络处主任，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详细介绍了医院的历史沿革和经营状况，并带着我们四处参观，临走还赠送了一本李伟院长著的《每天拥抱死亡》，弥补了我们未能见到李伟院长的缺憾。
在这本书中，李院长向我们讲述了一个故事：
一次，我推着一位九十三岁的老人，他患肺心病、冠心病，身体非常虚弱，深深的老年斑一块块印在脸上。医生说他时间不多了，我们尽量叫他多享受一点阳光。他坐在轮椅上，我推着他慢慢地散步。我突然产生一个想法，九十三岁的老人，他是怎么看待生命的呢？我想尽量找一句他能够接受的语言，不刺激他，但又能让他说出他的想法。我锁住轮椅面对着他，“欧阳爷爷，您说，您希望能活多少年？”面对我突然的提问，他一脸的惊愕，鼓圆了眼睛直直地看着我，过了好长时间，突然伸出双手冲我握着两个拳头，在空中方向画了两个没有交合的圆，声嘶力竭地喊了一句：“我要活一千岁！”说完就把脸调转开去。
可以看出，虽然李院长当时的话尽量婉转，可还是深深地刺激了这位九十三岁高龄的老人。虽然在书中，李院长只是感慨了一句“他太热爱生命了！”但当时场面的难堪，我们也可想而知。死亡的真实存在，和我们对死亡的漠视态度，这二者之间的矛盾是我们将自己置于这种难堪境地的重要原因。如果说，这位老人的“想活一千岁”只是个案的话，那么通过电视剧《康熙大帝》而广为流传的那首歌“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却反映了主流文化在这个问题上的浅薄无知与苍白无力。
这种观念上的严重滞后甚至缺失，正是造成临终关怀事业在中国大陆举步维艰的重要原因。在搬到朝阳区建国路之前的十几年间，李院长带着一百多位老人竟然搬了七次家，最让李伟院长感慨的是一次搬家竟然遭到了目标社区群众的抵制，“搬的时候，社区群众不我们进入，不让我们下车，也不让我们放下病人。起码有上百个群众围在医院门口。好些人围在一起，有一个小伙子特别激昂地在给大家讲，我们一定要团结起来抵制他们，如果他们真的搬进去了就轰不走了，这是一家死人医院，要搬进我们社区里头，天天死人，我们这辈子也发不了财了，多晦气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