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突出自己的忠心，韩非甫一开口便将“不知而言”、“知而不言”定为死罪。
至于如何算作“不知而言”或“知而不言”，当是很难划分和认定的。
只是如此定罪，必然造成臣子在君王面前不知言什么为智、说什么为忠的恐惧。
还不啻臣子在君王面前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自由被限制到最低限度，即便君王集思广益的可能性也被相应地缩小到几近于无的范围。
而韩非之所以要把臣子的言论限制到如此严厉的程度，则无非是为了强调他自己所言的既智又忠。
喜欢做人家的奴才并不稀奇，但把奴才做到如此份上，却实在罕见。


若说智商，韩非似乎高于孟轲；但孟轲再弱智，与君王说话却从来不像韩非这般低声下气。
孟轲语君，不说耳提面命，至少也是中气十足；而且总是居高临下，从不示弱。倘若孟轲看到韩非这付十足的奴才腔调，定然蔑视。
儒法两家，儒家虽然讲究君君臣臣，但在君王面前倒还不无骨鲠传统。
先秦有孟轲，西汉有辕固生，东汉更有陈蕃、杜密等一干不要命的儒臣。
与此相反，主张刑名的所谓法家，虽然有商鞅的雷厉风行，有韩非的阴狠老辣，有李斯毫不留情的杀伐决断，但在主子面前却一个比一个奴颜婢膝。
这些法家代表人物的结局又非常反讽，没有一个落得好下场。商鞅被车裂，韩非被李斯用计害死，李斯父子双双被主子就地正法。若说誓死效忠，倒也算全都如愿以偿。


追根寻源，被后人认作法家先驱的管子，当年绝非如此低声下气侍奉君王。享有“春秋第一相”美誉的政治家管仲，不仅政绩蜚然，而且个性独具，风采照人。有关管仲的政绩，连司马迁都称道：
管仲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故其称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史记·管晏列传》


有关管仲的个性，司马迁记载如斯：
管仲頉在青州临淄县南二十一里牛山之阿。说苑云齐桓公使管仲治国，管仲对曰：“贱不能临贵。”桓公以为上卿，而国不治，曰：“何故？”管仲对曰：“贫不能使富。”桓公赐之齐巿租，而国不治。桓公曰：“何故？”对曰：“疏不能制近。”桓公立以为仲父，齐国大安，而遂霸天下。――《史记·管晏列传》


今世所说牛人者，其时诸子之中，无疑管仲也。
这就好比一个才干出众的雇员，为老板打工之际，毫不客气地先向老板提条件。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老板要雇员贡献才干如是，君王要臣子做出政绩亦如是。
这与其说是一个有本事的人，需要满足自己的利益，或显示自己的个性，不如说是一个对自己充满信心的人，首先要让雇主懂得尊重雇员或者让君王懂得尊重臣子。
以管仲的心胸，如此一再开价，并非仅仅是意在财富、地位，而更是在向君王标明，你我虽然君臣有别，但我管仲的尊严，不可轻视，更不容冒犯。


不知孔丘倘若能读到韩非的“臣愿悉言所闻，唯大王裁其罪”，会发出什么样的议论。可以肯定的是，纠缠于等级观念的孔丘，不会懂得管氏三归，别有一番尊严在其中。管仲之所以敢向齐桓公步步进逼，是因为在管仲的心目中，君王和臣子之间，彼此是完全平等的：要我管仲效力可以，但你必须给我管仲应有的待遇。这在商业文明无疑是常识，却绝对不符合孔丘所遵奉的君尊臣尊君贵臣贱的等级观念，以致会作出“不知礼”和“焉得俭”的道德判断。殊不知，这样的道德判断，全然有违于齐国的民意民心。有关管仲所获得的特殊待遇以及管仲的功绩，司马迁在《史记》中如此写道：
管仲富拟于公室，有三归、反坫，齐人不以为侈。管仲卒，齐国遵其政，常强于诸侯。――《史记·管晏列传》


当然了，管仲的自尊，并非商业文明孕育，而是缘自华夏初民与生俱来的平等观念。
在周室标榜尊尊亲亲之类的森严等级之前，臣子与君主说话，并没有仰视神明般的战战兢兢。
《尚书·西伯戡黎》记载的殷臣祖伊，与商纣说话的口气，就算比不得管仲那么豪放，至少也有孟轲那样的义正词严。
人的尊严，并非书本熏陶出来的教养，而是发乎生命底蕴的人文品质。
倘若没有周、孔等级观念日深月久的侵蚀，华夏民族天然具有的平等观念以及人之为人的尊严，绝对不会丧失殆尽到在君王的权杖面前诚惶诚恐的地步。


春秋伊始，虽然周室周制已然数百年，但尊尊亲亲的等级观念，并没有像“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那样统摄天下众人之心。
鲁僖公九年（公元前六五一年），齐桓公在葵丘之盟提出“尊周室，攘夷狄，禁篡弑，抑兼并。”
后世所谓尊王攘夷，由此而起。这是对周室“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一个相当温馨的解构，温馨到了把孔丘小可怜感动得如醉如痴的地步。
然而，尊王攘夷再温馨，骨子里却不再把当初周公建制时的等级尊卑当回事了。于是，就有了齐桓公向管仲步步进逼的三归一再表示敬意的非常之举，根本不管会有个叫做孔丘的破落子弟说三道四。
因为齐恒公内心深处也像管仲一样，毫无等级尊卑观念。齐恒公有过作为公子小白的流亡经历，再加上齐国当初乃吕尚之封地，不以“尊尊亲亲”为然，而以“举贤而上功”治国（参见《淮南子·齐俗训》）；因此，齐恒公身上既无公子哥儿养尊处优的纨绔习气，也没有姬氏家族等级森严的尊卑观念。
尽管在鲍叔牙推荐管夷吾时，齐恒公有过犹豫：毕竟当年与公子纠争夺王位时，曾被管仲射过一箭，几乎丧命。
但齐恒公听了鲍叔牙之于管仲才干的一番盛赞后，旧日恩怨顿时消解于一片赤诚的爱才之心。
及至获得管仲辅佐，更是乐不可支，管仲要什么都答应。如此的求贤如渴，后世的君王之中，也就曹操可相比拟。


历史的诡异在于，当初尊王攘夷之夷，乃一再北侵的南夷楚国。而后来对中原诸侯真正构成威胁的，却是最终吞并天下的西夷秦国。
春秋时代的秦国，才刚刚崛起，除了野蛮，别无所长。
及至秦穆公上台，才开始学习中原文明，不惜代价，网罗人才。
诸如特地到楚国以五张羊皮换得虞国大夫百里奚，重用晋国亡臣丕豹，请出隐居的䞿叔，与百里奚一起，拜封为相当于丞相的左、右庶长。
秦穆公由此大展身手，开疆扩土，跻身春秋五霸。
秦穆公的成功与其说是野蛮之于文明的胜利，不如说是蛮力获得了文明的导引。或者说，中原人杰的加盟，使蛮秦摇身一变，成为强秦。


毋庸置疑，秦穆公时代的君臣关系，不说完全平等，至少毫无主奴意味。
秦穆公虽然身为君主，但同时又是百里奚、蹇叔等臣子的学生。搏战有赖于野蛮，政治却需要智慧。这就好比西安以西的乡镇企业老板，请了上海的公司主管，绝对摆不出颐指气使的架子。而百里奚、蹇叔他们，也不可能像后来的韩非之于嬴政那样，在秦穆公面前诚惶诚恐。
秦国历史上君臣关系演变的一个重大转折，见诸商鞅进谏秦孝公，以献称霸之道。


公孙鞅闻秦孝公下令国中求贤者，将修缪公之业，东复侵地，乃遂西入秦，因孝公宠臣景监以求见孝公。
孝公既见韂鞅，语事良久，孝公时时睡，弗听。罢而孝公怒景监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监以让卫鞅。卫鞅曰：“吾说公以帝道，其志不开悟矣。”
后五日，复求见鞅。鞅复见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罢而孝公复让景监，景监亦让鞅。鞅曰：“吾说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请复见鞅。”
鞅复见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罢而去。孝公谓景监曰：“汝客善，可与语矣。”鞅曰：“吾说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诚复见我，我知之矣。”卫鞅复见孝公。公与语，不自知跶之前于席也。语数日不厌。景监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欢甚也。”鞅曰：“吾说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远，吾不能待。且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强国之术说君，君大说之耳。然亦难以比德于殷周矣。”
――《史记·商君列传》


与当年秦穆公的求贤若渴截然相反，秦孝公只消身子朝王座上随意一歪，自然就会有商鞅这样的中原士子进宫巴结，而且还要私走宠臣的门路，才能得见。
此刻的商鞅，无疑比不得当年的百里奚、蹇叔，让秦穆公感觉如获至宝；更难望春秋名相管仲之项背。
像管仲那样理直气壮地向齐桓公一再提要求，在商鞅可是想都不敢想。
商鞅能够做的只是，向秦孝公点头哈腰地献计献策，一计不成，又生一计。
从帝道说到王道，从王道说到霸道，一直说到秦孝公大悦，方才感觉大功告成。
商鞅未必不知道自己是在取悦君王，内心深处更是明知，秦孝公的喜欢霸术，“然亦难以比德于殷周矣”，但商鞅就是一味的奉迎，一味地寻求秦孝公所需所喜。


倘若说强秦的标记是秦穆公利用了中原文化和中原士子，那么霸秦的标志则是中原文化经由诸如卫国人商鞅这类士子的臣服，完全匍伏于霸秦的军国主义。秦孝公要的是军国主义，而商鞅向秦孝公提供的，正是叫做霸道或者霸术的军国主义，如斯：
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史记·商君列传》――《史记·商君列传》


用商鞅本人的原话来说，则是：
夫秦之所患者，兴兵而伐，则国家贫；安居而农，则敌得休息，此王所不能两成也。故四世战胜，而天下不服。今以故秦事敌，而使新民作本，兵虽百宿於外，境内不失须臾之时，此富强两成之效也。－－《商君书·来民》
因此，在国与民之间：
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商君书·弱民》
换句话说，国家必须凌驾于国民之上。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此乃军国主义的基本特征。二十世纪中叶的德国、意大利、日本诸法西斯国家，无不如此。商鞅巧舌如簧地把这种军国主义说成是：
“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史记·商君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