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7月20日中午12时34分，长沙一间不足20平米的出租房里，杨春辉的眼角流出一滴泪来，生命的气息也在这一刻消失。从被确诊为肾癌晚期到撒手人寰，杨春辉只撑了3个月。这3个月里，他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捐献角膜。

杨春辉1982年生于湖南隆回县高坪镇毛坪村。小学没毕业就说什么都不再去学校；15岁“出社会”当汽修学徒；17岁只身前往长沙打工，人地两疏，他只能干没什么就业门槛的重体力劳动，他渴望在长沙闯出一片天，干活不惜力，很受包工老板的赏识。但“就像钢一样，总有脆的时候”，“他干活是透支性的”，这或许为以后患肾病埋下隐患；23岁，杨春辉经人介绍，娶了唐清梅，陆续生下3个儿子——就在生活渐有起色的时候，不幸开始接连降临：2008年，杨春辉的父亲因肺气肿离世；2010年，年仅2岁的大儿子罹患病毒性脑炎夭折；紧接着，厄运落到杨春辉身上。从2010年开始，杨春辉常觉得腰疼、大腿疼痛，但他迟迟没舍得花钱去正规医院，2011年正月，他在家人的督促下，开始转战各大医院求诊，但每个医院给出的结论都不一样，4月份，他被最终确诊为肾癌。弟弟杨磊回忆，没有确诊的日子，兄弟两人独处时，杨春辉含着泪跟弟弟杨磊说，“不知道什么病，想哭……”。图为2011年6月17日，杨春辉被宣告不治后，摄影师为他拍摄的肖像。

肾癌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迅速摧垮了杨春辉的身体。有一天，在病房里看电视时，杨春辉突然指着关于眼角膜捐献的报道画面，对杨磊说，“我死后要捐眼角膜”，很简单的一句话，但是很郑重。杨磊没有跟杨春辉详细讨论过他捐赠的动机，他事后猜测，也许因为哥哥想为家人“积德”，“自己这么年轻就死了，还是想要做点事情。”杨春辉曾对杨磊说。图为二弟杨磊陪伴着杨春辉。

为了节省开支，杨春辉大部分时间都没有住院，在医院给出最终审判后，杨磊将杨春辉从医院转出，搬到了板仓小区附近200元一月的出租房。十几平米的出租屋由一道墙分为两间，外面是起居室，里面是厨房和厕所，由于单面通风，难闻的气味一直萦绕在屋内。杨春辉就是在这里，度过了生命的最后时光。图为杨春辉蜗居在简陋的出租屋里，床上堆满了来不及收拾的杂物，那些纸质品多是关于抗癌药物的。

肾癌发展到后期，疼痛能将患者折磨得不成人形。2个月里，杨春辉的体重下降了一半，原本精干结实的身体最后瘦的怕人。

杨春辉瘦得怕人，黑黄的皮肤像是一层油毡纸一样贴在突出的骨头上。

为了省钱，杨春辉放弃了不少止疼药，病痛成为生活的最常态，炎热的夏夜，他时常疼得止不住呻吟。但有外人在场时，再疼他也不出声。图为疼痛袭来，杨春辉侧转身子，想竭力掩饰，但双腿已经痛得蜷缩起来。

在外人或者镜头前，杨春辉流露出的痛感，无不是花费巨大意志力克制的结果。记者在走出病房后，透过一扇他事先并不知道的玻璃向病房内张望，才发现他的脸皴缩成一团，痛得打起滚来。对于这个男人而言，忍受病痛，表现得不为痛苦击倒，或许是一件有关尊严的事。

夏季的长沙，炎热潮湿，带着异味的屋子里只有一台电扇，苍蝇嗡嗡作响。一到夜里，蚊子纷纷疯狂出动，盯得孩子身上全是红包。大人自顾不暇，孩子们暂时被忽略了。

2个不到两岁的孩子，会不停地吵嚷哭闹，杨春辉身上疼的时候，就想安静，希望孩子离自己远点，妻子唐清梅就带着孩子回到婆家。

不疼的时候，杨春辉又会非常想孩子。唐清梅也说不清丈夫为什么会冒出捐献的想法。平时，丈夫只是发着呆，述说对两个儿子未来的担忧，梦里叫他们的名字。在这之前，他甚至从未了解过器官移植方面的事情。图为妻子唐清梅和两个孩子。

2011年6月中旬，杨春辉夜里突然病痛发作，呼吸困难，被送到医院急救——尽管因为医治无望他们曾搬离了这里。这是所有癌症家庭都面临过的困境，不到最后一刻，总是不能放弃医冶的希望，拖得一刻是一刻。杨春辉在当晚被抢救过来，但病情并没有好转。每隔一段时间，他的腹部就会积水，即使是在服用了止痛药后，杨春辉依然忍受着常人难以想像的病痛，手按腹部成了他经常性的动作。

在杨春辉发病前，家里和弟弟杨磊的所有积蓄已经花光，还欠了几万元债务。杨磊把杨春辉送到收费相对低廉的长沙市中心治疗。急诊病房里，杨春辉身上插满了管子，在和病魔做最后一搏，隔壁病床的一个女孩悠闲地玩着手机，她并不知道一帘之隔的病友，已经在医学上被判了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