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严本是与诸葛亮同受先主遗诏的顾命大臣，在后主初年受封都乡侯。《三国志》卷40《蜀书·刘彭廖李刘魏杨传》裴注记载：建兴九年(公元231年)，李严被废，诸葛亮及诸将领上书中称：“平为大臣，受恩过量，不思忠报，横造无端，……领从事中郎武略中郎将臣樊岐等议，辄解平任，免官禄、节传、印绶、符策，削其爵土。”若李严当初即为虚封，则此时何来“爵土”可削?由于“爵土”基本上是封邑的同义词，李严为乡侯有“爵土”，表明他是实封侯。李严的例子虽似是“孤证”，但也至少表明蜀汉都乡、都亭侯究竟是虚封还是实封，尚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囿于材料，我们最好暂且存而不论。至于乡侯、亭侯的封地，除部分地区可考外，大多已湮没无闻，但并不能因为封地不可考即断然认为其均为虚封。在现有材料下，我们认为，蜀汉封侯的虚实不可一概而论，应当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尤其是讨论其中“都乡侯”、 “都亭侯”的封爵问题，更应作如是观。
除上述所论县侯、乡侯、亭侯封授的虚实问题外，关内侯的封授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关内侯原本是秦汉二十等爵制中的第十九等爵，三国时期二十等爵制开始向五等爵制转化，关于这一过渡期关内侯与封爵制度关系，学界存在不同的认识。有部分学者认为关内侯的“赐爵”应与列侯的“封爵”严格区分开来，但通过挖掘史料，我们可以发现这种说法还有可商榷之处。
《三国志》卷45《蜀书·邓张宗杨传》附《季汉辅臣传》记载：“刘南和名邕，义阳人也。随先主入蜀。益州既定，为江阳太守。建兴中。稍迁至监军、后将军赐爵关内侯，卒。子式嗣。”此处明载，刘式承袭了刘邕的关内侯爵位，且并未说是特令世袭的;又《张嶷传》记载“嶷以功赐爵关内侯”，延熙十七年，张嶷战死，“既亡，封长子瑛西乡侯，次子护雄袭爵。”此处的记载表明除特恩张瑛为西乡侯外，张嶷次子张护雄承袭了张嶷关内侯的爵位。如果《蜀书》的两例关内侯袭爵例具有普遍性的话，那么蜀汉的关内侯显然不仅仅只是一种荣誉性的名号，更不会独立于整个封爵体制。
王安泰先生研究两汉的关内侯问题认为“东汉的爵制，基本上沿袭秦、西汉二朝，并无太大差异，可食邑者仍为列侯与关内侯。”又柳春藩以及阎步克等诸先生亦认为关内侯在两汉可以世袭。另张家山出土的汉简中有“关内侯后子为关内侯”的字样，则似可认为关内侯均应是可以世袭的。两汉的关内侯尚且是能够食邑世袭的，则继承汉制的蜀汉关内侯爵可以封授世袭似并非偶然现象。
综合考察后汉至西晋关于关内侯的记载，笔者认为，三国时期至少是在蜀汉的封爵体系范围内，关内侯仍然是爵制的组成部分，它既承袭了东汉的旧制，又有其新的创设。蜀汉封关内侯者，《三国志》《华阳国志》有记载者先后有杨洪、王谋、黄忠、张翼、宗预等人。其中张翼的封侯是由于“亮卒，拜前领军，追论讨刘胄功。赐爵关内侯。”可见，若关内侯只是虚号，追论前功时只封地位重要的张翼一个名号侯，显然与理有悖。而且后来张翼进封为都亭侯。似可推知关内侯当是封爵的最低一级。蜀汉以及曹魏等均存在由关内侯晋升的情况，这也似乎可以从侧面表明关内侯的分封是封爵体系的重要环节。蜀汉封授关内侯除实授外，还有荫赐故去的重要将领或近臣的子嗣为关内侯的情况存在。如《蜀书》卷37《法正传》记载“(法正)卒，时年四十五，先主为之流涕者累日。谥曰翼侯。赐子邈爵关内侯。”又卷39记载后主在宠臣陈祗死后，“赐子粲爵关内侯”。陈明光先生在对曹魏和孙吴的爵制进行一系列探讨之时，也一直坚持将关内侯纳入封爵范围考察，笔者以为陈先生的做法还是可取的。
综上，蜀汉封爵者至少应为九人，而非少于此数;蜀汉的侯爵分封应多是实授；关内侯的授予并非完全独立于封爵体系。弄清楚了以上诸问题，今后我们便可更好的来讨论蜀汉封爵制度方面的其他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