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史】《三国演义》与明清其他历史演义小说的比较

沈伯俊
在丰富多采的明清小说中，历史演义小说是一个非常兴盛的分支。而在众多的历史演义小说中，《三国演义》无疑是最为成功的典范。将它与其他历史演义小说进行比较研究，是一个很有价值然而迄今很少有人致力的课题。这里仅作一点初步的探讨。
一 中国是一个历史极为悠久，史学传统极为发达的国家。在漫长的中华文明史上，史官文化一直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民族文化形态和文化心理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中国历史典籍之丰富，社会各阶层对历史的兴趣之强烈，都是举世闻名的。而由于“史氏所志，事详而文古，义微而旨深，非通儒夙学，展卷间，鲜不便思困睡。”①缺乏阅读能力的广大平民百姓，实际上接触的不是深奥难懂的正史，而是通俗化的历史故事和带有不同程度虚构成分的历史题材文艺作品，并通过它们去了解和认识历史。悠久而普遍的“历史情结”，文盲占绝大多数的接受条件，既为历史演义小说提供了强大的创作动力，也为它的广泛传播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三国演义》是长期以来三国题材创作的集大成者。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关三国的逸闻轶事和民间传说便不断滋生。从唐代起，三国时期成为人们最感兴趣的一段历史，三国故事则成为通俗文艺重要的创作素材。宋元两代，三国题材创作有了更大的发展。戏曲方面，宋、金的“院本”、元代的杂剧，都有相当丰富的三国戏；而在“说话”艺术中，宋代即已形成“说三分”的专门科目，出现了著名的“说三分”专家，元代更出现了汇集“说三分”成果的长篇讲史话本《三国志平话》。在此基础上，元末明初杰出的作家罗贯中依据史书《三国志》（包括裴松之注）、《后汉书》提供的历史框架和大量史料，参照《资治通鉴》的编年体形式，对三国题材通俗文艺作品加以吸收改造，并充分发挥自己的艺术天才，精思妙裁，创作出这部雄视百代的巨作。它不仅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成熟的长篇小说，而且是第一部完整的历史演义小说。从此，历史演义这一体裁确立了自己的正式名目和文体规范，其开创之功，可谓伟焉。
《三国演义》成书以后，受到社会的普遍欢迎：不但“士君子之好事者，争相誊录，以便观览”②；而且下层文人和普通市民也纷纷阅读和讲说，口耳相传。正如清初著名作家李渔所称赞的：“《演义》一书之奇，足以使学士读之而快，委巷不学之人读之而亦快；英雄豪杰读之而快，凡夫俗子读之而亦快。”③加之戏曲和曲艺竞相取资，更使《三国演义》的故事和人物深入民间，传遍九州。这种巨大的成功，适应了社会的文化需求，造就了广泛的爱好者，吸引了众多的继起者，并被书商们视为赢利的“热门”，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历史演义小说的创作。于是，从明代中期直到清代末年，历史演义小说不断问世，仅今存的便有数十部之多。这些历史演义小说，题材遍及中国历史的各个时代。若按其内容的时代顺序排比，主要有以下作品：
反映上古至周武王灭商历史的小说，有《盘古至唐虞传》、《有夏志传》、《有商志传》、《开辟衍绎通俗志传》等。
反映周代历史的小说，有《春秋列国志传》（简称《列国志传》）、《孙庞斗志演义》（简称《孙庞演义》）、《后七国志乐田演义》（简称《乐田演义》）、《新列国志》（即《东周列国志》）等。
反映两汉历史的小说，有《全汉志传》、《两汉开国中兴传志》、《西汉演义》、《东汉演义传》、《东汉演义评》等。
《三国演义》的续书，有《三国志后传》、《后三国石珠演义》等。
反映两晋南北朝历史的小说，有《东西两晋志传》、《东西两晋演义》、《北史演义》、《南史演义》等。
反映隋唐历史的小说，有《隋唐志传》、《大隋志传》、《唐书志传通俗演义》、《隋炀帝艳史》、《隋史遗文》、《隋唐演义》等。


一）创作思想的高低
一部作品能否取得成功，其基本前提是作者创作思想的高低。尽管罗贯中没有留下任何创作宣言式的文字，但从《三国演义》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创作思想具有三个突出的特点：其一，鲜明的创作意图。罗贯中创作《三国》，既非泛泛地发思古之幽情，也非一味好奇，更非粗制滥造以牟利，而是为了进行深刻的历史反思，总结治乱兴衰的历史经验，反映广大民众对国家统一和政治清平的强烈向往。这样的创作意图，为《演义》带来了大江东去的气势。其二，先进的史识。在决定对于各个政治集团的爱憎褒贬时，罗贯中的基本标准是儒家民本思想；对于东汉为何衰亡，三国鼎立的局面为何形成，三分为何归晋，他并不简单地归因于“天命”，而是看重人心、人才、谋略这三大要素的决定性作用；虽然书中也使用了“天数茫茫不可逃”之类的词句，但这不是要将胜利者美化为“真命天子”，而是对历史规律难以把握的深沉慨叹。比较高明的史识，为作品赋予了比较清醒的批判意识和较高的思想层次。其三，开放而宏通的创作心态。罗贯中身处旧的统治秩序已经分崩离析，新的统治秩序尚未完全形成，更来不及严密控制人们思想的易代之际，其创作心态较少受到束缚，而表现为开放、宏通，具有较强的独立意识。对于儒学，他不是诚惶诚恐地顶礼膜拜，而是通过诸葛亮“舌战群儒”的辩论，将儒者分为“君子之儒”和“小人之儒”，着重取其民本思想、功业意识、贤人政治观等积极方面。这种开放而独立的创作心态，使作品舒卷自如，洋溢着一股豪迈之气，达到了一种庄严而崇高的境界。
相比而言，在明清其他历史演义小说中，冯梦龙写作《新列国志》（即《东周列国志》），也有总结历史经验之意，但其反思历史的自觉精神和强烈爱憎，已不及罗贯中；齐东野人写作《隋炀帝艳史》，斥责隋炀帝“一十三年富贵，换了百千万载臭名”，但全书过多地铺写隋炀帝的风流佚事，总结隋朝灭亡教训的深度，显然无法与罗贯中相提并论；其余诸书，有的仅仅是为了将史书通俗化，有的是为了宣扬天命观念和因果报应思想，有的是为了抒发一时的感慨，有的则纯粹是为了赚钱牟利，其创作思想或过于浅薄，或流于粗俗，更是远远低于罗贯中，因而不可能写出真正优秀的作品。同时，明清两代，封建专制主义的君权恶性膨胀，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理学，或明或暗地束缚着绝大多数小说作者的思想，牵制着他们的创作心态，使他们往往缺乏俯瞰历史的雄伟气魄和独立自信的批判精神，这就在总体上影响了历史演义小说的成就。
（二）思想内涵的丰瘠
作者的创作思想与作品的思想内涵虽有联系，但并非一回事：前者是作者用以指导创作，企图贯注于作品的思想；后者则是作品本身的情节和人物所体现的内涵。有了高层次的创作思想，不一定能写出内涵丰富的作品；而一部优秀的作品，其思想内涵往往比作者的创作思想丰富得多。对于作品本身而言，其成功与否，首先取决于其思想内涵是否广阔而丰腴，能否给人以深刻的历史教益和人生启示；如果作品内容单调，思想贫瘠，就不可能打动人，感染人，更不可能成为上乘之作。
《三国演义》的思想内涵是极其博大而深厚的。因此，我们说它“犹如一个巨大的多棱镜，闪射着多方面的思想光彩，给不同时代、不同阶层的人们以历史的教益和人生的启示。”⑥直到今天，各个年龄层次的人们仍然对《三国演义》兴味无穷，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那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涵仍然保持着强大的吸引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给人以心灵的养分。政治家可以从中借鉴治国之理，军事家可以从中领悟用兵之道，企业家可以从中提取竞争之法，一般人也可从中吸取人生智慧。这种与时俱新的思想内涵，正是第一流作品强大生命力的关键所在。
相比而言，在明清其他历史演义小说中，《新列国志》（《东周列国志》）、《隋炀帝艳史》、《隋史遗文》等作品的思想内涵也各有值得称道之处。它们或歌颂明君贤臣，鞭挞暴君佞臣；或抒发怀才不遇的愤懑，希望社会识才爱才；或颂扬敢于反抗的草莽英雄，表彰舍己为人、保国爱民的豪杰志士，表现出鲜明的进步色彩，颇能感动读者。但是，在思想内涵的广度和深度上，它们都明显不及《三国演义》：论对明君贤臣的歌颂，它们远远没有达到《三国演义》歌颂刘蜀集团的强度，也缺乏比较独立的批判意识；论对政治军事斗争复杂性的描写，它们又远远没有达到《三国演义》的深度。因此，作品的力度也就明显逊于《三国演义》。至于其余诸书，那就差得更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