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每个不眠的暗夜里，我仿佛听到薇拉向我倾诉着革命救赎的道义合法性：有限的个体只有把自己投入到无限的人民大众的苦难救赎中，才能最终救赎自己。人民的苦难在道义上比个体的苦难具有生存论的优先性。但是薇拉又怎样去拯救黎民苍生于水深火热的苦海中呢？在薇拉的眼里，人民的苦难始终只是一个抽象的道义象征，它肯定不只是一些外在性的痛苦事实，薇拉和她的革命同志也无意于消除这种外在性的痛苦。相反，对有志于此的自由主义者，薇拉看法却是“无所作为，对政治压迫和种种无耻行径毫无反抗”。我非常能够理解薇拉这种看法的“正当”理由：既然那么优越的生活条件也消除不了薇拉本人的受苦意识，简单地改善人民的生存处境，又如何能消除人民的苦难呢？更何况一旦人民生活得到改善，过上了好日子，他们岂不是像从前的薇拉一样，重新陷入了日常生活的泥潭中了吗？这不是意味着重新将他们推进万劫不复的苦难深渊中了吗？总之革命所要解决的是根本上消除造成苦难的所有根源。
但是，令薇拉非常失望的是，她自己所从事的革命事业并没有在人民中激起多大反响，他们只是用怀疑的目光冷漠地旁观着革命者的一切革命暴力恐怖活动。在反复的阅读中，我感到薇拉的内心有一种深深的绝望感，它一定类似于鲁迅笔下的革命者夏瑜的感受：群众总是那么愚昧，他们只是希望过上安稳小康的好日子，尽管多少年之前这种生活已被薇拉视为庸俗空虚和有罪，是个体生存的苦难之源。群众用“人血馒头”来消除自己的苦难，却并不理会那血是流淌在拯救他们的革命者身上的。
薇拉一定没有认真地倾听过她那位伟大的同胞陀思妥耶夫斯基借受难者索尼娅之口而道出的真谛：受苦与个体偶在的命运如影相随，它构成个体生存的终极地平线。的确，苦难可能被减轻，可能被漠视乃至遗忘，但却断无可能被一劳永逸地消除。当薇拉认为革命能完成这种最终的救赎时，她难道没有看轻个体受苦的分量吗？革命，这个神圣的字眼到底是苦难的救赎和超升，还是苦难的逃避和遗忘呢？我更加不解，人民的苦难为何到了后来只剩下一个空洞的符号。
也许，我只能这样回答自己，革命作为苦难的救赎本身包含着不可克服的悖论：革命最初是一种个体受苦意识的反应，但革命反过来却以抽象的整体救赎名义吞噬着这种个体性。这对薇拉和“人民”来说同样有效。革命对薇拉来说就是对个体性的一种全面摧毁，但这怎么也解释不了在其革命生涯中，个体性一直顽强地在革命的夹缝中寻找自己的隐身之处。薇拉被捕后母亲和小妹(唯一没有参加革命的妹妹)来看望她的情景一直印在我的脑海中。在年迈而极度伤心的母亲面前，薇拉无言以对，她只是“非常需要温存，非常想双唇碰一碰她(母亲)的温暖的手。可是，不行！狱规不许这样做。”在军事法庭上那段长长的自我辩护结束后，薇拉感到，“我的体力和精神力量都已耗尽，什么也没剩下了，甚至连生的意志都消逝了。我感到我已从对祖国、对社会、对党的义务中解脱出来，现在我只是个凡人，是我母亲的女儿，妹妹的姐姐。”在这一瞬间，我仿佛看到往日那个活泼动人的“跺脚姑娘”已经复活了。但是，这仅是短暂的瞬间，此后革命的光环又重新笼罩在薇拉的头顶。
我时常想问一问薇拉，假如革命成功地斩除了沙皇和他所代表的旧制度之后，革命带给自己和人民的又是什么呢？薇拉认为消除旧制度就可以消除人民的苦难，事实证明这种说法太天真了。因为旧制度的推翻只是减轻了苦难所造成的外在条件，而植根于生存论深处的受苦却依然没有减少它的分量。况且革命许诺给人民的并不是薇拉曾经享受过的那种“罪恶”和“空虚”的生活。当个体性维度被总体性的革命所抽空之后，革命就成了唯一的生活，但它又拒绝此世的日常生活。好在米兰·昆德拉，一位革命频繁地上演的国度中的天才小说家，用兰波的诗句替薇拉作了回答：革命就是——生活在别处。薇拉之后的革命家托洛茨基也用行动证明了这一命题：革命就是——不断的革命。但是，我不知薇拉本人该怎么回答我。
从薇拉的世界中走出来很久，有一天我忽然想起了我的过去，想起了我在过去耳熟能详的一些薇拉们：从罗莎·卢森堡到蔡特金，从秋瑾到江姐，她们的名字就如丰碑，伫立在二十世纪革命潮流中。我还知道有一位伟大的女性，法国思想家西蒙娜·薇依，她有着和薇拉一样深沉的受苦意识，并且也曾严肃地思考过革命的主题。只是我不太清楚是否应该把她的名字写在那些丰碑上。很久以前，薇依曾告诉我，受苦是个体生存的永恒境域，它不会因为任何外在手段而得以根除。相反救赎的唯一手段就是承受起这种有限性的命运。就是在期待中的爱和希望。但我仍然不知道，这是否是薇拉和我在那些寒冷的暗夜里唯一的星光。我只知道，在不久前的那个冬天，我曾深深地爱恋过那位美丽而高贵的薇拉·妃格念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