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音巷东一侧是二轻工业联社的地盘，有一家农副产品加工厂和一座二轻局大院。加工厂在八、九十年代初期，仍时不时的运作过，我们顺手牵羊地拿过甘草、桂皮和八角之类的，吃了让人流鼻血的东西；在我上初中时该厂承包给私人，生产过一种袋装的番薯干。狗在柱子上浇尿，一是认路二是做地盘标识，同样孩子群体之间存在一些隔离保护的色彩，住观音巷的孩子一开始未必就能与二轻局大院的孩子打成一片的。二轻局大院的楼房多且地势开阔，院子里有一幢走廊极长的二层小楼，自东面西的布局造成了房间一天到晚的暴露在太阳的光芒之下，里面的住户肯定是苦不堪言，于是楼下种上了一大片的葡萄来遮光挡阳。我时常地咽着口水，怀着膨胀的食意，恣牙露齿地怒望着一串串高挂在楼顶之上，葡萄树的青皮儿子们。二轻局大院的孩子多是女孩，性格颇为温顺听话，极有可能是我这样的院外野和尚，在不经意之间教会他们玩“客鸡Man”（注：廉州话音，意指捉迷藏）和“屋绊”（注：廉州话音，也叫“二剩”，意指廉州版本的“石头、剪子、布”，不过只有“沙煲、石头”两个手势）。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骆小兵到二轻局宿舍探望奶奶，出于对他手上的那支仿63式玩具步枪的敬意，于是在一大串曲意逢迎的客气话之后，我们便算是结识了。在我印象中，这位小朋友与生俱来的有一种神秘感，从小就有好莱坞黑白影片时代的银幕午夜情郎的潜质，往往是两人还没有来得及热络起来，他人影儿就玩消失。自那天离别之后，当我快忘掉此人之时，他转学到我们班，一脸笑容地和我打过招呼；而当我想对着他光脑门上的几道小伤痕，显然是路边蹩脚的剃头匠的杰作发笑时，他又转学走人了。
顺便说一下，在观音巷里住有两户亲戚，一是父亲的阿婆（注：廉州话，意指姑姑），叫龙启顺，夫家姓谭；二是父亲的妹妹，夫家姓王。观音巷与沙街尾相隔五十米左右，巷尾有一小道通沙街尾的大水沟。在著名的社会活动家龙启顺姑妈的带领下，我光荣地参加设在二街居委会的沙街尾院落，举行的某届“健美儿童”活动，面对蹦蹦跳跳，唱着在幼儿园大中小班里学会的，千篇一律腔调的祖国花朵们，可想而知在一边呆若木鸡的党江人民公社九坡生产大队五队六组（注：在1986年左右，合浦县陆续设乡镇编制，之前是社队体制）的社员儿子，只有拍手掌玩欣赏的份儿。接班人都是在大风大浪中煅炼成长的，在当时没有上过幼儿园的孩子大有人在，廉州一小的同学和我一样到了五岁的年龄，在接受一两个月的学前班教育之后，便过度到一年级，拿起纸笔杀伐果断地制造出一桩桩类似“1 + 1 = 11”的数学惊悚。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表弟王卫良时常同我玩，有时候他让姑父叫回家，失望的我在街边喃喃地自语“阿良B，又回去了”，有趣的是当年表妹王卫娟尚未出生，而姑妈家的那个叫谭宏建的小儿子正打算结婚。在观音巷的日子，我做过的恶心事有一件，是欺负一个哑巴女孩（注：沙街尾一带有不少心智和肢体有缺陷的小朋友，不知是否是近亲结婚的因素？），她是姑妈朋友的孙女。我们先是叫她打一桶水，然后倒掉将地板弄湿，害她差点滑倒，趁她不注意的时候扯她的裤子。哑女自然是伤心地哭泣，而装着后悔样子的我们哄说对不起，并誓神辟愿地保证下次不会这样做了。最后来一样积极向上的，在沙街尾、学宫街的周边游荡着一个卖糖果的中年男子，是一个戴着大号墨镜的瞎子，实际上他就卖两样东西：一种类似奶糖的食品和五香花生豆。他的招牌式吆喝是一句“花深洞”，人生中的第一句真人版白话“花生糖”是在就这一两分钱的吃食咀嚼中受到了启蒙。回想下八十年代初的人的确是穷，瞎子似是常遇到什么大炮好事，脸庞挂着大好笑容，而且十分的健谈，完全是一副糖味人生的精神面貌。在往事里能衬托配合当年人们那一身风骨的，有一个湛蓝透彻的大天空，舒舒服服、干干净净的空气，加上一条不算太脏的西门江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