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封简介）
“我不是来演讲的。”首次登台演讲，17岁的马尔克斯如是说。1970年《百年孤独》已大获成功，他演讲时又说：“对我而言，文学创作和登台演讲一样，都是被逼的。”1982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后，演讲却成为他作家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书是加西亚·马尔克斯2010年出版的最近作品，收录了1944年到2007年间公开演讲的名篇，时间跨度涵盖他的文学生涯。除了对文学的眷恋与痴迷，讲稿中还充分体现出他对社会弊端、文化发展、核危机等问题的关注，以及与科塔萨尔、穆蒂斯等人的动人友情。这些讲稿，让我们第一次有机会倾听马尔克斯的心声，听他谈自己、谈《百年孤独》、谈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

VI.敬诗歌
（1982年12月10日，瑞典，斯德哥尔摩）
（在瑞典国王与王后招待诺贝尔奖得主宴会上的讲话）

（晚宴设在斯德哥尔摩市政府蓝色宴会厅。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有幸不用排队》（发表于1983年5月4日，收录于《报刊作品5：新闻稿1961—1983》）中回忆道：“他们让我在一张打印表上签名，将领奖辞与《敬诗歌》的版权授予诺贝尔文学奖基金会。《敬诗歌》是我在最后一刻，和诗人阿尔瓦罗·穆蒂斯一起赶写出来的。之后，我又为基金会成员在瑞典语版作品上签名……”）

感谢瑞典文学院颁给我这个奖，让我有幸与大师为伍。在我埋首读书、痴迷写作、自娱自乐的日子里，他们曾指引过我，丰富了我的精神生活。到今天，大师及其作品既成为了我的守护神，也意味着获奖后压在我心头沉甸甸的责任。他们获奖，我认为是实至名归；而我获奖，是上天又在敲打我，提醒我：天意莫测，人如棋子，大多惨淡收场，要么不被理解，要么被人遗忘。
因此，我不禁反躬自问，深入内心，寻找自我，寻找答案：是什么支撑了我的作品，是什么引起了评委的注意，能让挑剔的他们感同身受？不谦虚地讲，想通不易，希望我说出的答案能一语中的。朋友们，在我看来，这是对诗歌又一次表示敬意。因为诗歌，老荷马的《伊利亚特》中数不胜数的各色船只乘风破浪，穿越历史，勇往直前；因为诗歌，但丁用区区三层脚手架就撑起了中世纪这座沉重宏伟的工厂①[h1] ；因为诗歌，伟大的、最伟大的诗人巴勃罗·聂鲁达在《马丘比丘之巅》中用生花妙笔，描绘了破碎的美梦，抒发了千年的忧伤，重现了南美的辉煌。诗歌是平凡生活中的神秘力量，可以烹熟食物，点燃爱火，任人幻想。
写下每一行字，我都会祈求诗神的庇佑，运气是好是坏。诗神不易亲近、未卜先知，其力量从来都超越一切充耳不闻的死亡之神。我希望写下的每个字，都能体现我对它的虔诚。获奖让我聊以自慰，还好，努力没有白费。在此，我提议，为伟大的美洲诗人路易斯·卡多索-阿拉贡②[h2] 干杯，是他将诗歌定义为人类存在的唯一实证。谢谢大家。
[h1]这里指意大利诗人但丁（Dante Alighieri，1265—1321）创作的史诗《神曲》，全诗分三部分：《地狱》、《炼狱》和《天堂》。
[h2]路易斯·卡多索-阿拉贡（Luis Cardoza y Aragón，1901—1992），危地马拉作家，诗人。

吧里都没有人的吗，冷得我都伸不出手来敲键盘了。。。

XI.我不在这里
（1992年12月8日，古巴，哈瓦那）
（拉丁美洲新电影基金会放映厅揭幕式）

（格劳贝尔·罗沙①[h1] 放映厅是拉丁美洲新电影基金会总部的文化设施。放映厅也兼文化中心，除放映电影外，还举办讲习班、国内会议和国际会议，上演舞台剧、舞蹈表演及室内音乐会。）

今天上午，我在欧洲的一份报纸上读到我不在这里。我不奇怪，因为我以前还听说过我卷走了菲德尔·卡斯特罗送给我的家具、书籍、唱片和官邸藏画，并通过使馆设法将一部拙劣的反古巴**的小说原稿带离了古巴国境。
在座的各位刚才不知道，现在总该知道了。这就是今天下午我不能在这里为放映厅揭幕的原因。这间放映厅，就像电影本身（以及所有的电影人）一样，也许不过是个视觉幻象。它让我们如此担惊受怕、忐忑不安，时至今日，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的五百年一个月零二十六天，我们依然不敢相信：梦想成真，它建成了。
历史上诞生过的奇迹数不胜数，其中最具决定性的当属令人瞩目的科学发展。那是另一个照进现实的伟大梦想，电影从未有过这么优秀能干、乐于助人的邻居。当放映厅遇到困难、落成无望时，他们来敲我们的门，雪中送炭，不求回报。今天，拉丁美洲新电影基金会投桃报李，与古巴科学界的朋友共同分享这一刻，相信，我们会有很多的共同语言。这说法一点也不新鲜。圣—琼·佩斯在他精彩的诺贝尔文学奖领奖辞中就论证过，科学与艺术是如何溯本同源，异曲同工。你们瞧，我不在这里，能说的话也不少。说不定，经此盛事鼓舞，我还会高兴地把卷走的家具、书籍和手稿运回来。希望托里拆利定律能帮我们从别处搬来几块基石，多做几件这样的好事。
[h1]格劳贝尔·罗沙（Glauber Rocha，1939—1981），巴西导演、编剧、演员。

（接上楼）
但这所流动学校留给我最美好的回忆还不是课堂，而是课间。在巴黎等候夫人们购物时，阿尔瓦罗就往远近驰名的咖啡馆门前台阶上一坐，仰面朝天，翻出白眼，大手一伸，做乞讨状。一位衣冠楚楚的绅士用地道的法国方式尖刻地对他说：“穿羊绒衫讨饭，脸皮真厚。”可他还是给了一法郎。不到一刻钟，阿尔瓦罗就净挣四十法郎。
在罗马的弗朗西斯科·罗西⑤[h1] 家，他用自创的意大利语，其中没有一个真正的意大利语单词，滔滔不绝地讲述了自己在金迪奥的恐怖遭遇，迷住了意大利影视文化精英费里尼、莫妮卡·维蒂⑥[h2] 、阿莉达·瓦莉⑦[h3] 和阿尔贝托·莫拉维亚⑧[h4] ，让他们津津有味地听了好几个小时。在巴塞罗那的一家酒吧，他用巴勃罗·聂鲁达灰心丧气的语调朗诵了一首诗，有个听过聂鲁达声音的人以为他就是聂鲁达本人，居然向他索要签名。
他写过一句诗：“我知道，我永远去不了伊斯坦布尔。”读得我心惊肉跳。这首诗对于一个无药可救的君主制国家来说相当怪异，人家不叫伊斯坦布尔，只叫拜占庭，好比早在被历史证明其正确性之前，我们就一直只叫圣彼得堡，不叫列宁格勒一样。我也不懂为什么老觉得应该把诗里提到的去伊斯坦布尔变为现实。终于，我说动了他，一起坐船去，坐的是慢船，挑战命运时，得不慌不忙。在那儿待了三天，我老担心那句诗句成谶，心里一直七上八下。直至今日，阿尔瓦罗已是年届七十的老人，而我还是六十五岁的孩子这一天，我才敢说：当年去伊斯坦布尔，我不是为了打败诗歌，而是为了挑战死神。
我以为自己就要一命呜呼的那次旅途，阿尔瓦罗也在身旁。当时，我们正驾车在明丽的普罗旺斯疾驰，突然一位司机逆向行驶，发疯似的冲了过来。我只好往右猛打方向盘，根本来不及去看我们会摔在什么地方。刹那间，我有种奇妙的感觉，方向盘飞在空中，完全不听我使唤。一向坐在后排的卡门和梅赛德斯屏住呼吸，直到车子像孩子一般摔进春季葡萄园旁的排水沟。那一刻，我唯一记得的是副驾驶座上阿尔瓦罗的神情。摔落前，他看了我一会儿，满脸同情，似乎在说：“瞧这傻瓜，干吗呢？”
在我们这些认识他母亲、并深受其害的人眼里，阿尔瓦罗的所作所为还算不上惊世骇俗。卡洛琳娜·哈拉米略人长得漂亮，脑子却不好使。她从二十岁起就不再照镜子，因为觉得镜子里的人不是自己。老太太年纪一大把，天天骑着自行车，穿件夹克，去草原给庄园里的工人义务打针。在纽约的一个晚上，我们出门看电影，拜托她照看我和妻子十四个月大的儿子。他一本正经地劝我们三思，说她在马尼萨莱斯也帮忙照看过一个孩子，那孩子哭个没完，她只好喂他一块有毒的桑葚糖，让他闭嘴。但即便如此，去梅西百货公司那天，我们还是把孩子托付给她，回来时只见她独自一人。保安四处找孩子的时候，她就跟他儿子一样沉得住气，还安慰我们：“别着急，阿尔瓦罗七岁那年，也在布鲁塞尔走丢了，瞧他现在不是挺好！”阿尔瓦罗就是她的升级版，还比她有学问，当然更了不得！他名震寰宇，不仅诗写得好，人也特别好。所到之处，胡吃海喝，夸张怪异，胡说八道，令人难忘。只有我们这些了解他、热爱他的人才知道，他只是咋咋呼呼，虚张声势罢了。
阿尔瓦罗·穆蒂斯不幸是个太过和善的老好人，谁也想象不到他为此付出多大代价。我见过他在黑暗中，忧伤地躺在书房的沙发上。那模样，不会让前一晚任何一位幸福的听众羡慕。幸好，那无法治愈的孤独也孕育出他广博的学识、非凡的阅读能力、无尽的好奇心和忧伤凄美的诗歌。
我见过他沉浸在布鲁克纳⑨[h5] 气势恢弘的交响乐里，像在欣赏斯卡拉蒂⑩[h6] 的嬉游曲。我见过他躲在奎尔纳瓦卡花园僻静的角落，趁着悠长假期远离尘嚣，徜徉在巴尔扎克全集奇妙的文字森林里。有些人隔些日子会看部牛仔片，而他隔些日子会把《追忆似水年华》从头到尾再看一遍，他的择书标准是不少于一千两百页。他蹲过墨西哥监狱，所犯的罪许多作家、艺术家都犯过，可只有他蹲过监狱。他说，那十六个月，是他一生最幸福的时光。
我一直以为，他写书慢，是因为工作忙，再加上他字写的不好，像鹅亲自抓着鹅毛笔写出的鬼画符，足以让猎狗在特兰西瓦尼亚的迷雾中惊恐地乱吠。多年前，我问他，他说等退了休，没有俗务缠身时，会潜心写作。果然，飞了那么多年，他一跃而下，没用降落伞，稳稳着地，文思泉涌，实至名归。六年写八本，创造了文学史上的伟大奇迹。
他的书，随便挑一本，读上一页，你就会明白：阿尔瓦罗·穆蒂斯的全部作品，连同他的一生，都在确信无疑地传递着一个信息：失落的天堂再也无法找回。麦克洛尔⑾[h7] 不止是他——这话谁都会说——麦克洛尔是我们大家。
作为结束语，我斗胆提议：今晚来祝阿尔瓦罗七十大寿的人，第一次，别假客套，别怕流眼泪，别骂骂咧咧，真心实意地告诉他，我们有多崇拜他，妈的，我们有多爱他。

[h1]弗朗西斯科·罗西（Francesco Rosi，1922— ），意大利导演。
[h2]莫妮卡·维蒂（Monica Vitti，1931— ），意大利女演员。
[h3]阿莉达·瓦莉（Alida Valli，1921—2006），意大利女演员。
[h4]阿尔贝托·莫拉维亚（Alberto Moravia，1907—1990），意大利小说家。
[h5]布鲁克纳（Anton Bruckner，1824—1896），奥地利作家，代表作为九部正式编号的交响曲。
[h6]斯卡拉蒂（Giuseppe Domenico Scarlatti，1685—1757），意大利作曲家，代表作为555首键盘乐奏鸣曲，
[h7]Maqroll，阿尔瓦罗·穆蒂斯多部作品的主人公。

XIV.人见人爱的阿根廷人
（1994年2月12日，墨西哥城）

（在墨西哥城美术馆的演讲。讲稿第一次发表于1984年2月22日，胡利奥·科塔萨尔①[h1] 去世后不久；科塔萨尔去世十周年时，曾作为纪念辞宣读；科塔萨尔去世二十周年的2004年2月14日，又在哈利斯科州的瓜达拉哈拉“又见胡利奥·科塔萨尔”座谈会开幕式上宣读。瓜达拉哈拉大学设有胡利奥·科塔萨尔教研室，由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卡洛斯·富恩特斯②[h2] 主持。）

约十五年前，我最后一次去布拉格，同行的还有卡洛斯·富恩特斯和胡利奥·科塔萨尔。我们三个都怕坐飞机，便从巴黎乘火车前往，夜晚穿越东西德的时候，聊起两国无边的甜菜地、什么都造的巨型工厂、大战所带来的浩劫和肆意的爱情，总之，无所不聊。
临睡前，卡洛斯·富恩特斯突然问科塔萨尔，是什么时候、由谁倡议将钢琴加入爵士乐的。他不过随口一问，想知道一个日期、一个人名，谁知竟引出一篇精彩的演讲，一听听到大天亮。我们大杯大杯地喝啤酒，大口大口地吃香肠拌凉土豆，科塔萨尔字斟句酌，深入浅出，从历史到美学，一一向我们道来，直到东方发白，才最终在对特洛尼斯·蒙克③[h3] 的褒奖中结束。那长长的大舌音，管风琴般浑厚的嗓子和瘦骨嶙峋的大手，表现力可说是无与伦比。那个独一无二的夜晚所带来的惊愕，卡洛斯·富恩特斯和我终生难忘。
十二年后，我见胡利奥·科塔萨尔在马那瓜的一个公园，面对着一大群人，用美妙的嗓音朗读一个短篇，是最艰涩难懂的那种——故事中不幸的拳击手用不宜诺斯艾利斯的底层方言诉说着自己的经历。没在那种乌糟的环境待过，根本听不懂那种语言。可科塔萨尔偏偏挑中这篇，在宽敞明亮的公园里，站在台上，读给一大群人听。听众鱼龙混杂，有著名诗人、失业泥瓦匠、**领袖和反对派。那又是一次难忘的经历。尽管严格来说，即便是那些精通底层黑话的人，也不容易听懂这故事，但听众却能对故事中的情感产生极大地共鸣。可怜的拳击手孤零零地站在拳台上挨打，听众能感受到他的痛，为他的梦想和苦难潸然泪下。科塔萨尔与听众建立的是心与心的交流，谁也不在乎语言的含义，坐在草坪上的人都陶醉在这天籁之音里。
对科塔萨尔的这两次令我感触至深的回忆体现了他个性的两个极端，是对他最好的定义。私底下，好比在去布拉格的火车上，他博闻强记，侃侃而谈，风趣幽默，笑中带刺，能跻身于任何时代的杰出知识分子之列。而在大众面前，尽管他不愿做公众人物，可在无法回避的场合，他是那么非凡，那么细腻，那么奇特，那么令人着迷。无论哪种情况，他都是我有幸结识的令我印象最深的人。
第一次见他，是在一九五六年的悲秋之末，巴黎一家英文名字的咖啡馆。他时常去那儿，待在角落里，握着自来水钢笔在作业本上写作，手指上沾着墨迹。让—保罗·萨特也在三百米外做着同样的事。当时，我已在巴兰基亚的朗塞旅社（每晚花一个半比索，与低薪的球员、快乐的妓女为邻）读过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动物寓言集》，翻开第一页，我就意识到他是我未来想要成为的那种作家。有人告诉我，他在巴黎圣日耳曼大街的“老海军”咖啡馆进行创作，我在那儿等了好几个星期，终于见他像幽灵一般飘了进来。他比我想象的要高，穿着一件长的要命的黑大衣，就像鳏夫穿的那种，一张娃娃脸被衬得有些邪恶，牛犊般的眼睛分得很开，斜的，清澈透明，若非心在驾驭，活像魔鬼之眼。

XV.拉丁美洲确实存在
（1995年3月28日，巴拿马，孔塔多拉）
（孔塔多拉集团“拉丁美洲是否存在”专题“实验室”）

（在场的有：陈述人乌拉圭前总统路易斯·阿尔维托·拉卡列，参加者费德里科·马约尔·萨卡戈萨、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最后一个登台演讲）、米格尔·德拉马德里·乌尔塔多（墨西哥前总统）、赛尔希奥·拉米雷斯（尼加拉瓜前副总统）、弗朗西斯科·维弗尔特（巴西文化部长）与奥古斯托·拉米雷斯·奥坎波（哥伦比亚前外交部长）。
孔塔多拉集团成立于1983年1月9日，正值中美洲遭遇危机之时，集团主旨即在推动中美洲和平与民主进程，最初有四个成员国：哥伦比亚、墨西哥、巴拿马和委内瑞拉。该集团由四国首脑在巴拿马孔塔多拉岛成立，因而得名。）

等到最后一个发言，是因为昨天吃早饭时，我还不清楚在会上会听到什么。我喜欢你来我往，唇枪舌剑，可这种活动总爱唱独角戏，妙趣横生的即席质问一概不许。得做笔记，请求发言，然后等待，好容易等到，想说的都已经被人说完了。同胞奥古斯托·拉米雷斯在飞机上对我说：想知道谁老了很容易，就看他是不是说什么都会扯上趣闻轶事。我跟他说：要真这样，那我刚出生就老了，写的作品也全是老朽之作。下面的话可以作证。

拉卡列总统开场就让我们大吃一惊，说“拉丁美洲”这个名字并不是从法语来的。我本来一直以为它是从法语来的，但也确实不记得是从哪儿看到的，也就无法提出任何反证。当年玻利瓦尔①[h1] 用的并不是这个词，他用的是“美洲”，没加形容词，但后来这名字被美国人拿去自己用了。好在在《牙买加信札》中，他用简短的一句话为我们混乱的身份下了定义：我们是人类中的一小部分。这就将其他定义中没包含的因素——如多重起源、土著语言、欧洲语言：西班牙语、葡萄牙语、英语、法语、荷兰语等——全部包含在内了。
四十年代，阿姆斯特丹的人们听到一则令人匪夷所思的新闻：素来与棒球无缘的荷兰竟然正在参加世界棒球比赛——库拉索②[h2] 即将夺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世界锦标赛的冠军。说到加勒比地区，我觉得区域定位严重不合理，不该只看地理位置，得看文化，所以应该从美国南部一直囊括至巴西北部。中美看似属于太平洋地区，实际和它关系不大，文化上应属于加勒比。这个呼吁合情合理，至少具备了将福克纳和美国南方所有知名作家通通归入魔幻现实主义大家庭的优点。再有，还是在四十年代，乔万尼·帕皮尼③[h3] 对大众宣称拉美从来对人类社会毫无贡献，连个圣徒都没出过，似乎出个圣徒是件很容易的事。但他说得不对，圣罗萨·德利马就是我们出的，也许因为她是个女圣徒，就没算。他的说法充分反映了欧洲人对我们的一贯看法：不像他们就是错，无论如何都要按照他们的方式加以纠正。美国也是如此。西蒙·玻利瓦尔听够了这些劝告和命令，发出感慨说：“就让我们安安静静地走过我们自己的中世纪吧。”
选择哪种政治制度，君主制还是共和制？这种来自老朽欧洲的压力，没有人承受的比他更多。许多文献都提到，君主制是他的梦想。但事实是，在当年，即便已发生过美国资产阶级**和法国大**，君主制也不像如今在共和党人眼里那么过时。玻利瓦尔是这么想的：只要能让拉美团结、独立，按他的话讲，就是建成世界上最大、最富、最强的国家，选择哪种政治制度根本无关紧要。过去，我们就是各种教条之争的牺牲品；今天，我们依然饱受这种困扰。昨天，塞尔希奥·拉米雷斯提醒我们：不过就是一批人倒下去，另一批人站起来，民主国家的选举只是个堂皇的借口。

哥伦比亚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好像只要按时选举，就算落实了民主制度。走个过场就好，不用去拉票、贪污、欺诈、贿选等种种弊病。M-19游击队司令海梅·百特门④[h4] 说过：“参议院不是用六万张选票选出来的，是用六万比索堆出来的。前不久在卡塔赫纳，一个卖水果的当街冲我嚷嚷：‘你欠我六千比索！’原来，她想选的那个人名字跟我的很想，还她投错了票，事后才发现。我能怎么办？只好付给她六千比索。”
玻利瓦尔的政治融合之路越走越困惑，文学艺术界却甘冒风险，自顾自地走上了文化融合之路。我们亲爱的费德里科·马约尔说他担心知识分子的沉默，不担心艺术家的沉默，言之有理。艺术家终究算不上知识分子，因为太情绪化，从布拉沃河到巴塔哥尼亚，一路运用音乐、绘画、戏剧、舞蹈、小说、影视剧等各种方式尽情表达。广播剧之父菲利克斯·B.卡格内特说：“人爱流眼泪，而我给他们流眼泪的借口，仅此而已。”大众的表达方式是拉美大陆多语种环境下最简单、最丰富的表达方式。等到政治和经济方面开始融合，文化融合将早已是不可逆转的事实。美国耗费巨资进行文化渗透，而我们一分钱不花，就已经在改变他们的语言、饮食、音乐、教育、生活方式和爱情，即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文化。

马不停蹄地开了两天会，最开心的是第一次与好邻居弗朗西斯科·维弗尔特见面。他说一口纯正的西班牙语，令人惊叹，而我不禁要问，在座各位中有没有两位以上会说葡萄牙语。德拉马德里总统说的没错，西语懒得越过马托格罗索州⑤[h5] ，而巴西却全民动员，创造出葡式西语来和我们交流，没准在拉美融合之后能当做通用语使用。弗朗西斯科·维弗尔特——哥伦比亚人叫他帕邱，墨西哥人叫他潘丘，而西班牙的任何一家酒馆都会叫他帕克——他旗帜鲜明、有理有据地支持建立文化部。而我徒劳无功地——没准也是件好事——反对在哥伦比亚建文化部，主要理由是：建文化部会助长文化的官方化、官僚化。
别武断，我反对的只是容易沦为政治拉票或政治操纵的牺牲品的部委制。我提议：代之以国家文化委员会，不隶属于政府，只隶属于国家，不对国会负责，只对共和国负责，免得三天两头受部委危机、宫廷密谋、预算黑洞之累。多亏帕丘西语流利，因此尽管我的葡语拿不出手，我们还是达成共识：无论形式如何，保护及发扬文化的重任应该由国家来负责。

[h2]拉斐尔·乌里维·乌里维（Rafael Uribe Uribe，1859—1914），哥伦比亚军人，“千日战争”中自由党的领袖。
[h3]原文如此，但据《百年孤独》，应为三十二场战争。
[h4]《百年孤独》中的人物。
[h5]《族长的没落》中的人物。
[h6]原文如此。
[h7]拧断天鹅的脖子，典出墨西哥诗人冈萨雷斯·马丁内斯（González Martínez，1871—1952）的同名十四行诗。诗中对拉美现代主义诗歌代表人物、被称为“天鹅诗人”的卢文·达里奥（Rubén Darío,1867—1916）追求唯美雅致的美学观提出异议。文中这里是指摒弃了浪漫、唯美的创作手法。

XVII.新闻业：世上最好的职业
1996年10月7日，美国，洛杉矶
美洲报业协会（SIP，总部设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第52届大会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以伊比利亚美洲新新闻基金会会长的身份致开幕词。

有人问哥伦比亚的一所大学，该怎样考察新闻学报考者的能力和志向。回答很干脆：“记者不是艺术家。”这么回答，恰恰说明新闻报道也是一种文学体裁。糟糕的是许多老师和学生对这一点要么不清楚，要么不以为然。也许，大部分学生在解释自己为何报考新文学时，理由都不确切。有人说：“我选择新闻传播，是因为现在媒体报道的少，掩盖的多。”还有人说：“它是通往政界的康庄大道。”只有一个人说，因为他喜欢报道，不喜欢被报道。
五十多年前，哥伦比亚报业在拉美遥遥领先。当时没有新闻学校，得在编辑室、印刷车间。对门酒吧和周末派对中学。记者总爱扎堆，过集体生活，无比热爱本职工作，其他话题一概不谈。做新闻讲究团队协作，没什么私人空间。不懂得在一天二十四小时精彩的流动课堂里学习的人，觉得老谈新闻实在无聊的人，也许他想当记者，也许他自以为是记者，但其实它既不是记者，也不想当记者。
曾几何时，媒体只是报纸和电台。电台花了好长时间才追上纸质媒体，之后个性张扬，势不可挡，略显冒失，眨眼间便征服听众。电视刚出现时，都传说它是魔盒。如今，其风靡程度难以想象。长途电话刚开通那会儿，要找接线员转接。电传发明前，只能通过信件和电报与国内外联系，好歹也能送到目的地。
电台接线员甘冒风险，在电波声中凌空捕捉世界各地的新闻。博学的编辑将前因后果、细枝末节搜集完整，如同从一根椎骨渐渐拼出整副恐龙骨架，只是不能妄加评论，那是主编的神圣领地。社论号称出自主编之手，其实不然。而且主编的字几乎总是出了名的龙飞凤舞，过去的主编，如《观察家报》的堂卡洛斯·卡诺，或深受读者欢迎的专栏作家，如《哥伦比亚时代报》的恩里克·桑托斯·蒙特霍（“卡利班”），都有专门的铸排工辨认他们的手稿。在政治报道比重最大、影响最广的时代，编辑部最敏感谨慎，也最有名望。
（未完待续。。。）

新闻要边干边学

新闻分三大块：新闻信息、时事与报道、编者按。访谈并不常见，也不单独使用，多半作为时事与报道的原材料。因此，在哥伦比亚，“访谈”依然被称为“报道”。记者是弱势群体，相当于学徒加苦力，苦干多年、表现良好，才能晋升做领导。工作时间和工作性质表明：新闻从业人员的神经系统实际上是在逆向运转。
入行没别的条件，只要有做记者的意愿。即便出生在报业世家——我们知道，大部分报纸都是家族所有——也要通过实践证明自己的能力。俗话说的好：新闻要边干边学。进报社的人，有其他学科成绩不好的，毕业找不着工作的，后知后觉、兜了一圈才发现新闻是心之所爱的其他行业的专业人士。心理素质一定要好，新人入行，会和海军陆战队的新兵一样备受捉弄，以激发伟大的创造力为由，被人嘲笑、被人下套，或在最后期限前一小时被勒令重写。这是个培养人才、据实报道、士气高涨、积极参与、观点云集的地方。经验证明，对于有职业敏感、责任感和承受力的人来说，边干边学，易如反掌。实践本身所需的文化基础，在工作环境中就能得到加强。博览群书是职业病，记者们如饥似渴地进行着自我教育，一目十行，就凭着他们的自学，边让新闻业——他们称其为世界上最好的职业——蓬勃发展。阿尔维托·耶拉斯·卡马戈①[h1] 做了一辈子记者，其间两次任共和国总统，他连高中都没毕业。
后来，世道变了。哥伦比亚发放了两万七千张记者证，大多没法给从业记者，只沦为从政府那儿捞好处、不排队、进体育场不买票，或参加其他休闲娱乐活动的通行证。绝大多数记者，包括一些鼎鼎有名的大记者，都没有、不想要、也不需要记者证。大家都说，新闻业没有输送后备人才的学校，于是，首批新闻传播系应运而生，记者证也随之出炉。然而，现在从业的专业人员多半没有学历，即使有，也是其他专业的，就偏偏不是新闻学。
接受采访的老师、学生、记者、经理、管理人员都对学校在新闻业人才培养中扮演的角色提出了质疑。“显然，大家对理论思考与概念阐述都毫无兴趣。”一批正在做学位论文的学生说，“造成这一局面，部分责任在老师。他们规定我们必须读什么，读哪些书里的哪些章，让我们复印一大堆的资料，可他们自己却没有任何观点。”幸好，学生还能苦中作乐，自诩为“复印文稿专业人士”。大学也承认，目前，在人才培养上，尤其是人文学科的人才培养上，存在显而易见的不足。高中毕业、刚入大学时，学生不会写文章，会犯严重的语法和拼写错误，文章读不懂，深意悟不出，这都很正常，可许多人毕业时就和入学时水平一个样。“他们只顾着贪方便，就是不爱动脑。”一位老师说，“让他们修改文章或重写，他们才不干。”看来，学生唯一的兴趣只是混完大学去当记者。他们脱离实际，无视重大问题，一切以自我为中心，不做社会调查，也不为社会服务。“获得高尚的社会地位是他们职业生涯的主要目的。”一位大学老师说，“他么不想发挥自身价值，利用专业的技能丰富精神生活，只想赶紧读完大学，提升社会地位。”

接受调查的学生大多对学校表示失望，他们理直气壮地职责老师，声称自己身上缺少的优良品质，尤其是对生活的好奇心，都源于老师没有好好培养。一位成绩优秀，多次获奖的女学生更是直言不讳：“读完高中，学生应该有机会接触不同的领域，找到兴趣点。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我们得将学校教的知识一字不漏地背下来，这样才能通过考试。”
有人认为，学生人数过多，造成教育质量下降，学校只管教书，不管育人，今天的人才都是对抗学校、单打独斗、自我努力的结果。还有人认为，注重培养学生能力和志向的老师寥寥无几。“这很难。教学往往是重复再重复，”一位老师解释道，“二十年教同一门课的老师还不如一个没经验的新手。”由此造成的结果令人悲哀：那些踌躇满志地离开校园，踏上工作岗位的学生，必须在实践中从头学起，才能成为真正合格的记者。
有些人四处吹嘘自己能反着看懂部长桌上的机密文件，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他们还会不经允许，擅自录音，或将事先说好绝不公开的谈话公之于众。最严重的是，这些有悖道德的行为，却正契合了新闻业勇往直前，不惜一切代价，冲破一切障碍，揭黑幕，抢独家的基本理念。因此，行内人士无不自觉并自豪地遵守实行，而对独家新闻比的不是谁发得早、而是谁发得好这一点置若罔闻。这一弊端之外，另一个极端则是贪图安逸，不思进取，工作完全依赖于冰冷、没人情味的机器。
[h1]阿尔维托·耶拉斯·卡马戈（Alberto Lleras Camargo，1906—1990），哥伦比亚记者、外交家，曾于1945—1946和1958—1962年间两次任哥伦比亚总统。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