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本人曾写过类似的题目，后来文章发表在1997《语文论丛》第五期里（陈忠敏1997）。随着文白异读和读音层次研究的深入，本人对文白异读这个老题目有新的看法。最近又拜读杨秀芳先生“论文白异读”一文（杨秀芳1993），也深受启发。所以本文虽然是老题重谈，但是内容是新的。
文白异读是汉语方言特有的一种语音现象。一般来说，长江以南，黄河以北的广大汉语方言区里有文白异读，而处于长江和黄河之间的官话方言这一现象罕见。在有文白异读的方言里，以闽语，特别是闽南话、南部吴语及晋语文白异读的情况最为复杂。本文想从层次分析的角度来讨论汉语方言的文白异读。具体分三部分论述。第一，文白异读的性质及产生；第二，文白异读的重新定义及研究方法；第三，文白异读在层次研究中的作用：1，区分层次，2，决定层次的先后，3，反映方言进化的程度。
二．文白异读的性质及产生
通常我们理解的文读和白读是：同一个语素因读书、口语场合不同而有不同的读音。其中读书场合使用的音是文读音，它是标准语或优势方言影响的结果；口语场合使用的音是白读音，它属于本地土语。这种理解虽然简单明了，但是有三点解释不通。第一，它把文读和白读简单化地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单位，这跟语言的实际是相违背的。事实上，很多的情形往往是同一语素读书音和口语音完全相同，根据以上对文白异读的理解，我们就无法判断这些音到底算是文读音还是白读音。与之相反的情况是某一语素具有两种以上的读音，如下文要指出的泉州话“草”字具有三种读音：读音一是tsʰau3(草仔)，读音二是tsʰo3 (草草)，读音三是tsʰɔ3 (草木、草创)。其中读音二具有双重身份，对读音一而言它是文读，对读音三而言它又是白读，在这种情形下也难用两分法去处理。第二，有些方言中一个语素，它的声母是白读，而它的韵母是文读；或者它的声母是文读，韵母却是白读。例如阳韵非母字“方”在厦门话里有四种读法：paŋ2、pŋ2、hŋ2、hoŋ2。厦门话里阳韵读-aŋ、-ŋ是白读，读-oŋ是文读；非母读p-是白读，h-是文读。所以“方”读paŋ2、pŋ2是白读音，读hoŋ2也可以说是文读音，但是对于那个声母是文读，韵母是白读的hŋ2，我们应该算作文读音好还是白读音好？第三，这种对文白异读的理解还会产生这样的误解，以为一个语素有文读音，必然也有一个白读音与之相配，把“文”与“白”的对应简单地理解为孤立的字音行为。既然说文白异读是标准语或优势方言影响的结果，我们就应该着眼于“文”与“白”两个层次或系统所造成的差异，而不是单个字音的差异。
要正确把握文白异读的性质，我们就必须从文白异读，特别是文读音的产生谈起。严格意义上的文读音就是跟口语音不同的读书音。这种读书音是通过文教习传进入方言里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前方言区的教学用语是当地的读书音。这种当地读书音的来源有二，一是用《切韵》一系的韵书、字典的注音、反切折合出来的当地读书音，所以这些读书音跟《切韵》音系有严整而系统的对应；二是用一个地区的权威方言的读音作为土语的读书音。比如乡村土语的读书音向县城方言的读书音趋同；县城方言的读书音向府治或省城方言的读书音趋同；省城的则向中原标准官话趋同。例如属闽语闽东方言的浙江平阳县钱库乡蛮话，其文读音跟县城吴语的读书音相似，所以在蛮话中形成一个很独特的文白异读现象：白读是蛮话，属闽东话；文读跟平阳县城吴语的读书音很一致(潘悟云1995)。Egerod研究广东省的隆都方言时也指出，隆都话的白读层属于闽南话，而它的文读则是接近于省府的权威话---粤语(Egerod1956)。海南岛内的儋州村话白读音属于早期赣客方言，而它的文读音是来自粤语(丁邦新1986)。晋南地区的旧文读音接近于这一地区的优势方言----河洛和关中官话，而它的白读音属于晋方言(王洪君1987)。不过，不管是县城方言的读书音，还是省府方言的读书音，它的最终源头读音还是需要以《切韵》一系的韵书、字典中的注音、反切为依据。所以这两种途径产生的文读音都跟《切韵》音系有比较严密和成系统的对应。各地方言文读音的传播主要通过这样两种途径：
第一种途径是文教习传。在旧时的私塾、学堂里，读书音通过老师与学生间的口耳一代一代相传。而学子为了通过科举考试也必须学“正音”；官员在官场上交际必须会“打官腔”。这些都使得读书音在士族间广泛流传。
第二种途径是通过地方戏曲的巡回演出使得读书音在一般老百姓中间流传。例如传统的潮州戏又称为“正音戏”、“正字戏”。《明本潮州戏文五种》在道白和唱词中都有注明用“正音”演出的(董忠司1999)。这种“正音”显然就是一种当地的读书音。越剧(绍兴戏)的唱词是用吴语的读书音唱的，即使是念白很大一部分也用吴语的文读音。这是它得以在吴语各地，甚至整个江南地区流传和兴盛的基础。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本人曾写过类似的题目，后来文章发表在1997《语文论丛》第五期里（陈忠敏1997）。随着文白异读和读音层次研究的深入，本人对文白异读这个老题目有新的看法。最近又拜读杨秀芳先生“论文白异读”一文（杨秀芳1993），也深受启发。所以本文虽然是老题重谈，但是内容是新的。
文白异读是汉语方言特有的一种语音现象。一般来说，长江以南，黄河以北的广大汉语方言区里有文白异读，而处于长江和黄河之间的官话方言这一现象罕见。在有文白异读的方言里，以闽语，特别是闽南话、南部吴语及晋语文白异读的情况最为复杂。本文想从层次分析的角度来讨论汉语方言的文白异读。具体分三部分论述。第一，文白异读的性质及产生；第二，文白异读的重新定义及研究方法；第三，文白异读在层次研究中的作用：1，区分层次，2，决定层次的先后，3，反映方言进化的程度。
二．文白异读的性质及产生
通常我们理解的文读和白读是：同一个语素因读书、口语场合不同而有不同的读音。其中读书场合使用的音是文读音，它是标准语或优势方言影响的结果；口语场合使用的音是白读音，它属于本地土语。这种理解虽然简单明了，但是有三点解释不通。第一，它把文读和白读简单化地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单位，这跟语言的实际是相违背的。事实上，很多的情形往往是同一语素读书音和口语音完全相同，根据以上对文白异读的理解，我们就无法判断这些音到底算是文读音还是白读音。与之相反的情况是某一语素具有两种以上的读音，如下文要指出的泉州话“草”字具有三种读音：读音一是tsʰau3(草仔)，读音二是tsʰo3 (草草)，读音三是tsʰɔ3 (草木、草创)。其中读音二具有双重身份，对读音一而言它是文读，对读音三而言它又是白读，在这种情形下也难用两分法去处理。第二，有些方言中一个语素，它的声母是白读，而它的韵母是文读；或者它的声母是文读，韵母却是白读。例如阳韵非母字“方”在厦门话里有四种读法：paŋ2、pŋ2、hŋ2、hoŋ2。厦门话里阳韵读-aŋ、-ŋ是白读，读-oŋ是文读；非母读p-是白读，h-是文读。所以“方”读paŋ2、pŋ2是白读音，读hoŋ2也可以说是文读音，但是对于那个声母是文读，韵母是白读的hŋ2，我们应该算作文读音好还是白读音好？第三，这种对文白异读的理解还会产生这样的误解，以为一个语素有文读音，必然也有一个白读音与之相配，把“文”与“白”的对应简单地理解为孤立的字音行为。既然说文白异读是标准语或优势方言影响的结果，我们就应该着眼于“文”与“白”两个层次或系统所造成的差异，而不是单个字音的差异。
要正确把握文白异读的性质，我们就必须从文白异读，特别是文读音的产生谈起。严格意义上的文读音就是跟口语音不同的读书音。这种读书音是通过文教习传进入方言里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前方言区的教学用语是当地的读书音。这种当地读书音的来源有二，一是用《切韵》一系的韵书、字典的注音、反切折合出来的当地读书音，所以这些读书音跟《切韵》音系有严整而系统的对应；二是用一个地区的权威方言的读音作为土语的读书音。比如乡村土语的读书音向县城方言的读书音趋同；县城方言的读书音向府治或省城方言的读书音趋同；省城的则向中原标准官话趋同。例如属闽语闽东方言的浙江平阳县钱库乡蛮话，其文读音跟县城吴语的读书音相似，所以在蛮话中形成一个很独特的文白异读现象：白读是蛮话，属闽东话；文读跟平阳县城吴语的读书音很一致(潘悟云1995)。Egerod研究广东省的隆都方言时也指出，隆都话的白读层属于闽南话，而它的文读则是接近于省府的权威话---粤语(Egerod1956)。海南岛内的儋州村话白读音属于早期赣客方言，而它的文读音是来自粤语(丁邦新1986)。晋南地区的旧文读音接近于这一地区的优势方言----河洛和关中官话，而它的白读音属于晋方言(王洪君1987)。不过，不管是县城方言的读书音，还是省府方言的读书音，它的最终源头读音还是需要以《切韵》一系的韵书、字典中的注音、反切为依据。所以这两种途径产生的文读音都跟《切韵》音系有比较严密和成系统的对应。各地方言文读音的传播主要通过这样两种途径：
第一种途径是文教习传。在旧时的私塾、学堂里，读书音通过老师与学生间的口耳一代一代相传。而学子为了通过科举考试也必须学“正音”；官员在官场上交际必须会“打官腔”。这些都使得读书音在士族间广泛流传。
第二种途径是通过地方戏曲的巡回演出使得读书音在一般老百姓中间流传。例如传统的潮州戏又称为“正音戏”、“正字戏”。《明本潮州戏文五种》在道白和唱词中都有注明用“正音”演出的(董忠司1999)。这种“正音”显然就是一种当地的读书音。越剧(绍兴戏)的唱词是用吴语的读书音唱的，即使是念白很大一部分也用吴语的文读音。这是它得以在吴语各地，甚至整个江南地区流传和兴盛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