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一个平等的世界一直是许多人的梦想，但这个梦想并不符合现实。在这个狭小的星球
上，少数几个发达工业国家事实上主导着全球经济体系，并在文化体系中占据了制高点。中
国是落后国家，又确定了融入全球化，利用比较优势，在市场经济中争取复兴的基本国策，
自然会把这些发达国家作为我们的样板。不过，作为世界的核心地区，这些发达国家乐于看
到资本在全球的自由流动并积极的在中国投资，利用当地的廉价劳动力和丰富的自然资源，
却不允许同属经济要素的劳动力向它们的国土自由流动。因此，大部分中国人对这些“样板
国家”并没有直观印象，只能由少数率先与发达国家“接轨”，接受西式教育的精英转述对
这些国家的认识和见闻。
就目前而言，发达工业国家基本上被描绘为沐浴在民主政治和自由市场经济下的天堂，
西方议会民主保证了人民的权利，自由市场则刺激了经济的发展。两者结合则创造了西方发
达国家的美好生活。本文将试图用事实和数字来分析事实的另一面。
本文选择日本作为主要分析对象，是考虑到日本在现存发达国家中最后建立现代工业经
济体系和政治结构，明治维新采取了全盘西化的方针，战后又由美国亲自主导民主改革，是
一个彻底西化国家。由于走向现代化的历史很短，历史的遗迹非常多，易于把握真实的运行
规律及发展脉络。

以上介绍的是日本战后的应对措施，但在战争带来的冲击过去以后，这些政策并没有作
为临时措施受到取缔。而是成为了日本的一贯国策。主要的表现就是日本财阀集团的重建。
日本战前，几个财阀家族拥有大部分工业资产，垄断了大部分行业，战后，财阀家族不再拥
有股权，也被强制排除在管理阶层之外，并禁止出任公职。但这种变革并不导向一个产权清
晰，自由竞争的市场化经济体系，相反，产权集中程度比战前更甚，财阀垄断转向了政府垄
断。改革手段也不是采取宏观调控政策，基本以直接行政干预为主。1946 年日本政府强行从
资本家手中征收了相当于GNP10%的财产税，并通过金融紧急措施、农地改革等，在战后猛烈
的通货膨胀中用纸币赎买各种资产，到1947 年，日本的财阀及非财阀系的主要企业，大部分股份被集中到持株会社整理委员会、闭锁机关整理委员会、大藏大臣等政府机关的手中。等
到重组结束，日本的大企业有国家股，个人股，各企业间也相互高比例持股，纠缠不清，同
集团的经营者结成社长会，如金耀会（三菱）、五日会（三井）、白水会（住友），进行情
报交换和协调行动，统一及调整集团意志，占有全部的经营权力。在这种体制下，根本不能
指望个人通过买卖股权或参与股东会议来影响企业的经营活动。
拥有大部分工业资产的财阀家族被赶走了，但由于这些家族下属的企业之间分工配合紧
密，股权又多半被收归政府，在短时间内，与原来的财阀企业相对应的大企业集团又纷纷出
现，日本的经济又重新被大企业集团所控制，与战前相比，垄断程度变本加厉，而企业股权
又多集中在政府或由企业相互持有，经济体系距离理想的自由市场经济越来越远。50 年代中
期出现了三菱、三井、住友等企业集团，60 年代初又形成了富士、第一和三和，共6 大集
团。日本的大银行也归属各个企业集团，并且一一对应——三菱银行、三井银行、住友银
行、富士银行、第一银行和三和银行。近年由于银行不良债权问题进行了合并重组，剩下4
大银行，分别是三菱银行、住友三井银行、瑞惠（富士、第一）银行和UFJ（三和）银行。
这些大型集团的成立，并非各个组成企业各自的独立选择，而是日本经济部门统一的规划所
致。
大企业集团本身掌握了日本的核心资产，还能够干预大量集团外企业的活动，进而掌握
了整个日本经济的脉搏。它们的主要控制方式有两种：
1．利用金融进行投资控制和利用技术优势进行控制。金融控制是指大企业集团所控制的
银行为外部企业提供资金,战前各个财阀银行主要给本集团的企业融资，如今各个大集团银行
大约只有20%的贷款是提供给下属企业的（伞下企业），这使大量的中小企业听命于大集
团，增强了大集团的控制能力。在高度成长期，日本企业的平均自我资本只有17%，据1993
年的统计，企业的总资本中，私人股份仅占23%，个人大股东已经消失，剩下的主要集中在
以金融机关为中心的法人手中。政府对金融机关实行“护送船团”的保护，并进行“窗口规
制”和“窗口指导”，以统一计划引导贷款的投向。近年由于银行大量的呆坏帐，政府大量
购买银行股份或向银行大量注入公的资金，事实上国有化。大企业的会长和社长，基本不拥
有股份，而是由从业员逐步提拔上来的管理者，所有权和经营权彻底分离。
2．技术优势控制是指以大企业为核心，控制大量的配件工厂、合作工厂等中小企业群。
大企业不断挑选中小企业进行间接控制，通过持股、金融援助、人员派遣等进行经营指导，
特别进行质量管理等技术指导，还把它们编入自己的经营计划。特别培养，比较典型的有日
产的宝会，丰田的协丰会，三菱和川崎重工的下请协同组合等。
当然，鉴于金融资本与工业资本结合之紧密，两种控制方式并没有被严格区分，例如大
集团的下属银行采取一种被称为“系列One set 支配”的独特投资政策，对新兴产业进行成
龙配套的投资，便于系统地利用外国技术，中小企业只是在名义上才享有经营上的独立性。
除了内部的垄断（或寡头）经营外，日本对外贸的严格管制一直持续到今天，尤其以技
术引进为甚。日本企业引进技术是需要个别申请，由外资审议会后才能获得外汇和引进许可
的。主要不是为了节约外汇，而是着眼长远，防止成套技术引进打击国内的自主研发能力，
日本制定了如下的审查基准。
1．只能促进不能损伤自主技术的发展；
2．技术导入不能使即存的产业秩序发生混乱；
3．技术导入不能使中小企业陷入困境；
4．技术导入的企业有其它相关技术和资金配套，能够灵活使用导入的技术。
这些判断基准是暧昧的，可以有多种解释，具体负责的官员有否决权。

(二)日本的政治体制
高度成长期的日本被称为“企业国家”，即国家整个是一个企业，日本人戏称自己的国
家“日本株式会社”。这个企业有以下三个特征：
（1）通过财政投融资等方式，由国家机器集中货币主导投资，是转化为生产资本的中介
者和组织者。
（2）国家机器自身拥有巨大财富，是高度集中的生产经营主体，形成事实上的国家垄
断。
（3）国家对生产、流通、信用、土地、资源利用，贸易、资本输出等诸各部门统一规
划，也就是国民经济的“组织化”和“计划化”的展开。
日本这个“企业国家”的权利核心是政官财复合体。国会只是装饰品，实际的权利掌握
于企业界的联合组织经团连，经团连才是日本真正的政府。经团连对此也不讳言： “我们是
政府”，与官僚相对应，经团连工作人员被称为“民僚”。官僚和民僚的人员互通，官僚退
了出任经团连的民僚，民僚退了出任官僚。经团连直接干涉政府的日常工作。首先，政府的
各项政策由经团连提出方案（意见书），为了制定政策，经团连内设置了各种委员会，与政
府的各省、厅、部、局、会对应。其次，经团连向政府的各审议会、调查会、恳谈会派遣委
员。对于全体产业经济的审议会，关系省厅必须邀请经团连的委员成为通例。第三，各省厅
的担当局与经团连的事务局保持日常接触，进行政策调整。制定新政策法律的省厅，担当官
需要事前与经团连的事务局会晤，询问财界的意向，然后做成政策的方案。

这个图表简要说明了经团连对日本未来的规划——日本作为东亚核心国家，提供资本和
技术，其他东亚国家提供人力和资源，一起作为一个整体面对世界竞争。这个规划是否会成
为现实暂且不论，但制订这个图表的行为本身足以反映经团连对自身的定位

（三）经团连与日本平民生活
少数财团和官僚控制了日本的政治和运转，日本平民对此却并没有什么抗议，至少是熟
视无睹，只有☭党等少数政治团体不断呼吁取缔政治献金，只是无权无势，在媒体靠金钱
运转的今天，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
不过，这不意味着日本平民已经被资本专政外面的民主包装所蒙蔽，普通日本人对社会
现实还是有充分认识的。譬如，日本的议员被民间称为“三ばん（bang）”议员，（ “看
板”、“皮包”、“基盘”，这三个词汇的最后一个字的日语发音都是ばんbang）。看板就
是广告牌，有能力把自己的画像贴到大街小巷。皮包里装的是钱，有钱方能当选，有钱才会
投票。基盘则是老子遗留的势力和人脉。日本的议员普遍世袭，老子英雄儿好汉，比如小泉
是三世议员，自民党干事长安倍的老子是原首相，田中真纪子的父亲是原首相田中角荣。由
秘书承接老议员衣钵的也大有人在。
议员既然如此，日本平民自然对政治没有兴趣，车站门口时常有些议员或准议员抱着扩
音器演说，但很少有人驻足围观。平时一般人都要工作，没时间搭理，而即使在节假日，也
基本没什么人看。除非党魁或派系领袖出场，才能热闹一些，但也不排除事先安排人手做秀
的可能。而日本的投票率也逐年下降。如下图。

中世纪的日本是幕藩体制，天皇是名义中的最高首脑，幕府将军才拥有权利。幕府下面
是大大小小半独立的藩，也就是封建领地。藩主对领地内的人进行各种身份限制，谁该种
米，谁该种菜，谁做手工，谁做生意等等。藩的内部不存在自由市场，由藩主统一经营管
理，如何投资如何修工程水利等。为了保卫或扩展疆土，养了一帮职业武士，武士世袭领奉
禄，约占总人口的1/4，由于社会运行主要靠经济以外的力量维持，所以统治阶级异常庞
大，中国则主要靠自由市场维持，所以统治的文官很少，不足1%，是小政府。藩是命运共同
体，藩中的领民对藩主有极强的人身依附关系，不能自由移动，如果脱藩也不可能进入别的
藩，成为衣食无着的浪人。（封建制度的基础是人身依附关系）
藩之间互相自由交易，存在自由市场经济。但藩与中国传统的大商人不同，中国传统的
商人思维是利益优先，要挣钱。藩除了是经济组织外，还是政治和军事组织。交易时不是从
纯粹的经济角度考虑问题，还要结合政治及军事问题作出决策，后来的垄断资本就是这种文
化沿袭。藩有军队，是仗剑经商。如果赚了，尊重市场规律，如果赔了，剑就出鞘了。比如
明朝时的倭寇，就是仗剑经商。藩在必要的时候甚至会与幕府对抗。清朝与西方进行自由贸
易，挣到了大部分白银，但英国用坚船利炮抢夺，也是封建的仗剑经商的传统。2、30 年代，日本在中国投资，也是这种政军经三位一体，什么手段合适用什么。这种政军经三位一
体的传统是封建时代的遗留，看现在的美日英非常明显。当然，日本和西方在理论上探讨政
经分离，经济脱离政治完全自由化，但这只是一种理论探讨，绝非西方世界的现实。中国由
于过早结束封建制度，政经分离得非常彻底，政府只收税，乐于做裁判员，对发展和保护自
己的产业漠不关心，心安理得的看到自己的产业基盘被肢解。
幕府虽然是最高权利者，但其实不过是一个相对强大的藩，并没有绝对优势。幕府将军
为了维持自己的权威，想办法削弱其它藩的实力，主要办法是改易，减封藩的土地。此外还
修建一些工程，大兴土木，费用和人力当然也转嫁到藩上。还要藩定期参勤交替，也是很大
的负担。幕府时代的经济可以称为转嫁经济，幕府把负担转嫁到藩上，藩又把负担往下转
嫁，如克扣武士的奉禄，要领民分担。随着农业社会缓慢发展，在总体上向中国模式过渡。
不过，工业化打断了这个趋势。

附文：经济效率与现实世界
现代经济体系具有很复杂的组织结构，在工业领域、机器与人力被企业组织在一起，开
发自然矿产和能源，造出人们需要的商品和更多、更精密的机器。在教育体系中，人们把知
识传授给下一代，并让他们在实际生活中得到锻炼，最终为未来的社会提供更多的人才。在
科研部门，专业人员不断的进行实验、研究、思考，为社会提供和储备知识与技术.....这一
切结合起来才是一个能够生存并扩张的经济体系。很显然，任何人都不可能理解所有行业的
运转细节，但为了分析整个社会的运行规律，经济学家必须将所有的行业纳入考虑之中。这
就要求经济学家对复杂的现实经济体系做一定的简化。简化模型能帮我们解决许多问题，不
过，在应用任何简化模型的时候都必须时刻注意模型与现实社会的不一致，并力求将这种不
一致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目前的西方经济学已经发展了数百年，审视它的一些基本原则
和假设是很有必要的行为。
西方经济学的基本主张有下面几点
1 财产私有制是社会的基础
2 自由贸易原则是经济运行的规律
3 政府不应干涉经济
同时，依附于这种经济学体系的政治理论则指出，自由主义政府是最好的社会组织方
式，公民自己会对生活作出选择，政府的任何干涉和控制都将带来效率和福利的损失。
对于这些原则，支持它的知识分子用各种方式来试图证明它的不可侵犯，有的乞灵于自
然法，有的竭力从宗教中寻求帮助，总之是要把这些法则套上神圣的光环，把反对者扣上
“反对文明”或者“道德败坏”的帽子，从而试图阻止对它们的质疑。其实这并不能说明什
么，任何一种社会理论都曾经先后被套上过这种光环，也都曾先后被无情的贬斥为罪恶的源
泉，但无论这些论证巧妙还是拙劣，历史总在前进，经济发展才是历史的根本动力。

企业为何存在？为什么要建立一个在内部实行计划经济的组织？为什么工人大多数接受
固定的日工资而不是对每天的劳动都进行一次谈判竟价？为什么资本家要雇佣经理、监工和
工人并指望这些不拥有企业本身的人去为企业的利益努力工作？难道不能让他们为自己工
作，然后从他们手中购买劳动产品吗？这一切的原因在于真实世界与西方经济学经典模型的
偏差。西方经济学一方面指出分工能够促进效率，另一方面又指出这种效率必须通过交换来
得到体现，张五常之流的经济学家经常会使用这种例子：A、B 两人达成协定，合作伐木，其
中A 力气大，负责砍树，B 擅长赶车，负责把树运到城里供出卖，两个人通过契约来规定收
入的分配比例。如果任何一方认为分配比例不利于自己，或任何一方能找到索价更低的合作
伙伴，都不会达成合作协议。这样，最终的收入分配方式充分反映了砍树的工作和赶车的工
作所值的价钱，充分调动了两个人的积极性。
这个例子有问题吗？没有，正如前面所说，西方经济学“甚至还可以解释身边农贸市场
上的许多具体现实”，如果模型限于农贸市场和伐木工人，模型的逻辑没有问题，关键问题
在于这个模型无法推广到整个世界，认为这种伐木工人的契约在各个经济部门复制无数次就
能解决所有经济问题是书呆子的想法。我们必须分析这个契约的形成过程：在这个契约里，
A、B 双方都很了解对方的劳动，很清楚伐木+赶车就能带来利润--所以他们可以迅速达成合
作的意愿。双方可以在无数的合作者中进行比较，寻找索价最低的合作者，这种比较是基本
不消耗成本的--如果在合作过程中一方要提高出价，你可以迅速找到替代者，这个成本也可
以忽略不计。

在这个过程中，存在下面几个条件：
1 所有合作者都很清楚能够取得利润的合作目标，达成这个共识所需要的成本如果不是0
也可以忽略。
2 选择合适的合作者不需要成本，如果某个合作者中途退出，寻找新合作者的成本也非
常低。
3 所有工作和资本都可以被量化评估,具体到个人，并通过所有具有这个技能者的竟价达
到合理价格。
如果条件1 发生变化--市场上存在许多劳动力，具有各种各样的技能，但他们并不清楚
如何组织这些技能--这正是符合大多数现实的描述，他们必然会通过各种方式合作，通过试
错法淘汰效率不高的组合方式，努力寻求更大的利润。但他们还有另外一种选择--加入已有
的经济组织寻求一个好职位。或许这个选择并非最优方案，但试错法的成本或许更高。对于
整个社会而言，让大部分劳动者达成某个共识是不现实的，哪怕是最粗疏的共识。因此，最
好的方法是在已经结合好的企业中接受稳定的契约，这个契约并非是最公平的契约，但在信
息交换会占用大量成本的情况下，或许是一个成本相对最低的选择。另外，必须指出的是：
在社会中，对某个行业具有深入了解的人毕竟是极少数，一方面强调人的智能体力限制，认
为分工达成效率，另一方面又要求每个人都了解整个生产过程，从而“理性”的达成契约在
逻辑上是矛盾的。同样，条件2 也很难得到满足，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合作者过多或对其他工
作缺乏了解等原因，无法允许每个人都去挑选自己的全部合作者，由一个企业根据某些条件
来挑选并管理劳动者显然更有效率。最后是条件3，必须指出，在日趋复杂的世界经济体系
中，把所有的工作都量化评估后分发计件工资是很不现实的，在多数情况下，我们只能用预
先制订好的分配制度来代替更符合经济学原理的计件工资。
与最优的资源配置相比，任何经济计划都可能带来效率损失，这是对的，市场可以使资
源配置趋向于最优化，这也是对的。但是无论是计划还是市场，配置资源都需要成本，计划
经济的成本已经被讨论的很多了，譬如：当雇员每天领固定的工资而不是计件工资时，雇员
会趋向于偷懒，当企业使用固定的考核指标时，考核指标之外的事项将不被重视这都是计划
经济的成本。但纯粹的市场经济同样存在巨大成本，因为在个别劳动者不能完全理解整个经
济体系的时候，一切资源和人力的组合都需要用试错法和竞价来挑选，这对于两个樵夫组成
的砍树经济或许合适，但如果你指望任何现代工业企业的全部成员通过自由的互相交易来完
成分工合作，谈判时间可能会超过整个人类历史，甚至永远无法达成谈判。在这一方面，企
业家要比经济学家清醒的多，为了最大程度的追求效率，他们不追求虚幻的“最优配置”，
而是宁可在一定程度上用人类智慧来分配资源而不去指望低效率的市场。

前面的讨论或许有些复杂，我们可以这样总结上面的讨论：市场可以对资源配置提供压
力，使资源配置趋向于最优化，但在复杂的现代经济中，由于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过低，人
类必须创建企业，在企业范围内对资源配置进行计划管制。这种管制不一定能达到最优配
置，但它可以更高的效率完成资源配置，从而节约了最大的成本：时间。事实上，目前的西
方经济学理论并不否认企业存在的现实，但他们坚持认为企业的存在不改变总体上的市场经
济，因为企业之间还在互相竞争，形成外部的市场经济。另外，经济学家还坚持认为随着企
业的增大，内部成本会逐步上升，带来越来越高昂的成本，从而保证了宏观上的市场经济。
但是他们没有考虑到的另外一个事实是：随着经济体系越来越复杂，科技门类和工作种类不
断增加，市场本身配置资源的成本也在越来越高。特别是在一个科技进步不断改变最优资源配置方式的社会里，市场永远不会及时的把资源配置到最优。两相对比，理论上对最优配置
的趋向并不能帮助市场经济获得胜利，胜利永远属于成本相对较低的一种经济制度。哪一种
制度将胜出呢？经济学家在作出市场最优的结论时并没有详细的对比两种体制的成本--事实
上，从来不愿意关心具体的工业生产过程的经济学家也没有这个能力。在这篇短文里，作者
也同样不能作出这种对比，因为这需要考察整个工业、科研、教育体系，但我们可以从现实
中得到一些启发。
我们在前三节中介绍了日本的政治经济体制，并粗略讨论了其他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制。
结果，我们发现了庞大的垄断企业和与被大财团控制的国家机器。这说明企业的最佳规模已
经堪的是与国家相比，（日本人戏称自己的国家为“日本株式会社”）甚至使地球的尺寸都
嫌太小。自由市场被迫交出了优势地位，成为大企业的附属品和装饰物。而大企业机构需要
服务人员，不是为了自身产业的兴旺，而是为整体利益服务的官僚、工程师和教育人员，他
们或许没有小业主的精明算计，但作为一个整体，他们创造了超出其他体制的效率。这种制
度，列宁称之为帝国主义，也人称其为改良资本主义，但不管叫什么名字，它与经济学教科
书上的市场经济都相去甚远。这种体制也不是凭空出现的，与其他体制一样，它经过了激烈
的竞争并取得了最终胜利，1840 年，一向不干预具体经济运行的中国败于为财团利益
而战的英国军队，丧失了独立关税权，这就是中国人对这种制度的第一次感性认识。无论经
济学家论证的多么巧妙，逻辑多么清晰，事实足以推翻一切。

经济学如果真是一门单纯的科学，在现代工业彻底取代传统的生产方式以后，它一定会
修订自身的一些基本假设，但由于经济学直接讨论世界的财富分配，它早已不是一门单纯的
科学，而是与文化、政治、贸易、阴谋等种种力量相结合，互相影响，这导致了它不能象其
他科学一样，随时根据现实修订理论，最终造成了经济学理论相对现实世界的滞后。另外，
在今天，虽然结合紧密的垄断企业已经统治了这个社会，但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落后国家，
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依然有其存在的理由。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既然西方经济学倡导自由竞
争，那么支持这种学说自然对已经在经济、社会、科技发展中占据有利位置的本国有利，而
在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与科技均远远落后，传统的生产方式和农贸市场式的交换仍有其空
间，特别是在发达国家把一些边缘的简单装配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以后，倡导自由贸易和
私有化的经济学家正好大展拳脚，这就是传统经济学在今天的生存状态。

中国和日本都属于完善的农业文明，与美洲、非洲、澳洲与世隔绝的落后文明不可同日
而语，西方虽然扩张迅猛，但在1800 年以前，限于手工业和帆船贸易所能提供的力量，只能
在远东建立渺小的贸易站用美洲金银来交换远东的先进产品。直到鸦片战争（ 1840）和美国
舰队攻击日本（1853）中日两国才感受到西方的威胁，产生一些改革思想。在这样的局势
下，只有尽快转变制度，谁就能摆脱殖民地地位。威胁来自西方，转变制度自然均以西方为
样本，但具体如何转变，有两种选择：其一，走西方自由市场发展经济，然后发展出自己的
垄断资本与西方对抗。其二，直接学习西方的现行制度，建立垄断资本。两条路对比，前者
是西方的自然发展过程，有先例可循，但历史证明这条路需要漫长的时间。第二条路可以迅
速的转变制度，但由于转变过快，必须用高积累政策来支付迅速转变的社会成本。中国选择
了第一条，而日本走上了后一条路，这种选择的原因何在？
社会变革需要两个主要条件1 上层精英的指导2 下层经济组织的转换从这两个方面对
比中日社会，可以得到决定变革方向的原因。在社会上层，日本建立稳定的农业社会比中国
晚的多，且土地狭小，无法支撑稳定的官僚政府，所以军事贵族取得了统治地位。在社会下
层，日本生产力水平低，市场被分割，自耕农无法独立生存，必须依附于领主，为大地产效
力。在这种制度下，贵族不仅仅要负责维持社会治安，抵御外敌入侵，还要直接插手生产，
管理领地内的农业、手工业、商业和贵金属开采，分配物资，对经济实行放任政策是行不通
的。反观中国，土地广大，政权统一，上层的任务是需要维持社会安定，兴修水利，只要不
横征暴敛，下层自然会互通有无，物资自发流通，自耕农通过统一的市场取得食盐、铁器就
能进行生产，所以无为而治一直是中国的指导思想。这两个差别最终导致了中日两国的现代
化走向。在需要向新制度转变时，中国的上层儒家官僚在漫长稳定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具有了
半宗教的特征，发展了自身的哲学体系，很难迅速转向，官员和学者拒绝放弃长久以来一直
成功的管理方式。而日本的上层精英是军事贵族，没有稳定的哲学，唯一绝对相信的是力
量，自然乐于接受能增强他们自身利益的学说。另一方面，在下层组织方面，中国农业社会
的发达反而成了劣势，长期的自由放任导致中国无法适应对整个社会进行控制的要求，既没
有愿意直接插手生产的精英，也缺乏服从纪律的工人。相反，落后日本农业社会一直处于领
主的直接管理之下，很顺利的转向了工业化的目标--对于下层而言，服从领主是维持生产的
唯一途径。套用一句老套的话--历史是螺旋上升的，往往在更高的层次上转回原来的位置，
落后的农业生产技术和艰苦的条件要求贵族直接管理农业生产，而现代工业也要求国家政权
介入生产，两者结构上的相似也给予了落后的日本以更好的发展机会。
传统的观点把整个农业时代看成一个发展缓慢，适用统一经济规律的时代。但如果对整
个地球的农业文明进行考察，会发现早期、较低级的农业社会和晚期发达农业是完全不同的
两种结构。（早期、晚期并不一定代表时间上的先后，只是表示一个总体上的繁荣程度和发
展顺序）任何农民都不能够孤立的在地球上生存，为了维系生产，一个农民需要有军事力量
保护他不受掠夺，手工业者为他提供铁器、食盐，以及其他器具，以及外来力量为他调节纠
纷，兴修水利.........根据这些外来服务的提供方式，我们可以做出早期农业社会和晚期农
业社会的分界线。

早期的农业社会，交通不便，贸易不发达，农业技术低下，独立的自耕农无法从市场上
取得服务和资源，农业生产共同体被限制在狭小的地域内。这时，最好的解决方式是各个地
区独立建立自给自足的经济，并由当地的权力机构具体组织生产，提供服务，抵御灾害和入
侵。。这种经济所支持的政治结构就是在欧洲和日本持续了上千年之久的分封制度。在这种
制度下，由于政治单位比较小，市场不发达，封建主不仅要控制土地、还要直接控制农民的具体活动，是一种原始的计划经济。早期农业社会如果处于合适的地理环境，有继续发展农
业技术和克服交通障碍的可能，在经历长时间发展之后，会形成统一的大市场，粮食、手工
业品自由流通，只需要较小的官僚机构就足以提供市场所不能满足的服务，如在整个大河流
域兴修水利、防御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大量分散在各地的军事贵族和他
们的庄园显然是一种过于累赘的高成本机构，历史的浪潮迟早要将他们淘汰，由高效率的中
央官僚机构取而代之，这就是发生在中国和小亚细亚的具体事实。假如不发生工业变革，西
方和日本在农业和贸易得到发展以后，也会逐步走向这个方向，事实上，西欧的自耕农与商
人已经建立了发达的中央官僚机构并逐步剥夺地方贵族的权力。但这种农业社会的大趋势最
终为工业变革所打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