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很瘦弱，戴着一副眼镜。不过，他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他会拉手风琴，还爱写书生气十足的诗。父亲做活敌不过本地人，也会懊恼，不过很快就忘了。工间休息只有二十分钟，他总和伙伴们用锄把枕头，别人给他唱俄文歌，他就给别人背自己写的诗，享受难得的闲暇时光。
　　为母亲他调回农场
　　父亲和母亲在上海住得很近，却无缘认识；插队洪湖，却为两人相识相恋提供了契机。
　　父亲和母亲1963年结婚。虽说婚龄五年，但两个人聚少离多，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不到五年。
　　本来，父母两人都有离开大沙湖的机会。1959年，父亲考上位于武汉的湖北农业机械专科学校，大专毕业后，他分配到鄂城樊口拖拉机站工作。而母亲一度被大沙湖农场抽调到江汉医学院学习，学习结束后，医院留她，她却拒绝了。她觉得农场培养她一场，她不能忘本。而为了结束和母亲两地分居的日子。1964年，父亲最终放弃在鄂城的工作，调回大沙湖，在总场汽配厂当旧件修复组组长。父亲过世后，母亲时常后悔：不调回农场，他就不会有事。
　　在母亲眼里，父亲是个实诚又细心的人。父亲常提马灯，陪母亲出诊。如果不能陪母亲，他就会算好母亲将回的时辰，给母亲烧上一锅开水，让疲乏的母亲一回家，就能好好地泡一个热水澡。父亲还爱拍照，母亲年轻时的倩影，就是这样一张张得以留存。
　　1969年的那个夏天，长江洪水汹涌。父亲主动报名参加农场的抗洪抢险队，而且还是抢险队的核心水手队成员。他们被要求，在出现溃口时，推船堵险。报名的时候，父亲不说自己体弱多病，也不说眼睛近视，只说了一句：我会游泳。
　　在一次演习时，他差点就没能回来。母亲忧心忡忡。问他能不能不去？他说自己得去。母亲说，那要是牺牲了怎么办？他对母亲说，就算牺牲了，也是光荣的。
　　父亲过世时，我只有三岁。我一直托养在上海，记忆里去洪湖是十岁，那时我早已见不到父亲，只在父亲墓前留了影。
　　因为年纪小，我一直不清楚父亲是怎么死的。直到长大后，我才从母亲那里，或者从父母的知青朋友那里，还原了父亲离世那天的情景。

1969年7月20日，母亲正在井台边洗衣服，父亲怕她热，在旁边给她摇着扇子。这时，农场的大喇叭响了，说是汛情紧急，要求大家马上**。两人无暇顾及家里，父亲作为核心抢险队员先去一步，母亲作为医疗队成员跟着也上了堤。在江堤上，母亲和父亲还碰见了。母亲说，你要小心。父亲说，你放心，这就是他们最后的对话。
　　（说到这里，朱毅拿出一份资料，上面有目击者对田家口溃口的描述。
　　“7月20日夜晚，朱高年在江边巡堤，时针刚过20时，突然传来叫喊声，溃口了，快来人哪。朱高年和抢险队员们一齐向出事地点奔去。溃口处，足有一米宽的水柱奔涌狂泻，泥袋扔到水中，一下子就被冲得无影无踪。抢险队开来一台拖拉机准备堵口，但是缺口越来越大，拖拉机已无用武之地。防汛指挥部命令从上游驶来的两艘载满芦苇的木船立即靠岸，准备沉船堵口。抢险队员将粗缆绳一头固定在拖拉机上，另一头固定在木船上，由溃口处拽拉游放。此时堤外的江水与堤内的地面有五层楼高的落差，洪水排山倒海般向堤内倾泻，上百个抢险队员都难以控制木船，随时有翻船的危险。指挥部当机立断，命令登船解缆抛锚。朱高年迅速脱下衣服，义无反顾地和水手队员们登上木船。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朱高年和战友们，全力以赴地解锚链……终于，木船控制不住了，它像脱弦之箭直冲溃口，船身剧烈颠簸，水手们被甩入激流，转瞬间无影无踪。”）
　　洪水肆虐，淹没大片土地。14名被急流冲走的水手队员，分别从树杈，高坡，房顶上找到。
　　唯有我的父亲，找了六天六夜，也没有找到。他再也没有回来。
　　酷暑的天气，我的母亲在堤上无助地徘徊，几天下来，细嫩的皮肤晒得黝黑，被当地人改叫 “黑皮医生”。
　　母亲一直介意父亲的遗体没有找到，后来她这样安慰自己：也许是你父亲不想让我见到他，他怕我受不了。
　　羞涩的母亲坚持15年
　　父亲离去后，母亲没有提任何要求，比如回到上海之类，她只要求将父亲评定为烈士。报告一次次打上去，眼看批下来了，却又没了音讯。母亲是个害羞的人，但是这件事却坚持做了十五年。她说，必须给死去的父亲一个交代。
　　令我和母亲感动的是，这些年中，许多的知青叔叔、阿姨愿意陪着我母亲，一次次反映情况，一次次跑各种部门，一次次找各种人。
　　1984年，我们终于拿到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下发的烈士证书。

　二十岁时，我得了一场重病。母亲悉心地照料我，才使我转危为安，但还是落下残疾。我现在虽然病情稳定，但每年还是会发病两三次。如今我在武汉航道学校当收发员，每天的报纸要分发到一个个办公室，如今还加上递送网购的货品，工作不轻松，工资也有限。又要看病，又要养家，难免捉襟见肘。但我会想办法，比如十年前我参加武汉晚报读报竞赛获奖，是价值千元的复合地板。我新房的地板就是铺的它。这么多年，我没想过去获取烈士遗属的待遇。一直到两年前，社区统计辖区里有多少烈属，知道我也是，我这才开始领取慰问金，去年领了360元，今年领了500元。
　　那时的人就是那样
　　只是，一个男人成长中缺乏父亲的感觉，常人很难体会。任何风雨都只能自己扛，有快乐也不可能和父亲分享。
　　母亲说，我跟父亲很像，爱摄影，对老婆很呵护，这都像我父亲，尤其我的侧面长相像我父亲。母亲跟她的朋友讲到父亲时，我总是竖起耳朵听，唯恐遗漏哪怕一个细节。我只能用这样的方式来亲近父亲。
　　母亲后来改嫁给另一位上海知青，生下一个弟弟。从大沙湖退休后，她和继父，弟弟回了上海。而我留在武汉。
　　母亲把和父亲的留影全部放在我这里，每次她到我这里，就会翻看这些照片，可以看很长时间。
　　有时，我会觉得父亲死得冤，木船怎么能堵溃口？在他死后，我们为一个烈士说法又熬过十五年。[记者：恨过你父亲吗？朱毅：（一滴眼泪涌出眼眶）有时我会想，他是不是太冲动了？记者：你母亲对父亲有过抱怨吗？朱毅：母亲说过，父亲是走得太早了……但爱大于怨恨。说完又叹气说：那时的人都是那样，凡事很少考虑自己。]
　　还好这次回去，我们发现《大沙湖农场场志》中有关于父亲的记载。我们不在的时候，也有附近学校的孩子们由老师带着去扫墓。
　　但愿，父亲不孤单。
　　（采访完了，朱毅很小心地把一个装着父母照片的包裹交给记者。我一张一张地翻看着那些照片，有他父亲一个人在拉手风琴，也有他父亲在武汉长江大桥下和朋友的合影，最多的是他父亲和母亲的合影，两个年轻的身影或坐在湖边垂柳下，或站在别致曲桥上……朱毅叮嘱我，照片是十张。我向他承诺，在还给他之前，一定会保管好这些照片，因为我知道，这些照片对他来说，是不可缺少的。）
　　图片翻拍/记者李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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