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很瘦弱，戴着一副眼镜。不过，他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他会拉手风琴，还爱写书生气十足的诗。父亲做活敌不过本地人，也会懊恼，不过很快就忘了。工间休息只有二十分钟，他总和伙伴们用锄把枕头，别人给他唱俄文歌，他就给别人背自己写的诗，享受难得的闲暇时光。
　　为母亲他调回农场
　　父亲和母亲在上海住得很近，却无缘认识；插队洪湖，却为两人相识相恋提供了契机。
　　父亲和母亲1963年结婚。虽说婚龄五年，但两个人聚少离多，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不到五年。
　　本来，父母两人都有离开大沙湖的机会。1959年，父亲考上位于武汉的湖北农业机械专科学校，大专毕业后，他分配到鄂城樊口拖拉机站工作。而母亲一度被大沙湖农场抽调到江汉医学院学习，学习结束后，医院留她，她却拒绝了。她觉得农场培养她一场，她不能忘本。而为了结束和母亲两地分居的日子。1964年，父亲最终放弃在鄂城的工作，调回大沙湖，在总场汽配厂当旧件修复组组长。父亲过世后，母亲时常后悔：不调回农场，他就不会有事。
　　在母亲眼里，父亲是个实诚又细心的人。父亲常提马灯，陪母亲出诊。如果不能陪母亲，他就会算好母亲将回的时辰，给母亲烧上一锅开水，让疲乏的母亲一回家，就能好好地泡一个热水澡。父亲还爱拍照，母亲年轻时的倩影，就是这样一张张得以留存。
　　1969年的那个夏天，长江洪水汹涌。父亲主动报名参加农场的抗洪抢险队，而且还是抢险队的核心水手队成员。他们被要求，在出现溃口时，推船堵险。报名的时候，父亲不说自己体弱多病，也不说眼睛近视，只说了一句：我会游泳。
　　在一次演习时，他差点就没能回来。母亲忧心忡忡。问他能不能不去？他说自己得去。母亲说，那要是牺牲了怎么办？他对母亲说，就算牺牲了，也是光荣的。
　　父亲过世时，我只有三岁。我一直托养在上海，记忆里去洪湖是十岁，那时我早已见不到父亲，只在父亲墓前留了影。
　　因为年纪小，我一直不清楚父亲是怎么死的。直到长大后，我才从母亲那里，或者从父母的知青朋友那里，还原了父亲离世那天的情景。

1969年7月20日，母亲正在井台边洗衣服，父亲怕她热，在旁边给她摇着扇子。这时，农场的大喇叭响了，说是汛情紧急，要求大家马上**。两人无暇顾及家里，父亲作为核心抢险队员先去一步，母亲作为医疗队成员跟着也上了堤。在江堤上，母亲和父亲还碰见了。母亲说，你要小心。父亲说，你放心，这就是他们最后的对话。
　　（说到这里，朱毅拿出一份资料，上面有目击者对田家口溃口的描述。
　　“7月20日夜晚，朱高年在江边巡堤，时针刚过20时，突然传来叫喊声，溃口了，快来人哪。朱高年和抢险队员们一齐向出事地点奔去。溃口处，足有一米宽的水柱奔涌狂泻，泥袋扔到水中，一下子就被冲得无影无踪。抢险队开来一台拖拉机准备堵口，但是缺口越来越大，拖拉机已无用武之地。防汛指挥部命令从上游驶来的两艘载满芦苇的木船立即靠岸，准备沉船堵口。抢险队员将粗缆绳一头固定在拖拉机上，另一头固定在木船上，由溃口处拽拉游放。此时堤外的江水与堤内的地面有五层楼高的落差，洪水排山倒海般向堤内倾泻，上百个抢险队员都难以控制木船，随时有翻船的危险。指挥部当机立断，命令登船解缆抛锚。朱高年迅速脱下衣服，义无反顾地和水手队员们登上木船。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朱高年和战友们，全力以赴地解锚链……终于，木船控制不住了，它像脱弦之箭直冲溃口，船身剧烈颠簸，水手们被甩入激流，转瞬间无影无踪。”）
　　洪水肆虐，淹没大片土地。14名被急流冲走的水手队员，分别从树杈，高坡，房顶上找到。
　　唯有我的父亲，找了六天六夜，也没有找到。他再也没有回来。
　　酷暑的天气，我的母亲在堤上无助地徘徊，几天下来，细嫩的皮肤晒得黝黑，被当地人改叫 “黑皮医生”。
　　母亲一直介意父亲的遗体没有找到，后来她这样安慰自己：也许是你父亲不想让我见到他，他怕我受不了。
　　羞涩的母亲坚持15年
　　父亲离去后，母亲没有提任何要求，比如回到上海之类，她只要求将父亲评定为烈士。报告一次次打上去，眼看批下来了，却又没了音讯。母亲是个害羞的人，但是这件事却坚持做了十五年。她说，必须给死去的父亲一个交代。
　　令我和母亲感动的是，这些年中，许多的知青叔叔、阿姨愿意陪着我母亲，一次次反映情况，一次次跑各种部门，一次次找各种人。
　　1984年，我们终于拿到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下发的烈士证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