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述方便，现在这里对于人群做一个简要的区隔：在整股舆论潮流里裹了这么几类人，第一类是媒体人，主要指南方派及其网络分子和分支报系及逐渐渗透的报系，甚至包括新华社、人民日报的一些新员工（他们很多人和南方系的人员出自同一新闻院系）；第二类是直接的社会中上层的响应者，从职业分布来看，主要集中在IT（互联网）和金融两块，主要以北上广深一线城市为主，如果放在北京的话，就是中关村和 CBD、金融街两大块区域；第三类是知识分子和事业单位的人，也包括一大批公务员，主要集中在一二线城市，在前三类人群中，2009年年底上线的新浪微博是很重要的传播工具（关于新浪微博，本文结尾将透露其策划中的重大秘密）；第四类是直接的中下层响应者，主要指在校和刚刚毕业的高校学生，尤其是社会地位比较高的高校的学生；还有一批人，其实是很看不惯这些人的，甚至和这些人直接对抗，不过他们活泼的作风也使得参与其中一些环节的客观意义上的传播，这批人主要是以理工科为背景的男生，从事的是军工乃至IT（非互联网内容部分）的工作。社会的另一大批主流部分（包括上下两批人），其实都没有参与这股潮流的制造和传播，至多作为受众，出于新鲜感学上几句，这个主流群体包括企业主、小业主阶层，农民工阶层（制造业、服务业、建筑业等）和基层的城市底层青年阶层 ——值得说明的是，一二线城市的城市底层漂泊青年被赋予“蚁族”（最新出来“鼠族”）的称呼，但应该说是“被蚁族”的，这些群体其实总体并不悲观，而且相当反感媒体这种故意悲天悯人但又提不出解决方案的舆论风齤潮。 

因此，2008年以来的舆情演变，潮涌过程，其实就是南方派制造社会舆论，放大甚至无中生有制造社会矛盾，弄假成真的操作史。仔细辨析其人员、手法、流程，对于我们认清这场运动的本质及其演化方向，有重要帮助。由于本人是国内原“井底望天——大国游戏”创作的策划人，因为撰文的需要，从2008年年中开始，积累了大量的事齤件记录，堪为目前国内比较完整的最新历史的流水线，因此有能力对其来龙去脉进行剥丝抽茧。现在，让我们翻开这刚刚过去的仍然新鲜的最新历史，来一次盘根究底吧！

2008年：转折点——三聚氰胺

这里稍微说一说富二代现象。富二代现在已经被媒体固定形象化了，其实这些媒体人并没有见过真正的富二代。或者说，富二代群体本身构成之真相，并没有人仔细梳理。笔者根据自己人际交往的经验，认为大致可以这么分，一类是小业主的后代，一类是真正的富二代。拉风招摇的，往往是小业主的后代（例如，杭州飙车案的主角的父亲就是个流通领域倒卖衣服的小商人），他们掌握的资金，足够购买一辆跑车（价值几十万）或者几套江浙一带价值百万的住房来炫耀，但家业太小，也不太指望这些后代来继承，因此，这样的家庭，只希望在父母这一代人老去的时候，就将家业变成可消费的资金，再加上这些流通领域的商人，往往父母忙于生意打理，出身草根，后代的教育被忽视，没有系统的培养，于是这些后代终日啃老，无所事事，招摇过市，十分拉风。事实上，那些到国外去败家的，往往都出自这些小商人尤其是流通领域小商人的阶层。凡是家业真正大到要找接班人的，一般对于后代都有比较严厉的管教，为什么？如果自己的子女不加管教，怎么指望他们有这个素质来运转一个企业——尤其是生产型的企业？（管理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从草根起家的管理更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远远超过那些记者小编的想象）。因此，这类真正的富二代，反而比较低调、甚至比较谦逊、勤奋。笔者见过不少江浙一带的富二代成为科技创业、产业升级的领军人物的。于是他们的企业就演化了一出活生生的产业升级的喜剧，和日本的丰田家族当年从纺织机械一步一步升级到汽车之王是一样的。
再说说那些“疯狂炫耀消费”的新富，这里面的典型，大概当属到迪拜消费的浙江人尤其是温州人，其实这些人的消费，高低与否，合理与否，是和他们手中的生产资料资金相比较的。笔者曾经听一位香港企业家感言“到迪拜专门体会豪华酒店”的浙江人的消费太带有暴发户的色彩（即出国旅游不为其他，只为住酒店开眼界），但你仔细算一算，一个私人家族拥有的中小型企业，年收入数千万乃至上亿，利润数百万到上千万，那么，到迪拜全家住6000-8000人民币1天的酒店（平均1人1天3000元），又不是天天去，只是全家一年体会一次，从资金的数量级上来说，这个消费选择不足为奇。当然，如果自家的产业经营不思进取，只是原地踏步讲究享受，那么这样的私人消费当然是不能大量鼓励的，但对于目前的温州、台州一带社会而言，人们的确可以容忍这一点，因为当地人知道这些人当年还在草根摸索阶段的时候是怎么挣扎闯出来的。事实上，我们可以将浙江的这些二十多年来出现的民间新富，和美国当年的新富做一下比较，美国历史上的新富集中出现在三个阶段，一个阶段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底层爬到社会顶端的“强盗大亨”（比如，范德比尔特、洛克菲勒、卡耐基等），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 30-50年代的得克萨斯州的独立石油钻探商（例如默奇森、亨特家族等德州大富），第三个阶段是硅谷出现的科技新富；浙江的民间新富和前两批人比较类似，都没有什么文化，都白手起家，吝啬程度和消费品位上都差不多，“俗不可耐”，“暴发气冲人”，唯一不同的是浙江这些商人更多靠自己的勤劳积累（中国人除了人什么都缺），而强盗大亨和德州大富们更多靠的是坑蒙拐骗和上帝的资源（石油）青睐。与美国这两个群体一样，中国对于这些群体，应当是诱导他们走向积极与社会合作、交融、贡献（美国的这两批人尽管吝啬，但最后都进行了比较像样的教育、文化、科研方面的捐赠），而不是像现在南方派所做的这样，故意捏造矛盾，耸人听闻，唯恐天下不乱。

第三阶段：不平静的年中。进入夏季之后，又陆续爆发了几次事件，一是湖北石首尸体事件，一是绿坝事件。南方派再次出手，借机运作了一次。所谓绿坝事件，集中表现了中国科研官僚系统从90年代以来以来遗留的重大缺陷，即利用信息不对称和行政官僚上传下达的拖沓冗长进行牟利操作。站在影响下一代有生力量的角度，石首和此前事件没有什么大的差别，但绿坝的杀伤力则更大，影响了一批网络上的爱国青年。再下来是上海 “楼脆脆”事件，这件事件和当时已经在飙涨的一线城市房价一起加剧了中产媒体为代表的媒介的压力，有一个叫做柴静的人再次从天而降，准确的再次夯实了自己的人气基础，为年底的操作做好准备。此人在技术意义上真不愧为优秀报道员。同期爆发的韶光冲突-乌齤鲁木齐事件，从客观意义上来看，反倒是起了减轻压力的作用。为什么年中这么重要？因为这一系列事情带来了一系列的“词汇”，为下一个核心词汇的出现做好了准备。 

第一个词：影齤帝，这个词语在汶川大地震后在南方系内部小范围传播，但从2010年夏天起引爆，引申自秦皇岛列车事件中的乘客都是安排好的；
第二个词：屁齤民。屁齤民这个词的来源起源于2008年10月广东某官员林嘉祥“摸小女孩”事件，就这个事情本身而言，凡是认真看过原始录音资料的人，都可以发现林嘉祥并没有说什么“老百姓算个屁”的话，事实上，纵观该广东中产阶级家庭与林嘉祥的对话录（请参考百度百科“林嘉祥”词条），林一直处于弱势而不是强势，这从他日常工作交往的人群反馈“不能想象林会说这样的话”是一致的，由此可见，这是一起南方派牵强附会，使用网络语言泛滥的暴力手段给人戴帽子而成功的典型案例。屁齤民这个词语出来以后，在大约大半年的事件里，只在南方系的小圈子里流传，但到2009年年中突然开始广泛传播，第一个传播力量是中产阶级，他们将屁齤民和影齤帝两个词列在一起，形成一种楚楚可怜，自我哀叹的心态，以发泄自己的恐慌和焦虑，第二个传播力量反而是军事论坛的爱国网友，在可以理解的环境下，他们的心情比较复杂（可见无责任感的央企导致的房价飙升的社会政治代价大得惊人），本来希望将这个词汇聊以自慰，大概有中国古代“草民”的含义，不料被艾齤未未等人接了棒去，于是在2009年下半年形成了全社会一二线中产阶级的“自封屁齤民”浪潮。因此，“屁齤民”这个词，军事论坛的网友客观上起了二传手的功能，一年以后，军事论坛上的网友又发明了一个“盼王师”（王师指美军），只不过2009年的屁齤民后来被南方派给发扬光大了，而2010年的盼王师的猫们没有被南方派接力过去而已。

之所以将这个事件定性为“小浪花”，是因为纯粹经济话题的事件，在2008年以后的南方系舆论攻势中，已经不具有太大的价值，因这些话题相对比较专业，比较“精英”，不能以民粹主义色彩的方式炒起来，受众相对狭窄。南方派2008年以后的一个重大特点，就是其内容结构，从危机前经济接轨右派、80年代的无条件崇美的文化投降右派与民粹式文化左派各占一半，转变成民粹式文化左派为主，经济接轨右派为辅。其内容素质也江河日下。

2 010年：末世之年——从“自杀中国”到南方系的失控。

2010年的开篇，以进口影片《2012》开场，这也许是个巧合，恰到好处的刻画了这一年南方系掀起中国舆论氛围的总体特征：末世、“绝望”。2010 年的开篇可以说小波折不断，先是《2012》和《阿凡达》是两部被中国一线城市中产阶级解读为具有内涵联系的电影，前者传递的信息是：2012年就要来了，我们都要死了，大家一起自杀算了，勤奋努力有什么意义呢？后者被与中国的拆迁拉上关系（和2009年年末拆迁突然被炒热有延续性），并经由所谓阿凡达下线让位于“主旋律”影片《孔子》而故意被解读成“政府恐惧老百姓进行联想。”（其实是2维影片因为票房不佳下线，3D的影片一直放在院线上）。随后的一年里，夹杂穿插着发生了很多事情，但基调基本都是末世悲观的，相比奠定基调的2009年，2010年只不过是反复的拉扯，渲染而已。笔者在这里将2010 年（含2011年年初部分事件）按照属性做一个简单的归类，帮大家记住这一年这些人的所作所为。

这一年的早春，以希拉里策划巧实力（Smart Power）攻势，谷歌退出中国为核心，发生了“《2012》-谷歌退出中国-香港高铁菜园村风波-《阿凡达》《孔子》‘之争’”的悲观路线，与“武广高铁-毒贩阿克毛死刑-北斗II型卫星上天-中段路基反导导弹成功-太行发动机装配飞机现身”的自信路线的对立。前者的主要人群，是把握了中国传媒特别是新媒体的生产者和受众，即一线城市一些无中国根基的部分中产阶级，并结合1月份北京房价陷入疯狂的背景，借助人人网大肆向高校学生灌输。在这个与世界基本面大趋势完全相背离的浮游在中国中产阶级的小世界的悲观绝望平台制造完成之后，南方派为首的中国媒体或者制造，或者渲染，或者弄假成真了如下“绝望事件”： 

2 “移民论”炒作事件（4月和5-6月两轮），移民论的炒作分两波，第一波是2010年4月中上旬，当时北京房价正在发神经，出现卖掉北京一套房，移民换回美国三套房，这样的心理可以理解，但按照道理这波舆论应该在2010年4月中下旬启动的地产新政中结束，但恰恰在2010年5月，即地产新政威力正在头上的时候，移民论突然又被制造了出来——这次可以说是由南方系和财经系一起生造出来的，目的在于弄假成真，鼓动一批中国“先富起来”的人移民（当时有人说华为也有人受到这样的舆论的影响在考虑移民，这就说明这弄假成真的效果是非常严重的了）——当然，这是非常可笑的。值得留意的是，5-6月份正好是欧洲债务危机的高峰期，中国以外的世界应该说整体是相当衰颓的，而这些传媒列举的具体案例——那些真的跑到国外去的移民们，没有一个活的好的（尽管报道的记者在结尾都要用“在国外再差也比国内舒服的过日子强”这样的生硬结论进行硬拗），但媒体制造移民论的集中目的，其实是想制造这样一种幻想：即在今天中国，“穷的人富的人”都不好过，都如同末日来临，只有“政府”及其集团过的好。完成这样一种自我“铠甲”的塑造后，就可以再次将这个无中生有的移民论的矛头对准中国政府。 

将“M2-GDP”得到一个剩余值然后断言该国货币超发，这种言论无论左翼还是右翼的经济学家都会认为说这话的人是脑袋被驴给踢了。 M2（广义货币量）是存量概念，存在于社会上参与货币-商品服务流动的存量，而GDP是货币带动的社会经济一年运转的累积量，是流量概念，两者地位完全不同，怎么能放在一起相减？南方系小编辑缺乏起码的数理逻辑能力，但不妨碍他们发动民粹主义狂潮，三人成虎，众口铄金，逼着中国的金融管理部门出来“解释”。其实，M2与GDP之间的关系与货币流通速度有关，因此只有谈论M2除以GDP才有意义。而货币流通速度与一国传统的支付习惯、支付制度体喾系有关，中国的货币存量相对于带动的GDP一致比较高，M2/GDP长期保持在1.5-2之间。那么2001-2009年南方系为什么不去说货币超发偏偏在 2010年底大谈货币超发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M2包括了银行存款，商业银行信喾贷在里面是有创造货币的功能的，换句话说，M2并不是中央银行能够完全控制的（中央银行能够完全控制的是M0，其余部分和海绵一样，弹喾性是比较大的，经济火热往往信喾贷冲动大，M2就高，反之，则M2相对低）？南方系是不看历史，不讲逻辑的，货币超发论把这点暴露的淋漓尽致。 

值得稍微提一两句对于物价上涨问题的认识。如果把中国最近十年的CPI曲线走势图画出来，你会发现它其实呈现两群凸起的特点（2003年一个鼓起，2008和2010年两个鼓起）。从朱喾镕喾基执政的90年代末到2002年，中国的物价一直是往下走的，2003年是第一群高峰，当时中国经济正式进入出口大发展和国内重化工业化阶段，也就是一扫90年代末的阴霾局面，踏入新一轮中国的黄金发展期，对于物资、能源的需求暴增，也拉动了当时粮食价格的上涨，然后是延续四年多的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局面。2008年和2010年分别有两次高峰，预期2011年上半年还会有一次高峰，那么这一时期的拉动因素是什么呢？经过五六年的持续黄金增长，中国与海外经济的关系非常密切，海外原材料的价格会深刻影响我国，同时，我国国内CPI的主要构成部分——农产品的生产也日渐表现出专业化、集中化的趋势，因此凡是能够有影响这两个因素的力量，就能够对我国的CPI发生影响，2008年上半年，国际粮价暴涨，用于猪饲料的豆粕和用于食用的豆油价格随之飙升，影响了猪价，同时国内生猪的饲养在前几年猪价低迷下不受鼓舞，又有当时的猪病传播，导致生猪价格暴涨，因此08年的CPI是一个高点，随着新的生猪的供应，2009年中国的CPI就回落了下来，2010年的CPI，最开始主要是游资炒作副食品小品种，是浙江一带的游资的投资流向引导问题，到11月份，蔬菜价格暴涨，一方面，CPI每年的结构都会变化，反映居民的生活变化，蔬菜占CPI的比重增加，另一方面，中国的蔬菜供应已经不是过去农民自家种植然后拿到菜市场或交由小菜贩去卖了——国内农村的劳动力已经基本转移完毕，农业走向专业化，所以中国的蔬菜供应是由南方的云南、海南等几个气候条件特别适合批量生长的地方集中提供的，恰好2010年冬天特别寒冷，影响了南方蔬菜生产基地的蔬菜生长，同时冰冻影响了交通，这就使得各地菜市场的蔬菜供应减少，导致菜价暴涨，应该说中国政喾府是很负责任的降低了中间环节的费用抽取的，取得了很大的效果。那么为什么2011年春喾夏喾之喾交CPI有可能上涨呢？那就是国际粮价不断上升，可能导致某些品种的国内价格开始联动，同时2010年上半年的物价是一个低点，两相比较，作为增长率的CPI就有可能创出新高。在2010年年底，除了蔬菜、白酒等饮食用品外，其他物品上涨相对没有那么多，这是一个特点。 

但是反过来看，如何认识农产品价格为代表的本土物价上涨呢？我认为这是一个正常现象。在 90年代，一方面粮食价格维喾稳，保持在低喾价上，另一方面中国农村还有大量剩余劳动力，这使得中国本土的广大居民收入如同安了一个铅锤一样，很难起来，中国整体居民的收入提高，必须通过让广大内地的原农村人口的收入提高实现，目前农村的这个问题已经基本解决，甚至可以认为，未来中国的最大问题不是过去几十年宣传的人口过多问题，而是人口过少和老化的问题。中国的路径是，一方面通过工业化和城镇化，吸收大量的农村人口，农村人口欣然离乡成为城市居民，另一方面，通过农村进行合理的制度安排，实现集约化专业化农业生产。人口的格局走内地全面兴起下的内地城镇化道路现在已经非常明显，农业集约化生产也已经在蔬菜等领域初现端倪。中国广大农村人口的收入要提高，一方面靠的就是从农业转移出来进入其他产业，另一方面靠的是农产品在整个价格体喾系中相对价格水平提高，占有更多的购喾买力份额，分给分流剩下的农业人口。在这种东亚国家必然采取的解决方案下，农产品的价格提高是不可避免的长期趋势。中国中产阶级既想享受西方人的收入，又想享受中国90年代继承下来的相对畸低的农产品（以及铁路等公共交通服务）价格，还想轻轻松松用极低的人力报酬雇农村小保姆服侍自己是不可能的，看看韩国日本的食品的相对价格体喾系就知道了未来的大致方向了（当然，中国未来的食品相对价格不会像韩国那样因为盲目追求身土不二而畸高）。在这方面，站稳立场，理性诠释，对于南方派掀起的民粹拉扯不动摇，是中国执政者必须练好的基本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