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权臣篡位，可不是说篡就篡，说改朝就改朝的。古代儒家对于改朝换代这个东西，搞出了一套看似很简单、其实很不简单的理论，即改朝换代包括两大类：**与禅让。什么叫**？就是“桀纣暴虐而汤武征伐”，牧野之战就是例子。什么叫禅让？就是“尧舜之揖让未遑”，唐虞的更替就是例子。
当然，自从原始公社解体之后，“禅让”完全变成了一个僵死的历史概念，此后的朝代更迭，似乎非**不可——商克夏、周克商、秦灭周、诸侯灭秦都没有经过什么“受禅”流程，直接把丧失统治资源的前代天子赶下台就是。但自从汉朝以后，情况发生变化，儒家学说逐渐成为官方学说，天子的地位日益拔高。在《周礼》中，天子的地位还只比诸侯高一阶，所谓“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是也，也就是说天子与公的差距，与公和侯的差距相当，看起来不是那么高不可攀。但到了汉武帝以后，随着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观念的深入人心，随着中央集权的不断强化，天子已经成为“不可能犯错”的“活人神”，与诸侯、大臣的差距已经是无限大，更不用说与庶民的差距了。在这种情况下，连孟子说的“闻诛一夫纣，未闻弑君也”都被当作“不当言论”加以批判，也就是说百姓连诛桀纣的权利也没有了，“**”也再也不可能合法了。今后的天子，即使真的比桀纣还残忍，臣子也必须尊之为君父，他的一切过错都是因为奸臣蒙蔽、因为贪官害民，因此臣子们只有“清君侧”的权利，没有“**”的权利。等到桀纣周围的“乱臣贼子”被肃清之后，江山还是要由桀纣坐的，汤武只能乖乖的继续北面称臣，决不能就此取而代之，更不用说“放桀于鸣条”“诛一夫纣”了。

但是以上毕竟只是理论，当臣子真的“清君侧”成功，掌握大权之后，谁会真的甘心把大权再交给天子？天子的尊位令人垂涎欲滴，但儒家的道统同样不可侵犯，要是真敢明目张胆地“革（河蟹）命”推翻之，岂不给了更多觊觎皇位的人以把柄，说不定明天就有更多的人起兵“清君侧”，诛杀你这胆敢篡位的乱臣贼子。因此最保险的方法，莫过于请天子仿效尧舜之道，“禅让”于我家。这也算给了天子一个大高帽子——“革（河蟹）命”是用来对付桀纣的，我不但不把你当桀纣看，还给你一个当尧舜的机会，让你显示一下高风亮节；不过你是尧舜，我却是大禹，不求有你那么高的思想境界，只求能够传之子孙，江山永固。当然，天子的思想境界多半没那么高，但这个禅位诏书你不写，自然有人写，只要盖上你的传国玺就够了。
因此，汉朝以后，中国改朝换代的一般流程就变复杂了，由原先的“革（度）命”一步，变为“清君侧-当权臣-受禅”三步。第一步“清君侧”的步骤各各不同，但都惊心动魄，令人目不暇接。但第二、第三步就纯属例行公事，开始还有点新意，到后来改朝换代次数增多，干脆就公式化了，甚至闭上眼睛都背的出步骤了。

5、受禅大戏，循环上演这套“以**代替受禅”的把戏，从王莽开始演起，经过曹丕、司马炎的发扬光大，遂成为一门“显学”。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汉人政权更迭，都是以“受禅”形式完成。
北方的五胡本来比较质朴，不会玩汉儒的禅让花样，因此北方十六国的兴替，一开始都是直接“**”，刘聪杀晋愍帝，石勒杀刘聪的子孙，冉闵又杀石勒的子孙，杀来杀去血流成河，一点也不像汉人的“尧舜揖让”一般温情脉脉。杀到后来，胡人也发现这样简单的“**”副作用太大，难以收拢人心，试想想当初刘聪父子如果聪明一点，不让晋愍帝去当倒酒的仆人，而是恭恭敬敬地请他行“尧舜禅让之礼”，恐怕北方汉人的反抗也不会那么激烈。到十六国后期，北方胡人的权臣逐渐也学会了“受禅”大戏的演出方法，迫不及待地想尝试一下，可惜胡人君主大都有些剽悍之气，经常宁死也不陪权臣演戏。后秦王姚苌抓住了前秦王苻坚，本来想让他把传国玺交出来“受禅”了事，但苻坚脾气太犟，一句“五胡次序，无尔羌名”气的姚苌脸色发青，最后还是不得不暴力解决。
直到北魏统一北方，大搞汉化政策，“尧舜揖让之礼”才逐渐深入人心，尔朱荣虽然不过一介并州契胡，一进京城也知道马上找汉人官僚帮他起草“禅文”，不过因为尔朱氏实力还不够，最终功亏一篑而已。后来东魏皇帝禅让给大齐皇帝，西魏皇帝禅让给大周天王，大周皇帝再禅让给大隋皇帝，轻车熟路，走的都是魏晋的一贯路线，南与北一般无二也。
整个魏晋南北朝都是中国的多事之秋，经常是一代人见到好几次受禅，萧道成受禅时就有老人大哭“何期今日复见此事”，如果这位老人活的长一点，还可能三次见到“此事”。权臣篡位过于频繁，政局过于不稳，使皇帝的神圣性丧失殆尽，在臣子们心目中的形象已远远不能和两汉时期相比。中国历史上皇帝权威最低落的时期，除了南北朝，大概就只有五代了。只要中央集权的经济基础还没有恢复，只要统一王朝的政治基础还没有成熟，“禅让”的大戏就要不停的演下去，直到社会经济已经可以承担一个新的中央帝国，儒臣们也已经准备好神化一个新的“受命于天”者为止。

沙发~河蟹=革（度）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