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是个性强、有主张的大有为之君，这样的君主往往听不进不同意见。宋神宗需要的谏官是作自己耳目的谏官，而不是代表士大夫公议的谏官；这样的谏官必须弹劾不执行朝廷法令的官员，要帮助皇帝推行政令，而不是提出不同政见；王安石在这个问题上与宋神宗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他甚至认为谏官按照皇帝旨意言事也是应该的；宋神宗与王安石拒谏的理由是，谏官的观点是错误的，即所谓“谗慝”，而皇帝的观点是正确的，“圣旨果是”。
宋神宗和王安石的观点是错误的。其一，设置谏官的本意就是要指出皇帝的错误，如果谏官按照皇帝的旨意言事，不能提出不同意见，那还要谏官干什么；其二，谏官的意见当然不是永远正确的，但皇帝要包容谏官的错误，否则，谁还敢直言极谏？何况谏官的意见还不见得一定错误；其三，皇帝自以为自己的观点正确，不能成为拒谏的理由。对于一个有主见的人，自己往往很难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所以才要听不同的意见，才要设置谏官。认为自己的观点正确，所以要谏官顺着自己的意见言事，无论皇帝的观点是否正确，这种态度本身就是错误的。
宋神宗并非不需要谏官。相反，他常常感叹“谏官难得”、“谏官难得人”。但他需要的谏官不是真正的谏官，而是天子耳目甚至是天子爪牙。所以，宋神宗不惜持续大规模地贬降有气节、敢于反对变法的谏官，并违反祖宗家法，让宰相推荐台谏官。
那么宋神宗为什么要拒谏，是神宗个性专断、不宽容吗？是，又不全是。宋神宗在政治上对不同政见不宽容，但并非个性不宽容，宋神宗的不宽容是专制皇权专断性的反映。
既然宋神宗个性并不十分专断，那他为什么要拒谏呢？这就是下面要探讨的问题：神宗朝有国是。
仁宗朝无国是。宋神宗朝有国是--推行新法，表明神宗是有为之君。宋神宗朝国是的出现，并非神宗要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而是神宗以国是为工具压制反对变法的官员。因此，国是的出现本质上是皇权专制性加强的表征。
李裕民先生的观点，他认为变法使“皇帝时代最为进步的体制--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体制遭到了破坏，民主性逐渐减少，专制性日益加强。”李先生所谓“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体制”就是笔者所说宋仁宗朝皇权、相权、谏权相互制衡、良性互动的政治体制。为什么这个体制这么容易遭到破坏？因为这个体制是在专制制度下形成的，它的出现完全依赖皇帝和士大夫的个人素质，即皇帝无为而治，皇帝在政治上宽容，积极纳谏；士大夫有气节，积极进谏，因此这个体制的出现带有极大的偶然性、脆弱性。这里皇帝的宽容最重要，皇帝宽容了，士大夫的气节才能发挥作用。因为没有任何制度保证，所以皇帝的宽容完全靠皇帝的自觉、自省。士大夫可以苦口婆心地向皇帝陈述纳谏的重要性，如果皇帝不听，那就没有任何办法了。
这个体制遭到破坏的后果是什么？笔者认为最大的恶果就是引起了士大夫阶层的分裂，以及由此带来的无休止的党派之争。党派之争没有赢家，只有输家。北宋亡于党派之争，皇帝是输家。士大夫无论是新党还是旧党，在党争中遭到越来越重的贬降，宽容的政治环境荡然无存，士大夫也是输家。
士大夫阶层的分裂，并非变法初期原有士大夫阶层的分裂（原来坚持变法的只有少数几个人），而是宋神宗通过近20年的变法培养了一个变法派官员集团，即新党官员。新党集团与新法共存亡，没有新法就没有新党官员的官位。所以尽管新法在宋神宗死后被废止了8年，仍能东山再起，一直推行到北宋灭亡。这都是宋神宗用专制皇权推行变法国是的结果，而不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结果。

话说两宋一百四十九

话说两宋一百五十

话说两宋一百五十一

话说两宋一百五十二

话说两宋一百五十三

前面重点说的事宋神宗和王安石变法的事情，现在我们全面说说宋神宗。据《宋史》记载，赵顼自幼“好学请问，至日晏忘食”。当太子时就喜读《韩非子》，对法家“富国强兵”之术颇感兴趣；还读过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对王安石的理财治国思想非常赞赏。神宗即位时，北宋的统治面临一系列危机，军费开支庞大，官僚机构臃肿而政费繁多，加上每年赠送辽和西夏的大量岁币，使北宋财政年年亏空，据《宋史·食货志》记载，至治平二年（1065年）亏空已达1570多万。广大农民由于豪强兼并，高利贷盘剥和赋税徭役的加重，屡屡暴动反抗。值此内外忧患，财政困乏之际，神宗没有气馁，力图“思除历世之弊，务振非常之功”，表现出“励精图治，将大有为”，“奋然将雪数世之耻”的政治气概。
赵顼在即位之前已闻知王安石的政治抱负和才能，并“由是想见其人”，因此即位不数月，就让王安石出任江宁知府。几个月后，又召王安石为翰林学士兼侍讲，寄以治国安邦的厚望。神宗对王安石的器重，引起了在朝老臣的不满。宰相韩琦执政三朝，本该辅佐新帝，有所作为，然而见神宗提拔新人，却坚辞相位，出判相州。神宗问：“卿去谁可属国者？王安石何如？”
韩琦说：“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表明了他反对王安石执政的态度。元老重臣富弼在罢相位时，也不同意任用王安石，而推荐了文彦博。对此，神宗或以不答相对，或以默然置之，坚持了自己的想法。除老臣外，当朝大臣如参知政事吴奎、御史中丞吕诲、参知政事唐介、侍读孙固等也都以王安石“护前自用”、“论议迂阔”、“狷狭少容”等为理由，极力反对王安石为相。面对种种阻挠，神宗不以为然，力排众议，于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果断地拜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委以重任，从而揭开了变法图治、富国强兵的序幕。
为了及时有效地制定和推行新法，神宗还特命设置了“制置三司条例”，即制定户部、度支、盐铁三司条例的专门机构，由王安石和知枢密院事陈升之主持。在这个机构中，神宗听从王安石的推荐，进一步起用了吕惠卿、章敦、蔡确、曾布、吕嘉问、沈括、薛向等一批新人，这些人都有一定的实际才干，对于协助王安石拟定和贯彻新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变法的过程中，神宗以君权的力量，保证了一系列新法的推行。熙宁二年，新法逐渐出台、实施，但是马上遭到朝内外一批守旧势力的攻击。他们不仅从新法的内容和效益上提出非难，而且在思想、道德上指责王安石“变祖宗法度”，“以富国强兵之术，启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旧学”，“尚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则背孟轲，鄙老成为因循，弃公论为流俗”。在朝议纷纷面前，神宗虽曾一度犹豫，但终不为所动。至于学术、道德上的争论，神宗则认为“人臣但能言道德，而不以功名之实，亦无补于事”。他讲求道德与功名并重，对守旧势力反对变法，空言道德，在政治上无所作为甚为反感。

话说两宋一百五十四

时值夏惠宗在位，母党梁氏专权，西夏国势日非，神宗承祖辈，欲图一举歼灭西夏。不久，王韶在庆州（今甘肃庆阳）大破夏军，占领西夏二千里土地。神宗在元丰年间强化军兵保甲的措施，目的在于对外增强对辽、西夏的战斗力，并镇压各地的武装反抗，巩固统治。
但是，这些措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没有任何实际效果。在熙宁变法期间，王安石任用王韶为秦凤路沿边安抚使，出兵抗御西夏，拓地五州，形成对西夏的包围，史称“熙河之役”。元丰四年（1081年），西夏皇室内乱，神宗以为有机可乘，遂出兵五路进攻西夏，围灵州城（今宁夏青铜峡东）十八日不能下，深入夏地各军因粮草不济，冻馁死伤，先后溃退，无功而返。元丰五年（1082年），神宗又听给事中徐禧之计，筑永乐城，谋攻占西夏横山地区，进逼西夏都城兴庆府（今宁夏银川），西夏发30万大军围攻永乐城，城陷，徐禧等战死。不过虽说徐禧战死，但是宋军和西夏军在所有地方都没有找到徐禧的尸体，所以徐禧的死是个谜。宋军两次战败，损失军兵、民夫及助战的羌兵数十万人。神宗闻永乐城陷，“早朝，对辅臣恸哭”。至此，神宗希望攻夏雪耻，节省“岁赐”白银7万两、绢15万匹的计划彻底破产。

一般来说，庙号的选字并不参照谥法，但是也有褒贬之意。太祖、高祖开国立业，世祖、太宗发扬光大，世宗、高宗等都守成令主的美号，仁宗、宣宗、圣宗、孝宗、成宗、睿宗等皆乃明君贤主，中宗、宪宗都是中兴之主。另外，哲宗、兴宗等都是有所作为的好皇帝。神宗、英宗功业不足，德宗、宁宗过于懦弱，玄宗、真宗、理宗、道宗等好玄虚，文宗、武宗名褒实贬，穆宗、敬宗功过相当，光宗、熹宗昏庸腐朽，哀宗、思宗只能亡国。所以说，宋神宗的庙号“神宗”，对于大臣来说，用现代的话说，有些“说你什么好呢”的意思，表示有功有过。
最后用《宋史：神宗本纪》来结尾：帝天性孝友，其入事两宫，必侍立终日，虽寒暑不变。尝与岐、嘉二王读书东宫，侍讲王陶讲谕经史，辄相率拜之，由是中外翕然称贤。其即位也，小心谦抑，敬畏辅相，求直言，察民隐，恤孤独，养耆老，振匮乏。不治宫室，不事游幸，历精图治，将大有为。未几，王安石入相。安石为人，悻悻自信，知祖宗志吞幽蓟、灵武，而数败兵，帝奋然将雪数世之耻，未有所当，遂以偏见曲学起而乘之。青苗、保甲、均输、市易、水利之法既立，而天下汹汹骚动，恸哭流涕者接踵而至。帝终不觉悟，方断然废逐元老，摈斥谏士，行之不疑。卒致祖宗之良法美意，变坏几尽。自是邪佞日进，人心日离，祸乱日起。惜哉！

话说两宋一百五十五宋哲宗赵煦

前面已经说了北宋六个皇帝，现在说第七个宋哲宗赵煦。先来对这个皇帝一个总介绍，宋哲宗赵煦生于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阴历十二月初七(阳历1077年1月4日)，是前任皇帝宋神宗第六子，原名佣，曾被封为延安郡王。神宗病危时立他为太子，元丰八年，9岁的哲宗登基，由高太后执政。高太后执政后，任用顽固派大官司马光为宰相。司马光一上台，就把神宗时的“王安石变法”(熙宁变法)全部废止。宋哲宗对于司马光与高太后的执政与压制感到不满。到了元佑八年(公元1093年)，高太后死，哲宗亲政。哲宗亲政后表明绍述，追贬司马光，并贬谪苏轼、苏辙等旧党党人于岭南(今广西、广东一带)，接着重用革新派如章敦、曾布等，恢复王安石变法中的保甲法、免役法、青苗法等，减轻农民负担，使国势有所起色。次年改元“绍圣”，并停止与西夏谈判，多次出兵讨伐西夏，迫使西夏向宋朝乞和。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阴历一月十二日(阳历1100年1月23日)病逝于汴梁(今河南开封)。

话说两宋一百五十六

话说两宋一百五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