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三月，西域于阗国王遣回鹘罗斯温等来宋朝贡。罗斯温跪奏曰:“臣万里来朝，获见天日，愿圣人万岁。”（《宋史》）宋真宗问询路上情况，罗厮温说:“涉道一年，昼行暮息，不知里数。昔时道路尝有剽掠，今……行旅如流。愿遣使安抚远俗。”罗厮温称于阗到敦煌的道路通畅，行旅如流。此次于阗使节带来的贡品有玉石、乳香、琥珀、棉织物、琉璃、胡锦等；于阗使团间有商队，从内地带去了丝织物、金银器、茶叶等物品。
这一年是公元1009年，距今一千年。千年梦回，北宋繁华似锦。而这一“锦”象在这年的九月体现得尤为明显:“（西夏）夏州进奉外，有以私物贸易久而不售者，自今官为收市。”这就是说，西夏使节所带之物，如果卖不出去，宋朝官府就全部包买下来，充分照顾朝贡者的利益。北宋政府财大气粗可见一斑。这一年，北宋基本上是风调雨顺，没有大的自然灾害。唯有一次汴水涨溢出岸，浸没了从京师到郑州的道路。宋廷诏选善于治水的使臣迅速控制了水势，一时受阻的漕运也得以恢复通航。
这一年，客居泉州的阿拉伯穆斯林出资，仿照叙利亚大马士革教礼拜堂的建筑形式建造了泉州清净寺，占地2500平方米，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处伊斯兰教寺。
这一年，河南虞城富人曹诚在商丘建学舍150间，聚书1500余卷，“博延众生，讲习甚盛”，宋真宗赐名“应天府书院”，为中国四大书院之一。
这一年，宋真宗追封孔子弟子颜回等十人公爵，曾参等62人侯爵，封先儒左丘明等19人伯爵。
这一年，正处于历史上少有的盛世“咸平之治”时期，北宋悠闲地走在封建主义的小康大道上，经济复苏，国力猛增，制度清明，人文鼎盛，人口数量亦成倍增长！
有宋一代，素以富足、安康著称，却只这样一个“盛世”排名，而且是在开国不到40年、国家千疮百孔，每年不停地与党项、契丹作战，甚至还有四川叛乱的情况下开创的，那么，如何揭开这一辉煌的谜底呢？

宋朝对具有纪委职责的监察官员有着严格的规定，甚至监察官违反出巡制度都要遭受处罚。还特别规定了监察官失察、自身贪暴受惩处的制度。1009年九月，真宗“诏诸路官吏蠹政害民，转运使、提点刑狱官不举察者坐之”。
对于失察的监察官，真宗实行严厉的处罚。王曙为河北转运使，“坐部吏受赇，降知寿州”；张观任解州通判，因“盐池吏以赃败，坐失举劾”，被降监河中府税；河北路走马承受使臣悉代之，“坐不察边肃贪纵故也”。
因为这些廉政举措，1009年的北宋，可谓政治清明，这更加速了宋王朝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双丰收，一个被《清明上河图》千秋歌颂的时代正拉开序幕将北宋王朝推向中国封建社会的巅峰，等待着百年后张择端的那支画笔。
一朵幸福的小浪花从1009年到《清明上河图》问世，百年光景弹指一挥间，在历史的长河里算不了什么；而这年正月发生的一件小事，也只是历史长河中微不足道的一朵小浪花，但它却带来了无限的幸福和快乐。
像往年一样，1009年的正月初三，民间热热闹闹地过着春节；而在宫廷里，却又多了一份喜庆:今天是第一个天庆节，休假五日，不扫地、不乞火，不汲水，与岁朝相同。这一天建醮集会，真宗赐宴并馈送朝臣节物。
此前一年，即大中祥符元年的正月初三，文武大臣们被宋真宗紧急召集到皇宫。原来，这位皇帝一个多月前梦到一位神仙告诉他会降下天书《大中祥符》，刚才，宫里果然在承天门发现了天书。此言一出，群臣们顿时炸开了锅:这可是千年难遇的大事啊，唯有盛世才会有如此的祥瑞！之后，在全国百姓的“一再请愿”下，宋真宗前往泰山封禅。是年十一月，真宗下诏规定以正月初三（天书初降日）为天庆节；第二年，即1009年，又下诏全国各地设置天庆观，以便于天庆节的建醮集会，还令人修《天庆道场斋醮仪式》一书，颁发全国各地。
于是一千年前的正月初三，大宋官员幸福地过上了“天庆节”，而这种幸福竟纷至沓来:1009年五月，“诏兖州长吏以天书降泰山日诣天贶殿建道场设醮，以其日为天贶节，令诸州皆设醮。”天贶节的庆祝活动已开，随之大中祥符四年正式规定“以六月六日天书再降为天贶节”；大中祥符五年闰十月，又新设了两个节日—先天节和降圣节……

皇帝新创节日，并不始于宋真宗，而是在中唐以后。但就皇帝新创节日之多、调动参与节日活动的官员范围之广、并使之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一件大事的，则起于宋真宗时期。
宋真宗新设的五节中，均规定不得用刑，禁行死刑，到大中祥符五年又明确规定了节日禁行死刑的天数:天庆节七日，天贶节一日。后又对大辟罪在节日期间的行刑问题进行了详细规定，在前面禁刑七日的基础上延长为:天庆节、先天节、降圣节、承天节，前七日后三日，天贶节、天祺节仍一日。这对宋代死刑执行制度的完善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对老百姓来说，是件大好事。
真宗把国家政治生活中大事的日子新设为节日，并制定详细的活动内容，还由中央和地方财政划拨大量经费以保证节日活动的开展，这对官员休假制度等都起过重要的作用，而且对后世乃至当代官方节日的建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许我们今天的休假有些还是拜真宗之所赐呢）。千年前的正月飘起的一朵小浪花，竟然有着如此大的影响力？但它的影响还不仅如此。宋真宗封禅及增设节日，以及他对传统节日的重视，不能一以个“愚民政策”或“劳民伤财”就否定了，它在有着文化和政治意义的同时，客观地推动了消费，增加了社会消费时间，促进了商业经济的繁荣。
岁末年节时，皇帝赐臣僚宴饮，既是增进君臣关系的需要，又是播撒皇恩的大好时机。历朝皇帝都有此举措，宋真宗也不例外。他即位不久，就“赐近臣岁节宴于宰相吕端第，自是遂以为例。”另外，有资格参加节序赐宴官员的范围较前期大为扩大，如1009年二月，“旧制，节序赐宴，惟皇族、近列、诸帅、内职。三月甲子，始诏自今上巳、重阳，三司副使、判官及馆职事官并别置会。其后，知杂御史、三院御史、法官、开封府判官亦预焉”，即从原来的内朝高官扩大到外朝一般官员。同时，节日时还馈送朝臣节物，“并客省赍签赐羊、酒、米、面；立春赐春盘；寒食神(食炎)、饧粥；端午粽子；伏日蜜沙冰；重阳糕，并有酒；三伏日，又五日一赐冰”。享受馈送节物的官职之广，几乎包括文武百官；节日之多，几乎全部囊括，这恐怕是历史上少有的。皇帝拉动了消费又增加了亲和力，生意经念得好。
宋真宗“诏自今伏日并休务”，增加了官员伏日的休务假，对官员节日之外的事假也较以前灵活，将祭奠亡亲的私忌假的范围扩大到所有官员，私忌日给假一天，并新创了饯行假。一些节假，不仅只施行于官员，那些为官府服役的工匠也可享受，比如给在福建险恶山路上运送官物的军士以旬假和节假。
从现有史料记载来看，宋真宗时期官员约一万余人；此外，还有数十万在各级官署中服役的胥吏，以及各级武职人员及其家属。其中，文武官员每年可休77天传统节假，还有新设假日；官府服役者可休65天，如此庞大的官吏队伍和如此宽松的休假制度，相信会在商贸繁华的北宋形成规模大小不同的“黄金周”。
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工商业最发达的朝代，中国城市化率最高的朝代，中国海外贸易最发达的朝代；宋朝是人民生活水准最高（是明、清的3－4倍）、官吏的俸禄最高的朝代，是市民阶层最强大、最富裕、最幸福的时期；宋朝是中国文化最发达的朝代，是中国封建王朝最民主、科学、自由的朝代……试想，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宋朝的七八千万人，遇上一个开明的，鼓励消费的，注重官员休假与关怀的，注重民间传统假日与民主的君主，将是一个怎样的情况呢？那必将是消费提高了，经济繁荣了。于是，千年回眸，我们揭开了一个辉煌王朝的谜底。从一朵小浪花的折射中，我们看到了，1009年，从战争到和平，创造了财富；1009年，从廉政建设到政治清明，发展了经济；1009年，从拉动消费到促进繁荣，千年前的那个朝代，成为了中国经济规模最大的朝代，经济总量占世界比率最大的朝代，中国封建王朝生活水准最高、最繁荣的时代。
当其时，宋朝富甲天下，经济总量占世界的80%，其一年的铸钱量最高可达五百万贯，而终明一朝总铸钱量也仅一千万贯，中华民族在大宋的欢歌笑语里，幸福到了极点，华夏伟大的形象一直深植于每一个炎黄子孙心中，透过《马可·波罗行纪》的描绘，亦可以感受到西方人的景仰。伏尔泰说:“我们不能像中国人一样，真是大不幸！”盛世如北宋者，伏老未能亲临，的确是他的大不幸；美籍史学家爱德华·伯恩斯在其所著的《世界文明史》中写道:“日本在公元6世纪及其后的几百年如饥似渴地学习和吸取中国文化。”而如果我们自己不能借祖先的前车之鉴，将是谁的大不幸呢？

话说两宋八十一

宋真宗时，定“州县三课”法，“公勤廉干惠及民者为上，干事而无廉誉、清白而无治身者为次，畏懦贪猥为下。”宋初，内外官任满一年，为一考，三考为一任。特别对法司之官，既有明确的转官年限，也有严格的考课与 宋代严明赏罚，官员有试用期，试用官员转正要有若干名正式官员保举。按规定，官员不得保举曾犯有贪污罪的官员。宋朝允许在职官员参加科举考试，考中者可提前转正或越级提拔，但曾犯贪污罪者不许参加科举考试。又规定，只要是重要职务和接触钱财的职务，一律不允许曾犯贪污罪者担任。
宋朝官员通常定期升级，但曾犯贪污罪的官员升迁则举步维艰。一个官员若犯贪污罪，其上司、曾荐举过他的官员都要受到处罚。这使得上司很注意防范下属犯贪污罪，荐举者很关心被荐举者的德行。这样、只有才德兼备者才能被选拔进入官员队伍，官员的贪污行为也就相应减少许多。
宋代吏部建立了官员档案，凡犯贪污罪者都记录在案。宋代还规定，这些犯罪者，每次晋级或调动职务时，都要向吏部主动申报自己曾犯过贪污罪，并规定，此类官员不得随意更改姓名。这样的规定，动员了上上下下各方面的监督力量，杜绝了贪污腐败者上升的空间，将他们置于严密的监管体系中，避免其再次腐败。
岁末年节时，皇帝赐臣僚宴饮，既是增进君臣关系的需要，又是播撒皇恩的大好时机。历朝皇帝都有此举措，宋真宗也不例外。他即位不久，就“赐近臣岁节宴于宰相吕端第，自是遂以为例。”另外，有资格参加节序赐宴官员的范围较前期大为扩大，如1009年二月，“旧制，节序赐宴，惟皇族、近列、诸帅、内职。三月甲子，始诏自今上巳、重阳，三司副使、判官及馆职事官并别置会。其后，知杂御史、三院御史、法官、开封府判官亦预焉。”即从原来的内朝高官扩大到外朝一般官员。与此同时，节日时还馈送朝臣节物，并客省赍签赐羊、酒、米、面；立春赐春盘。寒食神（食炎）、饧粥。端午粽子，伏日蜜沙冰，重阳糕，并有酒。三伏日，又五日一赐冰。享受馈送节物的官职之广，几乎包括文武百官；节日之多，几乎全部囊括。　

宋真宗“诏自今伏日并休务”，增加了官员伏日的休务假，对官员节日之外的事假也较以前灵活，将祭奠亡亲的私忌假的范围扩大到所有官员，私忌日给假一天，并新创了饯行假。一些节假，不仅只施行于官员，那些为官府服役的工匠也可享受，比如给在福建险恶山路上运送官物的军士以旬假和节假。从现有史料记载来看，宋真宗时期官员约一万余人。此外，还有数十万在各级官署中服役的胥吏，以及各级武职人员及其家属。其中，文武官员每年可休传统节假，还有新设假日。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工商业最发达的朝代，也是人民生活水准最高、官吏的俸禄最高的朝代，是市民阶层最强大、最富裕的时期。
经济状况
宋朝的国家财政收入，和约之后急速增加，在宋真宗病逝前一年，即公元1021年，其总额已达15085万。可以说，如果没有1004年的和约，就没有公元1009年的繁华似锦。在宋朝，经济发达，尤善商贾，尽管赵宋的面积、初期时的人口、资源都比前朝李唐差得多，但是，宋朝的经济，在像1009年这般风调雨顺的好年景时，岁入是唐朝的七倍；即便灾害仍频，岁入也是大唐的三倍左右。
经济繁荣，边贸红火，贡赋通达，税收富足，官员接触钱财的机会也由此多了起来。然而北宋时期官员赃罪（贪污）的现象却减少了，尤其与相距较近的唐朝、明朝相比，更是稀少。
人口与税收从996年北宋户口451万户，财政2224万，1021年北宋户口867多万户。人口是见证国家繁荣的高效统计工具，每一个朝代都务必面临这一问题，以清朝乾隆年间为例，人口已经达到3亿。那么1021年北宋人口是将近900万户，每户有多少人呢？假如答案是5人，整个国家人口也达到了4500万，还没有浙江省人口多，可见历史上的北宋人口发展在没有计划生育的限制下，已经达到了极限。这是农业为主的封建社会不敢想象的数字。更令人称奇的是北宋初年仅有户650万左右，1102年全国有户2，000万财政15085万，北宋大观三年户数达2，088万，人口约11，275万。人口终于突破一个亿。可见，也是按照我推算的每户5人多点算出的。财政增加12861万，人均财富增加3倍多。　农业真宗时，铁制工具制作进步，土地耕作面积增至5.2亿亩（太宗至道二年，996年，耕地有3亿多亩），又引入暹罗良种水稻，景德年间，专门制作瓷器的地方（原名白崖场）的昌南镇遂改名为景德镇，贸易盛况空前，史称咸平之治。公元1001年（咸平四年）9月，宋真宗外出“观稼”。沿途百姓看到他的仪仗后，竟自发地欢呼“万岁”。宋真宗在统治前期就这样树立了自己的“仁义天子”形象。总而言之，宋真宗在即位之初，广开言路，勤政治国，政治清明,经济日趋繁荣。
宋真宗在位25年，且统治时期治理有方，户口增加416万户，财政增加12861万。人均财富增加3倍多。他以拉动内需反腐倡廉促经济发展，使北宋的统治日益坚固，国家管理日益完善，社会经济繁荣，北宋比较强盛。公元1004年，辽宋双方在澶渊交战，宋朝获胜。
宋真宗决定就此罢兵，以每年向辽纳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来收买与辽的和平，定澶渊之盟，这是宋朝向番方纳岁币换取和平的开始。这虽然给人民加大了负担，不过为民族关系作出了贡献，要一分为二地看待。宋真宗也是诗人，他比较著名的诗有《励学篇》《劝学诗》等，宋真宗死后葬于永定陵。
宋真宗即位之初，任用李沆等人为宰相，注意节俭，政治较为安定。因治理有方，深受百姓爱戴拥护。北宋的统治日益坚固，国家管理机制日益完善，社会经济繁荣，国力比较强盛，继位后开创“咸平之治”。宋真宗在北宋经济的发展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也开创了宋辽和平发展的局面。

话说两宋八十二

第三，建立了一套监察官员的渎职惩处制度、选拔的标准和职务回避制度。宋朝对具有纪委职责的监察官员有着严格的规定，甚至监察官违反出巡制度都要受到处罚。还特别规定了监察官失察、自身贪暴受惩处的制度。对于失察的监察官，宋真宗实行严厉的处罚。史载，王曙为河北转运使，“坐部吏受赇，降知寿州”；张观任解州通判，因“盐池吏以赃败，坐失举劾”，被降监河中府税；河北路走马承受使臣悉代之，“坐不察边肃贪纵故也”。
　　据有关史籍的记载，宋朝监察官员台官（御史）的选拔，有严格的标准：首先要“鲠亮敢言”，廉洁无私，纠弹不避权贵。其次要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从政的实践经验。宋朝规定，台官“于太常博士以上，中行员外郎以下举充”。强调荐举具有基层实践经验的官员充当御史。三是实行官亲回避制度。凡宰执所荐之人，以及宰执子弟，亲戚和属官，一概不得充任台官。宰执不得荐举御史，宰执所荐之人不得为御史，以及与宰执有亲嫌、同乡关系或为其属官者也不得任御史。因为宰相奏举御史，御史必然与宰相结党营私，把朝政搞得乌烟瘴气。这正是宋朝三令五申不准宰执奏举御史的原因所在。因为这些廉政举措，宋真宗和他的后来者们创造了一个政治清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双丰收的宋王朝。
　　岁末年节时，皇帝赐臣僚宴饮，既是增进君臣关系的需要，又是播撒皇恩的大好时机。历朝皇帝都有此举措，宋真宗也不例外。他即位不久，就“赐近臣岁节宴于宰相吕端第，自是遂以为例。”另外，有资格参加节序赐宴官员的范围较前期大为扩大，如1009年二月，“旧制，节序赐宴，惟皇族、近列、诸帅、内职。三月甲子，始诏自今上巳、重阳，三司副使、判官及馆职事官并别置会。其后，知杂御史、三院御史、法官、开封府判官亦预焉。”即从原来的内朝高官扩大到外朝一般官员。同时，节日时还馈送朝臣节物，并客省赍签赐羊、酒、米、面；立春赐春盘。寒食神(食炎)、饧粥。端午粽子，伏日蜜沙冰，重阳糕，并有酒。三伏日，又五日一赐冰。享受馈送节物的官职之广，几乎包括文武百官；节日之多，几乎全部囊括。
　　宋真宗“ 诏自今伏日并休务”，增加了官员伏日的休务假，对官员节日之外的事假也较以前灵活，将祭奠亡亲的私忌假的范围扩大到所有官员，私忌日给假一天，并新创了饯行假。一些节假，不仅只施行于官员，那些为官府服役的工匠也可享受，比如给在福建险恶山路上运送官物的军士以旬假和节假。 从现有史料记载来看，宋真宗时期官员约一万余人。此外，还有数十万在各级官署中服役的胥吏，以及各级武职人员及其家属。其中，文武官员每年可休传统节假，还有新设假日。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工商业最发达的朝代，也是人民生活水准最高、官吏的俸禄最高的朝代，是市民阶层最强大、最富裕的时期。
　　宋朝的国家财政收入，和约之后得以增加，在宋真宗病逝前一年，即公元1021年，其总额已达15000万。可以说，没有五年前的和约，就没有1009年的繁华似锦。有宋一朝，经济发达，尤善商贾，尽管赵宋的面积、人口、资源都比前朝李唐差得多，但是，宋朝的经济，在像1009年这般风调雨顺的好年景时，岁入是唐朝的七倍；即便灾害频仍，岁入也是大唐的三倍左右。经济繁荣，边贸红火，贡赋通达，税收富足，官员接触钱财的机会也由此多了起来。然而北宋时期官员赃罪(贪污)的现象却减少了，尤其与相距较近的唐朝、明朝相比，更是稀少。
公元1001年（咸平四年）9月，宋真宗外出“观稼”。沿途百姓看到他的仪仗后，竟自发地欢呼“万岁”。宋真宗在统治前期就这样树立了自己的“仁义天子”形象。总而言之，宋真宗在即位之初，广开言路，勤政治国，较清明的政治和日趋繁荣的经济。
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三月，西域于阗国王遣回鹘罗斯温等来宋朝贡。罗斯温跪奏曰：“臣万里来朝，获见天日，愿圣人万岁。”（《宋史》）宋真宗问询路上情况，罗厮温说：“涉道一年，昼行暮息，不知里数。昔时道路尝有剽掠，今……行旅如流。愿遣使安抚远俗。”罗厮温称于阗到敦煌的道路通畅，行旅如流。此次于阗使节带来的贡品有玉石、乳香、琥珀、棉织物、琉璃、胡锦等；于阗使团间有商队，从内地带去了丝织物、金银器、茶叶等物品。
　　这一年是公元1009年，距今整整一千年。千年梦回，北宋繁华似锦。而这一“锦”象在这年的九月体现得尤为明显：“（西夏）夏州进奉外，有以私物贸易久而不售者，自今官为收市。”这就是说，西夏使节所带之物，如果卖不出去，宋朝官府就全部包买下来，充分照顾朝贡者的利益。北宋政府财大气粗可见一斑。
　　这一年，北宋基本上是风调雨顺，没有大的自然灾害。唯有一次汴水涨溢出岸，浸没了从京师到郑州的道路。宋廷诏选善于治水的使臣迅速控制了水势，一时受阻的漕运也得以恢复通航。
　　这一年，客居泉州的阿拉伯穆斯林出资，仿照叙利亚大马士革伊斯兰教礼拜堂的建筑形式建造了泉州清净寺，占地2500平方米，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处伊斯兰教寺。
　　这一年，河南虞城富人曹诚在商丘建学舍150间，聚书1500余卷，“博延众生，讲习甚盛”，宋真宗赐名“应天府书院”，为中国四大书院之一。
　　这一年，宋真宗追封孔子弟子颜回等十人公爵，曾参等62人侯爵，封先儒左丘明等19人伯爵。
　　这一年，正处于历史上少有的盛世“咸平之治”时期，北宋悠闲地走在封建主义的小康大道上，经济复苏，国力猛增，制度清明，人文鼎盛，人口数量亦成倍增长！
　　有宋一代，素以富足、安康著称，却只这样一个“盛世”排名，而且是在开国不到40年、国家千疮百孔，每年不停地与党项、契丹作战，甚至还有四川叛乱的情况下开创的，那么，如何揭开这一辉煌的谜底呢？
大中祥符（1008—1016）是宋真宗的第三个年号，北宋使用这个年号共九年。大中祥符二年，繁华似锦，可是所有这一切，在五年之前并不明朗，那时的热门话题是：战争与和平。

话说两宋八十三

话说两宋八十四宋仁宗

话说两宋八十五

历史上有几个皇帝是被称为“仁宗”的，我们首先来理解这个“仁”字。仁号称是中国儒家学派道德规范的最高原则，孔子思想体系的理论核心。“仁”的最初含义是指人与人的一种亲善关系。孔子把“仁”定义为“爱人”，并解释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在回答子张问仁时还说，“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五者为恭、宽、信、敏、惠。孟子发挥了孔子的思想，把仁同义联系起来 ，把仁义看作道德行为的最高准则。其“仁”，指人心，即人皆有之的“恻隐之心”，仁爱之心；其“义”，指正路，“义，人之正路也”。 儒家提倡的是一种上下有序的统治，约束人们行为举止主要靠“礼”这种秩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靠“仁”进行改善。“仁”可以理解为一种和谐的人际关系，与现在所提倡的“和谐社会”有相近的意思。
　　以此为基准，在历史就有几个皇帝因为“爱民”而冠以“仁宗”的称号。
　　历史上最早被成为“仁宗”的是北宋的第四代皇帝赵祯（1010年－1063年）。他1023年登上皇位，时年13岁，1063年驾崩，享年53岁，在位41年。从历史的记载来看，这位“宋仁宗”是真正无愧于“仁”的称号。这也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一个皇帝。所谓“仁”，个人的理解就是真正的以民为本，重视老百姓，尽量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在大多数宋人眼里，“仁宗盛治”远过“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 由于有宋仁宗的开明统治，这个时期的北宋是经济文化繁荣，名人辈出，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的“小康社会”。史书上记载的宋仁宗一个故事是这样的：一个寒冷的冬天，宋仁宗批阅完奏章之后饥寒难耐，非常想喝一碗御寒的羊肉汤，但后来想到如果是这样，内侍肯定又要大动干戈，甚至扰民，于是宋仁宗忍住饥饿。其实宋仁宗表现在仁方面不是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是表现在对臣下的一种宽容的态度。大名鼎鼎的包拯便是其任下的官员，如果没有宋仁宗的宽宏大量何来“包青天”？包拯曾经做过监察御史，就是专门给皇帝提建议的官员，有书记载好几次包拯据理力争，唾沫星子都喷到宋仁宗的脸上。宋仁宗是无可奈何的擦掉唾沫没有办法还是尊重了包拯的建议。
　　宋朝的战神“狄青”是宋仁宗任下的武将。宋朝为了平抑唐朝以及五代武将们地方割据的弊端，采取了“重文轻武”的国策。军队的最高的将领都是文职。但是宋仁宗为了应付日益严重的边境外患，毅然不顾祖训，启用了贫民出身的狄青，并给予了直接的军队指挥权。狄青也不负众望，屡立奇功。
　　后世将包拯膜拜为“文曲星”，将狄青膜拜为“武曲星”。这两颗星其实都与宋仁宗有极大的关系。
　　宋仁宗期间，群星璀璨，唐宋八大家，两人出在唐，六人出在宋。而出在宋朝的六人，均出于他当政时期。这六人，可以说是个个名声显赫。时至今日，有谁不知欧阳修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的大名呢？
　　宋朝之后的几个朝代都有被冠以“仁宗”的皇帝。元朝的“元仁宗”（1285年－1320年）也是第四代皇帝（改国号为“元”后第四位皇帝），名字是孛儿只斤·爱育黎拔力八达。位时间为1311年至1320年，共9年。他被冠以“仁”，主要是因为他减裁冗员，整顿朝政，推行“以儒治国”政策。元仁宗继位时的元王朝已经过元世祖，元成宗两代（武宗时间较短）五十余年的治理，社会上出现一片繁荣的景象，再经元仁宗的励精图治，使元王朝到强盛的顶点，以元仁宗的雄才大略，巩固和发展了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奠定了今天中国固有版图。
　　元朝之后的“明仁宗”也是明朝的第四代皇帝，他是朱棣的长子。于1425年5月暴死，在位仅十月，终年47岁。在位期间发展生产，与民休息，为“仁宣之治”打下基础。
　　清朝的“仁宗”是第七代皇帝爱新觉罗·颙琰，我们称其为嘉庆皇帝，他是乾隆皇帝的第十五子，1795年至1820年在位。清仁宗继承的是好大喜功的乾隆皇帝留下的一大堆乱摊子，有点类似当年雍正皇帝接康熙皇帝摊子的情况。但是这时清朝已经积重难返，加上西方正值工业革命，而清朝又奉行的是闭关锁国的国策，所以此时清仁宗虽然勤勤勉勉做了一个好皇帝，但是还是难改大清王朝的日益颓废。

话说两宋八十六

话说两宋八十七

话说两宋八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