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复：转载《越剧徐玉兰：演贾宝玉花心思最多》

我妈妈不同意我去学唱戏，她认为戏子和讨饭的叫化子一样，但是因为有祖母支持，我就理直气壮地和妈妈争论，后来她一气之下操起一把刀子说：“你真要去，我就杀了你！”我当时也毫不示弱，说：“杀了我，我也要去学戏！”

上海生涯：从跑龙套到做头牌　　1933 年底我到了上海。比起同辈的越剧演员，我来上海的时间比她们都早

那时上海已有了女子越剧，我们跟着“东安舞台”给一家叫“叙乐茶楼”的戏馆做班底。这个戏馆的越剧班里不乏一些已出名的演员

比如当时被称为“三花不及一娟，一娟不及一丹”的王杏花等，我们只能跑龙套。到过年时，名角都回自己家，而我们做班底的30 多个人只能在班里过年。

1934 年初，家长们把钱交给我父亲，他带着大概50 块大洋把我和“东安舞台”科班的其他姐妹从上海赎了回来。我们开始在江浙一带跑码头

这地方演一个礼拜，那地方演半个月。我祖母特别喜欢看戏，在乡下演出的时候，她都是坐着轿子来看，场场不缺

虽然那个年代交通很不便利，要坐船先到杭州，然后从杭州坐火车再到上海，但是我祖母都会来看我唱戏。

在流离各地的日子里，我们每天早上五点半起床，练弹指功、猴戏、长靠短打，还要练翻跟斗，从三张半高的桌子上翻下，庙里的地板都是石地板，摔在上面生疼。

教我们武戏的师傅袁世昌原是徽剧京班出身，素有“文武老生”之称。正是他的悉心指导，才使我奠定了演老生和后来形象中阳刚洒脱的基础。

在江浙跑码头的日子持续到1936 年底。1937 年初，东安舞台越剧班第二次辗转来到上海，在各个戏院戏馆演出。这期间，在老闸戏院，我也得以和当时的名角施银花、赵瑞花、王杏花(时称“三花”)等搭档同台演出，那时我演文武老生。

我父亲在1939 年因患伤寒症去世。“东安舞台”也一分为二，我和其中一部分演员自行组织了一个剧团，取名“东安剧社”，由我领衔。之后，我便迎来了我在上海越剧界最红的一段时期。

1941 年11月19 日，我正式在上海老闸戏院挂牌头肩小生，与三大名旦之一的施银花搭档。施银花是“女子越剧界创始者”，被越剧界称为“花衫鼻祖”。她唱花旦，我唱小生。

尝艰辛：我和筱丹桂　　1945 年下半年，抗战胜利不久，我和筱丹桂搭档挂牌，在上海西藏路的天宫大戏院演出。

我们演的开场戏《圆圆红》一炮打响，天宫戏院场场爆满，戏院老板张春帆赚足了钱。戏院本来有500张位子，后来连座位间的夹道里都要再增加500 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