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姑娘
小时候，一些事容易接近灵魂
冯唐：我的初恋是我们高中班长。我特别喜欢看唱歌跳舞，觉得女生唱歌跳舞时特好看。那女生初中时就特有名，她是二重唱之一，后来分到我们班，但我们在高中没挑明，我们是一对单相思。不过也不算太亏，我惦记着人家，人家也惦记着我。大学是她说去北大找我玩，我跟那女生定的那天才知道，有俩男生也到我这儿蹭饭来了。通常情况下，有一方走就完了嘛，可俩男生也不走，那女生也不走，这仨人从早上9点半耗耗耗，耗到4点半，我就想，这仨人怎么还不走？后来那俩男生终于走了，我跟她后来继续聊了聊，就说开了，好了。
高晓松：你们俩到现在还有联系？
冯唐：咱们此时喝的这茶叶还是她送的呢！人嘛，彼此没陷害，当时也没说有多么大的恩仇怨恨，何必呢？可能俩人当时都有一些余味吧，都没把招数使尽。你十四五岁遇到一个人，跟你四十五十岁遇到一个人，那感觉是不一样的。当时就是没吃过猪肉没见过猪跑，啥都没见过，印象相对深刻一点，然后就一直耗着呗。慢慢你就觉得有些事好像没完，你总想看看有些人随着岁月的流失变成了什么样子。
高晓松：就像是十八岁的时候，窗户漏一缝儿阳光透进来，全是灰尘，可你都不觉得这东西脏，觉得这是滚滚红尘。等你四十岁时，一流星落下来掉你眼前，你就知道这是四氧化三铁组成的陨石，就这么一东西。你没觉得这是一流星。
冯唐：小时候，一些事容易接近灵魂。
高晓松：我不像你那么专情，我所有的作品里都没写过爱情，在所有可写的东西里，爱情是最土的、最不值得歌唱的。如果我写东西要是和爱情有点关系，那也只是成长的一部分。比如说，那时你的同桌不管是谁，你也会那样，不是因为她有多好，主要是因为你小时候觉得自己就是一最好的男人，她嫁给谁她都后悔，她都哭。这种事儿我想的比较清楚，我比你自私，我想的都是我自己，对面的人都是模糊的。
冯唐：女生十四五岁时，长得再难看的都好看，你说得有一定道理。只要偏巧搭着那根弦、那个时间，这种事是很容易发生的，就和这儿的花儿过几天必然会开一样。
高晓松：还有一种情况，那时主要是年轻，鼻子灵。人身上分泌出的旺盛的气味，你鼻子特灵，就闻得清清楚楚。我高中谈的俩女友都是我们学校最丑的，她俩是铁姐们，这个跟我分手了，那个老来劝，劝着劝着我就跟她好了。就像冯唐说的，不知道谁好看谁不好看，就是味道浓烈。那时也像冯唐说的，也不知道拿来干吗，拿来闻味用，然后就没什么可干的了。
冯唐：我是真的不知道拿来干什么。当时有人在班上课桌里拿来一小条说，怀疑我们班一男孩耍流氓四五十分钟。我当时想，耍流氓要四五十分钟？摸一下耍一分钟不就完了嘛。（笑）
高晓松：我有天上晚自习，我同桌有什么事突然跳起来跑了，我一看椅子上有血，把我吓得大喊：啊！受伤了！我们班长是一女生，走过来说：去！别乱说！我第一次知道这女人这结构是什么样是我们班团支部书记讲的，就这点事，用了大半夜才给我讲明白。
冯唐：我们当时稍好一点。八十中有很多纺织子弟—当时纺织是出口大户，还有一些小孩是外交部的，老有一些内衣广告、黄色杂志，那就很清楚了，有图嘛，一张图胜过千言万语。
高晓松：我们没那个。我们还看毛片呢！看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质量很差，全是黑白雪花，不知道转录了多少回，就剩下听声儿了。
冯唐：有人看着片儿，想象力特别丰富，说这儿是一个人，那儿是一个什么—真的是这样的。
高晓松：当时我们家有一录像机，天天被人借去翻片。我记得有一个片儿叫《DeepThroat》（深喉），每个人拿一个版本说这是《深喉》，也不知道哪个《深喉》是真的，反正都是被翻录的。看了半天也没看明白，那会儿真单纯。

人到中年
过了四十，就是有一事儿算一事儿
冯唐：我一直在中年危机。我从很小就中年危机，有一种疏离感，老觉得这世界是虚的，例如拿一张去程和一张回程机票上飞机，我能清清楚楚看到自己坐在回来的飞机上，尽管还是刚去。这一来一去，那中间的东西会有什么意义呢？就觉得这些东西很虚，很假。这日子就过去了。我做医生的那一阵感觉最明显，能看到生命的尽头，那感触非常具体明确，你死了是什么样的。所以转回来，我的理论就是抓紧现在，想干点啥就干点啥，想吃点啥就吃点啥，想喝点啥就喝点啥，不能说把每天当最后一天过，但我凡事都不做两年以上的打算，一般都是一年、半年我想把这事干了，我想把那事干了，差不多以后，闭眼一想，明天死了后悔不后悔？不后悔。
高晓松：我一点都没有中年危机，特别高兴。我最慌张、最不稳定、最没世界观没方法论的时候，还好这社会稳定，没有风浪把我拍到哪儿去了。现在有什么思潮有什么风浪也左右不了我。
其实每个人年轻的时候，“青春”这两字就等于慌张。给了你一切你慌张，让你当总统去你也慌张—怎么都慌张。得到了，不知道值不值，没得到，会想是不是自己亏了？等到了四十岁，就不慌了。
“四十不惑”这四个字，我老以为是说到了四十什么都懂了，等真到了四十岁，发现不是说什么都懂了，而是说所有不明白的事，你根本就不打算再去明白了。年轻的时候老打算去研究、去想想这是一什么事，到了四十岁，你真太幸福了，这事儿有一事儿算一事儿。所以我不但没有中年危机，还喜得掩着被角乐，我跟我老婆说，你千万不要恐慌什么事，说不定老天弄错了。老天爷好不容易给我一个这么好的心态，你一睁眼弄错了，这不应该给高晓松的，完了，全白干了。
冯唐：其实，我想给汉语做做贡献，之后写那历史小说也是我第二本书了，写的过程里觉得还有一些贡献可以做。我觉得这事儿是这样的，老天认为你是个一本书的作家，你写第二本书也没用。简单地说就是，贡献做了一大半也够了，明天出门被车轧死也不算早夭，该做的都做了，该玩的也都玩了，该体会的也体会了，我就不会太感兴趣了。孔子说：“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工作上，我也经常想不干了。但有时候是别人推着你走，你说我不干了，那后面一大堆人怎么办？四十多人后面是几百人，几百人后面又是几千人。不能说子孙会有子孙福，别人会有别人命。
高晓松：我特别没责任感，每年给自己定一个挣多少钱的指标。今年一月份的时候，我就跟我老婆说，我今年的指标完成了，这一年的钱我头三十天就挣完了，够我们全家过最好的生活了：不用坐经济舱，也不用吃不爱吃的饭，总之只要你不买房子，生活质量就不会低。
我在全世界没买一个房子，在美国和中国都是租房子，到现在我老婆一家子都是跟我租房子住。一个破房子就够你过好极了的生活。我今年就特别舒服，写写东西。

“姑娘”和“女人”区别
高晓松：我觉得和自己没关系的就是姑娘，有关系的就是女人。
冯唐：我觉得就是懂和不懂的区别。对于“女人”，我的定义就是“懂得太多了”。
高晓松：北京话里很少说“女人”，就说“姑娘”，这姑娘如何如何。和其他地方的姑娘比，北京姑娘比较傻。
冯唐：是比较直接、比较爽吧。看你怎么定义这个“傻”。
高晓松：我觉得北京姑娘大智若愚又有文化，其他地儿的姑娘想大智若愚都不一定能做到。
冯唐：坦诚、阳光。
高晓松：北京姑娘懂得比较多，比较开明。不好给你钻牛角尖，以至于你会觉得她不像外地姑娘那么爱你，所以我身边除了你以外，都没和北京姑娘正经谈过谈恋爱。俩人都很开明的，那还谈什么爱啊！必须得有一方是死乞白赖地闹才有意思。
冯唐：我是比较懒，身边有啥就是啥的，我比较安静的。你走的地儿多，我27岁之前都没出过北京城。
高晓松：我也不是走的地儿多，我主要是看好看的姑娘比较多。咱俩混的圈子不一样，我们这个圈子里，北京的女的特别少。

若如今再遇见动心的女人
冯唐：该怎么办就怎么办。顺其自然。
高晓松：每个女人你往深了接触都会觉得挺好的。我最深接触的就是我老婆，我当然觉得她最好。我没有机会去跟别人往深了接触，没有机会去和别人住三年。

　当自己的作品里描绘过其他女人后
高晓松：我老婆会问：这歌是给谁谁写的吧？她是自己先分析（笑），发表过的且不说，就连没发表的都能从电脑里分析出来，这首是想起谁谁谁了，那个又是谁谁谁。我就老跟她说：艺术和生活一点关系都没有，凡•高一点生活都没有，就谈过半次恋爱。又比如，总不能说为了写作、写剧本就去杀人吧！我是真的这么认为。我不单觉得跟生活无关，跟社会也无关。这只和成长有关。前几天还有记者问，你不觉得你写的东西不深刻？我说我觉得那些东西一点都不深刻，那些和社会有关的摇滚乐，我一点都没觉得有什么深刻的，一百部电影讲同一件事，教堂倒了，人民孤独—ChurchCollapsedPeopleLonely，永远都在说人没了信仰就不能沟通了，这深刻吗？当然了，这些假深刻就是那些伪精英同志们必须抱住的一个东西，作一姿势说，你们都没看见教堂倒了，我看见了。
冯唐：这事儿是这样王老师（注：冯唐的太太）是一朵奇葩，要不然也不可能跟我好这么长时间。我觉得最好的渠道还是理解你最切实的感触，那种感触不存在浅、深、正确、错误，它只是一个渠道。有人说，苦难创造艺术，那是纯瞎掰。“文革”苦不苦？一死就死那么多人。可是有过什么作品？那是不对的，什么都没有。
其实我是一个诗人，我的诗写得很好，很多人不知道。小说能有很多演绎，可能很多成分看了不会觉得太疼，但诗的表达是最直接的，而且可能因为我写诗写得特别好，王老师一读起来就非常痛，所以她就不让我写诗了。我写的《北京北京》她还是看的，那毕竟是写到认识她之前—认识她之后我就改写历史小说了。
女人是很变态的，思维误区比男的多多了。举个例子：你交一男朋友，他从你身边消失了，有三种结局，一种是跟别人跑了，一种是为国捐躯，一种是车祸死了。你会出现不同的感觉，其实结果是一样的。从佛的角度你得把这些看成一样的。干什么去了怎么走的不重要，反正就是没了。而且为什么只能对你有感情呢？其他女的也是女的啊！
高晓松：要是对我没感情那你就别介意我，我都当了一辈子白眼狼了，怎么你就认为这回不是了呢？我老跟我老婆解释说，你不应该妒忌她们，应该她们妒忌你。因为怎么着你都是和我在一起了，每天都能看到我刚出锅的思想，你妒忌人家这不没天理嘛！
　　

如今还会为什么事而发愁？
冯唐：你先说你发愁的，说了让大家乐乐。
高晓松：我老婆比我小很多，我现在唯一发愁的就是，她会不会有一天跟我说：“就因为你，我本来有的理想、梦想都没实现！”我女儿极聪明健康，现在丢外头如鱼得水，特能混，跟我一样，我一点也不担心我女儿。我这么担心我老婆，说明我还挺爱她的。你爱一个人才会去给她琢磨这个事。
我多次询问我老婆，你人生理想是什么啊？你要是真的喜欢衣服、时尚啊，那就太好了，这容易实现。你要是有什么宏大的理想，那就太可怕了，别你到30岁了突然想做居里夫人跟家里支个锅，那可就什么都晚了。我事先会询问她，看看有什么苗头，有的话快让她做去。因为人有一毛病，很多事其实和你身边的事无关，只和其他事有关，但常常又会把这事赖在你身上。比如说你的孤独感、你的疯狂感、你的荒诞感，你赖在人身上，可是要不然赖谁去啊？没的可赖。你只能赖身边那人。
冯唐：我可能是世界观变过来了，现在是逆来顺受无动于衷。我已经意识到了人能改变的东西特别少，当时工作有九个字：不着急，不害怕，不要脸—就这么过来的，你说能有哪些特别害怕的，特别发愁的。如果你两三年前问，我可能还觉得时间不够用，后来一想这只是量上的，不属于质上的。
　　

关于创作，关于技巧
冯唐：有些东西是技巧性的，比如写作，你能感觉到你时间够，你写的再多一点，但实质上是技巧性的东西。就像很多佛教道理似的，很多道理说了你懂，一天就可以说完，但你有可能一辈子都做不到。其实到最后好多做大事的，基本上技巧性的训练特别好。
高晓松：我就觉得音乐是天给的。七大艺术里——电影、雕塑、建筑、舞蹈、绘画、美食、音乐，其他六大都是地球上有的，只有音乐是地球上没有的，所有的音乐都是脑子里来的—你学医的，我学理工的，不就是一碳水化合物吗，说明音乐不是人弄的，是天弄的。所以我现在不追求技巧，我都走到极端去了。有时歌手唱错了，我就直接把那词儿改了，说不定是老天让你这么唱的，弹错的也是这样。我觉得挺有意思，后来做出来大家也觉得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