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服饰的起源
名称: 人类远祖演化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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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一直关心自己发展的历史，在科学未发达的时候，神话传说是解说人类起源的依据，这就是历史上流传的“神创论”。在西方流传的是上帝用六天时间创造出天地、日月星辰、山川河流、飞禽走兽，再用圣土造出第一个男人亚当，又从亚当身上取出一根肋骨造出一个女人夏娃。他们听信蛇的怂恿，偷吃禁果，而知善恶羞耻，于是扯下无花果的叶子遮蔽下身，这便是衣服的雏形。人体解剖学证明男性的肋骨并不比女人少一根，而羞耻观念是文明社会才产生的。因此，关于亚当夏娃的故事仅仅是一种神话。
在中国也流传着一种关于人类起源的神话。三国时（公元220年至280年），徐整根据古代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流传的神话著录于《三五历记》和《五运历年记》中。说远古时乾坤未开，像个混沌的“鸡蛋”，这“鸡蛋”中生长了一个盘古，他在“鸡蛋”里生长了一万八千年，此阶段，天每日长高一丈，地每日增厚一丈，盘古每日长高一丈，到过了一万八千年时，盘古突然死去，他的气化成风云，他的声化成雷霆，他的右眼化成太阳，他的左眼化成月亮，他的四肢五体化成五岳四海，血液化成江河，筋脉化为地理，肌肉化为田土，发须化为星辰，皮毛化为草木，齿骨化为金石，精髓化为珠宝……
东汉（公元25年至220年）时，应劭在《风俗通》里记载女娲氏抟黄土造人的故事：说在天地初开时，未有人民，女娲乃抟黄土造人，因忙不过来，后来就把草绳粘上泥土做人，结果用黄土做成的人变成富贵的人，草绳做成的人变成贫庸的人。中国的神话更富于原始的想象性，那富贵贫庸的观念，自然更是后代人编造的。“神创论”流传了几千年，到1859年，英国人查理·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 1809—1882）出版《物种起源》（一译《物种原始》）一书，提出以自然选择为基础的进化学说，从而摧毁了唯心主义的“神创论”。近一百年来，又有人提出“水族动物”（如鲸、海豚、水生猿等）进化为人类的说法；人由外界星球输入地球的说法；根据印度史诗和地下发现经过核放射的化石推测地球人类已经历几度文明，上一次文明即毁于核武器的说法，但这些说法在学术界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根据进化论和地质学、考古学、人类学的研究所得到的科学结论，人类的祖先是一些从树上来到地面生活的古猿。古人类学家在非洲肯尼亚的特南堡发现的腊玛古猿化石证明远在距今约1400万年至800万年之前，猿的一支——腊玛古猿开始了向人类演化的路程，到400万年前至500万年前，人的远祖南方古猿才从古猿中分化出来。由南方古猿演化到现代人，又经过了直立原人——智人（我国的河套人、欧洲的尼安德特人等）——现代人等历史阶段，在智人阶段（距今30万年至5万年内），人们开始用兽皮裹身御寒，这是人类向创造衣服迈出的第一步。人类通过自己的劳动，创造性地发明纺织和缝纫技术，根据功能需要和审美要求来制造适体的服装，则是在新石器时代的晚期，距今已有7000余年的历史。

名称: 中国是世界上古人类发源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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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云南开远县小龙潭煤系和禄丰县石灰坝都发现过古猿的化石，地层为一千万年前第三纪之上新世早期。在湖北建始县和东巴县、郧县都发现了南猿的化石，年代距今300万年至100万年，属于旧石器早期的中段（旧石器时期大约始于300万年前的新生代第四纪更新世的早期，新生代第四纪包括更新世和全新世，更新世从300万年前至一万年前，属旧石器时代。全新世从一万年前至今，新石器时代是从全新世的初期开始的），南猿已制造石器。
中国的直立原人，1965年在云南元谋县上那蚌村发现，距今170万年，称为元谋人。1986年又在四川巫山发现，距今180万年，称为巫山人。元谋人已经用石英制造刮削器之类的工具，已经知道用火，因为发现了集中数量很多的炭屑，而且炭屑往往与动物化石并存，与山西芮城匼（kē音科）河遗址，陕西蓝田公主岭遗址及北京周口店遗址所发现的灰烬情形相似，不像是自然界的野火。元谋人用火的时代比北京人用火要早100万年。
人类直立行走和火的使用，都与服饰的起源有关联，在人类不会直立行走和用火以前，人身上的毛皮和兽类身上的毛皮一样起着护体作用，而当人类学会手脚分工，直立行走，并能用火烧烤食物、用火取暖，便加快促使智力发展，体毛退化，最终导致创造衣物护体御寒，并美化生活。

名称: 中华原始服饰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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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球经过最后一次严寒的冰期——大理冰期之后，迎来了全新世冰后期温暖的气候环境，中华祖先继承了漫长的旧石器时代积累的经验，开始了农耕畜牧，改变被动向大自然觅取食物为主动生产繁殖生活资源，他们营造房屋，改变穴居野处的居住方式，男子出外狩猎、打制石器、琢玉；女子从事采集、制陶、发明纺麻、养蚕缫丝、纺织毛、麻、丝布、缝制衣服。改变了原始的裸态生活，进步为戴冠穿衣、佩戴首饰的文明生活。在我国已公布的全国7000余处较大规模的新石器遗址中均有石纺轮出土，如山西芮城县西王村仰韶文化遗址晚期地层原始工具石纺轮、陶纺轮的发现，湖北天门石家河发现的大量陶纺轮，形式不下10种，多数还绘有花纹。在河姆渡文化遗址及龙山文化遗址都发现过织布的工具骨梭、木机刀及机具卷布轴等。

名称: 中华原始服饰的发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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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距今五万年前至六万年前大理冰期之际，我国旧石器文化已发展到最后一个阶段，人的本身已从直立原人、智人演化到现代人阶段，石器工具已有极大的发展，这时对石质的选择已从石英石、燧石、砾石等扩大到更精美的石墨、玛瑙、水晶石、玉髓、黑曜石等，石器造型已根据使用效率来加工，促进了渔猎采集的进步，使获取食物更为容易，因此他们能有闲暇时间制造各种装饰品来装扮自己。如在辽宁海城小孤山遗址曾出土穿孔的兽牙和穿孔的蚌饰及骨针，这是我国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骨针，距今已有45000年。河北原阳虎头梁遗址曾出土有穿孔的贝壳，钻孔石珠，鸵鸟蛋壳和鸟骨制作的扁珠，若干扁珠的内孔和外缘相当光滑，说明曾长期佩戴过。到36000年前山西朔县峙峪曾出土用墨石制成的椭圆形扁平光滑有孔的装饰品，用水晶石制成斧形的小石刀。山西下川文化有玛瑙、玉髓、黑曜石等矽质石料的石器。
距今25000年前的北京山顶洞人时期，正是中国服装史的发祥期，这时人们已用骨针缝制兽皮的衣服，并用兽牙、骨管、石珠等作成串饰进行装扮。这里曾发现穿孔的兽牙125枚，以獾的犬齿为多，狐狸的犬齿次之，并有鹿、狸、艾鼬的牙齿和一枚虎牙，均在牙根一端用尖状器刮挖成孔，出土时，发现有五枚穿孔的兽牙是排列成半圆形的，显然是原来穿在一起的串饰。另有骨管、带孔蚌壳、青鱼上眼耳、砾石、石珠10余枚，其小孔是从两面对钻的，这是钻孔技术发展到一定水平的标志。山顶洞出土了一枚磨得很细长，一端尖锐，另一端有直径1毫米（已残）的针孔的骨针，针长82毫米，针粗直径3.1毫米至3.3毫米，这是缝制兽皮衣服的工具，缝线可能是用动物韧带劈开的丝筋，我国鄂伦春族人还保留了这种古老的方法。山顶洞人佩戴的装饰品的穿孔，几乎都带有红色，似乎他们的穿戴是用赤铁矿研磨的红色粉末染过的。山顶洞人不仅关心生活的美，而且也表现了对死者的关怀，他们把死去的亲人加以埋葬并举行仪式，还在死者身边撒下红色赤铁矿粉末。红色在原始人意识中是血液的象征，失去血液便失去生命，使用红色有祈求再生之意，说明原始人的色彩观念是和原始宗教观念交织在一起的。

名称: 中国人创造衣服迈出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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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地球环境考古，在旧石器时代所处的更新世，全球发生过5次以上的冰期。中国的5次冰期由早到晚为龙川冰期、鄱阳冰期、大姑冰期、庐山冰期、大理冰期。中国直立原人元谋人和西侯度人处于寒冷的龙川冰期，他们已经知道用火取暖。到50万年前的北京人时期，智力已大为发展，当时正处于温暖的大姑——庐山间冰期。北京人已使用数以万计的石器，包括砍斫（zhuó音浊）器、刮削器、盘状器、锥状器等。他们采用朴树籽，狩猎肿骨鹿、野鸡、古仓鼠、剑齿虎、葛氏斑鹿、沙鸡等为食，用火烧烤食物、照明、取暖、驱兽。他们还利用兽骨做成水瓢、棍棒、枪矛、骨锤等工具。据此分析，当隆冬季节严寒袭来的时候，北京人自然也会懂得用兽皮来护身御寒。
我国山西阳高许家窑村东南的梨益沟发现距今10万年前旧石器中期的许家窑文化，当时处于庐山——大理间冰期，同层石器和石片有两万多件，原料有石英、石英岩、燧石、蛋白石、水晶等。其中蛋白石（opal）为珍贵宝石，水晶（rockcrystal）为半珍贵宝石。石器一般细小，有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小石钻、石球等，还把细石器镶嵌在木柄或骨柄上制成“复合工具”。有一种形如拇指盖的刮削器在后来的细石器中常见。石球的数量不下1500个，有的是成堆发现的，可能为狩猎用的“投石索”，即将两三个石球用绳索系连在绳端，用手旋转绳索，朝野兽打去，将兽腿缠住，南美人、爱斯基摩人都使用这种方法。投石索又关系到人类对野生纤维的利用，因为后来做衣料的编织物，是从利用野生纤维搓制绳索开始的。

名称: 服饰资料之阶级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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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隶主阶级把服饰作为“礼”的内容，把服饰功能提高到突出的地位，服饰的职能除蔽体之外，被当作“分贵贱，别等威”的工具，所以对服饰资料的生产、管理、分配、使用都极为重视。从夏朝起，王宫里就设有从事蚕事劳动的女奴。商代王室设有典管蚕事的女官——女蚕。到西周，政府设有庞大的官工作坊，从事服饰生活资料的生产。主管纺织的“典妇功”与王公、士大夫、百工、商旅、农夫合称国之六职。周朝政府在各部门设有专门管理王室服饰生活资料的官吏。如：天官冢宰下属设有
玉府：管理王室燕居之服（常服）和玉器。
司裘：管理国王的各种祭礼、射礼所穿的皮裘服装。
掌皮：管理裘皮、毛毡的加工。
典丝：管理丝绸的生产。
典枲：管理麻类纺织生产。
内司服：管理王后的六种礼服。
追师：管理王后的首服（头饰）等。
缝人：管理王宫缝纫加工。
屦人：管理国王、王后所穿的鞋靴。
染人：管理染练丝帛。
宫人、幂人和幕人：管理宫寝帷幕及陈设用布和装饰用布。地官司徒下属设有
闾师：管理征收布帛。
羽人：管理征收羽毛。当时盔帽、车、旗等均用染色的羽毛为饰。
掌葛：管理征收麻布、葛布。
掌染草：管理征收染草染料。春官宗伯下属有
典瑞：管理王宫服饰玉器。
司服：管理国王各种吉、凶礼服。
巾车：管理国王、王后各种公车的装饰。
司常：管理国王、诸侯、公卿的旗帜。
家宗人：管理家祭礼节及衣服、宫室、车旗的禁令。夏官司马下属
弁师：管理国王在不同场合所戴的冕冠、弁帽。秋官司寇下属
大行人：管理公、侯、伯、子、男在各种场合的服饰制度。
小行人：管理接待国家宾客的礼节。
凡是比较高级的染织品、刺绣品及装饰用品，从原料、成品的征收、加工制作及分配使用，都受奴隶主政权严格的控制。

冕冠的旒数按典礼轻重和服用者的身份而有区别，按典礼轻重来分，天子祀上帝的大裘冕和天子吉服的衮冕用12旒；天子享先公服〓冕用9旒，每旒贯玉9颗；天子祀四望山川服毳冕用7旒，每旒贯玉7颗；天子祭社稷五祀服希冕，用5旒，每旒贯玉5颗；天子祭群小服玄冕，用3旒，每旒贯玉3颗。按服用者的身份地位分，只有天子的衮冕用12旒，每旒贯玉12颗。公之服只能低于天子的衮冕用9旒，每旒贯玉9颗；侯伯只能服〓冕，用7旒，每旒贯玉7颗；子男只能服毳冕，用5旒，每旒贯玉5颗；卿、大夫服玄冕，按官位高低玄冕又有6旒、4旒、2旒的区别，三公以下只用前旒，没有后旒。凡是地位高的人可以穿低于规定的礼服，而地位低的人不允许越位穿高于规定的礼服，否则要受到惩罚。
周代国王的礼服除以上6种冕服之外，还有4种弁服，即用于视朝时的皮弁、兵事的韦弁、田猎的冠弁和士助君祭的爵弁。皮弁形如复杯，系白鹿皮所做的尖顶瓜皮帽，天子以五采玉12饰其缝中，白衣素裳。天子在一般政事活动时所戴。韦弁赤色，配赤衣赤裳，晋代韦弁如皮弁，为尖顶式。冠弁就是委貌冠，也称皮冠，配缁布衣素裳。爵弁为无旒，无前低之势的冕冠，较冕冠次一等，配玄衣纁裳，不加章采。
周代王后的礼服与国王的礼服相配衬，也和国王冕服那样分成6种规格。《周礼·天官》下：“内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袆衣、揄狄（一作翟）、阙狄、鞠衣、展衣、禄衣、素纱。”其中前3种为祭服，袆衣是玄色加彩绘的衣服，揄狄青色，阙狄赤色，鞠衣桑黄色，展衣白色，禄衣黑色。揄狄和阙狄是用彩绢刻成雉鸡之形，加以彩绘，缝于衣上作装饰。6种衣服都用素纱内衣为配。女性的礼服采用上衣与下裳不分的袍式，表示妇女贵情感专一。这6种礼服的头饰也是不同的。《周礼·天官》下：“追师：掌王后之首服。为副、编、次、追、衡、笄。”其中以副最盛饰，编和次次之，所谓副是在头上加戴假发和全副华丽的首饰，编是在加戴假发的基础上加一些首饰，次是把原有的头发梳编打扮使之美化。追是动词，衡和笄是约发用的饰品，追衡笄是指在头发上插上约发用的衡和笄。也有人把追释为玉石饰物，衡悬于两旁当耳之处，笄贯于发髻之中。此外，男子固定冠帽的笄也叫衡笄。
（二）一般服装
1.玄端
自天子至士皆可穿，为国家的法服，天子平时燕居之服。诸侯祭宗庙也穿玄端，大夫、士早上入庙，叩见父母也穿这种衣服，玄端衣袂和衣长都是2.2尺，正幅正裁，玄色，无纹饰，以其端正，故名为玄端。诸侯的玄端与玄冠（委貌冠）素裳相配，上士亦配素裳，中士配黄裳，下士配前玄后黄的杂裳，并用缁（黑）带佩系如裳之色的〓（bì音毕）。
2.深衣
一般用白布制作，深衣是上衣与下裳连成一起的长衣服，但儒家学者为了继承上代传统观念，按规矩在裁剪时仍把上衣与下裳分开来裁，然后又缝接成长衣，以表示尊重祖宗的法度。下裳用6幅，每幅又交解为二，共裁成12幅，以应每年有12个月的含义。这12幅有的是斜角对裁的，裁片一头宽、一头窄，窄的一头叫做“有杀”。在裳的右后衽上，用斜裁的裁片缝接，接出一个斜三角形，穿的时候围绕于后腰上，称为“续衽钩边”。这种款式就像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西汉墓出土的那种“曲裾”袍的样子，但具体的裁法，书上的说法也不一致。据《深衣篇》记载，深衣是君王、诸侯、文臣、武将、士大夫都能穿的，诸侯在参加夕祭时就不穿朝服而穿深衣。在儒家理论上，说深衣的袖圆似规，领方似矩，背后垂直如绳，下摆平衡似权，符合规、矩、绳、权、衡五种原理，所以深衣是比朝服次一等的服装。庶人则用它当作“吉服”来穿。深衣盛行于春秋战国时期。
3.袍
袍也是上衣和下裳连成一体的长衣服，但有夹层，夹层里装有御寒的旧棉絮。如果夹层所装的是新棉絮，则称为“茧”。若装的是劣质的絮头或细碎枲麻充数的，称之为“缊”在周代，袍是作为一种生活便装，而不作为礼服的。军队战士也穿袍。《诗·秦风·无衣》：“岂曰无衣，与子同袍。”这是描写秦国军队在供应困难的冬天，共同合披袍服克服寒冷的诗篇

6.腰饰带钩
在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遗址，曾多次出土玉带钩，大多出于人架下肢部位。商周时期的腰带多为丝帛所制的宽带，《诗·曹风·鸬鸠》：“淑人君子，其带伊丝。”郑笺：“谓素丝大带，有杂色饰者。”大带又名绅带，《礼记·玉藻》说绅带的长度“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绅即丝带束紧腰部后下垂的部分。女子的腰带也用丝质，下垂部分名襳褵（Xian音先，li音离）。女子的长腰带名绸缪，打成环状结易于解开的叫纽，打紧死结不好解开的叫缔。因在绅带上不好勾挂佩饰，所以又束革带。开初革带两头是用短丝绳和环系结，并不美观，只有贫贱的人才把革带束在外面，有身份地位的人都把革带束在里面，再在外面束绅带。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华夏民族采用铜带钩固定在革带的一端上，只要把带钩勾住革带另一端的环或孔眼，就能把革带勾住。使用非常方便，而且美观，所以就把革带直接束在外面来了。古文献记载春秋时齐国管仲追赶齐桓公，拔箭向齐桓公射去，正好射中齐桓公的带钩，齐桓公装死躲过了这场灾难，后成为齐国的国君，他知道管仲有才能，不记前仇，重用管仲，终于完成霸业的故事。《淮南子·说林训》所记，“满堂之坐，视钩各异”，都说明革带已经露在外面。在这种情况下，革带的制作也越来越精美华丽，后来不但把带鞓（tīng音汀）漆上颜色，还镶嵌金玉装饰。从考古发现的材料证明，早在西周晚至春秋早期山东蓬莱村里集墓就有方形素面铜带钩出土。春秋中期的铜带钩在河南洛阳中州路西工段、淅川下寺、湖南湘乡韶山灌区、陕西宝鸡茹家庄、北京怀柔等地墓葬均有出土。山东临淄郎家庄1号春秋墓和陕西凤翔高庄10号春秋墓曾出土金带钩、河南固始侯古堆春秋大墓有玉带钩、铜环与玉瑗、玉璜和回形玉饰组成的佩饰同出。到战国时期，也有带钩与环同出的情形，如河南汲县5号战国墓铁带钩与骨环同出，6号战国墓青铜嵌绿松石的带钩与羊脂玉环同出，安阳大司空村131号战国墓人架腹部有铜带钩与玉髓环套合在一起。因此腰带带钩的功用就有数种，一种是横装于带端用来搭接革带两端的，一种是与环相配直挂在革带上勾挂佩饰的。另有一种较长的衣钩可装于衣服肩部勾挂衣领或装于衣领勾挂衣服肩部，这种衣钩至今仍在和尚的袈裟上使用。
战国时期的带钩，材质高贵，工艺精美，制作十分考究。形式有多种变化，但钩体都作S形，下面有柱。其形制有八种类型：
第一种：体像螳螂之腹，钩短，作龙首或鸟首形，下有圆柱，近于一端，柱顶圆形。
第二种：腹作方形，钩短作兽首形，下方有方柱，近于一端，柱顶较城粗大。
第三种：身短钩长。
第四种：身长方形，钩短，柱方，柱在中央。
第五种：腹宽有一短钩，背有柱。
第六种：体作圆形、细长颈、短钩，下有圆柱。
第七种：体作动物形。
第八种：体作琵琶形。
带钩的材料有玉质的、金银的、青铜的、铁的。工艺制作除雕镂花纹外，有的在青铜上镶嵌绿松石，有的在铜或银上鎏金，有的在铜、铁上错金嵌银，即金银错工艺。1951年在河南辉县固围村5号战国墓出土的包金嵌琉璃银带钩，长18.4厘米、宽4.9厘米，呈琵琶形底，银托面包金组成浮雕兽首，两侧缠绕着二龙，至钩端合为龙首，口衔状若鸭首的白玉带钩，两侧有二鹦鹉，钩背嵌三縠纹白玉玦，两端的玦中嵌琉璃珠，玲珑透剔，包金镶玉，文饰繁华，雍容华贵，现由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1965年在江苏涟水三里墩战国墓出土的交龙金带钩，端为兽头，柄阴刻二夔龙，钩身透雕成兽形，原嵌有黑色料珠，系用铸造、透雕、剔刻法制成的。此件长12厘米，重275克。现由南京博物院收藏。另1件长7厘米，重56克。在山东曲阜鲁故城出土的猿形银带钩，通长16.7厘米，猿作振臂回首跨进状，身微拱，极为生动。目嵌蓝色料珠，通体贴金，背面有一圆钮。1978年在湖北随县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4个金带钩，各长10厘米，是用铸造法制作，钩似鸭首、鼓腹、光素无纹，腹下为一圆钮。现由湖北省博物馆收藏。河北邯郸百家村战国墓的两次发掘中，就出土铜带钩60件，形制多样。四川昭化出土1件战国金银错犀牛带钩，全体布满花纹。1957年河南信阳长台关战国楚墓发现5件金银错铁带钩，2个圆柱形，3个扁条形、满身嵌错金银三角云纹和斜条卷云纹，扁条形带钩中有2个镶有黄金和青玉，每条镶三角形与方形黄金4块，方形玉3块，金与玉相间排列于带钩背部，金块表面浮雕几条互相缠绕的蛟龙，铁表面呈青黑色，很少锈蚀。1978年在河北平山中山国王陪葬墓曾出土玉带钩。以上所介绍的，都是华夏地区所使用的带钩的情况。我国自古就是多民族聚居的地方，战国时期赵武灵王吸收北方游牧民族骑兵的服式来推行服装改革，强化军队的战斗力的故事，已在前面叙述。过去研究中国服饰史的学者，常说我国古代的带钩是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从胡服中吸收过来的，此说从时间上推算是讲不通的，因为赵武灵王比齐桓公晚300年，是战国中期的人，而带钩在春秋中期已普遍应用了。

在我国北方居住的匈奴、东胡等族也在革带上使用一种类似带钩的金属装置，即在鞓上装一种斗兽纹铜饰牌而用铜鐍扣结。鐍是有舌或有喙状突起的环状物，可用来固定带子。匈奴带鐍在相当春秋晚期的墓中已有发现，内蒙古杭锦旗桃红巴拉和毛庆沟匈奴墓中都出土过圆形带鐍，当中有供穿带用的孔，前部有喙状突起，尾部有钮孔。这种鐍每条带上只出1枚，其作用相当于带扣。国内外出土很多匈奴、东胡式铜器（也称鄂尔多斯式铜器）中的透雕带扣，很多都铸有喙状突起和穿带子的孔，这种突起物常因使用损耗而不十分明显，加上透雕的斗兽纹极为繁复生动，因而往往被人忽略，而把它们当作单纯的饰牌，年代可从春秋晚期延续到东汉。这类革带在用鐍扣结和鞓的装饰牌等方面都与中原革带的带钩不同，因而是另一系统的带饰。在古代文献中称它们为鲜卑、师比、胥纸、犀毗、私纰头等。《汉书·匈奴传》颜师古注：“犀毗，胡带之钩也，亦曰鲜卑，亦谓师比，总一物也，语有轻重耳。”又引张宴说：“鲜卑，郭落带瑞兽名也，东胡好服之。”郭落带即突厥的革带，鲜卑相当蒙古语的〓obar《〓·五爪虎》，因鲜卑人崇拜它，把它用作本部族的名称，并铸其形于革带上作为装饰。
7.佩玉
《礼记·玉藻》讲：“古之君子必佩玉。”“凡带，必有佩玉，唯丧否。”人问子贡，人们为何重玉而轻石，是否玉少而石多？子贡去问孔子，孔子答道：“玉之美，有如君子之德。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刿（guì音贵），义也；垂之如坠，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诎然，乐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许慎《说文》：“玉石之美有五德者，润泽以温，仁之方也；鳃（sai音腮）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专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挠不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忮，洁之方也。”所以统治阶级都有佩玉，佩有全佩（大佩，也称杂佩）、组佩，及礼制以外的装饰性玉佩。全佩由珩、璜、琚、瑀、冲牙等组合。其组合方式，宋以来有很多学者进行了考证和推测，由于佩制失传已两千余年，至今仍难以定论，郭沫若先生考证了1件藏于美国弗利尔美术馆，出于洛阳金村，全长约42厘米的战国金链舞女士玉佩，它以金链贯穿玉质舞女及璜、管、冲牙等组成佩饰。两舞女短发覆额、两鬓有盛鬋，衣长曳地，博带，各扬一袂于头上作舞。冲牙为双首龙形，佩末端悬龙形双璜，此佩可挂于颈部垂于胸前。郭沫若先生认为：“古人制器偏重保守，而玉佩尤关于礼仪，举凡奇风异俗必不易采入。此玉佩以霓龙为冲牙双璜，足征其保守；而以长袖盛鬋之舞姬为双珩之饰，尤足证此种习俗必已成为礼节而失其奇异者也。”（《金文丛考》“释亢黄”）。战国全佩在河南辉县也出土过两件，于玉瑗上悬挂左右两个珩，左右珩下各挂一个璜，中央从瑗上直接悬挂一个冲牙，垂于珩和璜之间。以上出土的全佩，与《三礼图》等书所画全佩形制并不相符。1992年山西曲沃县晋侯墓地出土的整套玉佩，与《三礼图》所述差距更远，说明儒家关于服装礼制的论述，很多主观成分。
组佩是将数件佩玉用彩组串联悬挂于革带上，春秋战国时期佩是如何挂法，文献记载也不具体，1958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信阳长台关2号战国墓出土10件组佩彩绘俑，给我们提供了直接的形象资料。是组佩彩绘俑中的4件，其中1件高64厘米，身穿交领右衽直裾袍，宽袖，袖口呈胡状，饰菱纹缘，腰悬穿珠，玉璜、玉璧、彩结、彩环组佩，后背腰束黄、红相间的三角纹锦带，衣襟内露鲜艳的内衣，气度不凡。这组彩绘俑不过是执事人员身份，组佩形制简单，通过它们可以想象佩挂琳琅的墓主人该是何等风光！湖北江陵纪南城武昌义地6号战国楚墓出土彩绘偏衣木俑，在胸部以下左右各垂挂一组玉佩，于玉璜间有方形圆形玉相隔组合。属于组佩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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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春秋战国时期的服装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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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发现的服装实物是最直接的材料，但服装是很难长期保存到今天的，因此研究春秋战国时期的服装款式，除出土服装实物外，还要依靠出土的人物雕塑、绘画等间接资料作为补充。
1.湖北江陵马山战国楚墓出土的服装实物：
（1）袍类裁法有正裁、斜裁两种。
正裁法：袍分上衣下裳两部分，上衣正裁共8片，正身2片宽各32厘米，双袖各3片，宽42厘米、43厘米、45厘米。以上8片拼合之后，再从下边缝合。在双袖与正身相接的腋下，另拼一块长37厘米、宽24厘米的长方形，便于手臂上下活动。领缘用纬起花的绦带做成，正裁，至大襟部分向下延伸44厘米。下裳正裁共5片，大、小襟正面两片各宽45厘米，其他三片各宽41厘米。裾缘下摆缘直裁另拼缝。
斜裁法：上衣部分正身和双袖均斜裁，共8片，宽度23厘米、26厘米、17厘米，袖缘、领缘也斜裁。下裳正裁共8片，每片宽20厘米至37厘米不等。
袍的款式有三种类型。
第一型后领下凹，前领为三角形交领。两袖下斜向外收杀，袖筒最宽处在腋下，小袖口。此型尺寸较小，比较实用。
第二型两袖平直，宽袖口，短袖筒。后领直起，前领为交领（三角形）。衣身较宽松，为罩于表面的袍服。
第三型长袖，袖下部呈弧状（袖下面的弧线称为“胡”，据《后汉书·舆服志》说它是仿效牛的颈项下有垂胡之形而设计的）。衣身宽松，有华贵的风度。此种款式至西汉仍继续流行。
以上三种类型，均为交领、右衽、直裾式，上衣与下裳连为一体。另外观察长沙战国楚墓出土帛画人物与木俑，尚有衣襟右侧向后身呈三角形延伸的曲裾袍式，实物于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西汉墓有所发现。
（2）禅衣交领、右衽、直裾，上衣与下裳相连，双袖呈胡状。
（3）夹衣衣长及膝，交领、右衽、直裾，上衣与下裳相连。
（4）〓（qiū音秋）衣是一种短袖式对襟衣，〓字可与裯字相通。用整块衣料上部左右剪开，叠成双袖，下部左右内折成两襟，再用绣绢镶领，两襟、下摆、袖口等缘而成。两襟对中（对襟式），腰与下摆等宽，凹后领。原件尺寸很小，是为殉葬所特制，置于小竹笥中，外系竹签自名〓衣。
（5）单裙下摆稍大于裙腰，裙面用8片缝拼，宽分别为27厘米、27厘米、27.5厘米、26厘米、27厘米、24厘米、27厘米、26厘米，下摆缘宽12.5厘米。
（6）绵袴由袴腰和袴脚两部分组成，袴腰4片，每只袴脚连上2片，每片宽30.5厘米，长45厘米。袴脚左右各2片，其中1片用整幅绢，宽50厘米，长61厘米。另1片用半幅绢，宽25厘米，长59厘米。袴脚上部一侧拼入1块长12厘米，宽20厘米的长方形袴裆，1条宽边与袴腰相接。1条边缝在袴脚上，折叠成三角形，展开呈漏斗状。袴脚下部拼有1块长32厘米，宽9厘米的条纹袴边，做成小袴口，袴脚的各拼缝处均镶嵌丝绦。绣绢作面料，深黄绢里。袴脚上部与袴腰相连。但两裆不相连。后腰敞开形成开裆。袴腰宽0.5厘米，袴长116厘米。
（7）帽展开呈不规则圆台形，折叠时呈前高后低，顶部外凸，上有圆孔。帽后里侧装有组带两束，应是帽系。幅高18.5厘米，前边长25厘米，后边长40厘米。面料红棕色绢，里料深黄色绢；大菱形纹锦镶边。
（8）麻鞋前端尖头半圆形，侧视呈缓坡状，里层用草编，表层用麻布髹黑漆；再在外包锦面。鞋底用麻线编结，从中向外逐圈编绕27圈。底下编成许多乳钉状线结。长23厘米，高5厘米。
2.各地出土有关春秋战国时期服饰的间接材料。
有关春秋战国时期服饰的间接资料很多，现在选择一些服装结构比较清晰的人物雕刻、绘画形象，供读者参考。
图3-23是湖南长沙战国楚墓出土的漆奁装饰人物纹，所绘人物虽极简练，但作风非常写实。其在中间坐者在室内，为观舞的主人。立者在室外作舞蹈表演，所穿大袖、宽下摆、V字形交领长袍，腰间紧束腰带，体态秀美。《尸子》：“楚灵王好细腰，而国中多饿人。”此漆奁人物画所表现的，也正是细腰的装束。此外，所有人物衣着领口、袖口、下摆及腰带均为白色，可能是在深色袍子之内衬穿白色衬衣。头冠虽不清楚，但都有缨带下垂，系于颌下。

图3-24至图3-25是河南洛阳金村韩墓出土的两件战国长袖曲裾袍舞女玉雕，式样均为交领、右衽，袍长曳地，腰束大带。
图3-26是湖南长沙仰天湖战国楚墓出土女木俑，穿绘绣交领右衽曲裾袍，领及衽边均饰以较宽的锦缘。
图3-27为湖南长沙战国楚墓出土的彩绘木俑，多数穿直裾袍，只有一个穿曲裾袍。袍式长者曳地，短者及踝，袍裾沿边均镶锦缘。袍身纹饰为雷纹和重菱纹，重菱纹又称为“杯纹”，因它形似双耳漆杯，或称为“长命纹”，取长寿吉利的含义。
图3-28是河南洛阳金村韩墓出土战国青铜玩雀女孩，上衣为立领式，立领是在领窝加领座才能制成的。裙裳长仅及膝，为中短裙。腰间束有珰的革带，革带上挂着悬有组玉佩的组带。足穿革靴，发分左右梳两条长辫。用现代人的审美眼光来看，也是颇为时髦的。图中柱上的小雀是后人加上去的。
图3-29是河北燕下都战国遗址出土铜人，穿右衽矩形交领长袍，腰束革带，用带钩扣接。
图3-30是湖南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墓出土驭龙升天图帛画，画着一个男子驾一条龙，龙前是鱼，龙后是鹭鹚鸟，表示能入海或升天。男子头戴切云冠，长缨结于颌下，腰束大带，袍式宽松、广袖、曲裾，长可掩足。即当时的深衣。
图3-31是湖南长沙陈家大山战国楚墓出土少女龙凤帛画。画一女子合手祈祷，身穿广袖宽松曳地曲裾长袍，袖身肥大，袖口缩敛，下侧弧线成垂胡状，腰束大带，与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墓所出土帛画中驾龙男子的袍式基本相同。
《尔雅·释衣》谓袖身扩大部分为“祛”，袖口缩敛部分为“袂”，这种袖式后来称为“琵琶袖”。袍与衫的区别，在于有没有袖口，有袖口的为袍，无袖口的为衫。
图3-32是湖北随县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编钟虡（jù音据）中层的铜人，上衣是矩形交领、紧身、窄袖、衣襟下摆左长右短呈曲波形弯曲，领缘有几何花边为饰。下穿折裥裙裳，裙裳左右两侧各有一条几何纹直条图案为饰。裙的长度短者及膝，长者及地。均穿于上衣之内。腰间束革带，挂有垂缨及心形囊。腰右侧佩短剑。头戴上宽下紧的平顶帽，为仪仗乐队的装束。
图3-33至图3-35是几组战国楚墓出土的组佩俑，当时诸侯礼聘及祭天祀神所穿礼服都佩玉，所谓君子无故，玉不去身。
图3-38是河北平山三汲战国中山王墓出土的玉人，均穿左衽、矩形交领、窄袖上衣，大方格纹面料中长裙，裙长及踝。发式或总发于顶，在顶上梳髻。或作披发式，头发后垂于背。有的在头上插戴高高的牛角形梳冠为饰，颇与今苗族姑娘的角形银冠相似。为古代鲜虞族人服饰。
商代以马驾车，古代以马狩猎或驱逐侵犯牛羊的狼群，战国七国中原战争中才有大规模骑兵，故以为起始于战国赵武灵王，骑兵代替战车，象征运动速度增强，《简子》议兵说楚军“轻利僄遬（速），率（骤）如飘风”。“善用兵者，感忽悠暗，莫知其所从出。”《战国策·齐策一》齐军“疾如锥矢，战如雷电，解如风雨。”《孙子兵法》“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始（静）如处女……后（动）如脱兔”。《史记·白起列传》：“秦奇兵二万五千人绝赵军后，又一军五千骑绝赵壁间”。楚亦有骑兵一万，《古禽经》“鹖冠，武士服之，像其勇也”。应劭《汉官仪》：“虎贲，冠插鹖尾，鹖，鸷鸟中之果劲者也，每所攫撮应爪摧碎。尾上当所贡”。《续汉书》：“羽林左右监皆冠武冠，加双鹖尾”。穿虎纹锦裤。

名称: 春秋战国时期的服饰纹样
内容介绍
内容介绍
春秋战国时期的服饰纹样是从商周奴隶社会的装饰纹样传统基础上演化而来，商周时期的装饰纹样造型，强调夸张和变形，结构以几何框架为依据作中轴对称，将图案严紧地适合在几何框架之内，特别夸张动物的头、角、眼、鼻、口、爪等部位，以直线为主，弧线为辅的轮廓线表现出一种整体划一，严峻狞厉的美学风貌，象征着奴隶主阶级政权的威严和神秘，这是奴隶社会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时代风格。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奴隶制的崩溃和社会思潮的活跃，装饰艺术风格也由传统的封闭转向开放式，造型由变形走向写实，轮廓结构由直线主调走向自由曲线主调，艺术格调由静止凝重走向活泼生动。但商周时期的矩形、三角形几何骨骼和对称手法，春秋战国时期仍继续运用，不过不受几何骨骼的拘束，往往把这些几何骨骼作为统一布局的依据，但并不作为“作用性骨骼”。即图案纹样可以根据创作意图超越几何框架的边界，灵活处理。以湖北江陵马山砖厂和长沙烈士公园战国时期楚墓出土的刺绣纹样为例，题材除龙凤、动物、几何纹等传统题材外，写实与变形相结合的穿枝花草、藤蔓纹是具有时代特征的新题材。穿枝花草、藤蔓和活泼而富于浪漫色彩的鸟兽动物纹穿插结合，穿枝花草、藤蔓就顺着图案骨骼、矩形骨骼、菱形骨骼、对角线骨骼铺开生长，起着“非作用性骨骼”（即不是死板显露的几何骨骼）的作用。它们穿插自由，有的顺着骨骼线反复连续，有的将图案中转隔断，有的作左右对称连续，有的作上下对称连续，有的按上下、左右错开1/2的位置作移位对称连续，穿枝花草、藤蔓既起装饰作用，又起骨骼作用。在枝蔓交错的大小空位，则以鸟兽动物纹填补装饰。动物纹样往往头部写实，而身部经过简化，有的直接与藤蔓结为一体，有的彼此缠叠，有的写实形与变形体共存，有的数种或数个动物合成一体，有的动物体与植物体共生，以丰富优美和多样的形式，把动植物变体与几何骨骼结合，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服饰纹样设计思想的高度活跃和成熟。由于按几何骨骼对位布局，灵活运用同位对称与移位对称结合等方法，又打破几何骨骼的框架界限，因而纹样既有严整的数序条例，又有灵巧的穿插变化，虽然结构十分繁复，层层穿插重叠，仍然繁而不乱。此外，几何纹也很流行。
战国时期服饰纹样的题材，具有一定的象征含义，当时最为流行的龙凤既寓意宫廷昌隆，又象征婚姻美满。鹤与鹿都象征长寿。翟鸟是后妃身份的标志，鸱鸺（猫头鹰）象征胜利之神，以上题材多用于刺绣中。丝织纹样因受提花工艺的限制，战国时多限于菱形纹、方棋纹、复合菱形纹及在这类几何纹内填充人物、车马、动物等的变体纹样。限于篇幅，本书未能全部收入这些精美绝伦的纹样。

湖南衡阳苗圃出土的椭圆形金珠，珠外用金丝组成精美的花纹，同时还出土水晶、琥珀、玛瑙的小珠和狮、兔、鸟等，当初很可能是串在一起的。
1954年在合肥西郊乌龟墩出土一件高2.3厘米，最宽处1.5厘米的小金牌，中心以金丝盘出“宜子孙”三字，周边焊有小金粒联珠线纹，当为一件金坠饰。
4.臂饰
西汉时的手镯，从云南省晋宁石寨山滇王王族墓出土的有玉环及金、银、铜镯，从云南江川李家山出土的有铜嵌绿松石手镯。湖南长沙五里牌东汉墓出土的四个金手镯中，有一个用多根细金丝交织而成的绹绳形手镯，已近似现代“鳝鱼骨”式手镯。
5.指环
两汉时以金、银制作指环，在湖南长沙、零陵、广东广州、增城等地出土。湖南长沙杨家岭出土西汉银指环3只，圆圈表面作棱角突出，两边密饰斜线纹。长沙五里牌出土东汉前期金指环10只，内有4只嵌有绿松石。湖南省零陵出土3只东汉鎏金指环，即俗称之镀环。广东出土东汉指环，有的嵌有宝石。吉林榆树大坡老河深汉墓还发现了金护指，保护指甲之用。
6.带钩
有关带钩的功用和形式，本书已在第三章中叙述。两汉时期，汉式带钩多为封建贵族所专用，材质珍贵，工艺更趋精巧。例如1954年在广州市出土的西汉玻璃料带钩，长7.8厘米，螳螂型，晶莹透明。1984年广州市南越王赵眜墓（西汉早期）出土玉龙虎带钩。长19.5厘米，宽4.1厘米，通体琢浮雕变体龙虎纹。同墓出土玉龙附金带钩，玉龙作∽∽形变体，龙尾嵌套金质带钩，通长14.4厘米，制作极为精美。1968年在河北满城汉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的玉带钩，长短不一，最长者仅6厘米。
在内蒙古等地出土的古代匈奴、东胡铜带扣，多作斗兽纹浮雕为饰，猛兽相噬，气氛极为紧张，具有很大的力度和动感。而艺术风格，粗犷质朴。
7.佩玉
汉代出土的佩玉，以观赏性佩玉为多，制作极其精美。如广州出土的西汉早期镂空龙纹玉环、龙凤纹玉套环、镂空玉佩、兽首衔璧玉饰。河北定县西汉晚期墓出土双凤玉系璧、玉龙形环。河北满城西汉早期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镂雕双螭龙纹玉縠璧、鸡心空心玉佩。陕西兴平西汉茂陵出土玻璃璧。江苏铜山小龟山西汉中期墓出土龙形玉觿（xī音希）。江苏扬州西汉晚期妾莫书木椁墓出土的舞人玉佩等代表性文物。

名称
名称: 秦汉时期的服装、服饰用料
内容介绍
内容介绍
西汉时期的服饰实物，以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西汉墓出土的最为集中和完整，出土的纺织品除少数麻布外，绝大多数为丝织品，品种有平纹丝织的绢、纱，素色提花的绮和罗，彩色提花的经锦，起绒提花的绒圈锦，以及经过印花彩绘和刺绣加工的丝织品和装饰衣物用的窄带绦等。绢的颜色有绛紫、烟色、金黄色、酱色、香色、红青色、驼色、深棕色、棕色、藕色、褐色、深红、绛色、朱红色、墨绿、白色等10余种。印花方法有印花敷彩和金银粉印花。汉代根据绢的粗细不同，而有缟、素、缣、纨等名称。纨、缟指细薄的绢而言，缣是并丝致密的绢。经纬稀疏得可以看出方孔的，称之为纱。有一件素纱禅衣，衣长128厘米，袖长190厘米，包括领和两袖镶边在内，重仅48克，还不到一市两。可见织工的精细程度。大体经密每厘米100根以上的细绢多用来作绵袍。夹袍、几巾、枕巾、夹袱等的缘，并用以制作香囊、手套等。经密每厘米60根以下的粗绢用来作绵袍、夹袱、几巾、枕巾的里及裙、袜等。
素纱用来作禅衣，印花敷彩纱用来作绵袍面料。
绮是平纹地起斜纹花的丝织品，一般织有复合菱纹及填花复合菱纹的绮。
罗是4经相绞的绞纱组织，多数织有复合菱纹，或为杯纹。罗和绮常用来绣花，绣纹多为变体云纹，排列密集紧凑，色彩浓艳。广泛用作袍服面料、香囊、竽律袋、手套、枕巾等。
经锦和绒圈锦质地厚实，纹样多为几何纹及变体动物纹，经锦在西汉一般作绵袍镶缘、几巾、枕巾缘、镜衣、香囊底等之用。至东汉广泛作衣料及其他用。
我国西北古丝绸路发现的东汉织锦，精美绝伦。已发现的汉代印花，有凸纹版印墨线再以毛笔敷彩，凸纹版胶剂金银粉印花，凸纹版涂料彩色印花、蜡防染花（蜡染）等。
汉代的朝服为袍，即深衣制。式样无差别，衣料精粗及颜色有差别，红为上，青绿次之。汉代袍服多大袖，所谓“褒衣大袑”，内穿肥裆大裤，衣袖由宽大的袖身袂（mèi音媚）和往上收的袖口祛（qū音驱）组成，由袖身下垂逐渐上收连接袖口，成一条弓弧线，即所谓“胡状”。袍服里面衬以单衣。春秋战国时期的曲裾袍，西汉仍流行，马王堆出土的袍，分曲裾交领右衽和直裾交领右衽两种款式，曲裾袍上衣部分正裁共6片，身部两片宽各一幅，两袖各2片，内1片宽一幅，1片宽半幅，6片拼合后，将腋下缝起。即所谓“袼”。领口挖成琵琶形。袖口宽28厘米，袖筒较肥大，下垂呈胡状。下裳部分斜裁共4片，各宽一幅，按背缝计（即所谓裻dū音督），斜度角为25°。底边略作弧形。里襟底角为85°，穿时掩入左侧身后。外襟底角为115°，上端长出60°衽角，穿时裹于胸前，将衽角折往右侧腋后。袍领、襟、袖均用绒圈锦斜裁拼接镶缘，再在外沿镶绢条窄边。
直裾袍上衣部分正裁共4片，身部2片，两袖各1片，宽均一幅。4片拼合后，将腋下缝起。领口挖成琵琶形，领缘斜裁两片拼成，袖口宽25厘米，袖筒较肥大，下垂呈胡状。袖缘宽与袖口略等，用半幅白纱直条，斜卷成筒状，往里折为里面两层，因而袖口无缝。下裳部分正裁，后身和里外襟均用1片，宽各一幅。长与宽相仿。下部和外襟侧面镶白纱缘，斜裁，后襟底缘向外放宽成梯形，底角成85°，前襟底缘右侧偏宽。
深衣中一种无衬里的单衣，称为禅衣，《说文》：“禅，衣不重也。”《释名·释衣服》：“禅衣，言无里也。”直裾而宽大的禅衣称作襜褕，到东汉时，襜褕就可作正式的礼服了。直袖无胡的深衣，称为〓衣。
禅衣有曲裾、直裾两种，曲裾禅衣与曲裾袍裁法相同，直裾禅衣上衣部分正裁4片，下裳部分斜裁3片，两袖无胡，底边无缘。
根据考古的发现，西汉时期的高级服装衣料，主要为刺绣及手工印染，织锦、绒圈锦作为镶缘等用，至东汉织锦生产发展才作为普遍的衣料，西汉时的刺针法以辫子股锁绣为主，纹样紧密，豪华富丽。
刺绣在汉代是民间妇女普遍掌握的手工艺术，在服饰文化中不仅是装饰美化的手段，更是妇女们表达爱心和情感的最佳方式之一，在生活用品如香囊、手套，甚至靴底、袜子上，都能够发现。
秦汉时期的鞋子，单底的叫履，复底的叫舄，面涂黑漆或红漆，形式有方头、圆头、双尖头等。古乐浪汉墓出土的有男女革履，面涂黑漆，底部有木底嵌入，新疆也有革履发现，靴子是穿裤褶时所穿，有半筒和高筒两种。
新疆民丰东汉墓出土的服饰文物反映了东汉时期中国和西域文化密切交溶的历史盛况。服装面料全部产自中原，而服装款式的实用功能，则较西汉的直裾袍和曲裾袍都更优越。在战国到西汉时期，曲裾袍曾成为上层社会最盛行的流行款式，尽管做一件曲裾绵袍用料需帛32米（汉制14丈），而做一件直裾绵袍只需用帛23米（汉制10丈），但在当时上层社会仍以曲裾袍视为最佳的审美形式。到了东汉，经过时代的优选，曲裾袍的形式已被淘汰。东汉光武帝在起兵光复汉室时，就穿戴胡服，汉灵帝在宫中引进胡床胡帐，作胡乐、胡舞。东汉末年，西域服装的款式，也慢慢向汉族人民生活发生影响，人们追求一种更适应时代生活风貌的服饰文化。到南北朝，由于战争和迁徙，使胡汉之间的接触更为频繁，汉式服饰对于胡人贵族和胡人服饰对于汉族人民之间，都发生了更深刻的影响和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