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各国的天主教徒，面对纳粹惨无人道的做法，都表现了对犹太人的同情心，有些甚至冒着生命危险保护犹太人。从我们所掌握的史料看，二战期间罗马教廷和教宗在保护犹太人方面确实做出了较大贡献。
当纳粹要将犹太人驱逐出德国时，教廷设法寻找那些能接受这些犹太人的国家，1938年教宗庇护第十一写信给南美和北美、近东、非洲、爱尔兰等地的宗座代表，要他们帮助被迫离开家园的犹太人。1939年1月，他又写信给那些自由国家的大主教，以及美国和加拿大的两位枢机大主教要他们帮助非雅利安的天主教徒和被迫离开德国的那些犹太学者。此外教宗为德国天主教的救济组织——圣拉菲尔会和非雅利安天主教徒救济会提供大量的资金，要他们帮助因种族关系而受迫害的人。

1941年以后墨索里尼更加依附于希特勒，教宗对他的影响越来越小，要帮助受迫害的犹太人逃到意大利避难是很难的，但教宗还是尽力争取。
1942年德国占领法国，数千名犹太人逃到意大利控制的南部地区，他们特别担心被意政府遣送至德国。在梵蒂冈的努力，墨索里尼答应不将他们送到德国，后来迫于德国人的压力又反悔，但实际上并没有执行，因为遭到不少意大利军官的抵制。
1942年3月，教廷国务卿马廖尼枢机救人美国总统私人代表，也是当时美国犹太人协会主席泰勒先生那里得知，逗留在意大利及其占领区的大约1500名南斯拉夫犹太后裔不久要被移交德国，并最终被遣送到波兰，其结局可想而知。马廖尼立即召见塔基——文国里神父，请他设法救助这些犹太人。塔基——文图里找到了一位意大利副部长吉乌西皮.巴斯蒂安尼尼。这位副部长于1943年4月14日作了如下记录：墨索里尼的原则是，对犹太人采取分离而不迫害。有鉴于此，4000多名移民在达尔马地亚的克罗地亚犹太人不用返回他们的祖国，这样便可以拯救他们免遭在某些不友好的波兰地区等待他们的残酷命运。从这一记录中看出，经过教廷的努力，这些犹太人得以幸存。

教宗一方面通过德国大使去阻止此事，另一方面又通过非官方途径给纳粹施加压力。他派侄子卡洛.派切利去拜访一位奥地利高级教士——全德教会的教区长胡达尔，并请胡达尔给德国驻罗马的斯塔赫尔将军写信，敦促他停止一切针对犹太人的行动。胡达尔照办了，并在给这位将军的信中明确告诉说，如果继续逮捕犹太人，教宗就会在每次德国人想避人耳目时，当众提出抗议。胡达尔将信息转达给有关当局和希姆莱本人。希姆莱最终不得不下令停止逮捕犹太人，此后罗马再没有发生过像10月16日那样大规模抓捕犹太人的事。最终，纳粹要将罗马城内8千名犹太人运到德国处死的计划没能完全实施。
把英国驻梵蒂冈的公使奥斯本先生的说法，“枢机主教国务卿召见德国大使，向他提出抗议，反对逮捕犹太人。这位大使立即采取行动，结果使许多犹太人获释......"奥斯本先生还说：“我询问梵蒂冈，我是否可向你们报告这一情况，他们说可以，但你的情报要来严加控制，决不要作公开报导，因为任何消息的公布都有可能导致犹太人重新受迫害。”

除此之外对不受德国和意大利直接控制的仆从国家中的犹太人，教廷也积极与当地教会配合，尽力给予各种帮助。
二战期间，匈牙利属于德国的仆从国。但当时的霍尔蒂政府比较温和，并没有积极参与反犹行动，而且对天主教会也很尊重，特别是给予大主教充分的言论自

他指示神父们在布道坛上当众宣读这一牧函，但是牧函没有能到达目的地，在邮局就被没收了。萨拉希政府对他施加了极大的压力，此后塞雷迪主教虽然在口头上被迫保持沉默，但是梵蒂冈并没有沉默。国际天主教通讯社向全世界发表一则公开声明，其中描述了教宗为匈牙利犹太人利益所作的努力：
“圣座深切关心，并将尽其所能以减轻那些因其民族或种族关系而备受迫害的人民的痛苦和苦难。在今年（1944年）6月间，匈牙利犹太人的处境恶化了，对他们施行的措施之严苛甚至超过以往所采用过的。圣座获悉此事后旋即施展了他的一切影响以制止这些惨无人道的法令的实施。对匈牙利主教发出特别指示，要他们采取必要的行动。7月25日，圣座拍发了一份私人电报给摄政者，要求他施展一切影响去阻止进一步的驱逐。如果说，驱犹活动停止下来并从上星期开始犹太人的地位得到了某些改善的话，那部分原因是由于圣座的这一行动。但目前的情况再次恶化......”
这里说的“恶化”是指艾克曼的臭名昭著的“死亡进军”。由于当时能用于把犹太人运往“绝灭营”去的列车很少，为了消灭他们，艾克曼和他的同伙决定迫使剩下来的大约20000多犹太人从布达佩斯步行到特莱西恩施塔特灭绝营。塞雷迪枢机主教和教廷大使罗塔获知这一消息后，他们立即组织救济车队伴随正在行进的犹太人，其中有许多是老人和病人，或者是背着孩子的母亲。这些救护车上都标有教宗的徽记，里面装满了食品和药物。车队的指挥随身带了几千张由教廷大使罗塔签署的教宗安全通行证，以便“发现和帮助在路上和集中营中有权享受圣座外交保护的全体犹太血统的人。”这些通行证拯救了2000多名犹太人，使他们免遭与其余18000名同伴相同的厄运。接下来的一个月，教廷大使和红十字会合作分发了几百张这种安全通行证。有一位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认为散发伪造的或者空白通行证是违反

日内瓦公约的，反对这种做法，教廷大使便对他说：“我的孩子，你不必感到良心不安，因为营救无辜的人们是一种德行，继续你为天主的荣光所做的工作吧！”战争结束前几个月间，这位教廷大使在其邸宅中隐藏了200名犹太人并指令所有神父都这样做。

吉利尔在贝当抛出蒙都瓦政策后，开始有了警觉，因为他坚决反对该政策，但他认为贝当是爱国的，坏就坏在赖伐尔身上。不久他去罗马访问，得到了梵蒂冈的指示，对维希政府有了新的认识，返回法国后，他着力使教会摆脱同政府过分紧密的联系，并且改变了对贝当的看法，不再把贝当当作法国了，而是把他看成“两个坏人中稍好的一个”——更坏的一个是赖伐尔。他的里昂主教管区成为反德的重要地区，他本人也被巴黎新闻界视为法国反德力量的领袖。他还在非占领区坚持维护一切天主教青年组织，包括那些在德占区被德国人已取缔的组织，如“青年基督徒工会”。教宗对他极为赞赏，在个人信函中向他表示祝贺。不仅如此，吉利尔还支持天主教报刊坚持自己的立场，对《十字架报》的独立态度大加称赞，这些都招致德国纳粹的仇视，但他全然不顾。

在这些主教中，图卢兹主教萨利戈的表现尤其出色。据德国中央保安局报告说：“由于赖伐尔的反犹措施，教会和政

府发生了分裂。法国大主教命令天主教徒抵

制驱犹行动，尤其是保护犹太儿童。耶稣会士已把好几百名犹太儿童隐藏起来并拒不交出，隐藏者已被逮

捕。许多封牧函，尤其是图卢兹的大主教萨利戈发布的牧函，对赖伐尔的反犹措施提出了强烈抗

议。”这位主教指

令在其主教管区的各布道坛上都要宣读一份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