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话管仲及三千年经济史---转自天涯

　　管仲（约前723或前716—前645）：姬姓，管氏，名夷吾，谥曰“敬仲”，汉族，中国春秋时期齐国颍上(今安徽颍上)人，史称管子。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周穆王的后代,管仲少时丧父，老母在堂，生活贫苦，不得不过早地挑起家庭重担，为维持生计，与鲍叔牙合伙经商后从军，到齐国，几经曲折，经鲍叔牙力荐，为齐国上卿（即丞相），被称为“春秋第一相”，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霸主，所以又说“管夷吾举于士”。管仲的言论见于《国语·齐语》，另有《管子》一书传世。

　“专其利以病民” 明清两淮盐商的暴利之路
2009年12月30日 16:53 凤凰网历史综合
明清时期，国内最大的商业资本集团是麇集扬州的两淮盐商。而在盐商中，人数最多、势力最雄的又是徽商，他们几乎垄断了两淮所产食盐的全部流通过程，挥金如土，富埒王侯。维持其奢侈性消费的经济来源，无疑是其攫取的巨额垄断利润。其主要手段之一是用不等价交换和放高利贷剥削食盐生产者。
清人黄钧宰在《金壶浪墨·盐商》中说:“两淮(盐)额引一千六百九十万有奇(注:应为169万)，归商人十数家承办……以每引三百七十觔计之，场价止十文，加课银三厘有奇，不过七文，而转运到汉口以上，需价五、六十不等。”以此推算，购价与销价相距三、四倍，年利润率则高达194．1％。
这一巨额利润，一方面攫取于食盐生产者(即盐场灶户)，一方面则攫取于食盐消费者(即广大劳动人民)。对于食盐生产者来说，两淮盐商的牟利手段主要是大桶中盐、压低收价，此外则是以重利收债的办法来加以剥削。
(一)所谓大桶中盐。据乾隆三十一年两淮盐政普福奏称，两淮盐商“惟知自利，不知灶艰”，以自制大桶量收灶户食盐，与盐场通用之桶相较，“每桶实多一、二十斤不等”。通过这种手段，两淮盐商一年就可获得纯利润数百万两白银。
(二)所谓压低收价。乾隆六年陕西道监察御史胡定奏称:“(两淮)灶户所卖之盐、腌盐计二百五十斤为一桶，一桶可得大制钱七百文，而盐商买每桶只给银五钱，或乘其急需而给四钱，仅敷工本，其戥头银水更多克扣。”按当时大制钱七百文合白银一两计算，盐商向灶户收购食盐，最多只给一半价格。
(三)所谓重利收其债。清人王鼎在《两淮盐法志稿》中说:盐商唯利是图，“称收则勒以重斤，借贷则要以重息”。就是说，盐商还通过高利贷形式来剥削食盐生产者。按宋应星《野议·盐政议》中所说明末盐商资本“三千万两，每年子息可九百万两”计算，盐商放高利贷的利息率超过33％。
明清两淮盐商不仅在流通领域的购买阶段(G—w)采取大桶中盐、压低收价、克扣戥头银水等手段剥削食盐生产者，而且在流通领域的售卖阶段(w—G)采取克扣斤两，囤积居奇、任意涨价和掺假等手段来剥削食盐消费者和小商小贩，以攫取大量的货币财富。
如同马克思所指出，“贱买贵卖，是商业的规律”。对这条规律，两淮盐商是很精通的。他们在盐场收购食盐，千方百计压低价格，而在行销时则囤积居奇，随意提高出售价格，以牟取暴利。道光中叶，百姓以稻谷一石，坯换不到一包食盐，当时兼管盐政的两江总督陶澍也提出:“计算场价，每盐一斤，不及十文，而转销各处，竟至数十倍之价。”有人甚至直接指出:盐商“服食奢靡，积惯成习，身家所费，已无限量……皆增加于盐价之上耳。”
两淮盐商还采取掺假等奸诈行为来增加利润。关于这一点，乾隆六年陕西道监察御史胡定在上给清廷的一份奏呈中，就作过揭露。他说:两淮盐商在销售食盐时，“多方罔利，或盐船故令迟到，使盐价腾贵；或诡称盐将缺乏，致百姓抢买，顿收数倍之利。且复每包缺少分两，掺和泥沙”。清人郑祖琛也指出:把持两淮盐政的大盐商们“专其利以病民，百弊为之丛集”，他列数了盐商的好几条弊端，其中一条是:“(食盐)售之于小贩，则搀和有弊，轻称有弊”。
总之，两淮盐商奢侈性消费的经济来源，是他们凭借食盐运销的垄断权和手中的雄厚资本所攫取到的巨额垄断利润。而这巨额垄断利润，主要是通过剥削食盐生产者和食盐消费者而得来的。他们攫取利润、穷奢极欲的过程，也就是食盐生产者和食盐消费者遭受剥削而日趋贫困的过程。

从“官山海”到“盐铁论”
2010-07-14 16:34:17 来自: 刘海波
公元前81年，也就是司马迁身后不到十年时间，汉昭帝下令由民间推举贤良文学人士到京城议政，讨论民间疾苦。
当时的制度是将盐铁，酒类等物品实行国家垄断经营，由此演化成了政府以行政手段干预经济的经济政策，可效果并不如人意，招致民怨沸腾。正是这种危机感促使执政者促成了这次震动朝野影响后世的盐铁大辩论。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为首的一方主张盐铁酒类等经济政策继续以国家垄断经营为主，而来自民间的代表——60多位贤良文学人士——则一致认为应该废除盐铁酒类官营政策。双方围绕该不该对经济进行干预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这次会议记录后来被整理成册，就是《盐铁论》一书。
当时辩论双方各执己见，如桑弘羊认为工商业对国家的发展很重要。盐铁官营可以充实国库增强实力，而国家经营工商业不但可以增加财政收入还可以打击垄断。但是，以贤良文学为代表的清流知识分子却不这么认为。他们根据事实指出，盐铁类官营产业不但效率低下质量低劣，而且国家工作人员对工作不负责任，国家经营工商业不过是与民争利罢了——而这本身就是垄断。清流知识分子同时认为立国之本应该是农业而不是工商业。双方的辩论给后人感觉各有各的道理却又各有各的不足，但到底对在哪错在哪却鲜有人说的清楚。
“盐铁论”的经济思想源自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丞相管仲的“官山海”政策。如果我们追溯“盐铁论”的思想源流，会发现辩论双方实际上已经背离管仲的经济思想太远太远了，“盐铁论”之于“官山海”不过是似是而非罢了。
盐铁大辩论之前六百年，据《管子》记载，管仲担任齐国丞相时，国君问计于管仲：该如何治理国家？管仲对曰：唯官山海可耳。盐铁等物产均出自山海，这里的"官”通常被理解成国家所有国家经营——这就是盐铁论思想的最早出处。据历史记录，管仲的一系列政策使齐国走向了富强并成为春秋霸主。齐国的富强是可信的历史，不过“官山海”是否是使齐国走向富强的政策之一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如果将“官山海”理解成国家以行政手段干预经济的话就经验而言是乏善可陈的。那么如何理解管仲的“官山海”政策呢？
首先我们要对“官山海”的含义作深入了解。
山海的物产需要深加工及异地销售。这意味着山海的物产多和工商业有关，这是说管仲的“官山海”政策意味着国家要重视工商业的发展。工商业的发展可使国民收入增加，政府通过发展工商业也可增加财政收入（今天中国的改革也支持这个观点）——这应该是管仲的本意。
其次，工商业及任何产业的发展与自由竞争是分不开的。
我们研究“官山海”政策实施的制度背景会发现，当时“山海”这些资源被利益集团垄断着，缺乏公平竞争的垄断环境首先制约了“山海”种物品的产出效率，而这些收益又全部为垄断集团所有，国家财政大量流失——这正是齐国国君为之不安的一个重要原因。管仲推出“官山海”政策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打击垄断促进自由竞争，而不是后人所理解的由国家垄断经营——这是后人对“官山海”政策最为严重的误解。按照现在的观点理解当时“官”的含义有两点：一，就是是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所有权由国家或政府所有，而生产经营权对市场开放，从而打击了垄断促进了竞争，进而提高了生产水平。二，“官”意味着公平的制度环境却有保障——“官山海”政策能够成功与一个公平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是分不开的。
最后，“官山海”还有轻赋税的含义。
管仲认为发展工商业可以富民，而轻取盐铁之利不但不会妨碍经济的发展还能充实国库——在“山海”产出中只取盐铁之利来充实财政就会有“利出一孔其国无敌”之效。在此，管仲利用自由市场的力量来使国家强盛的意愿毕露无疑，而历史的记载也证明他的“官山海”政策是富有成效的。
对照对“官山海”所做的分析，盐铁大辩论双方显然没能理解管仲的本意，而“盐铁论”也早已和“官山海”背道而驰了。
在管仲那里，“官山海”的本意是为了打击特权垄断开放市场而不是制造垄断，桑弘羊在“盐铁论”里的观点却是以重视工商业的名义来促成特权垄断经营。这种观点影响至今，今天我们依然不难发现以国家的名义促成垄断的种种政策。可以说人们从来都没有理解管仲“官山海”促进自由公平竞争的本意。同时人们也没有理解“官山海”轻赋税的含义，反而使工商业完全成了政府或特权垄断部门牟利的产业，令人民不堪重负。
再来看贤良文学人士对盐铁政策的理解。他们认为应该取消盐铁酒类官营的政策。认为这些官营政策是与民争利，贤良文学这些观点不论放在任何时代都是难能可贵的。但他们反对的理由却是依据儒家“耻于言利”的教条。他们认为自私的人性对社会有害无益的观点看似明智实则缺乏理性认识。经济学上的自私是指通过付出劳动来满足自己需要的自私，而不是通过无偿占有他人劳动以满足自己需要的自私。显然靠特权垄断来限制他人竞争的自私属于后者，但以耻于言利的形式道德口号来反对垄断则是是非不分纠缠不清了，更甚者贤良文学以此来作为反对工商业的理由。如果说桑弘羊之属是打着国家利益的名义行垄断特权之实背弃了“官山海”的本意，那么贤良文学就是脏水和孩子一起泼了。随后他们又提出了以农业为本工商业为末的主张。这种重视农业贬斥工商业的思想后来成了中国两千年的经济制度基础。重视农业的观点演变成了让农民伏地而生的制度，中国由此变成了一个农业人口大国。人民自由择业的权利受到了了限制，工商业被打压的同时农业的产业水平也没有得到发展，因为分工的自然演化停止了，两千年来中的职业角色也就那么几种。所以说在传统上中国并不是一个农业大国而是一个农业人口大国——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农业大国的特点是分工的演化促成的生产效率可以使不多的农业人口养活全体国民还能有粮食的出口。
这次盐铁大辩论因人们并没有意识到“盐铁论”的思想源流“官山海”的本意，所以结果是各打五十大板，废除了全国酒类专卖和关内铁官，保留了盐类官营，今天我们还能发现这个制度的烙印。

自管仲以后，或者说自齐国被秦国吞并以后，中国的文化中就缺乏商业文化，对商业的轻视甚至仇视是儒法道释的共性，也是中国未能进入资本主义的重要原因。但是，这却不是让中国走向衰落的原因，程朱理学才是让中国不强大的原因。而外族的占领更强化了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更加没有管子学说的地位，也没有了法家和道家的地位，只剩下一个被异化了的儒家了。
程朱理学统治宋元明清近一千年，这是一个中华文明不断衰退的过程，虽然在各行各业也都有不同的建树，但总体而言是日渐僵化和没落。并不是说程朱理学没有可取之处，就学问本身的精致而言，程朱理学不仅继承了儒家的思想，也参考了法家和道家的思想。程朱的“天理”与道家的“道”就有些形似，程朱的“三纲五常”与法家的“法”也有些瓜葛。
问题在于把理学变成了八股，把八股变成了科举，用八股+科举统治了整个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后来的八个“样板戏”是否与此有关？现在流行的货币数量论是不是“洋八股”？
一种思想要得到广泛流传，第一是要简单，第二是要夸张，第三是要成为教条。麦当劳符合这三点， 简单的食品，夸张的颜色，标准化管理，所以能广泛流传。当代许多经济学家深谙此理，所以常常语不惊人死不休。
孔子本人的思想并不符合这三点，孔子的思想是中庸之道，孔子对管仲评价也很高，因此，他在世时并没有那么大名气，经过后人的加工和提炼，使之简单化，夸张化和标准化之后，才广为流传的。孔子什么时候说过“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孔子虽然看不起农人和商人，但并不妨碍他的弟子端木赐（子贡）与陶朱公（范蠡）和白圭并称三大商家代表人物。
管仲经济思想的核心就是“综合治理”，综合治理的要点就是不偏激不教条，审势度势随机应变。这样的思想本来就不容易得到广泛流传，两千多年下来也就那么几个学生，其中最著名的是诸葛亮，还没出道的时候便每自比管仲乐毅。而诸葛亮之所以比管仲师傅更有名，并不是他的业绩比师傅好，而是因为被罗贯中先生给简单化夸张化和标准化了。
本来就不容易流传的《管子》在碰到外表装潢华丽，内容简单夸张标准化了的《朱子》之后，渐渐被人有意无意遗忘也就不奇怪了。从理论本身来说，程朱理学最大的矛盾就在于“存天理，灭人欲”，因为“人欲”就是最基本的“天理”。
对人性的准确把握是管仲最伟大的地方，也恰恰是他的思想之所以被埋没千年的根源，因为它跟占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是针锋相对的。如果没有梁启超先生对管仲的研究和推崇，我们是否今天还知道历史上有管仲和《管子》？

亚当斯密在经济思想史上的地位如此之高，除了在理论上有建树之外，还有两个重要原因。
第一是适应了英国扩张国际贸易的的需要。英国的工业革命使得英国的制造业在世界上遥遥领先，但英国毕竟是一个小岛国，既需要进口原料又需要出口制造业产品，还需要进口生活奢侈品如茶叶丝绸瓷器等。国际贸易对英国的重要性，比对当时其它任何国家都重要，这对中国这样的内陆大国来说是难以理解的。鸦片战争就是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爆发的，东印度公司的目的从头到尾都是要以贸易为中心的，卖鸦片是他们的手段，不是目的，因为他们发觉在中国没什么好卖，只有卖鸦片非常赚钱。
第二个原因是，亚当斯密关于劳动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观点，在福特汽车的流水线上得到了验证。福特汽车能用相当于市价两倍的工资雇佣工人，同时能以比市价低一半多的车价卖汽车，可见其劳动生产率革命性的提高。自此之后，“流水线”进入制造业的各个领域，也把全球制造业的中心从英国转移到了美国。
可见，亚当斯密的思想确实对英国和美国的工业革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以英国和美国为核心的全球贸易体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这种影响也从英国和美国扩大到欧洲、日本、东南亚、中国、印度、东欧、南美。如果说，亚当斯密的思想是管仲经济思想在工业经济时代的延伸和发展，是不算过分的。亚当斯密理论的任何一方面在《管子》中都可找到相应的观点，而亚当斯密没有涉及的部分《管子》中也有许多叙述。
然而，管仲与亚当斯密的不同之处也是非常明显的。管仲既相信市场的作用也相信政府的作用，是混合经济体制的创始人，而亚当斯密则推崇自由市场经济，是不干预主义的祖师。这种差别当然有历史的原因，但更主要的原因可能由于齐国是一个农业国，而英国是一个工业国。
管仲对于经济的干预主要在于农业生产和农产品价格方面，“官山海”也是为控制盐铁等自然资源，没有管仲干预制造业生产和手工业品价格的记载。而在农业生产和流通领域，世界各国包括美国英国在内都受到政府的关照和控制，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农业是自由市场经济。
亚当斯密的理论体系中最大的不足之处是对农业的研究，但这并不是因为他对农业不重视，而是因为他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发展农业。斯密理论的核心是通过专业化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并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创造财富，所以，《国富论》的开篇第一章就“论分工”。而农业的业务流程使其不具备专业分工的先天条件。
　　

斯密的原话是这么说的：
“农业由于它的性质，不能有象制造业那样细密的分工，各种工作，不能象制造业那样判然分立。木匠的职业与铁匠的职业，通常是截然分开的，但畜牧者的业务与种稻者的业务，不能象前者那样完全分开。纺工和织工，几乎都是各别的两个人，但锄耕、耙掘、播种和收割，却常由一人兼任。农业上种种劳动，随季节推移而巡回，要指定一个人只从事一种劳动，事实上绝不可能。所以，农业上劳动生产力的增进，总跟不上制造业上劳动生产力的增进的主要原因，也许就是农业不能采用完全的分工制度。”
亚当斯密因为想不出什么办法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所以，他的建议是英国应当发展工业而进口农产品，因为这是英国的比较优势。事实上，英国确实是按亚当斯密的道路发展起来的，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是靠发展工业或商业致富的，靠发展农业致富的国家，似乎还没有出现。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发展，也是按亚当斯密的路径走过来的，靠发展工商业和国际贸易。问题在于，这条路能继续走下去吗？
对于英国来说，是可以这么走下去的，但是，对中国来说似乎不太可能。因为中国还有一半的人口在农村，可是农产品的供应已经开始紧张了，随着更多的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城市，农产品的供需矛盾只会更突出。然而，如果农民的劳动生产率不能提高，意味着农民的收入不能提高，那么，进城是别无选择的事。结果是农村土地荒芜，农村房屋闲置，而城市则楼价暴涨外加农产品价格暴涨。以中国的人口规模，想完全通过进口粮食来解决问题是有困难的，虽然增加进口是必由之路。
理论上来说，我国是非常重视农业的，连续几个一号文件都是关于农业的，各种各样的补贴也不少。但是，具体怎么样才能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却仍然缺乏解决的方法。宏观政策的目标是清楚的，但既缺乏理论研究也缺乏微观的案例。确切地说，中国在农业领域既需要像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那样阐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方法，也需要如泰勒和福特的流水线那样的实际操作案例。当然，事实是两者都还没有。
农业的本质决定了它很难采用流水作业的方式提高劳动生产率, 而是通过机械化和规模效益提高劳动生产率. 请注意, 通过“流水作业”提高劳动生产率, 与通过“机械化和规模效益”提高劳动生产率, 是不同的模式. 前者是用同样多的人生产更多的产品, 后者是用较少的人(更多的机器)生产同样多的产品. 所以, 农业的发展往往带来对劳动力需求的减少, 所以美国的农业劳动力现在只占就业人口的百分之二了.
这是过去几百年来世界各国的发展规律, 也是我国解决三农问题所面临的主要矛盾, 因为我们有几亿农民, 我们需要增加几亿农民的收入, 而不是增加几千万农民的收入同时让几亿农民失业. 应当看到, 我国土地承包权的流转有助于土地的集中和机械化, 有助于土地的有效利用和保障农产品供应, 但对于增加农民就业, 我们不能对此寄予太高期望.
既然，亚当斯密对农业束手无策，我们就转向其他人吧！

西方最著名的农业经济学家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他的名著《改造传统农业》在农业经济领域就相当于工业和贸易领域的《国富论》。舒尔茨的的研究表明，传统农业并不是因为缺乏投资而停滞不前的，而是因为投资收益率太低，刺激不了人们投资的积极性。如果没有生产方式的改变，更多的投资并不能得到市场所要求的回报，反而会浪费社会资源。、
那么，改造传统农业的关键在哪里呢？舒尔茨认为，改造传统农业必须要引进“新的生产要素”，比如说新的农作物品种，新的机器，新的耕作方法，等等，而要让农民接受这些新的生产要素并且得到良好的应用，必须提高农民的水平，或者说增加人力资本投资。舒尔茨认为，要改造传统农业，先要改造传统农民。所以，舒尔茨同时也是人力资本理论和发展经济学领域的重要人物。
既要提供新的生产要素，还要改造传统农民，这些工作应当由谁来做呢？舒尔茨认为，盈利组织和非盈利组织都可以提供新的生产要素，政府应当提供支持降低新的生产要素的成本，使之变得便宜以利于全面推广普及。而在为农民提供培训方面，舒尔茨认为这是政府最应当做的。舒尔茨乐观地指出，农业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但是，政府必须向农业投资，还要对农民给予指导和鼓励。一旦有了投资机会和有效的鼓励，农民将把黄沙变成黄金。
显然，在农业经济领域，管仲的混合经济理念与舒尔茨的思想是比较接近的，他们都认为农业是国家经济的根本，都认为发展农业既不能没有政府的参与，也不能由政府包办，更不能损害农民的利益。但是，在农业经济领域，中国历史上有一个人比管仲更厉害，这个人叫李悝，也叫李克或里克，是战国时魏文侯的承相。李悝被列为法家的先期代表人物，著有《法经》一书，据说，商鞅入秦时带着的唯一一本书就是《法经》。在农业领域，李悝的成就主要有两方面：“尽地力之教”和“平籴法”。
李悝提出“尽地力之教”，他认为农业增产的关键在于充分发挥土地的潜力。但是怎么才能充分发挥土地的潜力呢？他认为第一是要人勤快，他举例说：“以为地方百里，提封九万顷，除山泽邑居叁分去一，为田六百万亩，治田勤谨则亩益三斗，不勤则损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减，辄为粟百八十万石矣”。第二是“必杂五种以备灾害”，就是说要种植各种粮食作物，以防种植单一作物容易遭受灾害。第三要“还庐树桑，菜茹有畦，瓜抓果碗，殖于疆场”，即农舍周围要栽树种桑，菜园里要多种各种瓜果蔬莱，以充分利用每一寸土地。李悝是生态农业的祖师爷。
李悝提出了平籴思想，他认为粮食价高伤民，价低伤农。他还举了一个例子：“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一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一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间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钱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此农夫所以常困，有不劝耕之心，而令乘至于甚贵者也”。因此，李悝主张“平籴”，即平抑粮食价格，使粮价既不太贵，又不太贱。既要使购买粮食的市民能承受得了，又要要保证农民的利益，“使民毋伤而农益劝”。
李悝的平籴思想与管仲的“轻重”理论有一些相似的地方，都主张政府干预农产品价格，但是，他们的目的是不一样的。前者是为了农民和居民的利益着想，后者则主要是利用市场的价格波动为政府挣钱。虽然，在管仲那里，利用农产品价格波动为政府挣钱的目的是为了减少赋税，而不是为了自家子弟捞钱，也不是为皇帝捞私房钱。所以，在具体的做法上管仲和李悝的差别并不大，都是低买高卖平抑物价，但是，从农业政策研究的角度来说，平籴思想比管仲的轻重理论要厚道得多，比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主义要适用得多。
李悝的平籴思想与舒尔茨的研究是相通的，都认为农业的投资回报低是阻碍农业发展的最大障碍。更有意思的是，舒尔茨关于“新生产要素”和“提高农民水平”的理论，与李悝的“尽地力之教”是如此的神似，都是要教导农民怎么种田，怎么种好田。比这还有意思的是，与李悝差不多同时代的时候，有一位罗马帝国的八十岁老头也写了一本书《论农业》。这本书是老头写给他年轻的妻子的，教她怎么经营和管理一家农庄，因为它担心自己死后老婆的生计成问题。这本书的内容与李悝的“尽地力之教”完全吻合，基本上是一个模子印出来的。

“尽地力之教”是中国农业的精华，也是中国农业精工细作的源泉。但是，两千多年来大家只把它看作一种耕作方式，没有仔细分析它的经济学涵义。如果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是通过劳动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话，“尽地力之教”则是通过提高土地的生产率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因为农产品要么是从地理长出来的，要么是吃地里长出来的东西，总是跟土地离不开的。而土地并不能像流水线一样围着人转，相反，农业生产中人要围着土地转，而一个人在地里走来走去是要费时费力的。如果能够让单位面积土地上长出或养出更多的农产品来，这是节约劳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方法。
良种的采用非常重要，机器的使用也非常重要，但如何使用良种和机器让农业成为有利可图的产业更重要。这个问题亚当斯密回避了，李悝提出了一条思路，他的思路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生态农业。中国传统农业的精华就是生态农业，而它的祖师爷就是李悝。生态农业很可能是解决中国农业问题的最佳方法，它的现代版是大规模生态农场。
现代生态农场的建设要点在于，既要保持传统农业种养结合的内部循环，又要引入现代非生态农业的规模效益；既要保持生产基地的生态平衡，又要能生产价廉物美的农产品供应市场；既要让当地的农民提高收入水平，又能让投资者得到超过市场平均水平的回报。总而言之，一个成功的现代生态农场，必须达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并且这三种效益都具有可复制性。
所以，一个现代化生态农场如果成功，就相当于福特汽车流水线的面世。工业流水线的推广和普及带来了工业革命，它的理论基础是亚当斯密的专业化分工理论。而生态农场的推广和普及也必将带来一次农业革命，它的理论基础叫“生态经济学”。生态经济学是由经济学家许涤新先生牵头，与一批杰出的学者共同创立的，其中包括生态学家马世骏和侯学煜，系统科学家钱学森，农业经济学家王耕今，经济思想史学家陈岱孙等等。1984年正式成立了生态经济学会。
就当前最现实的农产品涨价问题而言，其产生的原因是城市化带来的需求增加与耕地减少，这是发展过程中必须面对的现实。我们不可能因此放慢城市化的步伐，也不可能让老百姓减少猪肉和蔬菜消费，关键在于找到价廉物美地生产猪肉和蔬菜的方法，并且以最安全可靠的方式送到百姓餐桌上。加息是加不出猪肉来的，物价管制也不会增加蔬菜供应，三十年之前沉迷于“计划与市场”的争论不会有什么结果，三十年之后沉迷于“凯恩斯与弗里德曼”之争同样不会有什么出路。
凯恩斯与弗里德曼在现代西方经济学说史上的地位是勿容置疑的，但是，他们对西方经济的贡献与亚当斯密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对中国来说，他们的思想也远远比不上管仲的思想系统完整和实用。

凯恩斯发明的“宏观调控”无非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而已，与管仲的“综合治理”不可同日而语。何况，中国根本没必要也不适合采用赤字财政，尤其在中央政府层面。美国可以搞赤字财政而中国不可以，其中的原因要从两国不同的历史中去找，想了解其中缘由的读者可参看许涤新先生1946年著的《中国经济的道路》。
弗里德曼的思想在货币理论上有许多建树，对于美国这样资产完全市场化而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不断扩大的国家来说，也有非常大的现实意义，至少可以起到警钟的作用。但是，如果生搬硬套到中国经济政策中来，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弗里德曼的货币数量公式中没有考虑到资产价格问题，更没有考虑到大量非市场化资产的存在。中国的实体经济的市场化过程还只走了一半，还有大量的资产根本没有进入市场之中，还有大量的土地是荒地，在这种情况下把大量的货币藏到地窖里，不只会减慢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还会扭曲中国经济的结构。
在中国，“货币政策”必须与“资产政策”相配合，这其实是管仲“轻重”理论的核心，货币多了资产少了物品自然会涨价，反之亦然。在管仲那里，资产与物品是不分的，只区分“钱”和“钱能买到的东西”，而不管这“东西”是今年生产的还是一百年前生产的。但在西方经济学里，今年生产的就记入GDP，去年生产的就不算。所以，西方经济学中这一套GDP和CPI的核算体系是有问题的，与之相对应的货币理论也是有问题的。
包括凯恩斯和弗里德曼在内的当代西方经济学理论都有致命的缺陷，陷入“否定之否定”的怪圈中而不能自拔，离现实经济越来越远。所以，索罗斯要成立基金支持全新的经济学理论研究，而像克格鲁曼这些新一代的经济学家已经完全抛开理论，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谈经济学了。所以，很多学院派经济学家认为他不是经济学家，尽管他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如果有一天索罗斯和克格鲁曼读到《管子》，一定会有相见恨晚之感。
可以说，齐国的富强主要得益于管仲的思想和管治，而管仲的思想通过李克、吴起、商鞅、李斯、萧何、陈平、桑弘羊、诸葛亮、王猛、王安石、张居正，等等的传播和应用，使得中国经济和经济思想在很长的时期之内都是领先世界的。而在中国衰落的最近几百年之内，亚当斯密的思想使得英国和整个西方世界富强。亚当斯密本人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在《国富论》中他提到康熙乾隆时期的中国经济与五百年前马可波罗所描绘的中国完全没有长进。这是符合历史的，就经济思想而言，中国在这五百年可能只有退步，没有进步。

两千多年前，孔子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果不其然，在程朱理学打着孔子的幌子淹没《管子》的时代，我们不止被发左衽，而且被强迫留着辫子。最近几十年中国的复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抛弃（土和洋）程朱理学，（有意无意）重新拥抱管仲的结果。亚当斯密的核心思想是分工+交换=市场=效率，可以看作管仲思想的发展和延伸。直到今天，中国人勤劳而不富裕的主要原因仍然是因为市场化不充分，大量的资产不能自由买卖，大量的产品不能进入市场。而这些问题在两千七百年前，管仲就处理得相当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