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楼本尊自留地，抢楼皆受死！

美人养眼，哇哈哈哈哈哈哈哈~~~~~~~~~~~

本楼是书抄。
该书出自【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中的【《汉魏六朝诗选》】。
版本为【余冠英】选注。
该版本为1958年初版，79年二次印刷。当年八毛八一本【嘤嘤嘤……泥垢了

第三卷


宋诗

颜延之 阮步兵（《五君咏》之第一） 嵇中散（《五君咏》之第二） 向常侍（《五君咏》之第五）
谢灵运 邻里相送至方山 七里濑 登池上楼 登江中孤屿 石壁精舍还湖中作
从斤竹涧越岭溪行 夜宿石门诗
鲍 照 代东门行 代放歌行 代东武吟 代出自蓟北门行 拟行路难（十八首选七）
赠傅都曹别 发后渚 咏史 拟古（八首选二） 学刘公干体（五首选一）
谢 庄 怀园引
陆 凯 赠范晔诗
无名氏 读曲歌（八十九首选九） 石城乐（五首选一） 西乌夜飞（五首选二）
齐诗
吴迈远 长相思 长别离
鲍令晖 古意赠今人
谢 朓 玉阶怨 王孙游 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 晚登三山还望京邑
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 落日怅望 游东田 新亭渚别范零陵云
孔稚圭 游太平山
无名氏 西洲曲

【个人感到这个前言还是颇有可观的，所以最近会陆续更新。】
【前言这样提纲挈领的分析和纵观全局的视角，有利于我们培养文学观念。】
【当然，任何东西都需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消化吸收，才能成为自己的储备。】
【每天更一点，也是我自己的学习。当然，我也会在每次发的东西后面絮叨的……】
【本帖可以插楼或楼中楼讨论，除二楼和三楼楼中楼作为补充说明处，谢绝该层回复。】
【想只看书的童靴可点只看楼主~~】
【希望大家共同学习，培养一点儿对古诗的喜好和了解，这就是很大收获了。】
【预先向观看本帖的诸位同学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咦送入洞房的节奏吗】

前言

从汉兴到隋亡约八百年。在这一段时间里，诗歌园地中生长了不少花果。我们想通过这个选集向读者介绍其中重要的部分。
这里选录的诗约三百首，其中有几组或几家的诗选得比较多，从数量上可以看出这些是重点部分。在汉代诗歌里重点部分是乐府歌辞中的民歌和无名氏的五言诗（包括《古诗》和曾经被误认为李陵、苏武所作的那些“别诗”）。魏代的重点是曹植和阮籍的诗。西晋的重点诗左思的诗。东晋的重点是陶渊明的诗。刘宋一代以鲍照的诗为重点。南齐以谢朓【音挑】的诗为重点。南北朝的乐府民歌各为重点之一。庾信的诗也是一个重点。从这些重点部分可以看出乐府民歌和无名氏的作品在汉魏六朝诗里占了不小的分量。
这个选集分为四卷：汉诗一卷，魏、晋诗一卷，宋、齐诗一卷，梁、陈、北朝、隋诗合为一卷。
从汉魏六朝诗的发展过程看来，两汉是由于民歌被大量集中、整理、加工，在《诗经》、《楚辞》之后开创诗坛新局面，又在这些民歌的丰富营养和《诗经》、《楚辞》的一定影响之下，产生五言诗体的时代。魏晋诗歌（以五言为主）在曹植、阮籍、左思、陶渊明这些优秀作家的手里，沿着一条现实主义道路，继续发展，形成《古诗》之后的新的典范。在东晋、宋、齐，长江流域和汉水流域产生大量民歌，宋、齐诗诗歌在民歌的新影响和其他新条件新要求之下变化翻新的时代。梁至隋是“宫体诗”的逆流泛滥，形式主义的影响较大，杰出作品比较稀少的时代。北朝诗歌除民歌呈现异彩之外，文人诗的作风和梁、陈大体相似。
关于各阶段诗歌的具体特征，在下文还要说明。

【接上】
【这段开始讲……情诗……了，放光芒啊闪瞎眼哈哈哈~~~~】
汉乐府里的民歌正与《诗经·国风》和南北朝乐府里的民歌相似，不乏表现男女爱情的作品，但是在汉乐府里却有几篇因为特别慷慨、强烈，给人不同的印象。例如《上邪》篇，一气连举五件事来发誓，说明除非天地合并、世界毁灭，爱情不会终止。这和《诗经·鄘风·柏舟》的“之死矢靡它”和《吴声歌曲·欢闻变歌》的“没命成黄土，终不罢相怜”本是同样的感情，但这里却写得如此的奔放。又如《有所思》写相思变态，那样激动，《公无渡河》写悲歌长号，那样地如闻其声，都是淋漓尽致，给人很强烈的感动。
不仅写男女之情是这样，象《古歌》写旅客的哀愁，《蒿里》写死生的伤感，前者气象惨急，后者简直高亢，都是喷涌而出，不加含蓄的。在汉代的乐府民歌里此类例子也见特色。
比兴的运用在汉乐府民歌里有所推广。《豫章行》和《南山石嵬嵬》通篇用树木喻人，《枯鱼过河泣》、《乌生》和《艳歌何尝行》通篇将鱼鸟拟人，都显出活泼的想象力，使读者感到“奇趣”。在《诗经·国风》里只有《鸱枭》一篇可比。
今天还存在的汉乐府民歌并不多，但内容却异常丰富，它们真实地揭露封建社会种种矛盾，艺术特色又极鲜明，不但本身是文学宝库里灿烂的珠玉，而且给作家无穷的启发，引起热烈的模仿，影响了诗歌发展的道路。
汉乐府民歌原来句式没有一定，汉初的《薤露》、《蒿里》两歌和武帝、宣帝时代的《铙歌歌》都是杂言。后来却趋向整齐的五言诗体。文人仿作乐府，兴趣偏于五言，到了汉末便形成五言诗特别繁荣的气象。
汉末的许多五言诗，因为作者的姓名不可靠，从晋代依赖就被称为《古诗》。其中有十九首被萧统收入《文选》，代表当时五言诗最高的成就。这些《古诗》大多数是文人模仿乐府民歌而作，其中有许多是入乐的歌辞[一]。【未完接下】
[一]《古诗》的《青青陵上柏》、《迢迢牵牛星》、《兰若生春阳》、《上山采蘼芜》等篇，唐、宋人引用时称为“古乐府”。其余又有诗句象歌人口吻或体制上带有乐府歌辞的特色，都表明它们曾经入乐。

【接上】
关于《古诗》的作者，在齐、梁时代曾有一些传闻臆测之词，《文心雕龙·明诗》：“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词。”《诗品》上：“《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旧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其实《古诗》不可能产生于枚乘时代，钟嵘就有“王、扬、枚、马之徒，辞赋竟爽，而吟咏靡闻”之说（见《诗品·总论》），西汉除少数五言歌谣之外并无五言诗，所有传为西汉之作的五言诗实际都是东汉作品，这些经近人考订，已有定说，不需要详细说明了。《古诗》也不可能产生于傅毅时代。傅毅与班固同时，班固有《咏史》五言诗一首，钟嵘评为“质木无文”（《诗品·总论》），其时文人才开始试作五言诗，还不可能有《冉冉孤生竹》这样的成熟之作。如果傅毅曾作五言诗，钟氏《诗品》竟不提一字，也是不可能的。【未完接下】

【接上】
如果说《古诗》产生于曹植、王粲的时代，也有很多疑问。因为《古诗·青青陵上柏》所描写的洛阳情况还是第宅罗列，冠盖往来。另一首与洛阳有关的《古诗·驱车上东门》也并未反映洛阳的残破。到曹、王时代，洛阳早经过董卓的焚烧，已变成“环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了（见曹植《送应氏诗》）。此其一。《世说新语·文字篇》记载王恭称“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二]为《古诗》佳句。王恭是晋代人，晋代人对于魏代的诗不应该不知道作者而称为“古诗”。如果属于曹、王等名家，更不应该不知道。此其二。曹植诗曾受到《古诗》的一些影响，例如《怨诗行》、《浮萍篇》、《游仙》和《门有万里客行》等篇都有用《古诗》或仿《古诗》词句的地方。显然《古诗》应在前。此其三。由于上述理由，我们相信近代一般文学史研究者的看法，《古诗》应是东汉桓帝、灵帝时代的产品。不过这也是大概的说法，《古诗》各篇的风格虽然大致相近，终究不是一人一时之作，很难说其中没有少数诗篇略早略晚于桓、灵之世。尤其是建安时代，紧相衔接，现存的建安诗和《古诗》相似的也不少，《古诗》中杂有少数建安时代的作品也并非绝对不可能。《古诗》中既有许多曾经入乐的歌辞，它们在传唱中也许屡经润饰。郑振铎先生怀疑《十九首》到建安曹、王之时才润饰到如此完好（《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这也是可能的。【未完接下】
[二]这两句属于《古诗十九首》中的《回车驾言迈》篇。

【接上】
《古诗》中杂有少数民歌。这也是从内容和语言可以辨别的。象《十五从军征》和《上山采蘼芜》所反映的生活都属下层，语言风格具有民歌的特征，和乐府中的“街陌谣讴”没有分别，断非文人所能模仿。这类诗，本书虽从一般选本惯例，列在古诗，注中已说明它们和一般古诗的区别。上文已经将她们作为乐府民歌的例子来举述了。
《古诗》的大多数虽是文人之作，但因为它们是模仿乐府民歌的，题材并没有超出乐府民歌中最普遍的相思、离别、客愁和一般的人生慨叹等等。《古诗》也常常套用乐府民歌的句子，如“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浮云蔽白日”、“弃捐勿复道”、“客从远方来”等等。有些《古诗》可能是根据民歌加工改写的，痕迹显明者如《生年不满百》篇，将原系杂言的乐府民歌《西门行》改为五言。正如《玉台新咏》所载的《飞鹄行》把杂言的《艳歌何尝行》改为五言。模仿与加工改写就是民歌过渡到文人制作的一般过程。【未完接下】

二
魏、晋两代共约二百年，这时期是五言诗发展的重要阶段，是文人五言诗优良传统构成的关键时期。
紧接着《古诗》时代的是建安时代。建安文学以曹氏父子为中心，其他重要作家都是曹氏的僚属。“七子”中除孔融和阮瑀之外都活到公元二一六年曹操立为魏王以后。曹操本人既算作魏代诗人，其余作者自当放在魏代叙述。
建安诗人写作了许多乐府歌辞，从民歌吸取营养，五言的抒情诗是他们的作品中的主要部分。其中有些和《古诗》很相近，例如曹丕的《漫漫秋夜长》、《西北有浮云》，曹植的《明月照高楼》、《浮萍寄清水》等篇都和《十九首》相似。不过总的说来，这两个时代的诗歌风格是不同的。
关于建安诗歌，《文心雕龙》总括地说明道：“文帝、陈思、……王、徐、应、刘，……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明诗篇》）又道：“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时序篇》）作为建安诗风格特征的正是这“慷慨任气”，而《古诗》的风格，如果同样用《文心雕龙·明诗篇》的话来说明，就是“怊怅切情”。【未完接下】

【接上】
建安诗的慷慨有两种主要的内容：一是对于乱离中人民疾苦的悲悯之心；一是要求澄清天下，建功立业的热情壮志。前者在那些具体叙写丧乱的诗中表现得最明白，如曹操的《薤露行》、《蒿里行》，王粲的《七哀》都是。后者表现于那些忧时与自述的诗句。例如曹操《秋胡行》道：“不戚年往，忧时不治。”《步出夏门行》道：“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曹植《鰕【鱼旦】篇》道：“高念翼皇家，远怀柔九州。抚剑而雷音，猛气纵横浮。泛泊徒嗷嗷，谁知壮士忧！”《薤露行》道：“人居一世间，忽若风吹尘。……怀此王佐才，慷慨独不群。”这些慷慨之音，不但反映了社会的丧乱，也反映了这个时代文人的积极精神。用曹植的话说，正是所谓“烈士悲心”（《杂诗》），和《古诗十九首》中的那些哀怨显然是不同了。建安时代社会大动乱尚未平定，和还处在暴风雨前夕的桓、灵之世不同。建安作家是半生戎马或备历忧患，能深深体会时代苦难的知识分子，和仅仅因为处在衰世而彷徨苦闷或因漂泊失意而忧伤慨叹的《古诗》作者也不同。因此反映在他们作品里的情调，有上述的差异，是不难理解的。【未完接下】

【接上】
曹植由于政治上受压抑的特殊遭遇，要求表现才能，要求从“圈牢”中解放和要求传名后世的心特别迫切。因此产生一些求自试的诗，歌颂游侠的诗，或借游仙、咏史、赠别及寓言表示苦闷、发抒抑郁的诗。这些诗也往往带着强烈的感情，表现鲜明的个性。
建安诗比较《古诗》题材更丰富，境界较阔大，这些是显而易见的。在曹植的诗中有了诗人自己的“我”，有了更华茂的词采，这都是作家诗的特色。不过在曹植的笔下依然保存着闾里歌谣刚健清新、明白诚恳的本色，不致因为运用“雅词”而致柔弱，或丧失自然。曹植也有些五言诗和《古诗》相近，上文已经举例了。他的赠别诗和所谓苏、李诗也有很相似的，《赠应氏》第二首尤为显然。语言风格的自然是这些诗的共同特色，它们所属的时代本来相去不远啊。
钟嵘《诗品》认为《古诗》和曹植的诗都“出于国风”，如果这话的意思是说它们导源于民歌，却是不错的，它们都和汉乐府民歌有密切的关系。不过它们也都受到《楚辞》的影响。除开词语的沿用不论，《古诗》里那些“失志”之作（如《明月皎夜光》等）就通向《楚辞》，其独语、叹喟的情调近于《九辩》。曹植诗中的《盘石篇》和《游仙》诸作，命意都象《远游》。其余忧谗畏讥、牢骚哀怨之作也通向《楚辞》。五言诗从《古诗》到曹植，再进一步到阮籍笔下，文人化的程度加深了，《楚辞》的影响也更加浓重了。【未完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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