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包庇地主分散田地、开地主会议。
　　事情还要从头说起。前文已述，青阳中学的校舍在日本入侵时被毁，抗战胜利后，校董会就致力于重建校舍。1947年9月，在各董事的支持下，新校舍建成。此后，由于学校持续发展，学生人数增多，又准备添办高中，因此，学校经费一直都比较紧张。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校董会成员的刘汉荣、洪福楣、洪福荣、洪福祺等人分别决定向学校赠送田产，校董会自是欣然接受。但是“因我们在习惯上素重信义，遇事一言为定，对于校产之捐赠与接收，向不重形式，故少正式文件，在手续上我们是犯了粗枝大叶的毛病”。正是这一点，造成了许多麻烦。
　　政府方面认为，刘汉荣、洪福楣、洪福荣、洪福祺等人捐赠土地是在1949年7月的校董会上。判决书上说：
　　“两被告曾于去年七月间去沪勾结不法地主洪福荣、洪福祺、洪福楣、刘永康等四户，藉口地主开明，以田三百二十余亩赠送学校，阴谋代替地主分散土地，当即收受不法地主所有单据携回。”
　　判决书有一个基本的错误，即刘永康已于1935年去世，与本案根本无涉，捐赠土地的是其子刘汉荣。
　　当时，苏南区的土改正在逐步展开，不少人害怕自己被划为地主，纷纷以各种方式分散土地。政府方面显然认为本案也是如此。
　　青阳中学方面认为不是。他们指出，洪刘二氏捐赠土地，均在解放前，也即在谢家玉担任校长之前，“包庇地主”一说自然无从谈起。
　　青阳中学全体教职员会的书面报告中说：
　　“本校田产关于刘永康氏所赠者，远在民国三十五年，有租摺可据。至于洪福楣、洪福荣、洪福祺等三人所捐予本校之田亩，系在三十七年五月，有包契纸上签条可资证明，该田契据向存校董会，去年暑假始由校董会交给校长带回校中，由此可知，刘洪所赠田产均在解放之前。”
　　校董会在其申述书中也说：
　　“本校接受刘氏捐赠田地，系在一九四六年（民国三十五年），接受洪氏捐赠田地，系在一九四八年（三十七年）。所有田亩，校方曾加整理，列有清册，可资查档。”“刘洪两氏都是本会校董”，“其捐赠本校，意在帮助学校经费，纯为公益性质，时间均在解放前，而且都在谢校长接手以前，不能说是‘包庇地主’。”
　　政府方面对于青阳中学方面指出的租摺、包契纸上签条、清册等证据完全漠视。而以谢吴二人的供词及捐赠田地的单据均在1949年8月由谢家玉带回学校这一事实为由，指校董会的申述纯属“谎言”。王鹏在其复电说：
　　“刘氏捐赠田，曾在四六年谈起一句，并未实行。前任校长吴文涌供称，解放前他未接到刘氏捐赠之田地，去年七月间以后才由谢家玉从沪携回单据。洪氏捐赠之田地，解放前就从未谈起，吴谢供称均系四九年七月校董会讨论决定赠送，单据均于去年八月初旬，由谢家玉从沪携回。查我军渡江后，去年夏征及借粮均为洪氏所缴纳，并有谢吴二人之供词查考，证实洪刘二氏捐赠田地是解放后，已无疑义。校董会申述，显属谎言。”
　　如果王鹏县长仔细研究一下校董会的中述书的话，就会发现他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校董会说：“校产主权，依照惯例，一向是由校董会掌握的。但以本会董事多分散外埠经营工商或从事文教工作，无暇过问，对于校产进出，事实上非由学校就地管理不可。故在前校长吴文涌任内，即委托其经营，遂少过问。近因吴前校长对于校产处理情形少有报告，不无疑虑。故一九四八年洪氏所捐田亩即未交其承办，而于去年暑假后转交谢校长管理。”
　　可见，由于校董会对吴文涌有怀疑，因此，洪氏捐赠田的问题并未告知，而到谢家玉接任后才由其将单据带回学校。这一层，谢吴二人显然都是不知道的，故二人的供词不足为证。而刘氏所赠田既在1946年就已谈起，那时候自然不知道以后要土改、要划地主。所以，刘氏赠田的目的也不是为了分散土地。
　　王县长又指出，1949年7月28日青阳中学在上海召开董事会议，只有洪刘赠送土地事“在记录上并未记载”，认为这是一次“地主会议”，是为了“分散土地”、“破坏土改”而召开的。他说：“据谢之供称，去年七月二十八日上海校董会即谈起研究该项赠送田地事。查校董会议录上，其他问题均列入笔录，唯赠田地一事，未列入一言，足证明该校董会有计划的来分散封建土地，逃避合理负担，非法出卖土地，破坏土改。”
　　实际上，会议主要是讨论谢家玉接任校长及添建校舍等事。教职员会说：“所云去年七月二十八日在上海开地主会议，实际校董会之误，出席校董均系工商界、文化界、教育界人士，所议为学校行政问题，有校董会会议录可查。”…校董会说：“去年七月二十八日，本会为添建校舍等事，在上海召开会议，出席校董均系本乡旅外工商文教界人士，所议各项均有记录，并经印发，可以查阅，所云‘开地主会议’显属误会。”
　　如上所述，刘洪二氏赠田均在新中国成立前，1949年7月校董会已不用再来研究赠田一事，当时应该只是将相关单据交予谢家玉而已。且此次校董会议的召开主要是决定谢家玉担任校长事。会议记录没有赠田一事，亦属正常。如果校董会在谢家玉初来乍到之时就图谋“破坏土改”，那才是不正常。
　　至于说“夏征及借粮均为洪氏所缴纳”，也是有原因的。校董会说：除校基等地外，“其余田地，照当时一般情况，均由佃户代缴，于租额内扣算。（实际上全部校产去秋未收粒租）去年夏征时，洪氏捐赠田地部分，因租项不敷，且曾商由洪氏补之，免除校方措缴的困难”。洪氏赠田是为了帮助学校经费，若因缴纳夏征及借粮而使学校经费陷入困难，则失其本意，所以校董会决定由洪氏缴纳，也是情理之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