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上面这样的计算并不合理,根据不同的口径,一般认为债务在40-100%之间。中国地方政府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比率,而在于无法约束且不可持续。在现行的政绩考核制度下,gdp和财政收入影响官员升迁,所以官员倾向于基建投资,即拉动gdp又增加财政收入。而由于分税制,地方政府事权大财权小,资金极度紧张,大部分收入要依靠土地出让金。那么既能增加土地出让金,又能有利于政绩考核的基建就成了官员的理性选择。所以只要考核体系不变,税制不变,地方政府始终有加大基建投资的冲动。
地方政府投资的这些基建项目,收益率是非常低的,比如地铁,全世界就只有香港地铁是能盈利的,而且是微利,剩下的一概需要政府补贴。而投资收益率低,就导致了项目本身的收益不足以偿还贷款本息,那就只有依靠基建上去之后带动周边房价上升,通过额外增加的土地出让金来偿还。这样,土地出让金能否一直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就成了现行地方政府投融资模式能否持续的一个关键。
但问题在于土地是有限的,虽然可以通过扩大城市规模来增加土地供给,但离市中心太远的位置房价未必有足够高的上升空间。而现在的房价也已经高到了影响民生的程度,再高普通民众未必还能承担。而且,随着人口拐点的临近,房产的需求也未必能保持旺盛。更何况,像其他产品一样,房价也是会随着市场起伏波动的。因此,土地出让金的稳定性是值得怀疑的。
然而,房价可以波动,但政府支出具有刚性。且不说官员本身不希望支出减少,那些基建项目一旦上马,如果现金流断了,那就会成为烂尾楼。而其他方面的政府支出也都不是说削减就可以削减的。所以房价一跌,土地出让金减少,地方政府没有钱还,最终要中央政府买单。如果买单,那么就给力地方政府一颗定心丸,举债有了gdp财政收入,政绩是自己的,出了事情中央政府不能不管,这就产生了道德风险,鼓励了地方政府的举债行为;而如果不买单,地方政府还不了钱,最终买了理财产品的居民利益受损,本来他们期望的是能够替代储蓄的,有国家信用担保的理财产品,现在财产受损了,就可能闹事,影响社会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