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复：这是个安静的地方

十年将至，到底这么做对还是不对，我在心里已经过了好几个来回，还是没有最终的答案。只是我必须承认，当年面对医生的辩解，一部分是要隐藏自己的无能。那时我说出的只是自己的皮毛，这些孩子之间的感情复杂远超过节目的描述。
节目里，我们只叙述了因聚会流言而起的故事，但我和老范还知道另外一些细节，这个年级里有很多学生喜欢苗苗，用皮筋勒住苗苗脖子的男孩总是在上课的时候摸她的胳膊和头发……苗苗最反感别人摸她的头发，告诉了小杨，小杨揍了这男孩。
小杨是班上年纪最大个子最高的男生，他十四岁了，苗苗叫他“哥哥”。
在自杀之前，他们吵过一次架，因为苗苗认了另一个保安做“哥哥”，小杨不再理她。她请求原谅，在一个小巷子里遇到，苗苗拦住他说“对不起”，他不理她，往前走。她从地上捡起块砖，砸到自己额头上。小杨说:“血和着砖灰留下来。”他没停脚，继续走了。
后来他才知道，苗苗转身回到操场，到处都是学生，她当众下跪，说:“我对不起杨……”也许她认为只有以这种方式羞辱自己，才会被谅解。
那个出事的聚会上，一个喜欢苗苗的男孩要抱她，小姑娘不愿意。小杨对苗苗说:“让他抱。”
或许是为了让他原谅自己，这个姑娘听从了。她是在自己喜欢的男生要求之下，被另一个男生拥抱，也许还有更进一步举止的时候，被外人看到了。
故事还不止于此，那个聚会集中了几乎全部的情感冲突……那个在我们采访时电话通知宣传部的小姑娘，是当初签了“有难同当”的六个女生之一，她跟苗苗的漂亮和成绩在伯仲之间，聚会上，她当着苗苗的面向小杨表示好感……更细密的人性真相紧紧压裹着，不可能在九天内剥开。
服毒的当天下午，苗苗被男生欺侮后，从操场回到教室，趴在小杨的座位上哭泣。之后，她向小杨要了一张照片，说:“谢谢你实现了我最后一个愿望。”她在桌上刻下了“519”，对小杨说“莫忘五月十九日”，转身离开了学校。
小杨跟我说这些细节时，一再问我:“是不是真的是我害死了她？”我无法回答，但看得出他深受这个问题的折磨。
将近十年后，再看节目，一个镜头拍到了他的笔记，有一行字，我当年没有留意到，“她和我别离了，可是她永远的活在”，字写到这儿停止了。
这些年，我和老范对这事耿耿于怀，就因为这些没能弄清讲明的真相，怕说出这些孩子间的情感纠葛，会让观众不舒服和不理解，也许还会觉得

“才十二三岁怎么会这样”……虽然大家十二三岁的时候，又与他们有什么两样。
它们没有被呈现，这是一个新闻媒体的“政治正确”。我们叙述了一个事情的基本框架，但只是一个简陋的框架，以保护大众能够理解和接受这个“真相”。
日后我看到托尔斯泰说，他在构思《安娜·卡列尼娜》的时候，原型是新闻里一个女人做了别人情人后卧轨自杀的故事，最初安娜在他心中极不可爱，她是一个背叛丈夫、追求虚荣的女人，他要让她的下场“罪有应得”。但写着写着，他并没有美化她，只是不断地深化他，人性自身却有它的力量，它从故事的枝条上抽枝发芽长出来，多一根枝条，就多开一层花，越来越繁茂广大。安娜的死亡最终超越了小市民式的道德判断，在人的心里引起悲剧的共鸣。
对人的认识有多深，呈现才有多深。
做这期节目的时候，我对人的了解还远远不够，只下了个简易的判断。

张洁总担心善良的人做不了刚性调查，但身边这些人让我觉得，其实只有善良的人才能刚性。善良的人做“对抗性”采访，不会跃跃欲试地好斗，但当他决定看护真相的时候，是绝不撤步的对峙。

第四章 是对峙，不是对抗

二〇〇三年九月，张洁搞改革，“调查性报道”成为“新闻调查”的主体，以开掘内幕为特征，采访会很刚性，开会的时候他发愁:“柴静跟我一样，太善良了，做不了对抗性采访。”
老范接下茬:“都不见得吧？”
“真的，她台上台下都是淑女。”一屋子人，只有老张见过我怯懦的时候。
“她？”天贺笑得直喘。
这帮坏蛋。
新同事都是非典时才认识我，那时我刚从烂泥境地拔出脚，沾了点轻度躁狂，带着矫枉过正的活泼，上楼都一步两级，沿着楼梯上指向“新闻调查”的箭头一路跳上去。还是我爸最理解我，说:“就像我们手术台上的病人，麻药劲儿过去了，话特别多，抑郁很容易转成亢奋。”

这种虚亢上阵交手，一招就溃败。
一个医院监听120电话，违规出车抢病人，病人死亡，取证时只拿到一段出车抢人录音。家属一直怀疑延误了治疗时机导致死亡，但病历拿不到，时间任务重，我赤手空拳，又必须一试。机器架起来，我坐在医院负责人的对面。
他四十多岁，见了镜头不躲也不紧张:“坐，问吧。”
他浑身都是破绽，但我就是点不到要害。他承认违规出车，但认为违规出车和病人死亡之间没有必然关系。医疗是非常复杂的专业问题，你可以无限怀疑，但事实弄不清，这节目就是废的，说什么都没用。我只是一个记者，没有他的允许，不能掀开他家里的帘子去看看后面有没有人，不能使用超常的技术手段，虽然他左口袋的手机里可能就有那个事关秘密的号码。
采访了一会儿，他直接把胸口的麦克风拔下来，站起来说:“我没时间了，需要去休假，车就在楼下。”
我失魂落魄走到楼梯口。他把我叫住，从楼梯高处把我落在桌上的采访本递过来，突然一笑:“你忘了东西了……怎么，比我还紧张？”
失败感比口含硬币还苦。

史努比当时主持评论部内刊的一个“圆桌讨论”，大家谈我，最集中的意见就是能不能做好刚性采访:“她的神态时刻在告诉对方，坐在你对面的是一个林妹妹，但也许这是她个人的特点，我说不好。”
另一个人说:“是，老觉得她像个电台夜间节目主持人，要像你倾诉点什么。”
史努比落井下石:“她的一些动作我倒是记得挺劳。忽闪大眼睛也好，一媲一笑也好，捋个头发什么的，她可能是没意识的，但是观众能意识到，就被这些干扰，我觉得在这些细微的地方应该有意识的收敛。”
气得我——谁忽闪你了谁忽闪你了？我那是隐形眼镜老干涩行么？
但别人没看错，非典的时候冒死不难，提一口气就够了，生活却是呼吸不绝。天性里的那点怯弱，像钉子一样钉着我。小时候看到邻居从远处走过来，我都躲在墙角让他们过去，打招呼这事让我发窘。我妈看着我直叹气。
一直到长大成人，生活里碰到厉害的人，我就走避，不搭讪，不回嘴，不周旋，只有跟孩子、老人、弱者待在一起，我才觉得舒服。我觉得我就像《史努比》漫画里的圆头小子查理·布朗，连条小狗也管束不了，每次上完露西的当，下次还吃亏。明知“吱吱叫的车轮才有油吃”，就是开不了口。
电视台新闻组里有自己的女性传统，前辈介绍的经验是:“除了去厕所的时候，永远不要意识到自己是女人。”同事们老拿我在双城的采访开玩笑，说这是“泣声采访”，他们观望我:“这种路数能不能干好硬新闻？”
史努比倒又说回来了:“她以前挺吃力，但她有一种对人的关注方式，她的成长会有个不变应万变的过程，也会找到自己的位置。”
哼。

我知道问题不硬的根本原因不是头发和表情，是我不懂，不懂就被糊弄，稳不住。
一开始采访农村征地问题，我连农村土地和城市土地适用的是不同法律条款都不清楚，张洁不管我，也不教我，出发前不开编前会，也不问我要采访提纲，出差在外都不打电话问一声进展怎么样。我真不知道他怎么敢冒这个险，调查性报道全靠现场挖掘，但凡有一点记者问得不清楚，后期怎么补救也没用。
我自己沉不住气问他:“你也不担心啊？”
“你们不求助就说明顺着呢。”他笑。
“那我丢了调查的人怎么办？”
他又一笑:“大节不亏就好。”他要我自己多揉搓，把头脑里的疙瘩一点点揉开，揉出劲道。
别无他法，晚上，我左手拿着专家联络表，脖子夹着手机，右胳膊按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趴在满床的材料上看一夜。心智平平，相关的法律法规要像小学生一样，一条一条在本子上抄一遍才能记住，青苗补偿费的数据挨家挨户算一遍，问题列出来，想象对方会如何回答，一招一式怎么拆解，笨拙地双手互搏。
看一会儿材料看一下表，就怕天亮，就怕天亮。过一会，鸟叫了，越叫越密，我气急败坏，忍者心里刺动往下看，再抬头天色薄明，清晨六点，街声都起来了。胳膊撑在床上已经打不了弯，龇牙咧嘴的缓一阵子麻痛，洗脸吃碗热米线去采访，知道这么青面獠牙的上镜不好看，顾不上了。

我用了书面语，再问:“你们保证你们的态度是真实的吗？”
“保证！”他们齐声大喊。
“现在请你们举手表决，支持王玉峰的请举手。”王玉峰是他们一方的候选人。
都举起了手。
我缓缓地清点，在这种电视上才有的正式口气里，现场寂静无声:“……二十三，二十四，好，请把这个数字记录下来，二〇〇三年九月二十一日，下午三点，老窑头村，二十四人参与，二十四人举手，二十四人支持王玉峰当选。”
“现在，把手，放下。”我第一次用这种口气对人说话。
所有人驯顺地放下。
“原地，”我说，“解散。”
“哗”一下，都散了，带着满意的神情。

最练人的都是遭遇战。
偷拍机派上了用场，但岁数跟我差不多，没有专门的话筒，机身已经老的不行了，转起来“嘎啦嘎啦”响，录下来的都是它自己转的声音。用的是老式磁带，过一会儿就得换带子。磁头接触不良，只能拿胶布贴上，每过十分钟，就得神经质地去看一趟到底录上了没有。偷拍的时候，我只要看到摄像席鸣脸色一变，站起身说“请问洗手间在哪里”，就知道话筒又掉了，只能像对方解释他拉肚子。
有次拍房地产黑幕，拍了足足四十分钟，回来一听，只有电流声，只能再去一趟。人家看见我，叫得很亲热:“姐，你怎么又来了？”让人难受的，不是冒风险，而是面对这个热情，还得把问过的问题变着法再问一遍，还不能让他起疑心——哪本教科书上教这个？
也有丢人的时候，有次去重庆调查公交车连续事故，拿着这机器去交警队，他们说事故调查报告“能看不能拍”。
我用身子遮着，席鸣把报告拿过来，装模作样地看，拿夹在胳膊底下的公文包式的偷拍机晃着拍。
交警队政委托着腮帮子看了我们一会儿，一脸怜悯，

金链子问我:“你们干嘛的？”
“记者。”
“来干什么？”
“接到新闻线索来调查。”我看了一眼摄像李季，知道他肯定在拍。
“谁给你的线索？”他肚子快顶着人了。
“观众。”我问他:“您是谁？”
他楞了一下。
“谁让您来的？”
“我兄弟……朋友。”
提供新闻线索的人说过，这些黑社会背景的人有枪，他见过。但我知道这些人的目的不是要伤害我们，只是要赶我走，我的目的也不是当场把他们扭送公安，是要把他拍下来。
扯平。
这一小会儿，经理已经在掩护下撤退了，他们也准备撤了。公司空空如也，我只好代尽主人之谊，客气送他们到电梯口:“知道经理去哪了告诉我们一声。”他们相互对视，哈哈大笑，电梯关上了。
以前这些可能被视为无关的花絮舍掉，老范编辑时把这段和《无间道》里的电梯镜头对接，我问熬夜编片感觉如何，她说“太快乐了”。
做调查性报道，出发时能不能做成没一点着落，回来后能不能播出没一点把握，但出差回到办公室围坐一圈，摄像老陈强给我们泡铁观音，一把壶摸的油亮油亮，银白的水高抛一线，烫完一圈紫砂杯子，砂绿的茶叶在沸水下寸寸挣开赭红的边，他慢悠悠地:“你看玩电脑游戏的孩子，什么时候说过自己累？有乐趣的人从不说累。”

调查性报道大旗一张，多来刚猛之士。
小项从安徽来，善良近于讷，线条至刚，两只大眼直视，走路也都是直线，走到折角处拐一个漂亮的直角。每日斜坐办公室最内角，不哼不哈像只秤砣。抛下一岁多的儿子来京只为做调查性报道，选的题很多都是知其不可而为之。
调查现任官员洗钱时，他找到的知情人逃亡已久，家里门窗被砸烂，弟弟每天把斧头放在枕边睡觉，在与几个不明身份的人打斗中，刺中了其中一人被拘捕。我们去上海取证知情人当初曾被挟持的经历，证据有，但是警方很狐疑地看看她，说当地有人不久前说过，这个女人一旦在上海出现，要立刻通知他们来带人。警察起身要打电话，一出门，小项拉着知情人噌地站起来，从后门走了。在最近的长途汽车站，坐上最快的一班车。一直到夜里，绕了百里路，才回到我们住的酒店。
那是上海一家有上百年历史的饭店，层高四米，长走廊，黑柚木的地板上了腊。一到晚上地板开始变得吱吱呀呀的，远远的好像听不清的人的呼叫，还有老房子里奇奇怪怪的各种声音。临睡前，江上的汽笛也让人不能安心。
夜里，我坐在床上，靠着窗，听见知情人在隔壁冲洗的声音，才觉得安心一些。突然水声停了，一秒钟后，我认为自己听到了清楚的枪声，又是一声。
我陡然从床上坐起身，第一反应是想翻身伏在床下，立刻觉得没有什么用，便僵在床上，舌苔是干的。我打电话给小项，他稳稳当当地说了声“我去看看”，核实她安全之后，我嘴里的干燥还久久不去。

这个节目搓磨得很。小项后来为了省经费，向领导要求自己花钱出差。有一条下雨，他湿淋淋的来台里，问他才知道，连坐公共汽车的钱都不舍得了，就这样他还带楼下来反应情况的老人去食堂吃碗饺子，又买了十几张大饼让人家带在路上吃，说:“调查这样的节目，不能做的让人汗颜。”

我偶尔路过机房，看见三十多盘带子堆在床上，小项一脸浓胡子，一杯残茶，已经不眠不休熬了好几个通宵。那时候用的还是剪辑机，屏幕上是采访的画面，为了把一句采访剪辑好，得反复用旋钮拧来拧去，定位很多次，人的脸和画就这么前前后后，快退快进，很长时间才能剪好一句话。我正要问“那你认为哪里安全”，坐我对面的知情人说:“你们的镜头前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
我看着这段采访，能不能采访准确，不是能不能完成工作，或者有乐趣这么简单，这事关人的性命，我要是问得不准确，不配坐在这椅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