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复：这是个安静的地方

我的新偶像是意大利记者法拉奇，她的采访录被我翻的软塌塌，在我看来她是史达琳的现实版——一个从不害怕的女人。
二战，美国飞机轰炸佛罗伦萨时，她还是个小孩子，蜷缩在一个煤箱里，因为恐惧而放声大哭。父亲狠狠地掴了她一耳光，说:“女孩子是不哭的。”她日后写:“生活就是严峻的经历，学的越快越好，我永远忘不了那记耳光，对我来说，它就像一个吻。”
采访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谈到妇女不能像男人一样上学、工作，不能去海滩，不能穿泳衣时，她问:“顺便问一句，您怎么能穿着浴袍游泳呢？”
“这不关您的事，我们的风俗习惯与您无关，如果您不习惯伊斯兰服装您可以不穿，因为这是为正当的年轻妇女准备的。”
“您说的太好了，既然您这么说了，那么我马上就把这愚蠢的中世纪破布脱下来。”她扯掉为示尊重而穿上的披风，把它扔在他脚下。
他勃然大怒，冲出房间。
她还不肯罢休:“您要去哪？您要去方便吗？”她长坐不走，连霍梅尼的儿子乞求也没用，直到霍梅尼以《可兰经》的名义发誓他第二天会再次接见她，她才同意离去。
真带劲。
她采访以色列的沙龙，指控他轰炸平民:“我亲身经历了咋们这个时代所有的战争，包括八年的越战，所以我可以告诉您，即使在顺化或河内，我也没有见过像在贝鲁特发生的那么惨无人道的轰炸。”
他抗辩说他的军队只轰炸了该市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基地。
她说:“您不仅轰炸了那些地区，而且轰炸了闹事市区！”她拉开皮包，取出一张照片，是一堆从一岁到五岁儿童的尸体，“您看，最小的孩子身上没有脚，最大的孩子失去了小胳膊，这只无主的手张开着，像在乞求怜悯。”
沙龙在这次采访结束时对她说:“您不好对付，极难对付，但是我喜欢这次不平静的采访，因为从来没有一个人像您一样带着那么多东西来采访我，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像您一样只为准备一次采访而甘冒枪林弹雨。”

过了一阵子，就没人说我厉害了，因为组里来了新人。
第一次见面，嚯，这姑娘，剪短发，一条背带牛仔裤，眼清如水，一点笑意没有。
我俩下班回家，发现走的是一条路，租的房子紧挨着。过马路的时候，她对我说:“以前你在湖南卫视的时候我挺喜欢你的。”
我刚想扭捏一下，她接着说:“你在‘东方时空’主持的那是什么烂节目啊？”
“嗯……”
她转过头毫不留情的看着我:“那个时候，我很讨厌你。”
姑娘叫老郝。后来对我比较容忍了，大概觉得我笨。我好不容易领点钱，姚大姐千叮万嘱，逼着我当面装在信封里包好，又怕我掉，拿订书机订上口，又怕包没拉链，让我用手按着，临走我还是把黄澄澄的信封丢在办公桌上了。第二天，老郝把钱带给我，压押着我在路上存进银行。柜台小姐问，活期还是定期？
我那么几千块钱，我装模作样地想了一阵，说，定期。
老郝仰天大笑，笑得都跑出去了。
她知道我搞不太清楚定期活期有多大区别，医疗、保险……她都得惦记着，我和老范从此有人管，蹭在老郝的小房子里，厨房小的进不去人，老郝一条热裤，两条长腿，围个围裙，做泰国菜给我们吃，拿个小银剪剪小尖椒圈，脚底下放着一盆鲜虾:“今天好不容易买着鱼露。”我和老范倒在藤椅上，喝着蜂蜜水，手边水晶碗里是金丝枣，硬纸叠的垃圾盒让我俩放核。

“老郝。”
“嗯？”她在厨房应。
“我要娶你。”
“滚。”
采访的时候她总冷眼看着我，刚开机她就叫“停”。
“你那个——”她指指我手腕上戴的很细一支的银镯子，我穿着白衬衣，想着没人会看见。“你不戴，没人不高兴，”她说，“你戴了就可能有人不喜欢。”
我摘下，之后不在工作时候戴首饰。

陈虻有一次跟我讲，日本横纲级的相仆选手，上台的时候，两人不交手，就拿眼睛互相瞪，据说胜败在那时候就决定了。两刃不相交，就靠意志。整整一天，我们没有出宾馆的门，敲门也不开，当天的日记里我写:“交战之前，明知他腰里有银子，但被衣衫盖着，不知道该怎么出剑，但经验告诉我，那就别动。风动，树梢动，月光动，你别动，就会看到端倪。”
第二天傍晚，公安局的同志打电话来:“他向组织坦白了。”
再见局长的时候，他的眼镜已经摘了，眼球上一抹一抹的红丝，他说我想抽根烟。给了他一根。他抽完，承认了，他弟弟和另一个嫌疑人是他从山东警方手里以江西有案底为由接回，之后私放，让家属对外宣称死亡。
我问他跟他同去山东接的还有哪位警察，他久久地沉默。一个人是不能办这个手续的，我再问:“有没有跟你去山东？”
“没有。”
膝盖上的手机响了，是老郝发来的短信:山东警方提供介绍信号码。我把这个号码写下来，递给对面的人:“这是你开的介绍信号码，信上有两个人的名字。”
他叹口气:“他年轻，我不想他卷进这件事。”
我说:“那你当时为什么让他卷进来呢？”
他再长叹一声。
采访完，老郝正立在山东潇潇大雪里，攥着手机默等我的消息。跌跌撞撞的土路尽头，看到一段赤金灼灼晚霞，李季下车去拍它，我给老郝发了一个短信:“赢了。”

我能说我是真的真的已经很坚持了吗？这两天忙翻了。

二〇〇六年，一家杂志采访我，封面照片看得我吓一跳——怎么变这样了我？穿一件男式咖啡色衬衫，卷着袖子，叉着胳膊，面无表情看着镜头。好家伙，铁血女便衣。底下标题是“新闻戏剧的主角”。崔永元劝过我一次:“你不适合调查，跟在别人后面追，那是疯丫头野小子干的事，你去做个读书节目吧。”他怕我有点逼自己。
我深知他的好意，但文静了这么多年，一直泡在自己那点小世界里头，怕热怕冷怕苦怕出门怕应酬，除了眼前，别无所见。有次看漫画，查理·布朗得了抑郁症，露西问:“你是怕猫吗？”
“不是。”
“是怕狗吗？”
“不是。”
“那你为什么？”
“圣诞节要来了，可我就是高兴不起来。”
“我知道了，”这姑娘说，“你需要参与进这个世界。”
是这意思。过去当主持人的时候，我爸天天看，从来没夸过，到了“新闻调查”，做完山西贿选那期后，电话里他说:“嗯，这节目反应了现实。”

长天大地，多摔打吧。大夏天四十度，站在比人高的野玉米地里采访，小腿上全是刺痒，我以为是虫子，后来发现是汗从身上不停地往下流，逼着你无法磨叽和抒情，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踩实了飞快往前走，采访完满脸通红走到阴凉里头，光脚踩在槐树底下青砖地上冰镇着，从旁边深井里压一桶水上来，胳膊浸进去捞一把出来洗脸，一激灵的清凉。
那几年就是这种盛夏才有的干燥明亮，之前青春期湿哒哒的劲儿一扫而空。
我一个猛子扎入这世界，一个接一个出差，连气都不换，直到有一天，蹲在西北玉米地边的土墙上，等着天光暗一点录串场，饿了，一个毛头小男孩拿个大馍从我脚下经过，“小孩儿，给我们吃点。”
他扫我一眼，一步不停边啃边跑。
过了一阵子，墨绿的玉米地里，远远两个点儿，黑的是他，还有个红的，跑近了是他姐，拿了一塑料袋胖大的馍，还有一小袋猪头肉，和三四根娃娃胳膊粗的黄瓜。
我接住大馍一掰，热气一扑，长提一口气，一口下去，手都颤了。那一下，便是水里一抬头，换气一刹那看见自己，蹲在田地中间半垛窄土墙上，为爬墙脱了鞋，光脚上都是土。傍晚风暴快来满天黑，只有长云的底部痛痛快快一抹鲜红。

@bdtb1216 你这两天死了吗？

第五章 我们终将浑然难分，像水溶于水中

经验拿好，别掉了。

节目播出后原戒毒所所长被捕。但有人说:“自从柴静去了新闻调查，节目就堕落到了去拍网站新闻的最底下一行。”意思是你们不去拍时政新闻，却去关心边缘人群，无非为了耸动，吸引眼球。
赵铁林当年拍三陪女的时候，也被人这么说过。看到他的照片之前，我对这个题材也不关心，我知道这些女性存在，但觉得她们与我无关。
但通过他的眼睛，我看到十六岁的阿V抱着小猫嘻乐，不顾排队等着的男子，她发高烧的时候坐在板凳上举着虚弱的头，托着腮听老嫖客讲人生道理，看着她挣了一笔钱去跟自己供养的男朋友吃饭，张开双臂兴高采烈的样子，她在月光下侧脸看我的眼神，让我感到她的存在。
知道和感觉到，是两回事。
当年看照片时我写过:她的目光一下一下打在我的身上，让我感到疼痛的亲切。
来到“新闻调查”后，我下意识里寻找像阿V这样的人——那些我知道，但从没感到他们存在的人。

我们在广西找一个被超期羁押了二十八年的人。看守所在山里，不通公路，要步行五公里。大毒日头晒着，走到一半，豪雨兜头浇下，没遮没避，腿上全是小咬留的鲜红点子。摄像的皮鞋底儿被泥粘掉了，扛着机器斜着身子顶着脚尖往前走。
他叫谢洪武，父亲当年因为是地主，被斗死了，他三十多岁一直没成家，有天放牛，大喇叭里突然喊，蒋介石投反动传单啦。大队里有人说，看见他捡了一张。从此他一直被关押在看守所。从调查卷宗看，除了一张一九七四年六月由当时县公安局长签发的拘留证外，无卷宗，无判决，无罪名，无期限。
他被关了二十八年。
我们去的时候，谢洪武已经在人大干预下，解除关押，被送到一家军人疗养院。关押他的囚室被拆了，长满到我膝盖的瓜蔓，漆绿的大叶子上刺手的绒毛，野气森森。地基还在，我拨开杂草，大概量了一下，一米五宽，不到两米长，刚够躺下一个人吧。这样的牢房有三个，都是关押精神病人的。我问看守所工作人员，这个牢室有窗吗？他们说大约两米高的地方有过一个窗。从这个窗看出去，是另一堵墙。
从看守所出来之后，谢洪武获得六十多万的国家赔偿。但他年过六十，没有亲人，村里的房子拆了盖了学校，只能在军人复员疗养院过下去，属于他的物品是一只瓷缸子。医生说刚出来时谢洪武的腰弯的像一只球，各个关节都萎缩了，他不愿睡床上，要睡地上，“由于驼背，四肢肌肉萎缩，躺着睡不着，要坐着才能睡着”。
他二十多年没有与外界说过话，语言能力基本丧失了，但医生说他的有一部分心智是明白的——疗养院的服务项目里有洗衣服，但是他不要，他自己洗。吃完饭，病人的碗都是医院的人洗完了消毒，他总洗的干干净净才送去。采访的时候，我给他一瓶水，他小心的把一半倒进瓷缸子，把剩下一半递给我，让我喝。
我想跟他在纸上谈谈，可他只会写“毛主席”三个字了。
没有办法。我只能蹲在他面前，看着他。他的脸又小又皱，牙掉的没有几颗了，只有眼睛几乎是透明的淡绿色，像小孩儿一样单纯。
他忽然拉着我的手，让我摸他的膝盖，中间是空的。
我再摸另一个，空的。
我吃惊地看着他。
旁边的人说，这是当年被挖掉了。
二十八年，他都在这牢房里头，没有出来过，没有放风，没有书报，大便小便也在里面，他被认为是精神病，但档案里没有鉴定记录，，我采访看守所所长，他说:“都说他是精神病，再说他也不喊。”

但即使是精神病人，也不能关押，所长说:“他已经没有家人了，清理不出去。”村子里，他七十多岁的哥哥还在世，只是谢洪武当年是“管制对象”，哥哥不敢过问他的下落，认为他早起了，年年清明在村头烧把纸。
我问所长:“他在你这儿已经关了二十多年，只有一张拘留证，你不关心吗？这个人为什么被关，为什么没放出去？”
“如果关心他早就放回家了。”
“为什么不关心他呢？”
“我说了，没有那个精力，不问那个事，也是多年的事，好像他是自然而然的，怎么说，好像合法一样。以前几个院长都把他放在疯人室里，我上来还照样。我又管这么一摊子，管他们有吃有喝，不冻死、饿死。早没有想，如果想了早就处理了，有这么高境界，我们早就先进了。”
黄昏采访完夕阳正好，谢洪武和其他的老人，都按疗养院规定在草坪上休息，工作人员拉来一批椅子，让老人们整齐地背对着满天红霞坐成一排，谢洪武弯在藤椅里直视前方，看上去无动于衷，没有意愿。但我还是忍不住跟工作人员说:“能不能把他们的椅子转一下，换成另一个方向？”
他有点莫名其妙，但还是换了。

聚会上，朋友说，你现在做的这些题目太边缘了，大多数人根本不会碰到这些问题。作家野夫说:“那是因为我们已经不是大多数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免于受褥了。”
一群人里有教授，有记者，有公务员，都沉默不语。
王小波说过，你在家里，在单位，在认识的人面前，你被当成一个人看，你被尊重，但在一个没人认识你的地方，你可能会被当成东西对待。我想在任何任何地方都被当成人，不是东西，这就是尊严。
有人半开玩笑半挤兑说:“你们这么拍黄赌毒，再下去的话就该拍同性恋了。”
我说:“确实是要拍他们了。”
他楞了一下说:“这节目我看都不要看，恶心。”
旁边有人听到了，脱口说:“你要去采访同性恋患者？”
有朋友说，他喜欢《费城故事》里律师事务所的那个合伙人:“他可以那么得体的把那个感染艾滋病的同性恋开掉。”他看了看我:“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你不能去要求别人宽容。”
我问:“你理解他们吗？”
“怎么不理解？”他说，曾经有一个同性恋男子向他表白，他从此再不理这人。“就是觉得恶心。”
“为什么你会觉得恶心？”
“反正从小的教育就是这样的。”他可能不太愿意多谈这个话题，脸转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