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最后三年

　　溥仪在位三年。这三年，中国事实上的君主便是这一位摄政王。清朝在入关以后，可谓“以摄政王始，以摄政王终”。
　　载沣学识有限，但有心做好，命运叫他撑持清室于无可救药之时，扮演悲剧角色。
　　他以为逐走袁世凯，重用满人，标榜“预备立宪”，便可以抵住汉人的革命高潮。结果，满人之中没有一个接得了袁世凯所留下的真空。比较能干的仅有铁良和荫昌二人，这两人在他看来却不如胞弟载涛、载洵之值得信任。他创办新陆军(“禁卫军’)，交给载涛负责训练(由毓朗与铁良协助)。他筹办新海军，叫载洵总其成(由萨镇冰协助)。
　　《辛丑和约》以后的清廷，被赔款与外债压得喘不过气。所谓外债，实际上也是(对日本的)赔款而来。没有这两次大赔款，清廷的中央财政早已入不敷出。有了这两次大赔款，便更加困窘，如何谈得到建设新陆军与新海军？怎能有力量办出几件福国利民之事以收拾人心？

　　人心在甲午战争以前，未尝对清朝不利。曾国藩的“中兴”与李鸿章的“洋务”，原已给清朝挽回了不少威望。鸦片战争以来的外侮．也多多少少转移了民众的仇恨，不再恨清朝而改恨洋人。但是，中兴名臣曾国藩因天津教案而失民众的信仰，洋务专家李鸿章又因对日战败、对日求和而事业破产。爱国的志士由于对清朝失望而决心参加革命阵营的一天比一天多。
　　康、粱的维新运动即使不受慈禧摧残，也定难产生具体的成效。原因是清朝业已病入膏肓，决非温和的泻剂与补品可救。慈禧奕及整个清廷于这一时期的种种出丑，告诉了全国人民：剩下的只有革命一条路可走。
　　于戊戌政变奕后仍斤斤于“保皇”二字的康、粱，也竟然在义和团活动期间派唐才常在鄂、湘、赣三省发动“自立军之役”，名为“勤王”而实则“革命”。民心对清廷的向背，于此可见。

　　这时候，梁启超创办了《国风旬报》，鼓吹立宪．而反对清廷的预备立宪。他认为“政府之视资政院固不值一钱也。”真正的立宪政体，应有完全民选的“国会”，与对此国会负责的“责任内阁”。
　　梁启超的一个好友张謇，在江苏咨议局担任局长(议长)，另一个好友汤化龙，在湖北咨议局担任局长。
　　此外，各省的咨议局长如湖南的谭延闿、四川的蒲殿俊、河南的方贞、直隶的籍忠寅、山西的梁善济、江西的谢善恒，均与梁启超志同道合，而且都是“宪友会”的会员。宪友会为梁所秘密发起，于宣统三年六月初六日在北京由孙洪伊、汤化龙、林长民等出面宣告成立。
　　在宪友会成立前后，各省热心人士与各省咨议局，推派代表到北京请愿了好几次，要求缩短“预备立宪”年限，提前在宣统五年召开“国会”，实现“责任内阁”。各省督抚在宣统二年九月二十三日联名电请。三天以后，资政院全体议员，也作了同样的奏请。

　　端方所领的兵．是从湖北调去的。其中有很多业已参加以孙中山为最高共同首领的几个革命团体。未被调走的部队，于蒋翊武、孙武、熊秉坤、方维、蔡济民等策划、发动之下，在八月十九的晚上举起了革命的义旗。他们攻进总督衙门，光复武汉三镇。其后，湖南、陕西、江西、云南、上海、浙江、贵州、苏州、广西、安徽、福建、广东、山东、四川等各省、各地相继响应。
　　到了阴历十月十二，南京也被徐绍桢所率领的“苏浙沪革命联军”攻下。
　　载沣在八月二十三日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又在九月初六日发表他为“钦差大臣，督办湖北剿抚事宜，节制诸军”，袁均未就。但是，袁的旧部冯国璋却很卖力，先后在九月十三日与十月初七日从革命军手中夺去汉口、汉阳。
　　载沣也命令资政院于九月初一作第二度集会。资政院议决，弹劾盛宣怀。载沣照办，将盛宣怀免职。

　　事先，袁世凯把载沣的弟弟载涛挤出“军咨处”(相当于参谋本部)，代以荫昌。事后，又把另一位军咨大臣毓朗换了，代以自己的好友徐世昌。
　　载涛仍旧掌握着新编的“禁卫军”。袁世凯命令他开赴湖北打革命党，载涛怕死，辞职，袁世凯派冯国璋继任“禁卫军总统”。湖北的军事改由段祺瑞一人负责。
　　对于禁卫军的官兵，袁世凯仍不放心，下令调该军出北京城，在城外驻扎，准备开拔。他另编一支“拱卫军”，驻在城内保护“宫城”，把宫城之内的寡妇孤儿(隆裕太后和宣统皇帝溥仪)握在掌心。
　　对于革命军，他决定议价讲和，拜托英国公使朱尔典训令驻汉口领事，出面劝冯国璋与黎元洪停战三天。黎元洪接受，于是从十月十二日起开始停战。三天期满，双方同意继续停战。此后，不再有战事，直至袁世凯达到目的，被南京临时参议院选举为临时大总统之时。
　　载沣感到无趣，于十月十六日自动向隆裕太后缴出“监国摄政王”的印，“退归藩邸”当一个“空头”的醇亲王。
　　袁世凯委派唐绍仪为议和代表到汉口英租界，找黎元洪的代表伍廷芳。这时候，伍廷芳在上海，替武昌的中华民国军政府办外交，不能分身来汉。唐绍仪于是又到上海，于十月二十二日与伍廷芳举行第一次会议，交换了“证书”。十一月初一，举行第二次会议。伍廷芳提出，必须清廷先承认变更国体为共和，双方才能“开议”。

　　唐、伍二人于十一月十一日、十二日，继续举行两次会议，议决国民会议的代表每省代表三人，蒙古与西藏两区的代表也各为三人，每人一票。如出席代表不足三人，亦作三票汁算。东三省、新疆、直隶、河南、山东由清廷电令各该省咨议局选派代表；蒙古、西藏的代表由清廷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分电召集”，其余各省代表则由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召集。
　　此外，两人也签订了若干有关军事布置与赈灾问题的细节。
　　关于国民会议的地点与日期，伍廷芳主张地点在上海，日期为十一月二十日。唐绍仪“允电达袁内阁，请其从速复电。”
袁世凯复电唐绍仪，责备他在十一与十二两日的会议中“越权”，不承认他与伍廷芳所签的若干项协定。
　　唐绍仪立刻电袁，辞去代表之职。袁世凯复电照准，并且打了个电报给伍廷芳，说以后要与伍廷芳直接电商。伍廷芳回他一电，电商不便，请他亲自来上海。

　　宣统三年十一月十三日，是中华民国元年的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临时大总统之职，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正式成立。
　　孙中山于当选以后、就职以前，打了个电报给袁世凯，说：“公方以旋转乾坤自任，即(使)知亿兆之属望，而(以)目前之地位尚不能不引嫌自避。故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
　　袁世凯1月2日(十一月十四日)回电说：“君主共和问题，现方付之国民公决。所决如何，无从预揣。临时政府之说，未敢与闻。谬承奖诱，惭悚至不敢当，惟希鉴谅为幸。”
　　孙中山再给了他一电：“倘由君之力，不劳战争，达国民之志愿......推功让能，自是公论。若以文为有诱致之意，则误会矣。”
　　这时候，段祺瑞、冯国璋等四十几名清军将校于袁的指使之下，通电反对共和，主张对革命军“讨伐”。袁世凯告诉隆裕太后，说段等的主张很对，所苦的是军费没有着落。隆裕把宫里的“内帑”金元宝八万枚拿出来交给他。他把这些金元宝卖给外国银行，于是军费有了着落，对“南方”说话更有力量。他同时也把段等的通电，转打给伍廷芳。

　　次日，袁觐见隆裕太后，请示。隆裕太后不敢作主，便召集御前会议，征求王公大臣的意见。
　　御前会议从十一月二十九日开始一连开了六天，没有结果。出席的人多数反对逊位，反对最烈的，是军咨府军咨使良弼。良弼是所谓“宗社党”(君主立宪维持会)的领袖。
　　十二月初七，良弼遇刺而死。刺他的是革命志士彭家珍。
　　初八，段祺瑞等四十几名清军将校在袁世凯的指使之下发出第二封通电，内容与上次第一封的通电完全相反。上次，他们“誓死”“反对共和”；这一次，他们丰张“应采共和政体，以安皇室而奠大局。”
　　初十，隆裕太后再开御前会议一次，袁世凯与奕劻均称病不肯出席。
　　十一日，隆裕太后召见奕劻与载沣，征询这两人的意见。两人均主张接受优待条件，叫溥仪逊位。
　　十四日，隆裕太后召见袁世凯，告诉他决定逊位，叫他继续与“民军”磋商优待条件。
　　十七日，伍廷芳把优待条件的最后修正文，电告袁世凯。不久以后，又把张謇所起草的逊位诏书原稿用电报打给他。
　　他在这原稿之上，添进了一个很长的句子：“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
　　他之所以如此，是准备清帝逊位以后，倘若“民军”不选他为临时大总统，他便根据诏书上的这一句话，自己在北京另组一个“临时共和政府”，与南京的临时政府对抗。

　　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华民国元年2月12日)，清廷将袁世凯所篡改的逊位诏书颁布，于是统治了关内二百六十八年的清朝正式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