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为历史和现实记录的诗性表达，它以自身独特的方式同时保持了对现实双重向度的关怀和挤压。
但两难的困境在于，当文学内涵了对此岸世界的拒斥的同时，它所守护的彼岸世界的现实性如何展开。当它只是作为单面的、漂浮的自我弹唱而确立与现实的一致性时，它又如何展现自身的超越、否定价值？
文学需要审美，需要自律，需要独立，需要保持现实外的向度，但文学同样需要沉痛感、历史感和现实化。将文学当做美学来研究，以“美”为出发点的所作的理解剥夺了文学最沉重的一面。如果文学不能在反思自身的基础上使现实自我反思，那么文学仅仅是学院精英式的专利。它误读了过去，掩饰了现实，也不自觉地消解了未来。
就我们所处的这个国度而言，文学曾经在现实的工具化（一元化、封闭化、独白化）中丧失了其内在价值，但是，去现实化的文学同样不可能成为可欲的愿景路径。在后改革时代，我们抛弃了整全性的意识形态及其所衍生的各种问题，但核心命题却只是被隐藏了。我们去除了禁锢文学的现实工具化锁链，却似乎让文学解构了自身的价值灵魂。从某种意义而言，文学的异化与现实的异化程度是相一致的。
生命有其不能承受之重，也有不能承受之轻。接受现代性洗礼的人们，会发现后者往往更为痛楚。非现实化的文学，需要对后者做出更令人信服的回答。
1889年的车尔尼雪夫斯基，1910年的托尔斯泰，1917年的列宁，文学不可能作为单纯的意识工具，不可能局限于沙龙、咖啡馆的浪漫探讨，更不可能仅仅是才子佳人式的个人表达。它要求否定一切单向度的消费，以自主的方式为自身寻找更为坚实的基础，重申文学的现实—政治维度。
在这之前，我们需要思考 ——1）文学独立的现实性如何展开？ 2）彻底的反现代性的文学逻辑是否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