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
一
　　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完备的国家，例举其最重要的特点有三个：
　　一是“悠久”。从有关黄帝的传说以来大约四千六百多年；从《古竹书纪年》记载夏朝以来，大约有三千七百余年（夏朝四百七十二年、商朝四百九十六年、周武王至幽王二百五十七年，从此以后到民国初年共两千六百八十一年）。
　　二是“无间断”。从周朝“共和行政”以来，可以精确到“年”（《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就是从这里开始的，直到民国初年共计两千七百五十二年）；从鲁隐公元年以来，可以详尽精确到“月”到“日”（《春秋》编年就是从这里开始的，直到民国初年共计两千六百三十三年。鲁哀公去世，《左传》记录终止，之后有六十五年历史文献稍有残缺；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这个《资治通鉴》开始的年份起，到民国初年共计两千三百一十四年。
　　三是“详密”。这是针对史书体裁而言，主要的种类又有三个：第一叫做“编年”（这类以《春秋》为范本），第二叫做“纪传”（这类被称作“正史”，以《史记》为范本），第三叫做“纪事本末”（这类以《尚书》为范本）；其他体裁就更是不胜备举（可参看《四库全书》书目中“史部”分类）。
　　而且中国史所包涵的地域最是广大，所含蕴的民族成分最是复杂，因此更加形成其繁富。如果说对一个民族文化的评价，与其历史的悠久博大成正比的话，那么我华夏之文化，在当今世界上本当首屈一指！
　　然而中国最近，却是其国民最缺乏“国史智识”的国家。为什么这么说呢？“历史智识”与“历史材料”是不同的。我民族国家已经过去的全部活动，这就是“历史”。其中经过记载流传以传到今天的，只能叫做“历史的材料”，而不是我辈今天所需要的“历史的智识”。“材料”自会随其累积而越来越多，“智识”则跟着时世的变迁而相应更新。“历史智识”，随时变迁，应该与当下我们身处现代的种种问题，有亲密且切身的联系。“历史智识”，贵在能“鉴古而知今”。至于“历史材料”，则为前人所记录，前人不知道后来发生的事情，所以他所记载的，未必一一对应于后人所想要知道的。然而后人想要获得“历史智识”，则必须要从前人所传下来的史料之中寻找。如果蔑视抛弃前人史料而空谈“史识”，那么其所谓的“史”根本就不是历史，其所谓的“识”也根本就是没有见识。生在今天而臆测古代，是没有资格担当起“鉴古而知今”的重任的。
[未完待续]

[续3楼，引论第一节之第二部分]
　　今天的人喜欢轻率地讲“革新”，然而“革新”本来是应该先“知旧”的。不搞清楚病情，怎么开刀用药？仅仅是为了一种凭空抽象的理想，蛮干强做，求其实现，鲁莽地进行消灭和割裂，对现状有破坏而无改进。凡是对于已往历史抱有一种“革命”式蔑视的人，都是一切真正进步的劲敌。只有借助过去才能够认识现在；也只有对现在有真实的认识，才能对现在有真实的改进。所以“历史智识”的珍贵之处，又不仅仅限于“鉴古而知今”，还需要对未来的精神，尽到一部分孕育与向导的责任。
　　而且按人类的常情，必然是先“认识”，然后才生“情感”。人最亲的是父母，其次兄弟、夫妇乃至朋友。凡是其所爱的，必是其所认知的。人只会为其所爱而奋斗牺牲。人也只会爱其所推崇重视的，人也只会推崇重视其所认识与了解知晓的。要求人敬仰侍奉上帝，必先要使他知道有上帝的存在，不异于当面观察体会；还必须让其熟知上帝之所以成为上帝的原因，然后其敬仰侍奉上帝之心才会油然而生。人对于国家民族也是如此。只是人侍奉上帝根本在于信仰，热爱国家民族则来源于知识，这里有所差别罢了。人的父母，不必是世界最崇高的人物；人所爱的，不必是世界最美的典型，而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父母，成为所爱。只有认知深刻，才能爱得真切。
　　如果一个民族对其已往历史无所了解和认知，那么他必然是一个没有文化的民族。这个民族中的一份子，对其民族，必然没有多少深切的热爱，必然不会为其民族真正奋斗而牺牲，这个民族最终必将没有在世界上竞争生存的力量。现在国人正蔑视抛弃我们本国已往的历史，以为不值得重视；已经对我们民族已往文化懵懂无知了，还在空呼“爱国”。这种“爱”，仅仅相当于一种“商业的爱”，就像农民爱他的牛。他们仅仅知道他们身家地位有所依赖于此，他们又怎能对我们国家有超越这点而为之奋斗的深爱呢！凡是今天断头剖胸也不顾惜己身、甘愿在前敌阵地效尽死力的人，他们都对我们国家已往的历史，有着一片真诚的深爱；他们才是我神州华夏苗裔在天地之间生存繁衍、其中自有不可侮辱的道理和根基所在啊！
　　总之，想要国民对国家有深厚的热爱之情，必须先使国民对国家以往历史有深厚的认识。想要国民对国家现状有真实的改进，必须先使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真实的了解。我们今天所需要的“历史智识”，主要就是这个。
[引论第一节完，第二节待续……]

[继续引论部分]
二
　　大致概括中国近代的史学，可以分成三派来讲：第一叫做传统派（也可称为“记诵派”），第二叫做革新派（也可称为“宣传派”），第三叫做科学派（也可称为“考订派”）。
　　“传统派”以记诵为主，熟悉掌握典章制度，对于前人的言语行为多有认识，也间或做些校勘辑补的工作。这派是承袭清朝中期以前、西方势力还没有进入中国时的旧式格局和规　　范而来的。
　　其次是“革新派”，则兴起于清朝晚期，是有志于建功立业、急于革新的人志所提倡。
　　最后是“科学派”，秉承“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潮流而起。
　　此派与传统派，同样都偏于历史材料方面，路径比较接近；广博融洽比之传统派可能有所不及，而精深严密有时可能更有甚之。这两派治史，都缺乏系统，没有意义，只是纯为一种书本文字的学问，与当下我们身处的现实没有什么关系。
　　其中“记诵”一派，因其熟悉掌握典章制度，对于前人的言语行为多有认识，广博融洽各类史实，还稍微接近点人情世故；就算无补于世，至少也有益于己。
　　至于“考订派”，则震慑于“科学方法”的美名，往往割裂史实，做一些局部狭隘的研究。用活的人情世故，换来死的材料。治史就像研究矿石、电力之类，既看不到前人整体的活动，又对先民的文化精神，漠然而毫无感情。他们只不过表面上崇尚实证、夸耀创新、号称客观，实际上既对整体全面的历史没有兴趣，也不考虑自己民族国家文化的成就与功绩。
[未完待续]

[引论第一节的第二部分]
　　只有“革新”派，其治史才是有意义的，能具备系统，能努力使史学与当下身处现实相结合，能追求把握全面的历史，能时时注意涉及到自己民族国家已往文化成果及功绩的评价。所以革新派治史，他们的言论和意见，多数可以不胫而走，风靡全国。今天的国人对于国史稍微有所观察感知，都是出自数十年中这一派史学所赐。
　　虽然如此，革新派对于历史，急于求智识，而对追究材料的事情极其懈怠。其中更有人，对于两、三千年来积存的历史材料，也拿革新现实的态度来对待；差不多就像是在说这汗牛充栋的材料，并无一分阅读参考的价值。因此他们对于历史，既不能像“记诵派”那样所知广博，又不能像“考订派”一般所得精深。他们对于史实，往往一无所知。他们所谓的系统，不异于是空中的楼阁。他们治史的意义，就变成了没有意义。他们的把握全面的历史，就成了专门把握他们胸中所臆测的全面的历史。他们对于国家民族已往文化的评价，仅仅是一时热情激发，而不是有外在的根据。他们在现实中结合历史，仅仅是借助历史口号来作为其宣传和改革现实的工具。他们不是能真切地沉浸于已往的历史智识之中，而透露出改革现实的方案。他们是急于成就事业和功绩而伪造历史智识的人，智识既然不是真的，那么事业功绩也十分有限。
　　今天我们的国人却只能像求神拜佛一样借助这一派史学的口吻，来获得对于国史的认识。所以今天的国人对于国史，是最没有认识的。
[引论第二节完，引论第三节待续……]

[继续引论部分：]
三
　　所谓“革新派”的史学，也在随时变化。简要的说，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最开始是清朝末期。当时，有志于建功立业的人士所渴求想要改革的，是在“政体”。所以他们论史，动不动就说：“中国自秦朝以来两千年，都是专制黑暗的历史。”他们说：“《二十四史》不过是帝王的家谱。”他们对于一切历史，都用“专制黑暗”一语抹杀。他们把当前病症，一切归罪于两千年来的专制。然而自从专制政体一旦推翻，则这种议论，也功成身退，成为明日黄花了。
　　接替“政治革命”而兴起的，是“文化革命”。他们的目光，就逐渐从“政治”转向了“学术思想”。于是他们对于国史的矛头，也随之集中到了“学术思想”上面。所以他们论史，动不动就说：“中国自秦朝以来两千年，思想停滞没有进步，因而一切事态，也相应停滞而没有进步。”有的说：“两千年来的思想，都被孔子的学问所掩盖和裹挟。”有的说：“两千年来的思想，都被老子的学问所麻醉。”所以有的动不动就把当前病态归罪于孔子，有的呢则动不动归罪于老子。有的说：“两千年来思想界，没有不和专制政体相妥协呼应的。”有的说：“这两千年来的思想，相当于欧洲史所谓的‘中古时期’。简而言之就像是一丘之貉，不是现代所需要的。”然而等到这种宣传成功，那么这样的见识，也将成为深藏的良弓，不再有用了。
　　接替“文化革命”而兴起的，是“经济革命”。他们说：“无论‘政治’还是‘学术’，它们后面总是被‘社会形态’所限制和决定。所以想要切实革新政治机构、学术内容，最首要的是应该从事于‘社会经济形态’的改造。”他们对于当前事态的意见，影响到了论史，动不动就说：“中国从秦朝以来两千年，都是‘封建时期’。两千年来的政治，两千年来的学术，没有不和这两千年来的社会经济形态，就是所谓‘封建时期’相妥协呼应的。”正是因为经济改革还没有成功，所以这些人的议论，还足以干扰国人的视听。
[未完待续……]

[继续引论部分]
五
　　“一部《二十四史》，从何说起？”今天想要为国史撰写一部简明扼要而有系统的新型范本，首先必然会有这种痛苦。应该效法记诵派、考订派那么去做么？那么必然会泛滥而无所归宿。应该效法宣传革新派那么去做么？那么又必然会空洞而无所依托。但凡近代的革新派，他们关注在意的事情有三个：首先就是政治制度，其次是学术思想，再次则是社会经济。这三个事情，“社会经济”是其最下层的基础，“政治制度”是其最上层的屋顶，而“学术思想”则是其中层的顶梁柱。大体而言，历史事实和形态，主要确实没有超出这三者之外。今天我们该是按轻重先后、分清主次进行取舍呢？还是该兼容并蓄、等而视之呢？
　　要我说的话，姑且把它们全部扔掉。打个浅显具体的比方，现代人如果要给一位运动员写一个年谱或小传，则必然和给一位音乐家写，选取材料的详略和取舍大不相同。甚至是给一位网球运动员写小传或年谱，则又必然和给一位足球运动员写，选取材料的详略和取舍也大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音乐家的“个性”、“环境”与“事业”的发展，和运动员完全不同；因为网球运动员的个性、环境与事业的发展，又和足球运动员完全不同。一个人是这样，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也是这样。写国史的人，必须确切知晓明了其国家民族文化发展的“个性”所在，然后能把握其特殊的“环境”与“事业”，而为其写出特殊的“精神”与“面貌”。并且反过来说，也只有在其特殊的环境与事业中，才能认识其个性的特殊点。如此循环反复地推论，想要认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特殊个性所在，其实并不像认识一个网球运动员或者足球运动员那么单纯和简易。主要是必须在其自身内部寻求其精神、面貌的特殊个性，则是一致的。
　　从哪里知道网球运动员的个性呢？从他突然投入网球运动时的环境、以及他从事网球的一切活动来得知。其他的一切饮食、起居、爱好、信仰，可以和别人没什么差别。如果给一位网球运动员写年谱，却抄袭某位音乐家现成年谱的材料与格局套路，那么某年音乐大会，他没有准备；某年歌曲比赛，他又没有参加。他呢，就可以在音乐史上成为绝无仅有的一面旗帜了。这样的格局套路不仅丝毫没有好处，而且有不如无。不知人家的活动与事业，是在网球而不是在音乐。网球运动员的生命，不能在音乐史的过程中寻求和获取。但不幸今天研究国史的人，竟然在干这种蠢事。
[未完待续]

[引论第五节致第二部分]
　　用这种思路来说政治，要寻求一个争执不休、好不容易才能得出一个结论的代表民意的机构，就像英国“大宪章”和“国会”那样的创新，那是没有的；再要寻求一个轰轰烈烈、明白痛快，就像法国“人权大革命”那样的爆发，那更是没有的。所以也难怪说“从秦朝以来两千年，都是专制黑暗的历史”了。
　　用这种思路来说思想，要寻求一个像“文艺复兴运动”以来，各国学者蓬勃兴起，各自为其国家民族创造的其特有的新兴的文化和学问，那是没有的；再要寻求一个像马丁·路德那样，明确扛起“信仰自由”的旗帜，和罗马教皇鼎力抗争，唤醒遍及整个欧洲的“宗教革命”那样的轩然巨波，那更是没有的。所以也难怪说“从秦朝以来两千年，都束缚在一家思想之下”了。
　　用这种思路来说经济，要寻求一个像达·伽马、像哥伦布那样凿空海外、发现新殖民地的伟大事迹，自然是飘渺而找不到的；要寻求像今天的欧洲、美国社会那样光怪陆离、极其富丽繁华的景象，就更是找不到的了。所以也难怪说“从前朝以来两千年，都沉睡在封建社会之下，长夜漫漫，永无白昼”了。
　　凡是最近数十年来有志于革新的人士，莫不讴歌欧洲、美国，力求能一步一步跟上，他们心神所向往在那里，他们耳目所听所见也在那里。迷失于他处而忘记自身，拘泥于形貌而忽略了情感。反过来看祖国，凡是他们以为繁盛之极必须伸张弘扬而夸耀称道的，我们都一无所有。于是中国从秦朝以来两千年，就像一只冬眠的虫子，虽然生机气息未绝，活力运动却是全失。他们正目眩神迷于网球场中四周的喝彩声，才不知道还别有一番管弦竞奏、歌声洋溢的境界也很适宜呢。
　　所以说：研究国史第一任务，就是能在国家民族的内部自身，寻求获得其独特的精神所在。
[引论第五节完，第六节待续]

[继续引论部分]
六
　　但凡研究历史的人，总会使用两种方法：第一种是研究它的“异”，第二种是研究它的“同”。
　　什么叫研究它的“异”呢？凡是某一时代的状态，有和它之前、之后的时代突然而不同的地方，就是用来划分这一时代的“特性”。从两种状态的相异之处，以及两个“特性”之间的衔接与交替，而划分成两个时代。从两个时代的划分，而看出历史的“变”。从“变”的趋式，而看出其整个文化的动态。从其动态的畅达或夭亡，而衡量判断其文化是前进还是后退。这是一种方法。
　　什么叫研究它的“同”呢？是从各个不同的时代状态中，找出其各自的“基相”，也就是“基本状态”。这些基本状态相御接、相连贯而成一个整体，就是整个历史的运动规律。以各段的“变”，形成一种全程的“动”。也以整体的“动”，突显出各部分的“变”。从诸多相异之中看出一个相同的规律，又在一个相同的规律里面体现出诸多相异。整个历史不断变动，其中自然有一个进程。从推动历史向前的角度来说，这个进程就是民族的“精神”，是民族生命的源泉。从未来将到达的前程的角度来说，这个进程就是民族的“文化”，是民族文化发展所积累的成果与功绩。这叫研究它的“同”。这又是一种方法。
　　所以，研究国史不必先心存一种炫耀夸大的私念，也不必抱定一种门户立场的成见。还是应当在客观中寻求实证，通览整个历史而找到其运动规律。如果某一个时代的变动在于“学术思想”（比如战国先秦时期），我就着眼于当时的学术思想而看其如何变化。如果某一个时代的变动在于“政治制度”（比如秦汉时期），我就着眼于当时的政治制度而看其如何变化。如果某一个时代的变动在于“社会经济”（比如三国、魏晋时期），我就着眼于当时的政治制度而看其如何变化。“变”所在，就是历史精神所在，也是民族文化的评价所系。而所谓“变”，就是某种事物或形态，在前一个时期还没有，而在后一个时期突然出现了的。这里面有着明明白自的事例证据，人人都能看得见，而我也不能夹杂一丝一毫的私货进去。所以说：还是应该在客观中求实证。革新派说历史，每天张口就是“中国从秦朝以来两千年”什么什么的，无异于在说中国从秦朝以来两千年没有变化，也不异于在说中国从秦朝以来两千年历史没有精神、民族没有文化。是那样么？怎么可能是那样呢！
[第六节完，引论第七节待续]

[继续引论部分]
七
　　今天对于国史，如果细心整理出其运动态势的头绪，就会发现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事情和现象，就是我们的民族文化经常在“和平”的状态下取得进展。
　　欧洲历史倒是往往经常在“斗争”状态下彰显其精神。可以说是“如火如荼”“可歌可泣”。他们划时代的事件，经常在惊心动魄的震荡之中产生。如果按照这样的意识形态来看中国历史，自然是中国一直就像是昏腾腾的没有长进。
　　中国历史上，也有大规模从社会底层掀起的斗争，不幸的是这种事情往往仅仅带来纷乱与牺牲，而不是有意义的划时代的进步。秦朝末年刘邦、项羽的起义，可以算是例外。明太祖朱元璋的崛起，扫除胡虏尘埃，光复故土，也可以算是一个上进的转变。其他像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以及后来唐朝的“黄巢起义”、明朝的“张献忠起义”、“李自成起义”，全是混乱破坏，只有倒退，没有进步。
　　近代人研究历史，很是推崇洪秀全、杨秀清的“太平天国起义”。洪秀全、杨秀清是近代中国民族革命的先锋，这固然没错。可是他们十几年的扰乱，除了给国家社会带来了莫大的创伤之外，成就在哪里呢？建设在哪里呢？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的从下层掀起的斗争，往往不是民族文化的进展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然而中国不是没有进展，中国历史的进展，往往是在和平形态下，以舒缓整齐的步伐取得的。
　　如果打个抽象的比方，中国历史就像一首诗，西洋历史则像一部歌剧。一部歌剧的各幕，都有它截然不同的变换。诗呢，则在和谐的节奏中渐渐转移到新阶段，令人不可划分清楚各个阶段。所以诗代表了中国文学的最美部分，而歌剧曲目在中国，并没有很高的地位。西洋则是以写作歌剧为文学家的最高境界。
　　再拿人物来举例，苏格拉底死于一杯毒药，耶稣死在十字架上，而孔子则梦中仍在两根柱子之间祭奠先人，早晨起来扶着拐杖依旧逍遥自得，吟咏歌唱而自挽。三位民族圣人的死去，其景象有如此大的不同，也正足以反映各自民族精神的全部。
　　再拿之前所例举的音乐家和网球运动员的例子来说，西洋历史就像几幕精彩的硬地网球赛，中国历史则正是一片琴韵悠扬。
[第七节完，引论第八节待续]

[继续引论部分]
八
　　姑且试着说说中国历史的进展。就政治上来说，秦、汉大一统政府的创建，已经为国史开辟了一个奇迹。近代人喜欢拿古代罗马帝国来和汉朝相比拟，然而这二者立国的基本精神是完全不同的。
　　古代罗马是以一个中心向四周伸展它的势力。欧洲、亚洲、非洲三大洲的疆土，都是被
这个中心强力征服而被统治的。仅仅就是这个中心，还又有贵族、平民的差别。一旦这个中心上层贵族渐渐趋向腐化，野蛮民族的侵入，就像是用锋利的刀刃刺入他的心窝，而帝国的全部，也随之宣告瓦解。这是古代罗马的立国形态。
　　秦、汉统一政府，则并不是凭借一个中心地点的势力，去征服四周；而是由四周的优秀力量，共同参加，来造成一个中央。而且这四周，也没有什么阶级之分。所谓优秀力量，也往往从社会整体之中，自由的显露出来，活泼的进行转换。因此其建国工作，在于中央的缔造，而不是四周的征服。
　　古代罗马像是在一个屋子里悬挂一盏巨灯，光耀四壁；秦、汉则像在屋子四周，挂满很多灯，交射互映。所以古代罗马只要其巨灯被打碎了，整个屋子就立即变为黑暗；秦、汉则是只要灯不全部坏掉，光线就不会一点也无。因此古代罗马民族震烁于一时，而我们中国文化辉映于千古。
　　我们中国这种立国的规模，是经过我们的先民几百年惨淡经营，艰难缔造，好不容易才形成的。凭借着近代科学发达、交通便利，美国人立国，才和我们差相仿佛。像英、法这些国家，领土虽然广阔，却只是用武力去贯彻，还惴惴不安、恐惧不可终日。这都是古代罗马的遗留形式，而不是我们中国的既成格局。
[未完待续]

[引论第八节第二部分]
　　空谈者喜欢用专制政体来诟病中国政治，却不知道中国自从秦朝以来，领土广袤、人口众多，远不是一姓一家的力量所能专制的。所以秦始皇起初刚刚统一海内，李斯、蒙恬之类的人，就都是以游士的身份专领政务的；而秦王室的子弟、宗族、亲戚，却没有一个干预政事的。
　　汉朝初期好像稍稍想要恢复上古贵族分割疆土、宰制列国的旧制度，却最终在潮流的趋势面前无可奈何。所以公孙弘以布衣的身份成为宰相并封侯，就打破了凭借军功封侯拜相的惯例。因而变相的贵族专权制度，终于告一段落。凭借“五经博士”弟子的身份“补郎”、“补吏”，成为进入仕途的正道，而依赖祖先功勋世袭的制度也被取代。
　　从此以后，从政做官，就有了一个公开客观的标准。“王室”与“政府”一步步分离，“民众”与“政府”则一步步接近。政权一步步向民众开放，而国家的疆域也一步步扩大，社会文化业一步步普及。
　　纵观国史，政治制度的演进，大约有三个阶段：由封建而到统一，是第一（这在秦、汉时期完成）；由宗室、军人所组成的政府，逐渐转变为由士人组成的政府，这是第二（这从西汉中期到东汉完成）；由士族门第再转变为科举竞选，这是第三（这在隋、唐两代完成）。
　　这样一来，“考试”和“铨选”这种唐代以来的成文选拔、考核官员的制度，就成为维持中国历代政府纲纪的两大骨干。全国的政事交给官吏，而官吏的选拔与任用，则惟礼部的科举考试和吏部的铨选考核是问。这两种，都有客观的法规，是公开的准绳，即使皇帝（王室代表）和宰相（政府首脑）都不能有所动摇。
　　如果在这种政治制度后面推究寻找其意义，就是《礼记•礼运》所说“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宗旨。对全国民众施以一种合理的教育，再在这种教育下选拔人才，让他们为国家服务；再根据其服务的成果与绩效，来确定官职的高低和大小。这正是周朝晚期战国时代诸子百家极力讨论、深入分析的东西，而秦、汉以后的政治制度，就向这个方向演进。
　　正是因为我们的国史进程，往往在和平中得到伸展，而蒙昧的人没有看出来，所以妄自揣度以为中国历来政治制度，只有专制黑暗，没有领悟到政治制度后面，还另外自有一种理性精神作指导。
[未完待续]

[继续引论部分]
九
　　其次请让我说说学术思想。空谈者都喜欢拿中国秦朝以后的学术，和欧洲的“中古时期”相比拟。然而他们其实是难以相提并论的。欧洲中古时期的思想，以“宗教”为主导，而中国的学术界，早就脱离宗教的羁绊了。
　　姑且就拿史学来说，上古其学术被王室宫廷所统御，而史官犹能掌握古代历史学术的全权。“史”，本身就是宗庙职司的一员，所以宗教、贵族、学术这三样，往往相合而不相分离。
　　孔子第一个以平民的身份撰写新史而成《春秋》，孟子说“其事则齐桓、晋文”，意思是《春秋》记载的，都是齐桓公、晋文公的事情。实际上《春秋》记载的也都是政治、社会真实的事情，没有讨论关于“怪”“力”“乱”“神”的这些东西，所以孔子说：“知我者其由《春秋》乎？罪我者其由《春秋》乎？”，意思是：“了解我的人，是根据《春秋》吧？怪罪我的人，也是根据《春秋》吧？”自从有了孔子之后，史学才开始和宗教、贵族这两样脱离。
　　但是直到西汉司马迁仍然在说：“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主上以倡优畜之。”意思是：“从事起草文书、编撰史料、记录星象、制定历律这些职务的人，接近于占卜之官和宗庙太祝之间，主上当成乐师、戏子一类倡优那样养着。”这不是激愤的言辞，而是真实的描述。汉代“太史”隶属于“太常”，是宗庙职司的一员。太乐、太祝、太宰、太卜、太医和太史，共同形成“太常”下属的“六令丞”。太乐之下，才有乐师、戏子这样的倡优。宗庙祭祀，太史和倡优一样都有供奉的职责。说明那时史学仍然统御在黄帝、宗庙、鬼神之下。但是司马迁不因此而自我限制，发愤著作《史记》，自负可以延续孔子的《春秋》；就对当朝的帝王卿相种种政治制度与事态，据实而书，无所掩饰。司马迁也没有因此而获罪。
　　到了东汉班固他们家，因其不是史官却著作史书而下狱，但立即获得释放，所写的东西竟然成了国家的正史。从此以后，中国的史学，已经完全从皇帝、宗庙下面脱离出来，而成为民间自由著作的一项职业了。
[未完待续]

[引论第九节第二部分]
　　而且原本出自王室宫廷的学术，又流传演变而成为“百家”，所以在“史官”之外，又设立了“博士”。这两个，都是当时政治组织里面专门负责学术的官吏。“史官”是上古王室宫廷学术的传统，而“博士官”则是后世新兴百家学术的代表。博士也隶属于太常，说明当时学术仍然统御在宗庙之下。但是太史仅仅是和负责星象、历律、占卜、祝祷之类事物的人为伍，而博士却可以参与听闻朝政，出席廷议并提供咨询；说明这是社会新兴的百家学术，已经凌驾于上古王室宫廷学术之上了。
　　不过从秦朝以来，占梦、求仙的学术，也都可以用来成为博士，说明还是主要看帝王的喜好。到了汉武帝听从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专门设立“五经”博士，于是博士的性质，终于变得清晰起来；也才从方技神怪这些旁门杂流之中解放出来，单纯化成为专门研究历史和政治的学者（所谓“通经致用”，就是融会贯通古代的历史知识，在现实政治下予以应用），又同时肩负国家教育的职责。而博士弟子，也就成了进入仕途的唯一正途。于是学术不仅从“宗教”势力下脱离，而且也在“政治”势力下独立。从此以后，学术地位，往往超然于政治势力之外，而享受自由，并往往能完成其指导政治的责任。而政治也早就已经和宗教分离了，所以当时中国人所希望期待的，是地面上的“王”国，而不是半空中的“天”国。
　　孔子著作《春秋》，比耶稣诞生早了四百八十年。司马迁著作《史记》，也比耶稣诞生早了一百年。那时中国的政治社会，正向着一个合理的方向进行，人生的伦理教育，也就是“宗教”，不必仰仗于虚无缥缈的灵界；而古代罗马则是在贵族与军人对外侵略和对内奢侈放纵之下走向了覆灭。
　　基督教的推行，正是因为当时欧洲人没有力量建立一个合理的新国家。地面上的幸福既然飘渺而不可奢望，就只能转而归向于上帝了。所以西洋中古时期的宗教，正是承继当时政治组织的空隙而起，同时又替代了一部分（或者甚至可以说是大部分）政治的任务。如果一定要拿中国的历史来比较，则只有三国、魏晋时期，统一政府覆亡、社会纷乱、佛教输入，才差不多有些相近。然而即使是东晋、南北朝时期，政府的规模、立国的理论，仍是沿袭两汉而来。当时的帝王卿相，诚心皈依佛教的，不是没有；但关键是，僧人和佛经，只不过是人生的一个旁支趋向，始终没有能够篡夺中国传统政治社会的人生伦理教育并取而代之。
[未完待续]

[引论第十一节第二部分]
　　把西洋历史逐层分析，则可知他们不过是一种“力”的支撑，也不过是一种“力”的转换。这种力量代替那种力量而兴起，社会也就随之改变形态。他们文化进展层次明白清晰的原因在这里，他们往往使人有一种强力感觉的原因也在这里。
　　东方和西方，有着绝然不同的形态：西方在同一个世界之中，常有各国并立；东方则往往有把一个国家就当做一个世界的感觉。所以西方往往是追求其力量的向外斗争；而东方则智识追求其力量在内部自己消化融合，因此每种力量的存在，往往要不使其僵化而与其他力量相冲突，然后和其他力量一起投入更大的相同的情况的圈子之中，最终溶解消散而不见其存在。我所说的国史在和平中见进展的原因就在这里。所以西方历史经常表现为“力量”，而东方历史则经常表现为“情感”。西方历史的停顿受挫，在于它某种力量的解体；它的发展宏大，则在于某种新力量的产生。中国历史的兴隆或衰败、上升或下降，则往往在其维系国家社会内部的情感的麻木与觉醒。这种情感一旦陷入麻木，国家社会内部就会失去维系，大混乱也必将伴随而来。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