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才在狱中是这样对丝丝说的，“我原本还不打算印成书，但现在，我知道我等不急了，我已经没有办法活着出去，我决定把书印出来”。
这段话透露出两个信息，第一，如果李才没有被捕入狱，他在当时并没有把已经写好的《三朝演义》下集六卷刊印出来的打算，第二，李才原本在等，等待一个把书印出来的时机。
如果说，李才写此书的目的是为了“将紫禁城劈为两半”，那他应该写完之后马上付梓才对，不会等到自己穷途末路，自忖必死之时才想去刊印。尤其是李才和十七格格、曹仁文等人多有往来，丝丝进宫后很可能会通过雷音诸人了解丝丝的情况，那他就该知道丝丝和雍正的约定，知道雍正大限有期，知道下集六卷尽快出版才能产生最大政治效果。一旦雍正驾崩，新君即位，雍正朝的事便都成了“先代之事”，作为谈资的影响或许还在，但政治影响就差远了，再过几年，更可能沦为纯粹的谈资，而变得毫无政治影响力。
即使李才不是为了“将紫禁城劈为两半”而著此书，只要他对此书在雍正朝流传的后果无所顾忌，便没理由要等——上集六卷大卖，正是乘胜追击，扩大战果的时候，谁知数年之后读者的兴趣会不会变呢？此时出版，有得是人抢着出钱出力，万一将来行情有变，靠李才自己的力量出这套书恐怕并非易事，李才开过书铺，对市场的不确定性和书商的功利性应该是有数的，书既然写完了，为什么拖着不出呢？
窃以为，李才在完成下集六卷之后没有不急于刻印，而是一直在等，说明他著书的初衷并不是“将紫禁城劈成两半”，而对此书流传之后可能造成的政治影响，他是经过慎思的，态度也是持重的。
那么，不为“将紫禁城劈成两半”，李才又为什么写了下集六卷呢？不妨参考一下司马公写《史记》的初衷：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俶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及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窃以为李才写《三朝演义》的初衷，当与司马公著《史记》有相似之处——只因“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而“述往事，思来者”，欲“成一家之言”，不求闻达于当时，但求“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所以《三朝演义》下集六卷写成之后没有刊印，世人对下集六卷的情况甚至一无所知。
李才写书的目的，只是想在“起居注”“大义觉迷录”之外留下自己的“一家之言”，他无意借包含虚构情节的小说去煽动人心，更不想用自己的笔去制造无谓的混乱，因此写完之后无意立即刊印，而在等待时机。他所寄望的可能是在事过境迁之后再把书印出来，或藏之名山，或传之其人，日后再传于“通邑大都”。
事实上， 雍正的年龄几乎比李才长一辈，又终日操劳，鞠躬尽瘁，享年不永十分正常，而李才“劫后余生江湖老,山居抛土种桑麻”，活到弘历登基的机会很大，再过几年，《三朝演义》下集的那些事儿或许便只会是渔樵闲话中的笑谈，而不再会“将紫禁城劈成两半”了。
后来李才在狱中自忖必死，说想把书印出来，也只能说想了却最后的心愿，而将此书的处置完全托付给丝丝。当时他已知道丝丝入了阁，拜了侍读，正辅佐雍正治国安民，此书交到丝丝手上，即使印出来也不会被用作“将紫禁城劈成两半”，雍正对丝丝说，“无不可过去之事，有自然相知之人”，李才抱着必死之心告知丝丝想把下集六卷印出来，所求 者也不过是后世相知之人罢了。
其实，《江湖奇侠传》中许多内容或许便是《三朝演义》下集六卷的缩影，编剧对雍正用笔不可谓不厚，此剧亦为雍正赢得了许多三百年后的“相知之人”，但同样的内容若在雍正在位时著书出版，却难保不“将紫禁城劈成两半”，而令作者身陷囹圄吧！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此之谓也。
这段话透露出两个信息，第一，如果李才没有被捕入狱，他在当时并没有把已经写好的《三朝演义》下集六卷刊印出来的打算，第二，李才原本在等，等待一个把书印出来的时机。
如果说，李才写此书的目的是为了“将紫禁城劈为两半”，那他应该写完之后马上付梓才对，不会等到自己穷途末路，自忖必死之时才想去刊印。尤其是李才和十七格格、曹仁文等人多有往来，丝丝进宫后很可能会通过雷音诸人了解丝丝的情况，那他就该知道丝丝和雍正的约定，知道雍正大限有期，知道下集六卷尽快出版才能产生最大政治效果。一旦雍正驾崩，新君即位，雍正朝的事便都成了“先代之事”，作为谈资的影响或许还在，但政治影响就差远了，再过几年，更可能沦为纯粹的谈资，而变得毫无政治影响力。
即使李才不是为了“将紫禁城劈为两半”而著此书，只要他对此书在雍正朝流传的后果无所顾忌，便没理由要等——上集六卷大卖，正是乘胜追击，扩大战果的时候，谁知数年之后读者的兴趣会不会变呢？此时出版，有得是人抢着出钱出力，万一将来行情有变，靠李才自己的力量出这套书恐怕并非易事，李才开过书铺，对市场的不确定性和书商的功利性应该是有数的，书既然写完了，为什么拖着不出呢？
窃以为，李才在完成下集六卷之后没有不急于刻印，而是一直在等，说明他著书的初衷并不是“将紫禁城劈成两半”，而对此书流传之后可能造成的政治影响，他是经过慎思的，态度也是持重的。
那么，不为“将紫禁城劈成两半”，李才又为什么写了下集六卷呢？不妨参考一下司马公写《史记》的初衷：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俶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及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窃以为李才写《三朝演义》的初衷，当与司马公著《史记》有相似之处——只因“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而“述往事，思来者”，欲“成一家之言”，不求闻达于当时，但求“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所以《三朝演义》下集六卷写成之后没有刊印，世人对下集六卷的情况甚至一无所知。
李才写书的目的，只是想在“起居注”“大义觉迷录”之外留下自己的“一家之言”，他无意借包含虚构情节的小说去煽动人心，更不想用自己的笔去制造无谓的混乱，因此写完之后无意立即刊印，而在等待时机。他所寄望的可能是在事过境迁之后再把书印出来，或藏之名山，或传之其人，日后再传于“通邑大都”。
事实上， 雍正的年龄几乎比李才长一辈，又终日操劳，鞠躬尽瘁，享年不永十分正常，而李才“劫后余生江湖老,山居抛土种桑麻”，活到弘历登基的机会很大，再过几年，《三朝演义》下集的那些事儿或许便只会是渔樵闲话中的笑谈，而不再会“将紫禁城劈成两半”了。
后来李才在狱中自忖必死，说想把书印出来，也只能说想了却最后的心愿，而将此书的处置完全托付给丝丝。当时他已知道丝丝入了阁，拜了侍读，正辅佐雍正治国安民，此书交到丝丝手上，即使印出来也不会被用作“将紫禁城劈成两半”，雍正对丝丝说，“无不可过去之事，有自然相知之人”，李才抱着必死之心告知丝丝想把下集六卷印出来，所求 者也不过是后世相知之人罢了。
其实，《江湖奇侠传》中许多内容或许便是《三朝演义》下集六卷的缩影，编剧对雍正用笔不可谓不厚，此剧亦为雍正赢得了许多三百年后的“相知之人”，但同样的内容若在雍正在位时著书出版，却难保不“将紫禁城劈成两半”，而令作者身陷囹圄吧！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此之谓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