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复：【欣空无限】刀子和刀子（转载新浪读书）

捷安特骑出老远，我问了第一句话，我说陶陶，那家伙真卡死了怎么办？ 

　　陶陶吭哧吭哧把自行车登上立交桥，再飞快地在车水马龙中穿花一样冲下去。强烈的车灯照得我眼花缭乱，大车小车都在拼命按喇叭。陶陶的声音从喇叭中穿出来，跟冷冷的刀子似的。他说，上小学第一天，爸爸就教育我，软的怕硬的，硬的怕呆的，呆的怕不要命的。手里拿了刀子，就要敢于捅出去。做什么事情都要想后果，你就什么事情都做不成。 

　　这话很可怕，我听得默默无语。那天我从晚上想到天亮，这话的确很可怕，可它千真万确是真理啊。 

　　不过陶陶还是很少打架的。至少我很少看到他出手。熟悉他和不熟悉他的人，看到他动了怒，就知道他是那种会发狠的人，有气力，专往死里打，如果操起一块砖，他就要朝人的脑瓜上砸。很少有人来惹他，他也就乐得把手抄在裤兜里。我伤感地想到，他就是这样养白了，养胖了，婆婆妈妈了，女人肚肠了，变得让我越来越看不明白了。 

　　是的，我想，陶陶也是伤透了我的心的。他是在和地理老师一样，装疯卖傻，或者装聋卖哑吧。我是冷落过他，骂过他，可我从前也常常这么做啊。有一次，高二·一班全班去春游，陶陶仗着喝了几罐啤酒，就在草地上撩开伊娃的长裙去摸她的瘸腿。伊娃呻吟一声，脸颊潮红起来，却虚了眼睛，一点也不阻止他。我气得嘴唇都白了，抱住陶陶的手腕就咬一口，一直咬到嘴里有了血腥味。连着几天陶陶都把手腕伸给别人看，他说，真是他妈的母老虎啊！他就像摆出大丈夫乐癫癫的样子来，向别人炫耀自家老婆如何的有醋劲。但是，现在出了一个包京生，就把他和我弄成了陌生人！我想着这些，真是想得很难过，想得很累，也想不清楚为什么会出这么多的破事情。 

　　街上越来越冷清了，下班、放学的高峰早已经过去了。我就靠着十三根泡桐树，差不多就要睡着了。我梦见几条冰凉的毛毛虫爬上了自己的脸，在脸上、额上，还有密密实实的板寸上轻轻地爬。我睁开眼睛，看见是朱朱拿手在我头上摸呢。 

　　我在街对面陪了你好久了。朱朱柔声说，跟我走吧。唉，跟我走吧，他是不会来的了。

像朱朱这样的女孩子，小小巧巧，细声细气，用你们文绉绉的话来说，就是可以盈盈一握的了。可是，你舍得一握吗，一握就碎了，你甚至舍不得摸一摸，只怕一摸就没了。朱朱邀请过我好多次了，我还是第一次去她的家。我没有去，是因为我不能回请她。东郊的跃进坊，一去就要泄漏天机，破旧的红砖楼，如何是豪华的将军府？！ 

　　朱朱的家住在鼓楼南街，市中心的一个僻静处，就像朱朱在乱哄哄的泡中，是安静的一 
 
 
小点。鼓楼南街是一片青砖瓦屋，街道很狭窄，路灯也很昏暗，无论白天黑夜，老槐树的影子都大块大块地铺下来，浓得像泼了一地的墨。古时候这儿是有一幢鼓楼的，现在是听不到鼓声了。没有鼓声，反而让路人指指点点，猜测哪一幢楼才是从前真正的的鼓楼。这几条街巷里，有好多拔地而起的小楼，跟碉堡或者跟烟囱差不多，天晓得里边是不是藏着一口大鼓呢？今天的人总喜欢给自己造谜语，好比古代的皇帝爱给自己造迷宫，报纸上说，考古队一直在找大鼓，现在已经找到了一对鼓槌。谁晓得呢，真的假的，是不是又在炒作？朱朱说，从来就没有见过什么考古队。 

　　朱朱的家在一幢小楼的第二层，楼梯在黑暗中弯弯曲曲，怯生生向上伸展，一进了楼道就觉得又冷又湿。我响亮地打着喷嚏，有两只小小的黄灯泡应声亮了，屁亮屁亮的。朱朱握住我的手，她的小手那么温暖、柔和。她显得很不好意思，她说，比不上你们家，你就当是体验平民生活吧。我的脸忽然烧得厉害，幸好灯光黯淡，嘴里支支吾吾，没有让朱朱看出来。我坦然地撒了几年的将军谎，这一回听到朱朱这么说，竟像被她啐了一脸的唾沫呢。 

　　到了朱朱家的门口，一个老妇人迎出来拉住朱朱的手，眼睛都湿了，那样子就像是劫后余生、战后重逢。我猜测这是朱朱的外祖母，正要叫婆婆好，朱朱说，妈妈，这是我同桌的何凤,我最要好的同学。你看她像不像假小子啊，板寸、牛仔、靴子，人家侠骨柔肠呢，好多次路上有小流氓欺负我，都是何凤把他们赶跑的。朱朱挥了挥秀气的小拳头，把妈妈的眼泪一下子都挥出来了。 

　　朱朱的妈妈泪眼婆娑，转过来盯着我，泪珠子噗噗地掉了几颗在手背上，却是说不出一句话来。我也是睁大了眼睛，是真正的傻了眼。 

　　朱朱的爸爸也出来了，他自然也是一个老人，而且和老伴就像是孪生姐妹，慈眉善目的老太婆样子，一点不像喝了酒在老婆床上撒野的前警察。他搓着手，不住地说，朱朱，朱朱，请同学上桌子吧。 

　　说实话，我那时候还没有从傻呼呼的状态中醒来呢。是不是有个成语叫如在梦中呢？如果有，我真的就是如在梦中呢。谁会相信朱朱撒谎啊，可她说起我的英勇事迹朴素得就像是轻描淡写。谁又会不相信她撒谎呢，她这个父亲难道真是一个醉醺醺的虐待狂？ 

　　到现在为止，我对朱朱也没有完全能猜透。是的，是猜谜语的猜。看起来最简单的数学题，恐怕也是最难解吧，不是说1+1=2现在都没有被证明吗？朱朱就是这样的女孩子，她被证明的次数越多，疑点就越多。证明她干什么呢，1+1=2的结论我们不是一直都在用着吗，对于朱朱，我晓得她是真心对我好就可以了。朱朱不喜欢男孩子，爸爸虐待妈妈，外公怒打外婆，只不过是她可以讲出来的几个理由罢了。讲不出来的理由，她讲不出来，我又如何讲得出来呢？对，我现在就是这么认为的。当时？当时我如在梦中，我没有什么认为，真的，那一年我们才十八岁啊。 

　　我和朱朱一家开始很安静地吃着饭。白色的小圆桌上有一盆连锅汤，是萝卜煮肉片，一品碗生焖油菜苔，一盘西红柿炒嫩蛋。朱朱的爸爸说，西红柿炒嫩蛋是朱朱天天都要吃的。她妈妈用一个木勺给我舀了好多萝卜和肉，肉有巴掌大，却薄得半透明，一半瘦一半肥，我嚼在嘴里就跟嚼豆腐似的，不知道嚼了多少片。朱朱说，你已经吃了三碗饭了，现在只能喝汤。我就喝了两碗汤。那汤是烫烫的，烫得我的肠子发出很舒服的疼痛来。朱朱就再把西红柿炒嫩蛋推到我面前，说，都吃了吧。我忍住不露出馋相，结果还是呼噜噜地吞了下去，忘了味道，只记得和豆腐脑差不多，大概是多了一些酸酸的余味吧。

撤了桌子，朱朱把我拉进她的屋里。她笑我吃得真专注，一顿饭连一句话都没有说。我跟个尴尬的男人似的，抠抠头皮，还真想不起自己说了些什么了。是了，是自己肚子里装的方便面太多了吧，馋得那个狗熊样。我就说，小时候爸爸就教过我，去别人家做客，吃得越多，主人就越高兴，你就越礼貌。 

　　朱朱说，到底是将军，多爽快啊。你爸爸的部队到底在哪儿呢？ 

　　这是我早就想好的，我说，他从土耳其回来了，在南线，95968部队。 

　　朱朱随口又问，做什么呢？ 

　　这问题就连陶陶都问过，我的回答也是千篇一律的，我说，部队长。提问的人就都住了口，这个回答是神秘的，也是靠得住的，因为它是绝对的军事化。提问的人不是要把我问倒，而是要拿我去炫耀，这就已经很够了。部队长，还有比部队长更说明问题的么？ 

　　但是，朱朱并不就此打住，她说，我能去你家玩吗？ 

　　这样的请求我从来都是拒绝的，然而此时此地，刚刚大吃了一顿朱朱，叫我如何说得出“不”字来？我忽然觉得喉头发痒，就猛烈地咳嗽起来，咳得按住胸口，咳得泪眼模糊，连气都要喘不过来了。在那一瞬间，我确实闪过一丝念头，也许我根本就小看了朱朱，她的心机、狡黠、对火候的把握还有对学校那些狗屁事情的洞悉，哪是我比得上的？我借着拿袖子揩眼睛的工夫，偷偷觑了她一眼，她的样子却又那么楚楚可怜，单纯、无辜，小嘴巴翘着，满是期待地望着我。我忽然又觉得自己卑鄙，小人之心，冤枉了这个水一样的、真的需要我来保护的小女孩。 

　　我说，等我爸爸回来，我接你去玩。 

　　她怯怯地问，他会喜欢我吗？ 

　　我站起来，在屋子里踱着步子，陆战靴在地板上橐橐地响，我似乎是真有了一点将军的派头。地板上的红漆已经剥落了，但擦洗得干干净净。朱朱家只有两间屋子，所有的家具也都擦得干干净净的，每一件东西，桌椅、沙发、茶杯、镜框、窗帘，还有窗台上的一盆素心兰，都跟可怜的朱朱似的，精巧、温和，散发着谦逊的、亲切的光芒。朱朱坐在沙发上，她脱了外套，穿着薄薄的黑色羊绒衫，像怕冷似的，把两只小手伸到嘴边轻轻地呵。我惊讶地发现，精巧的朱朱她的胸脯竟是那么饱满，就像毛衣下边塞了两只兔崽子，不知什么时候长大了、长肥了，长得都快蹦蹦跳跳了。我看得有些出神，朱朱却做得浑然不觉，只是很安静地等待着我的回答。可我在那一小会里忽然忘记朱朱问了什么了，只是觉得自己是他妈的有几分焦躁呢。 

　　可怜的朱朱把问题又重复了一遍。她说，你爸爸会喜欢我吗？ 

　　我回过神来，把手一挥，说，谁不喜欢你呢！谁都会喜欢你的啊。 

　　朱朱抿嘴一笑，像是放了心。她又说，你爸爸就跟你一样高大、英俊吧，而且还那么年轻？ 

　　我顺口就“嗯”了一声，其实我心里在想，狗屁，我爸爸是农村长大的孩子，营养不良，头发稀疏，入伍的时候只有一把插了刺刀的步枪高。家里最强壮的要数我妈妈，强壮得像一匹直立行走的河套马，是典型的东北种，能够扛着煤气罐穿过一条街坊不喘气。朱朱又叹息了一口，完全像电影里那些小美人幽幽的叹息。她说，我从来没见过爸爸妈妈年轻的样子，我记事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老了。 

　　我笑着，就算老了，可你爸爸还是有气力折磨你的妈妈啊。 

　　朱朱瘪瘪嘴，她说，所以你才应该相信，男人都是臭男人啊。 

　　我脱口而出，你是他们拣来的吧？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无论对谁，这都是一个混帐的问题呀。 

　　不过，朱朱却浅浅地一笑，她说，不，我哪是拣来的，我是他们的老来得子。妈妈当了一辈子小学老师，爸爸当了一辈子户籍警察，都退休了，还把我当着一个小学生，或者小盲流。 

　　我怕朱朱还有罗里啰嗦的问题没完没了，比如我的爸爸手下有多少兵，妈妈又在做什么呀……哪岂不是要穿帮？我就抢先拿话把她堵回去，我说，我明天想请陶陶去吃麦当劳。你说，他会去吗？ 

　　朱朱说，他不会去的。 

　　朱朱说得这么平静，这么不假思索，就让我有些发懵了。我说，要是我叫上你、阿利，再加几个小兄弟，他会去吗？ 

　　朱朱说，他还是不会去的。 

　　我发觉自己的鼻子一下子就酸了，我说，那为什么呀？ 

　　朱朱盯着我看了一小会，把头转向窗外，她说，我也说不清。事情越弄越复杂了。也许，就是陶陶没有你那么愚蠢吧。朱朱的眼里水光闪闪。我忽然觉得难受得要死，就把书包把背上一背，我说，我要走了。太晚了。 

　　朱朱说，太晚了。公交车已经收车了，到处都不安全。你就住这儿吧，跟我挤一个被窝。她耷下眼皮，露出长长的睫毛和那种完全不抱希望的挽留。我最见不得她这个鬼样子，弄得我也要婆婆妈妈了。我说，我打的。非走不可，爸爸今晚要和我通电话。 

　　朱朱居然没有送我。陆战靴的声音在昏暗的楼梯上响得夸张而长久。到了楼下，我反手从书包里掏出刀子来。就是那把十八岁生日时陶陶送我的猎刀。我把猎刀抽出刀鞘，刀喳地一响，刀刃在黑暗中发出好闻的金属味，就像是冷冷的花香。我就将它反手握紧了，笼在袖子里，朝着自己的家走回去

我有时把刀子带在身上，有时则不带。带刀子的念头，往往是临时才产生的。比如要出门了，觉得书包太轻了，没有分量，我就放一把刀子进去压书包。反正刀子就在枕头底下，要取是太方便。报纸上老在批评学生的书包太重了，我的书包太轻，岂不是怪怪的？ 

　　街上有风，还飘着小雨，老槐树的细叶子像雪花似地飞个不停。我把几个口袋都掏了一遍，只凑够了二元三毛五分钱。我想，我只有这些钱了，我无法打的。妈妈已经走了二十多天了，她留给我的康师傅120在三天前就已经吃完了，她留给我的钱也就这二元三毛五分了。我估计妈妈快要回来了，她说这一次的生意做成了，我们就有一大笔钱了，就成了有钱人了。谁知道呢，妈妈就是这么说的。可我现在得一步步地走回东郊的跃进坊。从鼓楼南街步行到十三根泡桐树需要十分钟，公交车从十三根泡桐树行驶到跃进坊需要半小时。我把衣领竖起来，很有耐心地走回去。虽然冷风在吹着，我却走得越来越暖和，捏着刀把的手还出了毛毛汗。我在心里回忆着麦麦德，这样我就可以不再去想陶陶。有一回麦麦德打了败仗，在沙漠边缘走了三天三夜也没有死。他的朋友找到他，他说，瞧，我成了一匹骆驼了。 

　　沙漠中的骆驼是不死的。这可怜的麦麦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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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包京生也来上学了。他背着一只假冒伪劣的阿迪达斯大口袋，跟个地质学家似的，看起来健康，红润，而且红中带着阳光照射的黧黑，一点不像是从医院出来的，更像是去海南或者云南的野外度了一个长假。在校服的外边，他披了一件据说在北京大院里正时兴的对襟褂，脚上套着一对老布鞋，这使他巨大的身躯显得有点头重脚轻了，成语里怎么说的？是巍巍高耸、也是危如累卵吧？ 

 
 
 
　　上午最后一节课是体育，天上正在下雨，是那种春末夏初黑黢黢的小雨，裹着灰尘和泥浆，寒冷又阴暗。因为下雨，体育课改成了自习课。操场上空无一人，泥浆从树叶上滴下来，脏得有点儿刺鼻。黄泥跑道成了绵渍渍的乡间小路，几只瘪了气的足球撂在路上无人过问。从高二·一班的三楼教室望下去，学校就像是一座荒凉的村庄。有些同学跑到楼道里跳绳、打羽毛球、下克琅棋，或者就是打情骂俏。包京生留在教室里，真跟变戏法似地，从书包里掏出了一大堆芒果，连声请同学们，吃吧吃吧都吃点吧……。他显得慷慨、侠义，乐善好施，也绝口不提老师打学生的事情了。 

　　除了朱朱怕麻烦，几乎所有同学都吃了他的芒果。芒果已经熟透了，蜡黄色的果皮染上了接近腐烂的酒红，把皮撕开，就散发出陈年的酒味。芒果自然是不够的，大家就分着吃，你咬一口，我咬一口。陶陶抓了最大的一个递给伊娃，伊娃吃了一半，再送回陶陶手上。陶陶呼噜噜地啃着，像啃着一根瘸腿。我气得发昏，恨不得把芒果皮贴膏药似地贴在他们的鸟嘴上。可我又悲哀地想，我是多么可怜，也只能想想罢了，我要是一贴，还不把她和陶陶真地贴在一块了？！最后，我和大家一样，把黏糊糊的果核、果皮扔得到处都是。我扔的时候，就真像是把心头恶心的东西都扔了出去。 

　　然而，吃下去的芒果味道发腻，已经在我的肚子里翻腾起来，说不出的难过、恶心，不断有发呕的感觉涌上来。包京生朝我走过来，他笑着，姐们，还行吧？ 

　　我的肠胃在翻腾，脸上在冒虚汗，脸色也一定是煞白的，我说，还行吧。不吃白不吃。 

　　包京生凑近我的耳根，笑得更加惬意了，牙齿却是咬得更紧了，他说，操，姐们，怕也没用，你还欠我一笔债呢。 

　　我捂住胃，把一口涌上来的酸水强压下去，酸水于是变成泪水从眼眶里分泌出来，搞得我小女人似的一片泪眼模糊，想说什么，却说不出来。 

　　包京生的声音忽然显得有些惊讶，惊讶得都有点儿温柔了，他说， 我他妈真是瞎了眼。 

　　我听见包京生呸了自己一口，他说，姐们，我包京生今儿忒是开了眼了，你这模样多招人疼啊。他把手放在我的板寸上摸了摸，他说，真舒服呢。

我没有向他示弱，我也瞪着他的眼睛一动不动。我说，撒谎人都有撒谎人的理由，有人撒谎害人，有人撒谎不害人，干我屁事。可是让我眼睁睁看你打了任老师，还要让他当罪人，我咽不下这口气。我觉得我他妈的都被你煽了一耳光。 

　　包京生再把我瞪了一阵，然后就像上回和我在烧烤摊前发生对峙一样，哈哈大笑起来。他说，我没看走眼，没看走眼，一个小囡，还真像个大丈夫！可大丈夫只看得到天下之大，却看不到天下之小，对不对？ 

　　这一回，我没有跟他抬杠。我明白当初没有听朱朱的劝告，糊里胡涂趟了一淌浑水。鞋弄湿了，裤脚弄湿了，有什么办法呢，湿了就是湿了，只有让它自己干下来了。我记得麦麦德说过，不要怕穿打湿的鞋子，风会把它吹干，太阳会把它晒干。我只是不知道裤脚和鞋子干了以后，陶陶还是不是我的人？我对自己说，你其实也是说谎不打草稿，满肚花花肠子，很想做得胸有城府，只不过事到临头，脑袋一热，就什么都忘了。真是这混账包京生说的，为了做一回活雷锋，把可怜的陶陶都推给了那个瘸子。我觉得心头累得慌，刚刚大吃了一顿，转眼又觉得没有气力了，至少是没有气力跟包京生斗下去了。我对包京生说，你说吧，你说什么我都听着呢。 

　　包京生点点头，他说，现在像个乖孩子了。 他张大嘴巴，也打了一个肥大的饱嗝，轰轰地响着，我看着他的大嘴，我想，河马也真是这么打饱嗝的吧？包京生张大嘴巴的时候，我甚至都可以看清他的舌根、扁桃和伸进庞大身躯的那根紫色的喉管，这时候的包京生是最接近于一头动物的包京生，狗屁的汉人、拉萨人、北京人，和我们这座城市的人。他的嘴在不停地翻动着，就跟一头刚刚爬上岸来的河马，呼呼呼地吐出一大堆一大堆的脏泡沫。包京生说了许多话，我只听明白了一点，那就是任主任正在跟蒋副校长抢夺校长的位子。宋小豆是站在蒋副校长一边的，因为蒋是一个男人；也有几个男人跟着任主任吆喝，因为任毕竟是一个女人。局长现在是比较倾向于任主任的，他觉得任主任接近师生，有魄力；而他一直怀疑，他在泡中的时候，蒋副校长曾写过匿名信举报他有财务问题。 

　　我没有听懂，我打断他，喂，什么是匿名信？ 

　　什么是匿名信吗，包京生宽宏大量地笑了笑，他说，就是古代的无头帖子嘛。我瘪瘪嘴，我对这个真没有兴趣。包京生又说，知道为什么是“财务问题”而不是“生活问题”吗？我还没有瘪嘴，他已经替我回答了，因为“财务问题”是廉政建设，而“生活问题”是美丽的错误。 

　　我噗地一下把茶水喷到了他的大脸上。我说，对不起对不起，你他妈的太好耍了。 

　　我扯了一根纸巾递给他，他却不接，很恶心地吐出大舌头在嘴边舔了舔。他说，前几年我妈总跟我爸干仗呢，骂他混账、不要脸，她要到单位去告他。我爸就说，你告去吧，告去吧，告啊，不怕人家说你乡下佬你就告去吧，谁不知道这是美丽的错误啊！ 

　　包京生说他父母的事情就像在说赵本山的小品，口沫四溅，乐得不得了。我真不明白这家伙是个什么东西。我问他，那你站在哪一边呢？他慢慢安静下来，瞅着我，一字一句地说，谁对我有好处，我就站在谁那边。世上的事情，不都是这个理嘛。陶陶、朱朱为啥要装憨，不说真话呢，是不知道蒋副校长和任主任到底谁是赢家啊。谁当活雷锋，谁就是活宝。他把最后一个油炸虾饺夹进嘴里使劲嚼着，嚼得吧搭吧搭响，汁水流出来把下巴都弄油了。 

　　我说，那陶陶到底是谁的人呢？ 

　　包京生冷笑，你也装憨啊，别人都看得出来，偏偏你不晓得！ 

　　我说，就算我晓得吧。一个瘸子，她能给陶陶什么好处？ 

　　包京生的表情变得有点失望了。他说，哦，你是说瘸子啊。算了，包京生说，你给我好处，我再敲瘸她一条腿。 

　　我喝了一口茶。茶已经冷了，喝下肚里去，肚里就升起一股寒意。一股寒意和恨意。我咬了咬牙，却盈盈地笑起来，我说，我要你敲瘸陶陶的腿。 

　　包京生想都没有多想，他说，我替你敲，你做我的女朋友。 

　　我把冷茶全喝了下去，把茶叶嚼烂了，也全咽了下去。我伸长手臂，拍了拍包京生的脸，我说，就这么说好了。谁反悔谁是他妈的臭狗屎。

是包京生给我招来的出租车。这是一辆破破烂烂的红奥托，发动机呼哧呼哧地响，好像一个老汉在咳嗽。仪表盘全黑了，车里发出烟、汗和皮革的臭味。包京生拉开车门一边把我朝里推，一边说，你就别嫌它了，多省几个钱吃香香，啊？我带上车门的时候，隔着玻璃给他挥了挥手。他站在那儿，那么高大，活像美国片里的巨无霸，一拳砸下来就能把车子给砸瘪。可他却意外地伸出手来也朝我挥了挥，动作温柔得就像可怜的小朱朱。一块灯光落下来，正斜斜地落在包京生的嘴巴上，那长长的嘴唇抿出一条弯弯的月亮，我忽然发现凶狠的河 
 
 
马竟成了慈祥的活佛。我摇下玻璃想跟他说句什么，出租车“澎”地跳了一跳，呜呜地开走了。 

　　风从窗外灌进来，吹得我的脸上一会儿冷，一会儿热。我手里还攥着包京生抽给我的两张钞票，我手心的温度和他屁股上的温度已经黏黏糊糊地搞在了一起。我瞥了一眼司机，悄悄张开手心看了看，一张是五十，一张是一百。我嘘了一口气，我忽然有了一百五十块钱。我本来只有二元三角五分钱，每天吃一顿饭，步行上学两个来回，可我现在有了一百五十块钱了。 

　　有一小会的时间，我考虑过手上的钱到底是谁的钱，小任的钱？我的钱？还是包京生的钱？或者算是借的钱？好在这种思考是不费脑筋的，我很快就把事情弄清了，对包京生来说，这是他敲来的竹杠，对任主任来说，这是她对未来的投资，对我来说，这是一个男孩子的殷勤。对英雄麦麦德来说呢，也许就是“不义之财”吧。不过，麦麦德对不义之财的态度也是模糊的，他起码说过两句自相矛盾的话：一句是，“君子不取不义之财”，真是掷地有声。另一句是，“不义之财取之何妨”！更是振聋发聩啊！可怜的麦麦德，这真是他妈的很有意思啊，前一句是你的宣言，后一句是你自己的辩护，我现在怎么一下子就心头雪亮了呢？最后我发现自己在微笑，因为我忽然像勘破了许多事情，而且有了一百五十块钱。老天，我是多么缺钱啊。 

　　在靠近跃进坊的前一个街口，我让司机停了车。我慢吞吞地走着回家去。既然在这个雨后的夜晚，家中黑洞洞的，空荡荡的，没有人也没有热饭热菜在等着我，我又何必急着要赶路呢。东郊的路面和城中心的路面一样，都被雨水淋得湿漉漉的，我的陆战靴踩上去咕咕地叫。我磨磨蹭蹭地走着，肠肠肚肚都走得很舒畅，一身都走得很舒服。我想起包京生在红泡沫答应我的事，他要替我敲瘸陶陶的腿，我悄悄地笑起来，就跟当初陶陶说要呸宋小豆一样，我一点都不相信，但我心里很欢喜，觉得他也有点儿可爱了。我就是朱朱说的蠢蛋吧，讨我的欢心其实很容易。 

　　东郊黑灯瞎火，远远地听到几声鸡鸣狗叫也是有气无力的。至少跟城中心比起来这儿是一片昏暗，路断人稀。有几处临街的麻将馆还在营业，火炉上的水壶在冒着蒸汽，电视机里娇滴滴的美人在发嗲，围成一桌的麻客们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我一直在纳闷，为什么报上天天要喊关怀下岗工人呢？ 他们看起来油水充足，风调雨顺，谁需要谁关怀啊？我想到妈妈跑到远天远地去瞎窜，还真不如就在东郊开个麻将馆，既方便了自己又方便了群众，我回家也有一口热汤热饭吃啊。 

　　在快进跃进坊的拐角处，有一爿花店正在扣上门板。灯光从门缝里射出来，就跟鞭子在黑暗里抽了一下子。在东郊的夜色里，花店的灯光显得很温暖。几只绿色的塑料捅立在门脚，里边插着红梅、百合、十三太保、银柳和黄玫瑰……，全是乱了季节的鲜花。花老板是从乡下来的小姑娘，也许已经不小了，但她的个头确实小得像一个小拳头，我经常在心里就叫她“小拳头”。小拳头对每一个过路人都笑容可掬，极尽她的恭敬与卑微。每一次她对我点头哈腰的时候，我都会摸出几毛钱来买她一枝或者两枝花。麦麦德说，一个人的卑微是应该得到回报的。虽然我他妈的也活得并不高贵，可我见不得一个女人对另一个女人陪尽了小心，就为了那么几毛钱。 

　　我有好多天都没有买小拳头的花了，因为在那些天里我还没有小拳头吃得饱。但是我很感激她，每一次见到我，她一如既往地对我热情、恭敬，叫我是“大姐”。我不喜欢“大姐”这个称呼，但是由小拳头叫出来，我心里就有点儿发酸，我听出了她的煞费苦心。她不能叫一个留着板寸、穿着高腰夹克的姑娘是“小姐”，因为“小姐”离“三陪”只有一步之遥了；她不能叫我是阿姨，因为我分明还是中学生；叫同志就更傻瓜了，而叫“妹子”显然太乡气。其实我是愿意她叫我妹子的，小拳头是一个干干净净的姑娘，当她的妹子是不让我脸红的。今天我有钱了，我决定买走她的一大捧鲜花。 

　　我今天是小拳头的最后一位顾客，而且是最大的买家，她的惊喜变成泪水涌上了眼窝子。她的手指头在凉水中泡得通红，红得就跟一根根胡萝卜似的，她就用这些胡萝卜揩揩眼窝，又捋捋头发，她说，大姐大姐，老天爷是要看顾你的，你二天是要交好运的，买了彩票中大奖，耍的朋友开宝马。小拳头满脸都是谄媚的笑，把眼睛、鼻子都笑没了，笑得就像一个乒乓球，而不是一只小拳头了。她把整整一捅黄玫瑰都捧给了我。 

　　黄玫瑰湿淋淋的，一路走一路都在滴着水，把我的靴子都滴湿了。到了家门口，我正在发愁怎么掏钥匙，门却吱呀一声打开了。我刚叫了声“妈妈”，但立刻就怔住了。我没有想到我的泪水也会像小拳头的泪水一样涌上来，我是被那些泪水给搞懵了，我沉默了好半天都还是没有再叫出声音来。爸爸趿着棉拖鞋，躬着身子，站在门框里，背对着灯光，在我们之间，隔着一大捧湿淋淋的黄玫瑰。谁都没有说什么话。他伸出手想来拍拍我的头，或是拍拍我的脸，就像他从前一直拍的那样。但是我怀中的一大捧玫瑰隔开了他，他试了几次都不成，只好把手收了回去。我终于笑了起来。 

　　我说，爸爸，你先让我进屋吧。

我没有听懂，我打断他，喂，什么是匿名信？ 

　　什么是匿名信吗，包京生宽宏大量地笑了笑，他说，就是古代的无头帖子嘛。我瘪瘪嘴，我对这个真没有兴趣。包京生又说，知道为什么是“财务问题”而不是“生活问题”吗？我还没有瘪嘴，他已经替我回答了，因为“财务问题”是廉政建设，而“生活问题”是美丽的错误。 

　　我噗地一下把茶水喷到了他的大脸上。我说，对不起对不起，你他妈的太好耍了。 

　　我扯了一根纸巾递给他，他却不接，很恶心地吐出大舌头在嘴边舔了舔。他说，前几年我妈总跟我爸干仗呢，骂他混账、不要脸，她要到单位去告他。我爸就说，你告去吧，告去吧，告啊，不怕人家说你乡下佬你就告去吧，谁不知道这是美丽的错误啊！ 

　　包京生说他父母的事情就像在说赵本山的小品，口沫四溅，乐得不得了。我真不明白这家伙是个什么东西。我问他，那你站在哪一边呢？他慢慢安静下来，瞅着我，一字一句地说，谁对我有好处，我就站在谁那边。世上的事情，不都是这个理嘛。陶陶、朱朱为啥要装憨，不说真话呢，是不知道蒋副校长和任主任到底谁是赢家啊。谁当活雷锋，谁就是活宝。他把最后一个油炸虾饺夹进嘴里使劲嚼着，嚼得吧搭吧搭响，汁水流出来把下巴都弄油了。 

　　我说，那陶陶到底是谁的人呢？ 

　　包京生冷笑，你也装憨啊，别人都看得出来，偏偏你不晓得！ 

　　我说，就算我晓得吧。一个瘸子，她能给陶陶什么好处？ 

　　包京生的表情变得有点失望了。他说，哦，你是说瘸子啊。算了，包京生说，你给我好处，我再敲瘸她一条腿。 

　　我喝了一口茶。茶已经冷了，喝下肚里去，肚里就升起一股寒意。一股寒意和恨意。我咬了咬牙，却盈盈地笑起来，我说，我要你敲瘸陶陶的腿。 

　　包京生想都没有多想，他说，我替你敲，你做我的女朋友。 

　　我把冷茶全喝了下去，把茶叶嚼烂了，也全咽了下去。我伸长手臂，拍了拍包京生的脸，我说，就这么说好了。谁反悔谁是他妈的臭狗屎。

从红泡沫出来，我才发现街面上是湿漉漉的，刚刚落过一场雨水，皮鞋踩上去咕咕地响。我喜欢冬天的雨水。冬天的雨水是寒冷的，干净的，把空气中的灰尘都洗干净了，把鸡零狗碎的事情都冲到阴沟里去了，空气呼吸到鼻子里多么芬芳啊。那种让人有点儿难过的芬芳。但晚春的雨水，初夏天的雨水，是汗腻腻的，没有清新和芬芳的，让人有些头晕目眩的。我昏昏然地，让包京生搂着，走到街沿边。我说你给我钱，我要打的。他说，我的千金，你还缺钱！ 

 我说，你不是发了不义之财么，我替你消灾。包京生从屁股兜里摸出一卷钱来，抽了两张在路灯下看看，递给我。钱还带着他屁股的温度。我说，你到底敲了人家任老师多少钱，不是说我坏了你的好事么？ 

　　包京生说，哪是敲呢，就给了两三千的医疗费。任主任多聪明，闹下去我们两败俱伤。何况你帮了她大忙，她人逢喜事，钱也给得利索。 

　　我说，都是医疗费，那你不是一点赚的也没有了？ 

　　他说，操，我们家从不干不赚的买卖。护士长是我舅妈的朋友，发票上多写1500元不就成了吗？包京生的语调轻松平常，还不如他嚼油炸虾饺那么用劲呢。他又说，你怎么身子在发抖，还冷啊？ 

　　是啊，怎么还会冷呢。靠着包京生这头巨大的哺乳动物，热哄哄的，我怎么会冷呢？

是包京生给我招来的出租车。这是一辆破破烂烂的红奥托，发动机呼哧呼哧地响，好像一个老汉在咳嗽。仪表盘全黑了，车里发出烟、汗和皮革的臭味。包京生拉开车门一边把我朝里推，一边说，你就别嫌它了，多省几个钱吃香香，啊？我带上车门的时候，隔着玻璃给他挥了挥手。他站在那儿，那么高大，活像美国片里的巨无霸，一拳砸下来就能把车子给砸瘪。可他却意外地伸出手来也朝我挥了挥，动作温柔得就像可怜的小朱朱。一块灯光落下来，正斜斜地落在包京生的嘴巴上，那长长的嘴唇抿出一条弯弯的月亮，我忽然发现凶狠的河 
 
 
马竟成了慈祥的活佛。我摇下玻璃想跟他说句什么，出租车“澎”地跳了一跳，呜呜地开走了。 

　　风从窗外灌进来，吹得我的脸上一会儿冷，一会儿热。我手里还攥着包京生抽给我的两张钞票，我手心的温度和他屁股上的温度已经黏黏糊糊地搞在了一起。我瞥了一眼司机，悄悄张开手心看了看，一张是五十，一张是一百。我嘘了一口气，我忽然有了一百五十块钱。我本来只有二元三角五分钱，每天吃一顿饭，步行上学两个来回，可我现在有了一百五十块钱了。 

　　有一小会的时间，我考虑过手上的钱到底是谁的钱，小任的钱？我的钱？还是包京生的钱？或者算是借的钱？好在这种思考是不费脑筋的，我很快就把事情弄清了，对包京生来说，这是他敲来的竹杠，对任主任来说，这是她对未来的投资，对我来说，这是一个男孩子的殷勤。对英雄麦麦德来说呢，也许就是“不义之财”吧。不过，麦麦德对不义之财的态度也是模糊的，他起码说过两句自相矛盾的话：一句是，“君子不取不义之财”，真是掷地有声。另一句是，“不义之财取之何妨”！更是振聋发聩啊！可怜的麦麦德，这真是他妈的很有意思啊，前一句是你的宣言，后一句是你自己的辩护，我现在怎么一下子就心头雪亮了呢？最后我发现自己在微笑，因为我忽然像勘破了许多事情，而且有了一百五十块钱。老天，我是多么缺钱啊。 

　　在靠近跃进坊的前一个街口，我让司机停了车。我慢吞吞地走着回家去。既然在这个雨后的夜晚，家中黑洞洞的，空荡荡的，没有人也没有热饭热菜在等着我，我又何必急着要赶路呢。东郊的路面和城中心的路面一样，都被雨水淋得湿漉漉的，我的陆战靴踩上去咕咕地叫。我磨磨蹭蹭地走着，肠肠肚肚都走得很舒畅，一身都走得很舒服。我想起包京生在红泡沫答应我的事，他要替我敲瘸陶陶的腿，我悄悄地笑起来，就跟当初陶陶说要呸宋小豆一样，我一点都不相信，但我心里很欢喜，觉得他也有点儿可爱了。我就是朱朱说的蠢蛋吧，讨我的欢心其实很容易。 

　　东郊黑灯瞎火，远远地听到几声鸡鸣狗叫也是有气无力的。至少跟城中心比起来这儿是一片昏暗，路断人稀。有几处临街的麻将馆还在营业，火炉上的水壶在冒着蒸汽，电视机里娇滴滴的美人在发嗲，围成一桌的麻客们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我一直在纳闷，为什么报上天天要喊关怀下岗工人呢？ 他们看起来油水充足，风调雨顺，谁需要谁关怀啊？我想到妈妈跑到远天远地去瞎窜，还真不如就在东郊开个麻将馆，既方便了自己又方便了群众，我回家也有一口热汤热饭吃啊。 

　　在快进跃进坊的拐角处，有一爿花店正在扣上门板。灯光从门缝里射出来，就跟鞭子在黑暗里抽了一下子。在东郊的夜色里，花店的灯光显得很温暖。几只绿色的塑料捅立在门脚，里边插着红梅、百合、十三太保、银柳和黄玫瑰……，全是乱了季节的鲜花。花老板是从乡下来的小姑娘，也许已经不小了，但她的个头确实小得像一个小拳头，我经常在心里就叫她“小拳头”。小拳头对每一个过路人都笑容可掬，极尽她的恭敬与卑微。每一次她对我点头哈腰的时候，我都会摸出几毛钱来买她一枝或者两枝花。麦麦德说，一个人的卑微是应该得到回报的。虽然我他妈的也活得并不高贵，可我见不得一个女人对另一个女人陪尽了小心，就为了那么几毛钱。 

　　我有好多天都没有买小拳头的花了，因为在那些天里我还没有小拳头吃得饱。但是我很感激她，每一次见到我，她一如既往地对我热情、恭敬，叫我是“大姐”。我不喜欢“大姐”这个称呼，但是由小拳头叫出来，我心里就有点儿发酸，我听出了她的煞费苦心。她不能叫一个留着板寸、穿着高腰夹克的姑娘是“小姐”，因为“小姐”离“三陪”只有一步之遥了；她不能叫我是阿姨，因为我分明还是中学生；叫同志就更傻瓜了，而叫“妹子”显然太乡气。其实我是愿意她叫我妹子的，小拳头是一个干干净净的姑娘，当她的妹子是不让我脸红的。今天我有钱了，我决定买走她的一大捧鲜花。 

　　我今天是小拳头的最后一位顾客，而且是最大的买家，她的惊喜变成泪水涌上了眼窝子。她的手指头在凉水中泡得通红，红得就跟一根根胡萝卜似的，她就用这些胡萝卜揩揩眼窝，又捋捋头发，她说，大姐大姐，老天爷是要看顾你的，你二天是要交好运的，买了彩票中大奖，耍的朋友开宝马。小拳头满脸都是谄媚的笑，把眼睛、鼻子都笑没了，笑得就像一个乒乓球，而不是一只小拳头了。她把整整一捅黄玫瑰都捧给了我。 

　　黄玫瑰湿淋淋的，一路走一路都在滴着水，把我的靴子都滴湿了。到了家门口，我正在发愁怎么掏钥匙，门却吱呀一声打开了。我刚叫了声“妈妈”，但立刻就怔住了。我没有想到我的泪水也会像小拳头的泪水一样涌上来，我是被那些泪水给搞懵了，我沉默了好半天都还是没有再叫出声音来。爸爸趿着棉拖鞋，躬着身子，站在门框里，背对着灯光，在我们之间，隔着一大捧湿淋淋的黄玫瑰。谁都没有说什么话。他伸出手想来拍拍我的头，或是拍拍我的脸，就像他从前一直拍的那样。但是我怀中的一大捧玫瑰隔开了他，他试了几次都不成，只好把手收了回去。我终于笑了起来。 

　　我说，爸爸，你先让我进屋吧。

当时我们都没有注意到，当对峙一开始出现的时候，我们的脚步都在一点点地朝外挪动着。当事人，围观者，还有大街上匆匆回家的行人，骑车收破烂的的农民，住在铺板房里的闲汉，闲汉手里还端了堆着红油泡菜的饭碗，都裹着我们，一点点地挪动着。出泡中栅栏门右手是一条小巷，小巷钻进去几步是个臭气熏天的公厕，卖门票的老太婆兼卖着十几种报纸。人群跟又肥又大的苍蝇一样，嗡嗡地呼应着，终于在公厕的入口处停了下来。公厕有一扇共享的圆形拱门，还绘了一圈玫瑰花或者是红苕花，进去才分男左女右，虽然是臭不可闻， 
 
 
却像里边真供着什么神仙眷侣，可笑得很啊。当然，这也是一个方方面面都能接受的好地方，蒋副校长多次讲过，要撒野出去撒野，到茅坑边上去撒野。要打架的人也喜欢在这里动拳脚，因为这儿既不阻碍交通，看热闹的家伙又数目适当。缺了看热闹的人起哄，这架不是白打了？ 

　　包京生的手上还提着陶陶的捷安特，他其实已经是在拖了，拖到那个麻脸老太婆身边扬手一扔，说了声“操！”麻脸老太婆倒不惊慌，依然埋着头理她的小角票，一张张叠成硬邦邦的三角形。 

　　伊娃还是缠着陶陶，而金贵的手还抓住伊娃的肩膀不放。陶陶重复着低声的咆哮，他说，放了。我叫你他妈的放了，乡巴佬！ 

　　伊娃扭了扭身子，自然是没有把金贵的手扭下去。金贵的手爪几乎已经穿过了她的衣服，就像铁丝穿过了犯人的锁骨，除非你真拿刀把它砍了，不然你休想挣脱它。 

　　现在，包京生已经成了一个旁观者了，我们都成了旁观者了，所有的眼睛都落在了金贵的身上。金贵抓在伊娃肩膀上的左手成了一个死疙瘩，而朱朱早忘了这疙瘩是她系上去的，只有她才是可以解开疙瘩的人。但是她的表情却分明告诉我：天哪，出什么事情了？应该怎么办？哦，这就是朱朱，你说她是装蒜吗，我现在也想不清楚。 

　　陶陶照准金贵的胸前猛掀了一掌。那一掌也是猛啊，金贵向后一倒，刚好一屁股坐在摆满报纸的木板上，木板轰地翻了，报纸啪啪啪地飞起来，就像是一群鸽子受了惊，都打在我们围观者的脸上。麻脸老太婆的脸上看不出愤怒，愤怒都被麻子遮蔽了，她小心翼翼把三角形的角票收拣好，站起来俯身朝着金贵的脸，一连啐了好几口。金贵很快就直了起来，一只手还抓住伊娃，一只手还提着书包，他不能揩脸，也不能还手，老太婆的唾沫就像屋檐水一样挂在他的脸上。他就那么傻乎乎地站着，一声不吭。 

　　陶陶说，放了！ 

　　金贵说，波！ 

　　陶陶终于动了拳头，他捏紧拳头，似乎短暂地犹豫了一下，兜底一拳打在金贵的下巴上。我们都听到像气球爆炸时“澎”地一响，金贵的脸很滑稽地扭歪了，又还原回来，但是血从他的嘴角流出来，却不能够再流回去了。 

　　朱朱指着陶陶，她说，住手，你住手，陶陶。你疯了！陶陶！ 

　　但是陶陶不搭理她，他又一拳打在金贵的胸口上，那胸口也跟充满了气的口袋一样，发出“澎”地一响。 

　　金贵晃了晃，但没有倒下去。 

　　陶陶澎澎澎澎，一拳又一拳地打在金贵的身上。金贵每次都要倒了，最后又摇摇晃晃站住了。 

　　陶陶吼道，放手！放手！乡巴佬！ 

　　我也吼起来，还手，你他妈的还手啊，你这个臭乡巴佬。他要打死你的，你这个乡巴佬！ 

　　金贵扭过头来看了看我和朱朱，他眼里全是无奈和委屈。他说，波、波、波……。可怜的金贵，他左手抓住伊娃、右手提着“美少女”，他已经没有手来还手了。 

　　包京生把双手抱在胸前，很认真地观看着陶陶打金贵的动作。陶陶似乎累了，嘴里气喘吁吁的，而金贵咬着牙，还是打死不松手。包京生就笑了，他说，哥们，你们总得有个人松手，是不是？不然，不打死也得累死啊。 

　　金贵自然是没反映，陶陶却仿佛一下子被点醒了，这一回他是对着伊娃说放了。他的声音听上去，依然是怒气冲冲的，他瞪着伊娃说，放了放了！

伊娃很吃惊、很可怜地看了一眼陶陶，放开了自己抱着陶陶腰杆的双手。她松开手，把空空的巴掌摊在眼前看了一小会，忽然“哇”地一声大哭了起来。而陶陶立刻就像松了绑，对伊娃的哭声充耳不闻，他跨上一步，双手揪住金贵的头发，朝前直冲过去。金贵的头发是卷曲的，乱蓬蓬的，也是油腻腻的，他被揪住磕磕碰碰朝着后退。地不平整，昨夜下了雨，现在还坑坑洼洼的，人群呼啦啦地跟着朝后倒，不晓得要出什么事情。但他们很快就停了下来，因为金贵的身后就是一个揭了盖子的化粪池。陶陶抢前赶到，并且跪了下来，把金贵的头发死命地揪住，也立刻逼着他跪了下来。陶陶揪住金贵的头发，把金贵的头狠狠地朝粪池里按。粪池里冲出来的已经不是臭气了，而是他妈的让人天旋地转的恐怖。 

　　然而陶陶忘记了，金贵的左手还揪着另一个人，这就是伊娃。当金贵跪下来的时候，伊娃也跪了下来，而且她整个的上半身都快被金贵拉到粪池里去了。伊娃哭着，她说，陶陶放手，陶陶你放手啊放手！ 

　　金贵手里的伊娃是他挨打的理由，可是到了最后却成了他完美的人质。 

　　但是陶陶对伊娃的哭声充耳不闻。他不理睬伊娃的哭声，金贵手里的人质就成了粪池里的一堆大粪。陶陶依然死命地要把金贵按下去，他要把金贵的头按到灌满了大粪的池子里去。陶陶是敢这么做的，他也做得到。他惩治这个乡巴佬的理由好象已经不存在了，剩下的仅仅是惩治。 

　　金贵的嘴里发出一阵呜呜的声音，他肯定是要呕吐了，但还憋着没有吐出来。他的鼻尖都被按得快要贴着大粪了，但还在顽抗着。我知道金贵的滋味，我就这样被陶陶揪着耳朵没命地折磨过，如果没有谁插上一手，陶陶会一直按到你真正把大粪吃下去。他是真他妈的做得到的啊。 

　　我朝着陶陶的后边迈出去一步。朱朱扯了扯我的袖子，她说，风子，别傻了。 

　　我没有理会朱朱。我晓得我想干什么，而且我晓得我该怎么干。 

　　突然，陶陶大叫了一声，这一声非常的短促，也非常的压抑，和笼子里的猛禽差不多，被逼慌了，饿极了，不得不叫，悲愤难耐，好象被按到粪池里去的人不是金贵，而是他自己。陶陶大叫了一声，把他妈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他要在这一按之下，彻底把金贵解决了。 

　　围观者一片喝彩，还有人做好了拍巴掌的准备。他们真是高兴呢，他们为什么不高兴呢，看一个又帅又酷的男孩教训乡巴佬，好比看火车站的保安用皮带追打背着铺盖卷的民工呢。 

　　他们吼着，好！ 

　　但是陶陶这最后的一逞被制止了。 

　　我趴在陶陶的背上，把猎刀横在了他的脖子上。就是那把他送给我的猎刀。我这还是第一次在室外把它抽出来，在开始麻麻黑的光线里，刀身上发出阴黢黢的光，还有一丝金属般的花香。我说，放了，陶陶，你把他放了。我说得非常的平静。 

　　为了向所有的人证明我是认真的，我用刀刃在陶陶的颈子上压了压。颈子上立刻像被红圆珠笔画了一条线，而且在他嫩滑的喉结上起伏着，又像是一根漂亮的红丝带。我没有骂一句粗话，陶陶也没有。他晓得我使刀子是他调教出来的：如果手上有一把刀子，就要让人相信你敢把它捅出去。 

　　里外三层的人都安静下来了。最外边的人也许什么也没有看到，但他们被粪池边传出来的安静震慑了，统统闭上了鸟嘴巴。只听得到车轮和脚步碾过小巷的风声，还有那个麻脸老太婆的鼻子在呼噜呼噜地响。 

　　陶陶咚地一下栽倒在粪池边上，他全垮了。 

　　我的眼前浮现出一个人，就是送给我弯刀的叔叔，那个拐了我妈妈在中亚的沙漠里瞎窜的男人。

公厕大战后的第二天，金贵得到了一个绰号，叫做“金左手”。这不是一个什么光荣的称号，因为大粪的颜色就是金子的颜色嘛，而金贵就是在粪坑边上成名的。有什么光荣可言呢，他依然是陶陶的手下败将，而且他依然是一个乡巴佬。金左手只是让全校的学生都知道了，泡中新来了一个金贵，而金贵是一个闷头闷脑的憨东西、死心眼、乡巴佬和左撇子，一个让人好笑，而自己却一点不懂什么叫好笑的人。 

 
 
 
　　他用左手提“美少女”，用左手拿筷子，用左手握球拍，还试图用左手写字……反正，他的一切举止都和大家是左着的。左着的，你可能不明白，在我们的方言里，左的就是别扭的。有一次英语课听写单词，宋小豆一边踱步，一边咕哝着声音。走到金贵跟前停了停，金贵赶紧抬起头来，乱蓬蓬的头发下，满眼都是惶恐。没事，宋小豆做了一个手势，而且她还笑了笑，说，金贵和国际接轨了，——克林顿也是用左手签字啊。 

　　全班自然大笑，金贵拿左手的手背揩了汗，也跟着傻乎乎地笑。他的同桌问他，知道笑什么？他说，波，波晓得。 

　　金贵是从大巴山来的。哦，你不晓得大巴山，是吧？我也只是晓得而已，没有去过。对我们这座城市的人来说，每个人从小就听说过大巴山，听得耳朵里边都要长出黄土了。大巴山的巴就是乡巴佬的巴，大巴山千百次从父母、邻居、老师的嘴里传出来，大巴山就不是山了，大巴山就成了一个固定的说法：还有比大巴山更远的山么，还有比大巴山更穷的山么，还有比大巴山人更乡巴佬的么……。而金贵就是大巴山来的人。他来到这里，是因为他的哥哥死了。 

　　这一切都是我们后来才晓得的，他的哥哥比他早三年下山、进城、打工。他生前做过的最后职业是清洁工，清洗玻璃幕墙的清洁工。这个工作要了他的命，当时他的身子正停留在33层的高楼外边，捆住他腰杆的绳子突然断了。金贵的哥哥从33层高的地方飘落下来，他飘落的时候一定就跟纸一样轻盈的。因为物理老师坚持说，物体处于自由落体状态中，速度都是一样的，一团棉花，一坨铁，一个人，或者一张纸……都是一模一样的。唉，我但愿金贵的哥哥飘落到地上时，他没有痛苦，也没有血流出来，他仅仅是死了。 

　　保洁公司的老板，当然是一个屁大屁不大的老板，他提出只要王家不告到法庭去，他可以把金贵接进城来读书、生活、工作。金贵的父亲点了头，只说了一句话，不要再做清洁工了。 

　　我们问过金贵，你从小就是左撇子吗？金贵说，我波是左撇子，我波晓得啥子是左撇子。我割草、砍柴，拿牛鞭子……都是左手是顺手。 

　　金贵的话很少，当然，反正也很少有人来找他说话。他是一个憨头憨脑的的憨子。

那天，陶陶把伊娃的手从自家的领口上扳下来，再把她轻轻一推，她就一屁股跌在了座位上。伊娃就咿咿呀呀地哭起来，她是想用哭声来把陶陶圈住，可陶陶丢下她已经走了，哪管她在哭什么。 

　　这一次伊娃哭得细声细气，但又哭得意外的长，绵绵的雨水一样，不能让人惊心动魄，却把人搞得心烦意乱，永无宁日似的。就连上课的时候，她也在抽抽啼啼，没完没了。好在 
 
 
伊娃的哭声掌握得很有分寸，刚好在不干扰教学的范围内。泡中老师的涵养也真的是不一般，他们听见了也就跟没有听见一样。在泡中当老师，蒋副校长曾在广播里说过，第一是要涵养好，第二是要涵养好，第三还是要涵养好，我们泡中的老师，就是涵养最过得硬。这番话，蒋副校长在每年的教师节时都要重复好多遍。既表扬了老师，也讨好了学生。而宋小豆说过一句更为精彩的话，涵养不好早见鬼了。 

　　这还是陶陶转述给我的，宋小豆骂他，骂着骂着，就先后用双语叹息了这么一句。宋小豆说出来的那个鬼是西方人的鬼，不是我们的鬼，叫个什么蛋，也许是傻蛋或者鸟蛋吧？陶陶也没有搞清楚。陶陶现在再不会给我说什么了，他和我一点关系也没有了。陶陶大概想和所有人都把关系了断了，他站在那儿，坐在那儿，就像没鼻没眼、没心没肺，就像一团气。 

　　但是伊娃是不依不饶的，这个瘸腿女孩的想法总是非凡的。她把她的想法、她的秘密，都记录在了她的《小女子大印象》里，不过她再也不会由谁朗读给我们听了。她除了哭泣，就是埋着头，一个劲地写啊写啊。她的脸色是煞白的，脸颊薄得像一把刀子，鼻尖上的弯勾和鱼钩一样尖锐。我们都想晓得她写了些什么，任主任的侄儿说，愤怒出诗人，伊娃的愤怒肯定更让她妙语连珠吧。但是她不让任何人碰她的《小女子大印象》，她走到哪儿都拿双手把本子抱在胸前，和电影里日本、韩国的女孩子一样，活脱脱成了个假眉假眼的淑女了。不过，至少我当时是这么认为，这全都是他妈的假像啊。不然，伊娃如何是伊娃呢？ 

　　有一天阿利告诉我，他亲眼看见，伊娃在十三根泡桐树揪住陶陶，扇了他一个耳光。 

　　我并没有吃惊。我只是问阿利，陶陶也没还手吗？ 

　　阿利软软地吐口气，他说，陶陶没还手。陶陶连什么话都没有说，就骑着自行车走了。 

　　可怜的阿利，在公厕大战之后他也连带着给废了，就像挨了一顿黑打的家伙就是他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