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复：【欣空无限】刀子和刀子（转载新浪读书）

我们在河边的电话亭给阿利的妈妈打电话，IC卡居然是从金贵的口袋里掏出来的。他说，还有五元三毛钱，打市话可以打好长一阵呢。手机很快就通了，过了好半天才有人接，话筒里夹着搓麻将的声音，稀里哗啦地一片碎响。感觉他妈妈很疲倦，声音发泡，一点都不干净。她说了一声“喂”，就没有吭声了。我三言两语说清我是谁，为什么打电话。只听到她那边一声尖叫，就被一片乱哄哄的声音淹没了。可手机居然又没有断线，我只得和朱朱、金贵交换着握话筒，因为等待的时间太长了，话筒都被捏出了满手的汗。我们说，我们必须有 
 
 
耐心。阿利都被劫持了，我们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不知过了有多少时候，已经有蝙蝠像乱箭一样在河上乱窜了，阿利的妈妈终于在那一头说话了。她的声音意外的平静，就像刚才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甚至，刚才不是她接的电话，只有她的发泡的声音让我确信，她就是她。她只说了两句话，一句是，他要什么，给什么。再一句是，阿姨谢谢你们了。 

　　手机就挂了。朱朱说，给什么？我们有什么给他的呢？ 

　　金贵笑笑，说，包京生要你，就把你给他算了。 

　　朱朱扬手一耳光煽在金贵的脸上，乡巴佬！朱朱的脸上烧得烂红，就像挨了一耳光的人是她。我从没有见过朱朱打人，更别说是煽别人的耳光了。我说不出话来，金贵摸摸自己的脸，也不说话，也不发怒，也不道歉。 

　　僵持了一小会，朱朱看着我，柔声说，我们散了吧。谁有消息，相互通一下。她做出勉为其难的样子，拍了拍我的脸蛋，她说，回去吧。 

　　朱朱转身走了。我对金贵说，别生她的气。她心里难过，阿利是她的好朋友。 

　　金贵抿着嘴，不说话。他的头发还是我们第一天见到的，乱蓬蓬的，嘴唇很厚地嘟着、突着。我在想，他其实什么都没有变啊，但金贵不是那个金贵了。 

　　我们一起走到十三根泡桐树，他陪我等候公交车的到来。晚风从河那边吹过来，把暑气略略地吹散了一些。金贵说，风子，朱朱居然会对你那么好，真是奇怪啊。 

　　你才奇怪，我说，我和朱朱从来就很好。 

　　金贵笑起来，朱朱对你好，朱朱的脾气波好。她难过，就扔给我一个耳光，扔给你一双靴子。 

　　我说，你他妈的什么意思呢？ 

　　莫得什么意思。金贵看着街口那边，说，车来了。

我们又给阿利的妈妈打过两次电话，都是在朱朱家打的，用免提，声音在屋子里回响，夹杂着放大的灰尘一样的电流声，就像隔了千山和万水。手机一通，阿利的妈妈马上就接了，她的声音沙哑、疲惫、焦急。我们本来是要问她阿利来没有来过电话，但是我们一问，她忽然就沉默了。我们都以为阿姨要哭了，可沉默一小会之后，她说，再等等吧。 

　　我们第二次去电话，已经是两天之后了。她的声音简直就是气若游丝了，也没问关于阿 
 
 
利的情况，她知道问了也是白问，阿利回来了，还不会自己给她打电话吗？她说，报警吧。 

　　朱朱的爸爸就是退休的老警察，朱朱说，阿姨，是你报呢，还是我们替你报呢？ 

　　阿姨又叹了一口气，幽幽地说，还是别报吧。 

　　炎热的天气，把每一个人都烧晕了。好在鼓楼街罩在老槐树的荫影中，墨一样浓的荫影，把鼓楼街泼出了一点凉意。朱朱的家，窗内、窗外，阳光或者灯光，就像一把刀子切出了两个世界，一个明亮得炫目，一个阴暗得揪心。我们喝着从冰箱里取出来的鲜橙多，有一眼没一眼地瞟着电视机。 

　　朱朱说，这个时候他们会在哪儿呢？ 

　　我说，管他们在哪儿呢，哪怕他们去了阴曹地府，只要他们还能冒出来。 

　　朱朱说，风子还是没心没肺。阿利呢，就算是只请你吃过饭的朋友吧，包京生呢，对你那么痴情，你真要送他去阴间啊？ 

　　我心中格登了一下，沉了脸，说，朱朱，你别诅咒他。 

　　金贵说，我们乡下人迷信，说波吉利的话，出波吉利的事。梦见被砖头所打，必然死于头破血流。风子，朱朱，话波能乱讲啊。 

　　我和朱朱看着金贵，金贵的脸上没有一点笑容，在恶热得让人发昏的天气里，他的脸上冷得像结了一层霜。 

　　别吓我，我说，我心口在咚咚乱跳呢。 

　　金贵笑起来，说，我怎么会晓得你心口乱跳呢？ 

　　朱朱的面前放着一大杯的鲜橙多，她端起来，很平静地说，金贵，你不道歉，我全泼在你的脸上，而且永远都不要看见你。 

　　我有些吃惊，我说，朱朱，你疯了，倒什么歉呢？ 

　　朱朱还是看着金贵，她说，你倒不道歉？ 

　　金贵说，我错了。 

　　朱朱说，你看着风子说。 

　　金贵说，风子，我错了。 

　　我说，朱朱，你要把金贵当朋友，就不要伤他的面子。 

　　金贵笑了一下，说，乡巴佬有什么面子？能把我当朋友，就是我的面子。 

　　朱朱说，我没有把你当朋友。 

　　我瞥了一眼金贵，金贵却只当没有听见。 

　　电视机的画面晃动了一下，开始颤抖起来，大概是记者扛着摄像机在街上追拍什么吧，画面上全是行人惊诧的脸，一声炸豆般的枪声，还有尖锐的刹车声，磨得地面嘎吱吱响。金贵说，还跟真的一样呢。 

　　我手里正握着遥控板，随手就把频道换过去了。我最烦这种装神弄鬼的节目。但朱朱一把抢过遥控器，又把频道换回来，她说，什么装神弄鬼，包京生出事了。 

　　我说，什么？ 

　　朱朱说，你们看，包京生拒捕，被警察开枪打倒了。

我们是在病房见到阿利的。病房已经不是病房了，有点像是乡间度假的别墅。不过，我从没有去过什么别墅，我说是别墅，只是这么觉得罢了。阿利躺在一张雪白的床上，四周摆放着好多盆开放的兰花，兰花的香味过分浓郁了，兰花也都不像是兰花了。阿利说，我躺在兰花里看你们进来，就觉得是来给我作遗体告别呢。阿利笑着，眼里流下泪来。他剃了一个精光的光头，我发现他的光头其实是坑坑洼洼的，如同一颗不规则的土豆。 

 
 
 
　　我在他土豆一样的脑袋上摸了摸，我是最喜欢摸他头发的，但现在没有头发可摸了。我说，太难看了。为什么呢，阿利？ 

　　阿利侧身朝阳台那儿望了望，他说， 是妈妈要让我剃光头的，妈妈说，把晦气都剃走吧。 

　　这时候，我们才看到阿利的妈妈，她背靠着阳台的栏杆，在平静地打量我们，也像是什么也没有打量。我从没有见过像她那么脸色苍白的女人，即便是阳光照在她的脸上，也没有温暖的感觉，反而让她的皮肤白得透明。她的眼影是黑黑的，也说不清是画上去的，还是自己就有了。她的眼里有一种不安，就像是初次见面那种紧张和不安。其实，我们在电话里早就交谈过了，可她依然只是看着我们，并不进屋来说话。 

　　我们和阿利都小心翼翼地不去谈到包京生。我们给他讲了些学校的事情，也提到了会考，我们都说，妈的，会考算什么，给了报考费，还能不让你毕业？朱朱说，密丝宋说了，除了被开除的，都能毕业。阿利说，哦，就是包京生一个人嘛。大家立刻又没话了。 

　　过了好久，阿利说，他在医院呢，还是在监狱？ 

　　金贵说，是在医院，也是在监狱，监狱里都有医院的。他把你害惨了，你还惦记他？ 

　　阿利说，害我，你是说，包京生害我了吗？

爸爸的保卫工作从白天转到了晚上，因为厂子在一天天垮掉，就像一个臃肿的人在一点点地死去。总有人乘着夜色从车间里搬走工具、零件，或者割走几十米电缆，灰狗子们呢，他们睁着眼睛呼呼大睡，等于告诉他们平安无事。而且灰狗子也越来越少了，厂里养不起这么多能把品碗吞下去的大嘴巴。厂长，就是爸爸口口声声尊为首长的那个人，亲自把爸爸找去谈了话，还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你就值夜班吧，老何。你值夜班我吃得饱，也睡得着。拜托你守住厂门，就像卡恩守住德国的大门一样。厂长还很年轻，高大、结实，声如洪钟， 
 
 
大热天也穿西装、系领带，而且是出了名的足球迷。可怜我的爸爸，他根本不知道卡恩是谁，他从前只知道守仓库，现在只知道守厂门。厂长的话，把他的脸都涨红了。他站起来，立正，哆哆嗦嗦敬了一个军礼，他说，请首长放心吧。 

　　厂长笑笑，再拍拍我的爸爸的肩膀，说，稍息，请稍息吧。 

　　当天晚上，爸爸在厂门口堵住一个扛着砂轮出去的工人。他说，把东西放回去。那工人是个络腮胡子，光着上身，在路灯下，胸脯上的汗珠就跟猪油一样闪闪发光。父亲边说边拿警棍指着他肩膀上的砂轮，很温和地补充道，放回去你就没事了。 

　　络腮胡子闷声闷气， 我可以把砂轮放回去，我女儿的学杂费你来给我出？ 

　　爸爸说，我没有钱给你出，我女儿也要交学杂费。 

　　络腮胡子说，那你就让开，当心砸了你的脚背啊。 

　　但是爸爸不让，还拿警棍有节奏地敲着他肩上的砂轮。砂轮当当地响着，比他们说话的声音好听多了。而且是在又湿又热的晚上，立刻就有许多闲人围了过来，都是厂里的工人和家属，都在脸上挂了笑，要看怎么个收场。 

　　络腮胡子就侧着身子撞了爸爸一下，他那么魁梧，又带着砂轮的重量，爸爸哪里经得起，他摇摇晃晃一阵，总算没有摔倒。他把警棍横起来，在络腮胡子的胸脯上戳了一戳。络腮胡子的胸脯上长着一片卷曲的毛，被黑油油的汗水浸泡着，像野猪鬃一样可怕。警棍在上面一戳就滑了开去，好象一个没有站稳的小脚老太太，围观的人群哈哈笑起来。络腮胡子很不高兴，就把砂轮小心翼翼地搁在地上，他说，妈的×，你多管闲事！他虎地一拳打在我爸爸的肚子上。我爸爸捂住肚子，很艰难地跪了下去。他说，妈的×，厂长不管要你管！又提起脚来，蹬在我爸爸的头发斑白的头顶上，我爸爸就慢慢地仰天倒下了。 

　　人群嗡嗡地闹起来，一个老婆婆刚刚还在露着牙梗笑呢，这一会儿气得脸都发青了，她冲进来一把抓住络腮胡子的手臂，说，没有王法了！你来打我嘛！你来打我嘛！络腮胡子一甩手，老婆婆的手就被甩脱了。她又叫，打电话，给110打电话！不要让他跑脱了！ 

　　那络腮胡子也不跑，长长地唉了一声，在树影里蹲下来，点燃一根烟，闷头闷脑抽起来。 

　　爸爸爬起来，一头的灰，一头的泥，他说，不要报警，不要报警。让他走吧，他再不会做这种事了，对吧？ 

　　络腮胡子拿拇指把烟头摁熄，直起身来就走了。围观者一片寂静，没一个人吭声。

泡中的师生都预感到，包京生劫持阿利的事情既然上了电视，下一步就是媒体的大肆炒作了。至少蒋校长在扩音器里是这么认为的，他说，一切敢于以卵击石的家伙，都将落到自绝于人民的下场。全社会都在关注这起中学生绑架案，各班都要注意媒体对此进行的跟踪报道、深度报道、连续报道、述评报道……喇叭安静了一小会，那是扩音器在做出深刻的思考。然后，他接着说，当然，还有等等等等。 

 
 
 
　　但是，接下来我们并没有看到等等等等的报道，甚至没有任何的报道。我们每天都在晚报和商报上寻找，我们要找的东西却没有一点蛛丝马迹。这给我们有一种清风鸦静的感觉，静得让人不舒服。这的确很奇怪，在这个夏天，闷热、潮湿、烦躁和安静居然是同时到来的。肥大的泡桐树叶在热风中翻卷着，柏油马路踩上去，都要留下深深浅浅的坑。朱朱说，谢天谢地，包京生可能要逃过这一劫了。 

　　我对朱朱的话不以为然。逃过是什么意思，好象他是本应受到惩罚的，却侥幸过了这一关。我相信阿利的话，包京生是无罪的。晚上我常常被热得睡不着觉，就坐起来望着窗外发傻，就好像在等待一口清风吹来。当然，我什么也等不到。我想起包京生，我已经很少很少在单独一个人的时候想起他了。我努力不去想他现在的模样，他睡在哪里，吃的什么，穿的什么，我只是去想他从前跟我说过的话，可是这些话没一句是让我难忘的。后来，我想到了他热腾腾的气息，这种气息是真实的，好像他还把我圈在他的怀中，我身上被他咬过、啃过的地方，在轻轻地发辣，发痛。包京生啊，我想，你在怎么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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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 此贴是接106的 少发了两贴 在这个前面的那一贴百度竟然不让发

说什么不合法内容- -

爸爸给我讲这件事情的时候，非常的平静。 他抽着烟，坐在屋子中央那把苍老的藤椅上，让风扇呜呜地吹着他。我一直都弄不懂，这把藤椅为什么总是放在中央呢？而爸爸只有在家里才抽烟，一支接着一支地抽。我说，爸爸，这是部队上的习惯吗？爸爸笑了笑，说，是我的习惯。 

　　我又问他，那个络腮胡子怎么处理呢？爸爸说，处理什么呢？谁去处理呢？不会有什么 
 
 
处理的。 

　　我忽然觉得，爸爸很伟大。他什么事情不知道？厂长听说爸爸护厂受伤后，打了手机来慰问，是我接的电话。隔着话筒，我都能嗅到刺鼻的酒精味。我说，他没什么，他喝酒去了，喝完酒去唱歌，唱完歌还要泡桑拿。谢谢你总是想着他。我就把电话挂了。父亲就坐在苍老的藤椅上抽烟，一言不发。 

　　我们已经很长时间不去谈到妈妈了。因为我们一谈到妈妈，就会觉得她更加遥远。她开始给家里汇款，一般是一个月，可有时候是半个月，还有一段时间是三天两头。她不打电话了，也不写信了，汇款的节奏就好象她的心情一样，一阵平静，一阵折腾。汇款单从来没有去支取过，爸爸把它们放在一只铝制的饭盒里，搁在枕头边。我也从不问有多少钱，问过一次，爸爸说，你要花钱就自己去取，不要让我看见。 

　　噢，你说，我还能再问什么呢？ 

　　那天晚上，我把包京生和阿利的事情讲给爸爸听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给他讲，大概是我们在一起总得讲点什么吧。他讲了他挨打的事情，而我似乎就在回报他一样。我讲着讲着，就看见爸爸把头吊在胸前，跟睡着了一样，只有风扇还在呜呜地吹。我犹豫了一下，是不是还要讲下去，爸爸却唔了一声，说，讲啊。我就接着讲，讲完了，我说，爸爸，包京生会没事吧？这一问，连我都觉得莫名其妙。我问爸爸，爸爸知道什么呢？ 

　　爸爸抬起眼皮，手指里夹的香烟都全烧成灰了，扭成了一条弯曲的灰虫，细细的烟灰在慢慢地飘落。他看看烟灰，并不弹掉它。爸爸说了一句粗话，这是部队里经常说的口头禅，所以也就不算是粗话了。他说，该死×朝天！ 

　　我觉得爸爸真的很伟大。

阿利返回了学校，而包京生始终都没有消息。 

　　阿利其实已经不是阿利了，因为他身上穿的不再是Lee了，是我们根本不认识的牌子，他看起来好象更加随便，却反而让我们觉得生疏了。他衣服上的洋码就连宋小豆也不懂，有一回她虚了眼，凝视着那些字码，动了动嘴唇，试图要把它们读出来，却一直都没有能成功。她很难得地笑了一下，她说，不是英国货，也不是美国货。阿利，你更阔了啊？ 

 
 
 
　　那时候正是课间休息，阿利很矜持地笑了笑，说，密丝宋，我还是阿利啊，真的，密斯宋。 

　　阿利是坐着一辆红色小跑车返校的，后来这辆小跑车就天天都来接送他。如果还没有放学，车就停在河边的树荫下，静静地等候着，就像一个非常有耐心的仆从。跑车的车窗总是关着的，黑黑的，仿佛涂了一层墨水，从里边看出来，全世界一定都是阴黢黢的下雨天，就像老外用灰色的眼珠看世界，全世界都是一片灰蒙蒙。从没有人看到过开车人的相貌，有一回我走过车头时，透过挡风玻璃瞟了一眼，只看见一个戴了大墨镜的人坐在方向盘前。我问阿利，什么意思呢，那么黑，黑手党啊？ 

　　阿利耸了耸肩膀，把两手摊开，他说，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我说，阿利，我讨厌你这种动作，还有你这种腔调。 

　　对不起，阿利的脸红了一团，他说，我不是有意的。 

　　噢，是啊，阿利从骨子里讲，似乎真没有什么变化，除了衣服的品牌，还有那辆红色的小跑车。他还是那么慷慨，经常请我们去下馆子，喝咖啡。事先他会掏出一个亮晶晶的小手机，小得就像女人的指甲盖，走到一旁，和谁通通话，声音小得就像特工人员在接头。然后，那车就会在我们分手时出现在他的身边，好象一头海豚静悄悄地游过来。朱朱就说，阿利，弄得这么神乎其神的，不等于是在暴露目标吗？ 


　　阿利老气横秋地叹口气，他说，谁都知道防护栏招引小偷，可住楼房的人家，谁不安装防护栏呢？ 

　　朱朱笑了，她说阿利，这种格言你说得出来？ 

　　阿利说，我妈妈说的。 

　　我从旁边看着阿利，我觉得阿利其实还是阿利。他对我们还是那么友好，他看着我的时候，还是从前那种眼光，怯怯的，柔柔的。但是，他慷慨的方式有了微妙的不同，从前他总是应邀请客，现在他几乎都是主动邀约，而且请谁不请谁，都是他自己说了算，每一次都有一二个人出现变动。我、陶陶、朱朱是不变的，但有好几次都没有叫金贵。他对金贵视而不见，显得故意的冷漠。我提醒过他，如果像从前一样把金贵当朋友，你就要注意金贵的感受。阿利很温和地反问我，我从前是不是太把他当朋友了呢？我何必呢。 

　　我不懂阿利的意思。 

　　但是，只要阿利请客，金贵都是去了的。请不请他，他都去。他跟我说，风子，乡巴佬还顾什么面子呢？本来就没面子，是不是？ 

　　我觉得金贵说得很在理。要是换了我，我说不一定也偏去呢。不过，我又不是乡巴佬，天晓得我去不去。也许根本就不屑去吧？他即便真的请了我，我也可能不去啊。陶陶给我讲过一件事情，他小学的时候特别迷恋打乒乓，上课的时候也在悄悄地玩乒乓，他把它顶在指尖上旋转，而且还可以从一根指尖旋转到另一根指尖。老师是一个漂亮的女孩，陶陶说自己打乒乓都是为了她，让她为他骄傲，让她为他脸上放光。可是她并不领情，有一回上课，她走过来把他的乒乓球抓过去，一脚踩得稀巴烂。她说，你显什么洋盘！还把他的红双喜球拍没收了，至今也没有归还他。陶陶说他哭了，哭得从来没有这么委屈过。他对所有安慰他的人说，我今后作了世界冠军，她来给我献花，我也要扭头不看她。陶陶给我讲这件事的时候，我们当然是正在好着呢，而且他还把我横搂在怀里。我把身子直起来，我说，如果是宋小豆给你献花，你也扭头不看她吗？陶陶哈哈大笑，他说，她凭什么给我献花呢！ 

　　现在的陶陶已经和我形同路人了，他看见我，只是咧咧嘴角，也不说话，就擦肩而过了，就像逃出笼子的豹子再次见到了猎人。真是好笑啊，我还能把他吃了，我还有胃口吃他？不过，包京生被抓走之后，他倒是频频在阿利的饭桌上和我相逢。他长胡子了，而且是络腮胡子，他把胡子都刮得干干净净的，一脸都是青乎乎的颜色，偶尔他把一颗青春疙瘩刮破了，青色的上面就有了红色的豆疤。陶陶看起来就更沉默了，阴郁了，也更有心事了。吃饭的时候，他就坐在我的对面，他的目光落在我的脸上，就像夏天的阳光落在一匹树叶上，火辣辣的，却没有一点点的情义。

那天的晚饭是在谭沙锅鱼庄吃的。鱼庄里的空调吹得人背心冰凉，我们的座位临着南河，透过挂了竹帘的窗户望出去，河面就像滚着油的沸水。金贵说，河里的鱼都要煮熟了，这狗日的天气！朱朱喝了一大口干红，脸颊红得像横着竖着乱抹了胭脂。她大概是被酒呛了吧，又急着夹了一条葱烧鲫鱼送进嘴里。听了金贵说话，她想插一句什么，但话没有说出口，就艰难地咳了起来，脸上越咳越红，最后把胭脂涨成了猪肝。天，阿利说，她被鱼刺卡住了！我给朱朱捶着背，我说，别咳，别咳，求求你，别咳了……。朱朱喘了口气，指了指自己 
 
 
的喉咙，说，我要死了……要死了……。然后她就不要命地咳，恨恨地咳，就跟谁赌气一样，真的是咳得要死了。我把她搂在怀里，我说，朱朱，别这么娇气，啊？ 

　　朱朱的眼泪噗噗地落下来，像个温顺的孩子一样，把头埋在我的胸口上。朱朱的脑袋，还有她的身子，就跟纸糊的美人一样，只有呼吸，只有淡淡的体味，却没有一点点的重量。朱朱说，我要死了。死了……就好了……。我拍拍她的脸蛋，我说，朱朱，朱朱，你别这样好不好？ 

　　金贵说，她是被鱼刺卡住了。喝点醋，吞一大口饭，鱼刺就下去了。 

　　阿利瞪了金贵一眼，他说，是你们家的偏方吧？不行。 

　　金贵说，这是最管用的办法，我们村的人全都这么做，没有一回波管用。 

　　朱朱不是你们村里的人。陶陶一直在抽烟，面前的杯子、筷子、碗，几乎动都没动一下。他说，朱朱不是你们村里的女孩子。你们回回都管用，回回是多少回呢？陶陶轻微地笑了笑，你们村里一年能吃几回鱼呢？ 

　　我看看金贵，又看看陶陶，我说，金贵是乡巴佬，糟蹋一个乡巴佬，算什么英雄呢？ 

　　陶陶把烟头摁在烟灰缸里，他冲我张开了嘴，但是金贵不等他说出话来，就先笑起来，他说，我波是乡巴佬。进了城我就波是乡巴佬了，风子。金贵把体恤上的那几个PTSZX往陶陶跟前拉了拉，他说，从前我是乡巴佬的时候，吃的是鱼塘里的鱼，想吃就吃。可惜现在只能吃阿利的鱼了，吃阿利的鱼就像是吃偷来的鱼。 

　　阿利沉默一小会，像陶陶一样撇了撇嘴角，他说，看不出，金贵家里还是养殖专业户呢。 

　　波，金贵说，是我们家隔壁有鱼塘。我想吃鱼的时候，就去偷。鱼塘那边还有苹果园，全是红富士，我想吃的时候也去偷。 

　　就没有被狗咬过？陶陶又点燃了一根烟。朱朱躺在我怀里，很安详地听着他们的话，脸上的红晕消失了，变得那么苍白和惬意。 

　　我打死过两条狗，金贵看着陶陶的眼睛，把这句话说得很平静。他又瞟了一眼阿利，他补充地说，都是用左手打死的。说到左手，金贵就用右手轻轻地抚摸着左手，很爱怜的样子，真的就像一个印第安枪手在爱怜地擦枪。 

　　陶陶说，你的意思，要用右手就更不得了了？ 

　　然而，金贵就像没有听见陶陶的话。他转身看着朱朱，他说，朱朱，喝口醋吧？我波会害你的。 

　　朱朱望望我，我对她点了点头，她也就对金贵点了点头。 

　　金贵打了一个响指，跑堂的伙计变戏法一样，就端来了一碟醋。我简直看得目瞪口呆，什么时候金贵变得可以扮酷了，那小工什么时候听到我们谈话了，全他妈像在装神弄鬼的！我环桌子瞟了瞟，我瞟见陶陶、阿利都发了傻，坐在那儿一声也没有响。 

　　但是金贵把那一碟醋挡了回去，他说，你也端得出手，这么一小碟！倒半碗来。 

　　半碗醋很快就来了。金贵端到朱朱的嘴边。朱朱扭了扭头，说，我怕酸。 

　　金贵就伸了手去托住朱朱的下巴，把碗顶住她的小嘴朝里灌。朱朱的下巴在金贵的手心里又扭了扭，却没有扭开。她小声小气地骂道，金贵，拿开……。金贵不听，手下得反而重了。我看着金贵的手这么摆弄朱朱的脸，也没觉得有什么了不起，鱼刺卡住了气管啊，还有什么好婆婆妈妈的！ 

　　金贵一边在手里使了劲，一边却在逗乐子似的说，来吧，乖…… 


　　一记清脆的耳光扇在金贵的脸上。阿利叉手站在那儿，把脸都气得惨白了。他说，妈的×，“乖”是你说得的？ 

　　这一记耳光把我们都打懵了，朱朱“喀”地一声喷出一口痰，嘤嘤地哭起来。我把她的身子推了几推想站起来，却怎么也推不开，刚才还是纸糊的美人，现在就跟铁铸的一样了。朱朱哭道，风子，你也不要我了？ 

　　我说不出话，只得看看这个，看看那个。 

　　金贵僵在刚才给朱朱灌醋的动作上，那一记耳光太狠了，他红泥巴一样的脸上虽然看不出掴过的痕迹，但是浓浓黏黏的血还是从鼻孔和嘴角浸出来。我们甚至都没有看清那一耳光是谁扇的，然而陶陶在拿左手很爱惜地抚着自家的右手。他的嘴角叼着烟，烟雾熏得他把双眼都虚起来了。但是，我看出来，他其实在紧张地注视着金贵，金贵的那一只左手。 

　　金贵的左手还端着那半碗醋。让我吃惊的是，半碗醋竟没有一滴溅出来。醋平静得如同静止的水面，看不到一丝波纹。我又偷偷瞟了一眼陶陶，陶陶眼里却只有金贵的手，没有金贵手里的醋。 

　　接下来，我想金贵要么和陶陶死拚了，要么就知趣地走掉了。但是他坐了下来，就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他把杯子里的干红分几口干了，把面前的一大盘大蒜鲢鱼也吃了，还舀了一碗饭，也吃了。他吃的时候，我们都很紧张地看着他。他不慌不忙一样一样做完，还拿湿手巾擦干净了脸上的血，嘴边的油。他很和蔼地问朱朱，刚才把鱼刺都吐出来了，是吧？ 

　　朱朱小心地咳了咳，指指喉咙，说，真没有了。金贵笑笑，说，那好，那好，你波得有事了，我也莫有白挨一耳光。他转过身，也不看谁，就若无其事地出去了。 

　　朱朱看着金贵下了楼，就对陶陶和阿利说，他也是为了我好，你们打他干什么呢？乡下人也是人，对不对？ 

　　陶陶阴沉着脸，阿利则在笑。朱朱说，风子，你说呢？ 

　　我说，乡下人？我觉得，城里人的命，到了头都是拿给乡下人收拾的。陶陶，阿利，过两天再在这儿摆一桌，专请金贵，我和朱朱作陪。我没有说笑，你们要有麻烦了。 

　　阿利厥厥嘴，说，×！我才不信。 

过了两天，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再过了两天，依然如故。金贵和从前一样，上学、放学，看不出变化。陶陶的书包里却一直沉甸甸的，坠着一坨重物，脸上的表情，有点阴黢黢的。我晓得那重物是什么东西，我对朱朱说，那玩意打到金贵的身上，他能吃得消几下？朱朱说，包京生能吃几下，金贵就是几下吧。她怪模怪样地笑了笑，她说，陶陶就是陶陶，对不对？我也笑了笑，我说，陶陶当然就是陶陶，但是金贵也是金贵，对不对？ 

 
 
 
　　金贵不再去吃阿利的东西了，跟阿利和陶陶也都不说话了。但金贵对谁都不怒目相视，就像他现在对谁都不谦恭地微笑了。金贵只是见了我和朱朱，要捋一捋他乱蓬蓬的卷发，做得羞涩地点点头。我对朱朱说，要出事了。朱朱说，天大的事情都出过了，还会出什么事呢？我说，哪个晓得呢，天气那么热，人都热昏了头，要做出任何事情来，我都不会吃惊的。 

　　阿利的手机上每天都有气象信息，气温已经到了40年来的新高，百页箱的温度超过摄氏40度。没有风、没有云、没有雨，早晨一睁开眼睛，太阳就已经在天上了。阳光落在皮肤上，就像被鞭子抽了一下，而且是用水牛皮鞣的鞭子。喜欢阳光的泡桐树也彻底蔫了，最灼热的阳光和最寒冷的霜雪一样，一下子把泡桐树肥大的叶子都打蔫了。当然，全校的人在树叶被打蔫之前，也都垂下脑袋，先他妈的晒蔫了。就连蒋校长也从喇叭里边跑掉了，整个泡中安静了不知有多少。 

　　虽然没有风，但是有风传，蒋校长快要当教育局的蒋局长了。他现在正陪着老局长，也就是我们的老校长，在海南开会，泡海水，吹海风呢。我们谁都晓得，夏天开会是避暑的别名，冬天开会是取暖的诨号。宋小豆就说过，看似相反的东西，在外语里边可以和谐相处，比如，宋小豆说，我正在学日语，娘就是女儿，汽车就是火车，都很有意思嘛。阿利就问她，密丝宋，你为什么还要学日语呢？宋小豆摊开双手，说，不为什么，好玩。你不觉得好玩吗？噢，你不会觉得的。 

　　哦，是这样，我就想，开会如果真是一种职业，那该有多好，我什么都不做，我就只是去开会，一年到头追着气候转。我也很想到海南去避避暑啊，谁不想去呢，我们在太阳下走着，就像烧烤摊上的肉串，谁不想变成海水里的鱼呢，没有冷热，也不晓得快乐和苦恼。唉，到现在我也没有去过海南，我也没有见过海是什么样子，在麦麦德的故事里，他说过一句话，看啊，这油腻腻的海！ 

　　在这样的天气里，就连麦麦德也要寻个角落打盹吧。 

　　然而，全泡中还有一个人在忙忙碌碌，喜气洋洋，好象她走到哪里都自带着空调，风在她的额发上吹着、在裙摆下飘着，你应该知道，这个人只能就是宋小豆了。在这个该死的夏天里，任主任已经主动提出要让位给宋小豆了。朱朱说，任主任活了一大把年龄，终于活成一个知趣的女人了。

宋小豆正在为泡中筹办首届英语节。她给英语节取了两个名字：“泡桐树之夏”和“仲夏夜之梦”。但她没有办法取舍，她说，把它们同时包含进去多好啊，可那样实在太长了。宋小豆的眉头很难得地皱起来，还在眉心那儿打了一个小疙瘩，看起来真的像是一颗小豆子。她要同学们都来替她想办法，她说我希望每位同学都参与想办法。她说，参与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有的用英语，有的用中文，有的用游戏，都可以啊。她笑着，脸蛋上露出我们从未见过的浅酒窝。 

 
 
 
　　麦麦德说过，世界上有两棵树，一棵向着天上长，越长越大，越长越苍老，最后就成了一座山；一棵朝着地下长，越长越小，越长越稚嫩，最后就成了一株苗。我把麦麦德的话转述给朱朱，我说，宋小豆就是在夜晚生长的树。漆黑的夜晚，不就是地下的感觉么？ 

　　朱朱说，她在夜晚生长，还要在夜晚开放呢。 

　　我说，开放，你说的开放是什么意思啊？ 

　　朱朱吃了一惊的样子，我说了开放吗，她说，我没有说什么开放啊。真是见了鬼了。 

　　噢，是的，现在我明白宋小豆为什么要办英语节了，可那个时候，我们都只是觉得太搞笑。把英语节和泡中捆在一起，就像麦麦德形容过的荒谬，把水和火放在一个桶里，把绫罗绸缎穿在赤脚人的身上，让一个俊逸的骑手提着一把生锈的菜刀。真的是太他妈的搞笑了，泡中要搞英语节！ 

　　就说高二·一班吧，全体学生背诵的单词加起来不够一个人考大学，还要参与什么英语节？宋小豆说，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要办英语节啊！两个目的，她伸出左右两只手，两只手的两根细长的食指，她把它们交叉重叠在一起，用一根敲击着另一根，她说，一个是培养兴趣，一个是推出尖子。 

　　尖子？阿利说，密丝宋，你觉得谁是尖子呢，我今天就去跟他好好学习啊。 

　　宋小豆倒也不生气，她说，谁是尖子，我说了不算数，上帝说了也不算数，他自己说了才算数，对吧？宋小豆顿了顿，我们都以为她要用英文重复了，可是她没有。她拿食指遥遥地点了点阿利，说，也许阿利就是尖子吧，谁知道呢，你满身都印着洋文啊，法文、德文、意大利文…… 

　　全体同学一片掌声，同声欢呼，阿利、阿利！阿利、阿利！！ 

　　被热慌了的家伙，不吼出一点声音来，真要去咬谁一口才解气啊。 
 
 宋小豆费了很多唇舌，才让我们弄清楚，英语节不是元旦、春节、国庆节，不是某一天的节，而是持续很多天的节，前者是单数，后者是复数。复数，知道吧，宋小豆从没有这么循循善诱过，她说，复数就是很多的数，很多的活动，很丰富的活动，唱歌、跳舞、游戏、话剧、谜语……。我们说，我们一样都不会。宋小豆就很宽容地笑了笑，她说了一句中西结合的格言：除了先知，每个人都是学而知之。 

 
 
 
　　她给我们班排练了两个节目，都是唱歌，一个是《字母歌》，一个是《小星星》，全班哗然，说，太小儿科了嘛！我们是高二·一班啊！ 

　　好吧，宋小豆就挥了一挥手，让一个小组的同学唱《字母歌》。唱到一半，他们就开始跑调了，再唱就根本是七零八落了，自己都在嘻嘻哈哈地解嘲着，说，不唱了，不唱了！ 

　　宋小豆也不说什么，就亲自指挥大家练这两首儿歌。我不得不佩服宋小豆，她挥动双臂，就像岸上的水鸟展开了两翼，那么优美、高雅，虽然矮小，却仿佛随时都要向上飞翔。我们排练了一天下来，已经知道什么是四重唱了，而且把一首儿歌唱得好听极了，真的，好听得简直要命。一群十八、九岁的老儿童！谁都不相信，《字母歌》会唱出这种味道来。懂了吧，宋小豆说，最简单的就是最好的。阿利说，请密丝宋用英语再说一遍吧。宋小豆摇摇头，说，让尖子来说吧。

当陶陶凯旋般走回教室的时候，雨点一样的纸团子纷纷打到了他的头上、脸上、肩膀上。纸团子是彩色的，就像彩球一样缤纷绚烂。女生们挤满了楼上的栏杆，大声呼叫着陶陶陶陶陶陶，陶陶啊陶陶……那些纸团子里写着她们的名字和奇奇怪怪的句子。这种把戏除了我，所有的女生，恐怕还有所有的男生，他们都干过。为什么是纸团子呢，他们说，纸团子就是不长尾巴的绣球啊。他们在音乐厅、体育馆的门口，朝着那些明星使劲地扔，仿佛巴勒斯坦的青年朝着以色列的战车投石块，一个是因为爱一个是由于恨，相同的是他们都在没命地 
 
 
扔！我曾经拣起一个纸团子拆开看，里边的写的不是“我爱你”，而是“我咬你！”记得有一回××芳来这儿开个人演唱会，陶陶也追着要去“咬”她一口，我说，她已经皮老肉厚，你当心碜了你的牙！陶陶很不高兴，他哼了一声，说，放心，我啃得动豆腐，也啃得动骨头。我当时真被他逗乐了，就替他把这句话写进纸团子里了。其实，××芳哪里看得到呢，陶陶也不过是参与参与罢了。 

　　今天，当我看见陶陶若无其事地穿过如雨的纸团时，忽然升起一个念头，宋小豆不是长得很像××芳吗？我问朱朱，是不是这样呢？朱朱说，是还是不是，都不重要了，对吧？我吁口气，我说我不知道。 

　　当着全班同学的面，陶陶一只手叉在腰杆上，另一只手半搂着阿利的肩膀，这个姿势似乎表明，他愿意让阿利，而且只是让阿利一个人，来分享他的快乐和荣誉。阿利的脸是惨白的，就连嘴唇都在哆嗦着，有些语不成声了。他说，陶陶，我们去白果庆贺吧？ 

　　白果川菜馆是我们这儿最好的川菜馆，我自然是没有去过的。听说一顿饭下来，热毛巾都要换上十二遍，一碟泡菜也要卖上十八块钱。阿利要请陶陶到白果吃饭，再拉上不少陪客，这一次他真是破了天价了。我看着阿利，阿利的脸色从没有现在这么白过，他也在笑，可笑得有些惨然，有些让人不忍心多看。 

　　我也看看陶陶，远远地，透过别人的肩膀和脑勺，他的脸从来没有这么红过。当然，可以解释为天气太热的缘故，也可以认为是那件鲜红体恤的映衬。他其实没有笑，表情甚至可以说是很冷漠，他那只放在阿利肩头的手好像在不断地施压，阿利的笑变得越来越难看了，他垂着头，显得那么低声下气，那么卑微无助。陶陶呢，自从他爸爸被抓进去之后，他从没有现在这么挺起胸膛过，就是家长会那天打垮包京生，他也没有一丁点的喜色呢。现在他成了一个神话中的人物，从前他是心狠手辣、慷慨仗义的大哥，如今他是凤凰什么的，从火里钻出来，他又成了他，成了一个天才的大人物！ 

　　但我都没有想到，陶陶否定了阿利的提议。陶陶说不，不去白果，去白果干什么？乡巴佬才把这种事情当大事。他拖长声音说了一句英语，发音就和宋小豆一模一样，我不懂，但我知道，那就是——乡——巴——佬——！ 

　　阿利的样子很糊涂。阿利说，哪儿都不去吗？阿利的声音充满了迷惑。 

　　陶陶久久地沉默着，把两手收到自己的眼皮下细细地打量，像一个女人很挑剔地摆弄着葱头。他的沉默，把阿利的迷惑拉长了，也把围在教室里的人都拉进了迷惑。所有人都看到，阿利在像过去一样请求陶陶，而陶陶还没有给他答复。 

　　陶陶终于说话了。他从左手大拇指的边上撕掉一块皮屑，他说，我们去吃烧烤吧，啊？ 

　　阿利的表情，显然是怀疑自己听错了。他说，你是说吃烧烤吗，河边上的烧烤，陶陶，就跟过去一样？ 

　　是啊，还跟过去一样，陶陶再次把手搭在阿利的肩头，他说，跟过去一样不是挺好吗？陶陶的目光环绕着男生和女生，他殷勤地笑起来，说，不怕热的，就一块去吃烧烤吧？ 

　　人群乱哄哄地响应着，吃烧烤吃烧烤吃烧烤……声音把人群卷走了。一干二净，只剩下两个人，朱朱，还有我。 

　　朱朱说，阿利又是从前的阿利了。阿利还是可爱的阿利。 

　　可爱吗，我说，可怜的阿利。 

　　朱朱笑笑，我们不是刚学过一篇古诗吗，可怜就是可爱啊。朱朱说，算了，换个话题吧，我们去哪儿呢？去我家吃西红柿炒嫩蛋，还是我们找个地方吃小吃？ 

　　朱朱的手还一直挽着我的胳膊，保持着我差一点昏过去时的动作。她的手是纤纤细手，又软又凉。但我还是有一点不舒服，好像一头牦牛被一只绵羊搀扶着，感觉怪怪的，怪得让我不舒服。我试图小心翼翼把她的手卸下来，可朱朱挽在我胳膊上的手臂虚弱却又坚强，我真是无可奈何呢。 

　　我说，哪儿也别去了，我们也去吃烧烤吧。 

　　天，朱朱说，你一说烧烤，我觉得又热起来了，火都要烧着我的手背了。 

　　难怪，我说着，指着朱朱缠着我胳膊的手，你的手烧得我出汗呢。 

　　对不起，朱朱不情愿地把手放下来，她说，那就去吧，我们去自讨没趣。 

　　管他呢，我说，我们不去，阿利要难过的。

我的故事讲到这里，其实就差不多该说剧终了。这类上学、放学、斗殴、打架的狗屁事情，哪一拨中学生都相差无几。你听多了，也觉得无聊透顶极了吧？真的，真的很没什么意思的。不过，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就是这么没意思过来的，你让我讲，除了这个，我还能讲什么呢？老师、校长、班干部，从小就在给我们归纳意义，就像归纳一串数字的方程。可我们还是不晓得，什么才是有意义？我曾经请教宋小豆，就是我不断提到的班主任，请她举例说谁的生活是很有意义的？她一口气用中英文举了很多名字，可所有的名字都是死人，或者 
 
 
远天远地的人。我没有追问她，那么您呢，老师？这个问题会让她尴尬的，除非她只用英语回答，回答了等于不回答。 

　　我还请教过一位历史老师，他是前来应聘试讲的男人。我说，某老师，对不起，我不知道您姓什么，你们讲的历史怎么全是那么有意义啊？ 历史真的是这样吗？一千年之后，人们看我们的历史也是很有意义的吧，可我怎么觉得很无聊？ 

　　那位某老师沉思了一小会儿，他说，我用一小时讲了一千年的事情，这些事情当然都很有意义啊。不过呢，被减去这一小时的一千年，可能真是很无聊，所以它们就被忽略了。其实你比我乐观啊，你的生活，我的生活，我们的生活，你还在指望它们进入历史呢，是不是？然后，某老师笑起来，他说，你问了一个很幼稚的问题，也是我听到的最可爱的问题。 

　　后来，某老师就再没有出现过，因为他没有通过试讲，也就没有被聘用。他永远从我的视线中消失了，他本来就属于注定要消失的人。 

　　当陶陶死命一脚踩上金贵的脚背时，金贵惨烈的喊叫就像刀子一样，把我们的心肺都捅破了。对于那个寂静的正午来说，这一声惨叫，这两个男孩，都成了让我们铭心刻骨的主人公。但是，在我给你讲述这一切时，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就像沙从麦麦德的指缝中流下去，再被风吹向四面八方。麦麦德说，让沙子留在沙子中吧…… 

　　我不懂麦麦德的意思，但我还是记住了这句话，因为我的无知，它显得更有意义，可以让我去琢磨一辈子。哦，请你一定不要笑话我。当然，笑话也无所谓。我现在越来越爱琢磨事情了，包括那些已经成为沙子的事情，比如，在陶陶突然一脚踩上金贵的脚背时，那扇阴暗的后门里真有一个女人的身影么？如果没有，她为什么会出现在我的记忆里？如果有，为什么所有人都没有看见她？

噢，你急于知道陶陶和金贵之间的结局吧，好的，好的，我这就告诉你。我不是有意卖关子，因为结局就在我心里。它搁在我心里的时间太长了，已经陈旧得像缩水、风干的豆腐了，没有一点的新鲜，碰一下都会成为碎屑，粉末，没意思透顶极了。当然，我也晓得，每一个初次听到这个故事的人，它都是扣人心弦的。好吧，我这就接着讲下去。 

　　陶陶朝地上啐了一口带血的唾沫，突然就一脚踩在了金贵的脚背上。那一脚踩得太他妈 
 
 
的狠劲了，金贵惨叫一声，弯下身子去，徒劳地要去捧起自家的脚背。其实他的惨叫并不强烈，听起来甚至就像是鸟的叫声，但千真万确是痛苦无比啊。他的腰还没有弯到底，陶陶又已经飞起一脚踢在了他的腰杆上。金贵倒下去，滚了几滚，左手在地上一撑，迅速就站了起来。但他已经站得不那么挺直了，有点费劲才能维持住平衡了。 但是，陶陶哪等他站稳呢，陶陶照准金贵的左手又踢了一脚。这一脚快得就跟闪电一样，闪电是什么，你没有听到雷鸣，闪电就已经从天空划过了。这一脚，传回来卡吧地一响，把金贵的左手踢得几乎骨折了！这一次金贵倒地时发出了轰隆隆的声响，他的左手如同被挑了筋的大象耳朵，无力地摊在街面上。陶陶跨上一步，把靴底压在它的上边。这一回，要比收拾包京生利索多了。陶陶的呼吸是均匀的，而且用不上书包里的狠家伙。 

　　金左手，陶陶问他，你还是金左手吗？ 

　　金贵摇摇头，说，波…… 

　　陶陶又问，金贵，你知道我最讨厌哪两样东西吗？ 

　　金贵摇摇头，说，波…… 

　　陶陶说，乡巴佬，左撇子。你都占齐了。 

　　金贵再次摇摇头，很艰难，可是也很执拗，他说，我波是乡巴佬了。我也波是…… 

　　陶陶脸上没有表情，但靴底上在暗暗地加劲，因为金贵的脸歪得越来越可怕了。陶陶朝金贵可怕的脸上啐了一口，仍然是殷红的唾沫。他笑起来，你也不是左撇子，是不是？ 

　　人群从街沿上移下来，圈子越围越小，空气中浮着浓浓的汗味和柏油味。 

　　金贵的嘴歪着，却很意外地浮出一点笑意来。他举起右手，慢慢拧成一个拳头，有麦当劳的双层汉堡那么大。他说，我真的……波是左撇子。 

　　陶陶冷漠地看了看金贵的右手，飞起空余的那只脚就踢了过去。金贵也不闪避，就用右手拧成的拳头向陶陶的靴子迎上去。拳头和靴子打在一起，连一点声音都没有，陶陶晃了晃，收回腿站稳了，而金贵的手上已经碰破了一大片皮，真是血肉斑斓。人群鼓起掌来，有人哼了一声，文绉绉地说，以卵击石。 

　　但就在这一刻，金贵的第二拳已经打在了陶陶的膝盖上，而且一反手，又打在了陶陶的另一只膝盖上。这两下，真像有千钧之力啊，陶陶噗地一下就跪了下来。 

　　（我听到一个女人在后门洞里嘶叫一声，好像接着就晕死了过去。） 

　　金贵站起来，人群向后散开一大步。每个人，包括我、朱朱、阿利，脸上全是呆若木鸡，看着金贵的左手软软地拖在他的肩膀上，而右手却跟铁臂一样自如和有力，它揪住陶陶的脑袋，把它使劲地摁下去，咚咚咚地叩在麻石板铺的街沿上。叩了多少下？我不晓得是一百下还是一千下，这有什么关系呢？后来我们才晓得，陶陶在跪下去之前，几乎已经是昏死了。 

　　然而，金贵就当陶陶是一个清醒的人，他低声地喝令着，他说，叫爷爷！ 

　　陶陶的嘴里濡出两个字，爷爷。 

　　金贵伸出一根手指，说，你！ 

　　我们顺着他的手指望去，被指的那人竟然就是阿利。金贵说，你，过来。 

　　阿利怯怯地走过去，走到陶陶的跟前。 

　　金贵对陶陶说，叫他爷爷！ 

　　所有人都吃了一惊。陶陶垂着头，说，爷爷。 

　　金贵手上一使劲，就揪住陶陶的头发把他提了起来。陶陶一米八十的个子，居然被金贵的右手提了起来。金贵说，阿利是爷爷，你是狗屎！他一送，陶陶扑出去，压垮了一排冒着烟雾和恶臭的烧烤摊。女生们惊叫起来，我冲过去，和几个人用力把陶陶拖了回来。他长大的身子软软地摊在几个女生的怀里，一个女生把头伏在陶陶的颈窝那儿，呜呜地哭叫了几声，但陶陶一点反应都没有，就跟死沉沉地睡过去一样。 

　　阿利，金贵柔声说，阿利，你波会有事吧？ 

　　阿利捂住脸，过了好一会，尖声尖气地哭了起来，像个突然断了奶的奶娃娃，哭得伤心、委屈，越哭声音越大，弄得很多女孩子都跟着哭出了声，哭成了一片。朱朱递给阿利一叠纸巾，我过去把他的头往怀里搂。但是阿利忽然一掌把纸巾打落在地，又一掌把我推得差点摔倒。他摸出一盒烟，抽了一根叼在嘴上，又摸出手机，一边打着，一边从生长着夹竹桃的墙根下走掉了。正午的阳光穿过树叶，零零碎碎地投在他身上，他看起来就像是一只受伤的豹子，迅速脱离了我们目光的追捕。 

　　后来朱朱说，有人看见阿利家的小跑车就停在不远的地方，在一座大门紧闭的老宅外，一棵泡桐树的荫影下。它和树的荫影合成一体，以至于没有人注意到它。但是，朱朱也说不出，那车上的人为什么不下来帮帮阿利呢？

阿利的父亲曾经请过两个人去谈话，一个是金贵，另一个就是我。 

　　他和金贵的谈话，也是朱朱信里说的，天晓得她是怎么晓得的？他说，金贵，大家都小看你了。你欺骗了所有人，所有人都以为你是左撇子。 

　　金贵说，波，伯伯，我波是左撇子，我没有承认过我是左撇子。金贵说着，就看看阿利 
 
 
。 

　　阿利就坐在一边，阿利说，爸爸，金贵从没有承认过他是左撇子，真的，所有人都可以作证。 

　　阿利的父亲笑起来，他说，金贵，金贵……他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地敲，他说，好吧，金贵，你现在怎么对待我儿子，你今后也怎么对待他。 

　　金贵点点头。他又问，你晓得为什么他上泡中而不是一中、二十四中吗？ 

　　金贵点点头，金贵说，需要我来回答吗，伯伯？ 

　　他说不了，你们走吧。 

他和我的见面又过了很久，是我从外边回家之后阿利来约的。就在红泡沫，就在那个我熟悉的小包间，一切都在意料之中，他就是我说过的那个他，包京生说他是活雷锋，而我猜到了他就是阿利的父亲，一个温文尔雅的生意人。 

　　他还像我们第一次见面一样，和蔼，平静，还多了一些亲切。他在微笑，看得出他虽然和蔼，却是很少微笑的。他说，风子，我们有缘分，对吧？ 

 
 
 
　　我说，是啊，叔叔，阿利一直是我的好兄弟。 

　　是好弟弟，对吧？他点点头，作了一点点的补充。我承认，他补充得很得体。他什么都知道，什么都在他的掌握之中。他看上去那么温文尔雅，可我知道他应该是多么强大。我说，叔叔，你找我来，就是说我们的缘分吗？ 

　　是啊，他还微笑着，他说，从前和阿利的缘分，今后，加上和我的，我们的缘分。你留下来吧，你从前怎么对阿利，今后还怎么对待他，啊？ 

　　阿利不在这间包间里。我说，叔叔，让我考虑一下吧，啊？ 

　　但是我到现在也没有把答案交给他，我再没有去找过他。他的和蔼和阿利的和蔼不一样，他让我有些吃不准，是的，他让我害怕。我又走了，一直在走，到处走走，反正我还不老，还走得动，是不是？

所有的故事都会有一个结尾。结尾就是一个小结吧，就像有的人轰轰烈烈了一辈子，写成一个小结，装进一部辞典，他也就是几十百把字吧？当然，这个你比我清楚，因为你们更有文化，读的书更多，对不对？你瞧，我给你讲了那么多人，到了最后，几句话你就把他们了解了，真是简单得不得了。只有对于我自己，我不晓得应该怎么说。哦，我还没有告诉你，我都打过一些什么工？我不想说，说出来你会不会觉得，真的是没意思透顶极了呢？ 

 
 
 
　　后来阿利曾经打来电话，请我到红泡沫去当调酒师，他说，风子，你会喜欢这份工作的。我的眼睛一下子湿润了，我觉得还有一个阿利是了解我的。是的，我会喜欢这份工作的。站在灯光黯淡的柜台后边，把闪着黯淡光芒的杯子、瓶子弄来弄去，波地一声开瓶声，叮叮当当的碰撞声，不同酒水的奇怪味道和颜色，都从我的手上流过去，这是很安逸的事情啊。不过，我还没有答应他。我要是答应他了，我该早就答应他父亲了，对不对？ 

　　我最想见到的人是我的妈妈，而实际上，我再也没有见到过她了。我现在已经不怪她了，我觉得她没有勇气见我，我也没有勇气去见她。她很可怜，我呢，可能也可怜吧？她所在的那些地方，阳光很炙热。爸爸鼓励我去云南找朱朱玩一玩，他说，云南的阳光也是很炙热，明亮得让人眼睛都发黑。爸爸曾经在那儿驻过防，他说，云南的阳光把各种东西都晒出味道来，空气中什么味道都有呢，你去玩玩吧。爸爸很平静，像灰色的影子一样平静地生活着。 

　　我也许真的会到云南去的，找到朱朱，也可能找到一份工作。朱朱在边境的一所武警医院作了护士，她说，她的屋前屋后都是芭蕉树和凤凰竹。 

　　麦麦德说，灼热的太阳让沙子晒出沙子的味道，让刀子晒出刀子的味道，让人晒出人的味道。麦麦德后来死了，在被撕破的那几十、百把页里死掉了。不死的麦麦德死掉了，我也会在哪一天把他忘掉吧？ 

　　我也许明天就去寻找朱朱。谁知道呢？ 

　　嗯，我最后还想告诉你，我还是一个女孩子。嗯，这是真的，我到现在还都是一个女孩子。你可能不相信吧，不相信也就算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