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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苏联出兵中国东北

对日宣战——苏联远东战略的既定方针
战争带给人们的并不只是痛苦和灾难。20年代末结束新经济政策以后，斯大林在苏联建立的政治经济体制虽然不适合社会主义和平建设的需要——这一点已为战后的历史所证实，但它与十月革命胜利初期的“战时共产主义”相同，是非常适应于战争的战时体制。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对斯大林模式多所指责而依靠这种体制苏联却赢得了战争。的确，第二次世界大战给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注入了活力，从根本上改变了苏联的国际地位。随着大英帝国在战争中的衰落，苏联已经成为能够在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议与美国共同主宰欧洲和远东命运的超级大国。

以上情况显而易见地说明，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战略目标不是摧毁日本的军事力量，甚至也不仅仅是如日本研究者所说的报复心理，而是要恢复沙皇俄国在远东，特别是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11]虽然这一目的只有在打败日本，而且必须通过苏联自身参战打败日本以后才能实现。正因为如此，出兵东北参加对日作战可以被认为是苏联远东战略的既定方针。
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过程和背景是很复杂的。苏联报纸强调，这是应美国和盟国的要求，苏联政府的对日宣战声明中也明确提到：“鉴于日本拒绝投降，同盟国建议苏联政府加入反对日本侵略的战争”。[12]虽然这种说法无疑有助于使苏联出兵在外交和舆论方面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但这是不真实的，至少是不准确的。的确，中国政府自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一直渴望苏联公开对日作战，甚至在苏德战争爆发后还千方百计挑动苏日冲突。而美国政府自德黑兰会议以后，也确曾多次在私下交往中要求苏联做出参加对日作战的保证，这是已为许多文件和史书证明了的事实，但是以下几个问题更值得引起注意，因为这些事实可以说明苏联出兵完全不在于是否受到外界的鼓动或压力，而是由苏联既定的远东战略目的使然。

如果说美国军方人士的出发点纯粹在于军事战略方面，[25]那么美国总统和政府则还有更深一层的政治战略的考虑。罗斯福很明白，既然苏联参战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最好的结果是在军事上要求苏联尽早开始对日作战的同时，在政治上也必须与苏联达成某种协定，取得斯大林的承诺，从而限制战后苏联势力在远东的扩张。而且，这种承诺越早做出，美国在远东付出的政治代价就越小。这是美国急于同苏联达成远东问题的协议并多次要求苏联履行诺言的更为重要的政治原因。1951年5月哈里曼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透露的罗斯福的“深层考虑”，很能说明当时美国的心态。哈里曼说：“关键的问题倒不在于苏联是否将参加太平洋战争，而在于是否能及时参战，有助于参谋长联席会议关于进攻日本本土的计划的实施。存在的巨大危险是苏联可能袖手旁观，而等我们牺牲了大批美国人生命，打败日本之后，红军长驱直入满洲和中国北部大片地区。那时苏联人就能轻而易举地以‘公众要求’为借口，建立满洲和蒙古人民共和国了。罗斯福总统力图使斯大林先前所谈的一般保证变为俄国尽早参加太平洋战争的明确行动，限制苏联在东方的扩张和取得苏联对中国国民党政府的支持。”[26]美国最担心的是苏联出兵的时机会选择在美军已经在日本登陆并付出重大牺牲之后，如果这样，苏联就会以最小的代价而取得在远东任意行动的实力地位。

其三，美国从未在外交上正式和公开向苏联提出参加对日作战的建议或要求。雅尔塔协议属美苏之间的秘密外交，而苏日当时还处于外交上中立状态，因此，苏联对日宣战必须师出有名。但局势的发展又使美国不愿承担为苏联寻找外交借口的责任。相反，由于在波茨坦会议期间美国原子弹爆炸成功这一重大因素直接进入了美国远东政策的制订过程，杜鲁门和丘吉尔甚至认为不需要苏联参战可能是更好的结果。[27]尽管美国军方因无法预测使用原子弹的效果而认为苏联参战仍然是需要的，[28]同时鉴于外交和政治上的考虑，阻止苏联参战也是不现实的，但这个时候让美国对苏联参战提出正式的建议和要求，显然是不可能的。结果，波茨坦会议前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准备的一个拟在会议上提出的苏联对日宣战的方案，变成了美英单独做出的强迫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最后通牒。[29]到1945年7月下旬，已经不是美国急于要求苏联出兵，而是苏联在获知美国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后急需找到一个对一直与苏联保持中立关系的日本宣战的理由和借口了。于是，在斯大林因病缺席的波茨坦最后一次会议上，莫洛托夫代表斯大林提出：苏联政府认为最好的办法是美苏和其他在远东作战的盟国，正式向苏联政府提出参加对日作战的要求。而杜鲁门对此首先想到的是“其中的讽刺性的外交动向”：苏联终于要在最后关头来摘取胜利果实了。尽管杜鲁门很不情愿，但是鉴于上面提到的原因，他还是在7月31日给斯大林发出了一封充满圆滑的外交语言的信件。[30]当然，斯大林很难利用，实际上也没有利用这封信件。不过，这根本不能妨碍苏联出兵，作为一位信奉实力外交原则的政治家，斯大林显然认为是否具有外交上合理的借口无关大局，凭借实力，苏联就可以收回沙皇俄国40年前在远东，特别是在中国丧失的全部权益，或许收获还会更大些。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苏联在远东作战的对象是日本，但它在远东所要谋取的真正的和最大的权力和利益却是在中国。这同1904年的日俄战争一样：失败的是俄国，真正受到损害的是中国。问题很清楚，打败日本之后，在国际上对远东问题具有发言权的主要是美国和中国，而美国是强国，中国是弱国。所以，苏联欲置身远东，其外交策略必定是通过与美国的合作和争夺，在中国身上取得它所需要的权益。美国的外交思路也很明确：既然无法挡住苏联势力在远东的渗透，那么唯一的作法只能是一方面尽量树立中国的大国形象，以便于遏制苏联；一方面对中国施加压力，适当地满足苏联的要求，从而将苏联在远东的影响限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31]于是，当战争接近尾声时，在美苏之间政治和外交方面的秘密往来中，中国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双方讨价还价的筹码。既然斯大林可以与丘吉尔轻易地在一张纸条上划分各自在巴尔干的势力范围，可以凭借实力与英美确定波兰、希腊、芬兰等许多欧洲国家战后的命运，那么显而易见，苏联在谋取远东权益时所依据的也必定是实力外交的原则。

苏联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对于日军提出的停战交涉的回答是，关东军应于8月20日12时以后停止战斗行为。这种没有要求日军立即停战投降的反常举动，显然表明苏军对当时战斗的推进和战果还不满意，[68]而一旦宣布日军投降，就有可能招致中国和美国介入受降。苏联希望利用达成停战协议以前的时间，加速扩大在满洲的占领区。事实上，苏联正是在8月18日到20日之间短短的两三天里，依靠空运部队和地面快速先遣部队相继抢占了哈尔滨、佳木斯、齐齐哈尔、长春、沈阳、承德、旅顺、大连和平壤。[69]这样，苏军便以最小代价取得了辉煌战果并占领了整个东北。

苏联的胜利还不仅仅体现在战场上。苏军紧急出兵东北，迅速扩大战果，对于正在莫斯科进行的中苏谈判的结果具有关键性的影响。在波茨坦会议期间，美国由于阿拉莫戈尔试验场的原子弹爆炸成功，对苏态度开始强硬起来，不仅在保证满洲门户开放的问题上对苏联施加压力，而且也对中苏条约提出干涉，“反对把大连港划归苏联军事区或把它作为苏联海军基地”。[70]有了美国的支持，蒋介石的腰杆也显得硬朗起来，他甚至在8月13日指示中国代表团停止谈判并坚持要在下列几点达成明确的一致意见：(1)划定外蒙的边界；(2)旅顺海军基地成立中苏军事委员会；(3)为大连委派一名中国港务员。[71]在这种情况下，杜鲁门甚至对中苏恢复谈判能否达成协议已经“不抱太大的希望”了。[72]但是，比起原子弹的威慑力量，苏联向东北迅速推进给予斯大林在谈判桌上的优势更为现实，而对于蒋介石来说，个人的权力比中国的主权更重要，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威胁比苏联在东北夺取的权益更使他痛心疾首。这时，中国代表团最担心的问题是，在苏军已经开始进军东北的情况下，如果不马上签约，以便在条约内对苏军的行动有所限制，那么一旦苏联占领整个东北，后果可能更坏。斯大林抓住了问题的要害。他在8月10日不无威胁地对宋子文说：“中国最好快些达成协议，不然的话中国共产党将要进入满洲……”[73]面对苏联150万大军在东北的迅速推进，中国代表团在谈判桌上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8月14日，蒋介石无可奈何地批准签约了。正是这一天，日本政府决定无条件投降。

战争已经结束，《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也基本上按照苏联的意愿签订了，但是斯大林对于条约所保证的在远东的权益还不满足。在条约即将签订前，斯大林曾提出了“战利品”问题。当宋子文询问这指的究竟是什么时，斯大林推诿过去了。[74]现在，当苏联已经占领了整个东北三省之后，苏军的实际行动回答了宋子文的询问——什么是“战利品”问题。据杜鲁门的私人代表鲍莱在“1946年6月关于日本在满洲财产致美国总统的报告”中说；“苏军抵达满洲的工业区后，就开始有系统地没收粮食与其他存储的物资，并且在9月初就开始有选择地搬运工业机器。”[75]显然，苏联没有忘记攫取更直接、更实惠的利益。在中苏条约的补充记录中，斯大林保证苏军在日本投降以后三个星期内开始撤退，并最多在三个月内撤退完毕。[76]然而撤军期限将至时，苏联又提出了新问题。1945年11月24日驻东北苏军总司令马利诺夫斯基的顾问斯莱考尔斯基向国民党接收东北的经济特派员张家正式提出一项建议，要求中苏联合经营东北80%的重工业。当张家答复说，中苏在东北的经济合作问题，只有在苏军完全撤退后才能开始讨论后，斯莱考夫斯基于12月7日通知国民党当局，所有东北的工业企业均为苏军的“战利品”。马林诺夫斯基则在稍晚一些时候声称如果留下这批设备，苏联要求得到这些企业的股票，并在重工业股份中占51%，在轻工业股份中占49%，甚至要挟说：经济合作方案未获协议前，不能预料苏军撤退的确切日期。[77]于是，中苏之间又展开了关于东北经济问题的拉锯式的谈判。东北地区的经济战略地位勿庸赘述，而苏联在1946年2月9日宣布战后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一事实，就充分说明了苏联此时提出东北经济合作问题的目的所在。后来，虽然在国际干预和中国舆论的压力下，苏联军队于1946年5月撤出中国东北，但在这个期间，苏联还是运走了大批的工业设备和其它资产。对于这批资产的估计，有很不相同的统计数字。据当时国民党接收官员尚传道回忆，1946年3月国民党当局曾编制了一份统计材料交给联合国调查团，该材料估计苏军运走的全部资产总值约100亿美元。[78]但1947年初苏联《消息报》声称，苏联从满洲运走的设备价值仅有0.97亿美元。统计数字相差如此之大，恐怕是双方从不同的立场出发，在设备估价、汇率计算、统计范围等方面存在极大的差别。比较可信的是联合国调查团1946年12月报告的估计：苏联占领期间满洲的经济损失达8.58亿美元，而恢复和重建这些企业的费用则达20亿美元。[79]或许可以用一些更形象的材料说明问题。据蒋介石得到的报告，苏联运走的资产，占东北电力设备的65%和钢铁工业设备的80%，而抚顺、本溪、阜新、北票的煤矿则“都被劫掠”。[80]总之，苏联依靠军事占领，在东北攫取了谈判桌上没有得到的利益。

俄国人从来没有放弃过掠夺中国的机会 两个大国如此接近 是没有可能作好朋友的的
远交近攻是古人就有的智慧 可惜我们还要和俄罗斯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等他缓过气 就难以预料了

好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