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民”之盗是指国外的，国内当然也有“盗”。这些“盗”除了零星几个小毛贼，更多的就是指在朝野中一切有能力阻碍商鞅施政的保守势力。这股势力不仅仅是在野的，在国内居无定所，到处冲州过府，有能力“犯禁”、“乱法”的文人、游侠。他们虽然人多，力量总和很大，但是没有组织。要“御”他们，直接用明确的行政、司法手段就可以。这类人《商君书》很多地方都提到过。还有一类人，对施政阻力更大，但是在《商君书》尚存的篇目中几乎很少提到。那就是在第一篇《更法》里出现的，以甘龙、杜挚等人为代表的在朝中握有一定权力，却明确反对变法的政治人物，这其中还包括公子虔这类王族权贵。这些人都是原有体制的既得利益者，改革的第一刀就是冲他们去的，所以他们是最有阻碍变法动机的一帮人。要“御”他们，单纯依靠公开的法律手段恐怕不行，还需要些不好见光的政治手腕。I

总的来说，这篇文章应该是对第七篇《开塞》的呼应。《开塞》是理论文章，主要分析政治统治面对的障碍、弊端起源，然后只在宏观上论述了全面法治的必要，强调针对当下要用“刑九赏一”来维护秩序，没有很具体的说如何扫除这些弊端。有理论，就应该有措施。后来《韩非子》一书中的《八奸》、《奸劫弑臣》、《五蠹》、《八说》很有可能就是结合这篇《御盗》的深一步研究。以上仅是猜测，算是抛砖引玉吧！欢迎批评。
其实无论是法家，还是孔孟儒家，我认为他们追求的目的是差不多的，只不过是两条不同的路。这两条路都经过了实践的检验，有过成功，也有过失败。它们的成败取决于人能否根据自己所处的特定时期，从实际出发，及时调整。在《商君书》第七篇《开塞》里就一段比较详细的阐述：当下，人类已经走过了远古的爱亲人、维护小集体的时代和中古的推崇贤人、标榜仁爱的时代，而进入了近世推崇权贵、尊重官吏的时代。既然世风有了变化，那么组织管理理念也要变化。时代进步了，人变的精明圆滑不再淳朴了，那么就只能用严刑峻法来管理。虽然酷烈，但是却能够震慑民众不犯法，是对大多数人的秩序保障。这跟《商君书》第一篇《更法》里说的“法者，所以爱民也”的精神也是吻合的，所以商鞅思想强调“大仁不仁”。符合客观实际调整管理模式，这就叫与时俱进，就是改革。I

发了半天经验不见长啊～～～～

二、 商鞅对庶民的胜利
前面我们说了，商鞅思想是基于人性本恶论的。在他的眼里，他的管理对象全是小人，而他则是个完全为了国家强大和大秦一统天下事业奉献一切的“圣人”。所以为了国家的强大，或者直接说就是为了秦国王权能够一统天下，商鞅变法的本质就是要把秦国每一个有着各色欲望的“小人”庶民改造成像他一样甘愿为国家、王权奉献一切的所谓“圣人”。时来天地皆同力，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再加上他的努力，商鞅成功了。在这里，我要重复一遍，我们可以一遍一遍的批判商鞅变法的酷烈和缺乏人道，可以不认同商鞅思想“人性本恶”的理论基点，但是他那种敢于面对多数人的反对，挥洒“少数人的真理”的改革勇气和与时俱进的前瞻智慧，以及他始终紧盯目标，立足实际的务实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尊敬，并不断警醒自己。
“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这段话放在任何时候，都会具有它的现实意义和先进性。
秦国因为有了商鞅，才灭了六国，建立了大一统的帝国，也才产生了以雄才大略留名青史的始统治者嬴政。然而恢弘蓬勃、如日中天的大秦，却又其兴也忽，其败也忽，在建立之后的很短时间里又崩塌了。这其中的原因固然很多，而所有的原因当中，我们都能找到与商君书治国思想的联系。I

《商君书》对于如何实现国家强盛有一个很简洁的说明：生力、抟力、杀力。这很好理解：就是培育国力，凝聚国力，输出国力。搞好这个循环，国家就能成长为一个具备统一天下能力的强盛大国。推动这个循环的核心，就是两个字：农战！为了完美实现生力、抟力、杀力的循环，自商鞅变法始，秦国也只允许有这两个字。
“只允许”就意味着很多的“不允许”。每个人都期望自己有更多的自由，作为老百姓，我们当然不喜欢身边有太多“不允许”。既然如此，商鞅就毫不犹豫的在思想上把“民”树在了“国”的对立面：民强则国弱，民弱则国强。你儒家亚圣孟子不是说“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吗？到了商鞅这儿就是“社稷为重，君次之，民为轻”，甚至“民为贼”，民是国家需要压制、制服、利用的对象。商鞅思想中的强国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人民为国家服务。也就是说，《商君书》中的“民”，只是国家生产和战争的工具。只有被利用的价值，而没有被关心的必要。I

所以《商君书》里很直白，很露骨地告诉统治者们：要为王吗？要长治久安吗？那么“能制天下者，必先制民也”！这跟我们经常听的“得民心者得天下”实在相去甚远。的确如此，至少字面上是如此。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两句话原本的意思是相反，但是自汉代以后实质却一样。大家可以读一下那本由西汉桓宽记录整理的《盐铁论》，写的是桑弘羊跟一帮儒家学者在辩论民生政策。通过这本书，大家就可以看到，汉武帝时代“独尊儒术”中的那个“儒”，其实是在经历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洗礼之后，充分吸收结合法家、墨家等其他学派精髓的新儒家。孟子的这句话是基于“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而董仲舒所倡导的新儒家则是基于“君为重”来解释这句话：谁能忽悠住老百姓，谁就有天下。还不如商鞅的“社稷为重”！如果说商鞅这个法家人物还算真小人的话，那汉武帝以后董仲舒搞的儒家完全就是伪君子，其实就是官僚文化。为的就是彻底消磨掉先秦以来，民众、士子在春秋战国那个“高山为谷、深水为陵”的跌宕时代所磨炼出的蔑视权贵、不屈从于命运，敢于发问的倔强精神，它和孔孟强调人本文化的儒家根本就是两回事。I

第一章 利出一孔
那怎么“制民”呢？商鞅提出了“利出壹空”的手段。《商君书•农战第三》就写：“民见上利之从壹空出也，则作壹”。就是说，要让老百姓只能从一个渠道获取利益，无论你是要名，还是要利，甚至是生存所必须的资料，都只能来自一个渠道，那就是国家、官府。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只能在一棵树上吊死。这棵树是什么树呢？《商君书•农战第三》继续说“善为国者，其教民也，皆从壹空而得官爵。是故不以农战，则无官爵。”这唯一的一棵树就是“农战”。只要不是为农战服务的，统统都要受到限制或是消灭。全国上下，无时无刻都为“农战”服务，生为“农战”而生，死为“农战”而死。人的幸福，人的价值，人的追求，都必须通过“农战”实现。归根到底一句话，秦国人从此没有你我他。作为整体，你叫秦国；作为个体，你只是国家机器上的一个零件。个人的尊严、欲望、追求，必须统一到为国家、为王权服务上来，否则一律不予考虑。有人说“利出壹空”是管仲首倡的，不是商鞅。这个咱们不深究，反正真正彻底付诸实施并取得“成效”的，就是商鞅。
这项政策说来残酷，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为了消灭六国，完成统一大业，这样做也确有必要，是应该肯定的。它充分体现了商鞅的务实主义精神：统一事业是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没有统一就没有安定，没有安定也就谈不上什么发展。没有统一稳定，生存都成问题，有几个人能像孔老夫子那样，被围困在陈蔡之间，断粮好几天还饱吹饿唱呢？只不过，统一是为了求稳定，稳定是为了求发展，发展是为了给天下万民谋福利。秦国做好了第一步，却没做最后一步。到底是没来得及做，还是压根儿不想做，我们无法得知了。毕竟历史和人民的耐心不是无限的，没有给秦国这个时间和机会。I

回到商鞅的治国之道上来，在统一的崇高目标下，百姓们要怎样为统一做贡献呢？关键在于统一思想。对内把思想统一到“农”上来生力，再由国家通过“利出壹空”来抟力，然后对外把思想统一到“战”上来杀力。那如果思想不统一怎么办呢？有个把刁民就不老实了：我学点小手艺能糊口；我做点生意能致富；我读点诗词歌赋做个大文豪，大学问家，还可以周游列国；实在不行，我横练一身功夫，做个游侠去劫道，也比在一棵树上吊死强啊！思想不统一，团结就成了问题。怎么才能实现团结呢？我们今天说加强宣传力度，搞统一战线。那商鞅怎么做呢？商鞅的办法是：把不服的打服，让管不了的消失，就实现了团结。I

商鞅为实现他的这个“利出壹空”政策想了很多办法。
《商君书》第十七篇《赏刑》开篇就写：“圣人之为国也：壹赏、壹刑、壹教”。这个“圣人”大家不要误会，不是指孔子，而是法圣，有可能就是指他本人。赏罚和教育的依据只有一个：“农战”。“壹赏”，只有一种情况才能得到赏赐：打仗的战斗英雄和种田的劳动模范，其他的事没有赏赐，什么诗书礼乐、文化精英，不仅不赏，还要限制，甚至消灭。“壹刑”，处罚只有一个理由：一切不利于“农战”的行为、言论，都在刑罚范围之内。倒也痛快！“壹教”，用唯一的“农战”来作为教育方针，培养农战接班人。教育的内容：消灭敌人，多打粮食。这个“教育”不是我们想象的，找个老师给你宣贯一下，找个模范搞个事迹报告会，没有的！这个教育完全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中间没有任何的议论和宣讲，包括农战本身，都不准议论。为什么要这么做，后面我们会解释到。I

下面作者开始作死咯，声明：以下为作者观点。与老子完全无关，请网警表抓错人！！！

很明显，这项措施对于在极端条件下，激发社会活力是有促进作用的，但是更会彻底的释放人性之恶。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一个头顶随时悬着刑具，而又随时倡导贵爵、尊官、重赏的社会中。为了自保和得赏，每一个人都在像饿狗一样盯着周围任何一点点立功的机会。什么亲人、朋友、邻居，任何感情都是可以被放弃和牺牲的，任何关系都可以被“划清界限”。今天一口井里喝水的邻居，明天就有可能反目成仇。所以，人性到底本善还是本恶，我说都不是，人性先天本混沌，后天什么样的环境，就激发什么样的人性。
商鞅时代的“辱民”，是一个什么景象，毕竟离我们太遥远，不那么清晰。只能在故纸堆里翻出些诸如：秦人不觉无鼻之丑、赭衣塞路，囹圄成市之类的话。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共和国的头三十年，来大致了解一下伟人是如何活学活用的。I

第二章（续）三民主义 贫民第二
“贫民”----除了生存必须之外，不能让百姓有富余财产。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商鞅除了制定了严格的物资征收管理制度之外，最重要的举措的就是限制甚至消灭私营商业。“贵酒肉之价，重其租”、“重关市之赋”使“农恶商，商疑惰”，甚至连送粮的牛车都要随时登记，送完就回来，快去快回，不准返程捎东西。“令送粮无得取僦，无得反庸；车牛舆重设，必当名。然则往速徕疾，则业不败农。”商鞅时代，没有官府特许而发生商业行为，就是犯罪。“继续革命”时代设有“投机倒把”罪。吃大食堂，统购统销，凭票供应，老百姓的衣食住行，统一由政府管起来，严禁任何一点个人交换。除了服从国家，你没有任何渠道和办法搞到生存的必须品。你要是从国家以外的渠道搞到了，那就是“投机倒把”，是犯罪，属于搞资本主义。这一点，当然和当时物资匮乏的客观因素有关，但是也不得不说意识形态治国的方式在其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再看看物资充裕的今天，老百姓被一套房子搞穷两代人的现状，我们就不得不联想一下，这是不是《商君书》在现代的实践。I

西汉桑弘羊对商业的定位是“均有无而通万物”、“平万物而便百姓”。经济是什么？就是为了利民、富民的，而不是西方那套玩意儿说的：追求利润最大化。这就是东西方思想境界的不同。如果没有了商业，整个社会没有了物资流通，就会出现“国有沃野之饶而民不足于食”、“有山海之货而民不足于财”的景象。商鞅要的就是这个。
按照他的理论，如果老百姓轻易就能足于食，足于财，就自然不会依赖国家、官府，那么“利出壹空”的政策就会崩溃。只有让老百姓贫穷，身无余财，家无余粮，刚好维持在不饿死的水平上，才便于管理和驱使。孟子不是说有恒产就有恒心吗？那么商鞅就反其道而行之：让老百姓没有恒产，让老百姓没有恒心，让老百姓整天惶惶不可终日，时刻感受到生存的巨大压力。只有服从官府，才能稍有安定。因此商业作为一项富民的活动，就势必为商鞅禁止。另外，我们前面说了，商鞅是希望老百姓把思想高度统一到“农战”上来，能够做到如臂使指，所以他最需要的其实就是一群完全没有思考能力，他说什么就信什么的愚民。I

愚到什么程度呢？大家还记得前面说的，秦国连“农战”都不准议论吗？如果你批评国家政策，当然会被干掉；但是你赞扬国家政策，同样会被干掉。为什么呢？商鞅的理由是：“此皆乱化之民也。”对国家政策，民众既不能反对，也不能赞美，你只能像机器一样，不折不扣地认真执行。无论是反对或支持，都表明你还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但是秦国需要的是国家机器零件，而不是太多的思考，整个国家机器当中只需要一群高高在上的掌舵人会思考就行了！I

第二章（再续）三民主义 弱民第三 兼综论伟人
“弱民”----不能让老百姓强大。结合上面两条措施，大家可以知道，这里的“弱”不是身体弱。在身体方面，为了农战，还是需要要提倡“增强体质、保卫祖国”的。但在思想意识上，不可以使老百姓自我感觉良好，更不能使他们有知识，懂道理。“知识就是力量”，按照商鞅“人性本恶”的思想！老百姓有了力量，就是在增加恶的力量，那就糟了。所以上面的“辱民”、“贫民”归根到底都是为实现“弱民”这一目的服务的。商鞅要让百姓时时刻刻都感觉到自己的弱小，从而产生对君主强烈的依附，来寻求安全感。这时老百姓就会感觉的到君王的伟大和温暖，才会全心全意地为君王效命。有人研究过，狗为什么忠诚，因为狗是很没有安全感的动物。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