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

商鞅此人被历史抬得很高，但是和孔孟之流比起来，却总给人一种模糊之感。后来我实在忍不住，决定找找原因。按照惯例，我首先求助了百度，原因立即就跳出一个：儒家在百度百科里的叙述有两万多字，而法家的仅仅九千多字。高下立判！孔孟之所以形象丰满，是因为历史不仅留其名，还详细的留其学、留其政。孔孟以降之董仲舒、程颐、朱熹、陆九渊、王阳明，及至近现代之熊十力、梁漱溟、马一浮等等，儒学之发展升华，步步留名于史，甚或史书本身亦为儒生所作；而商鞅、申、韩之辈因其所学直指人性之恶，其政尽施帝王之术，故而其学、其政为王者私藏，历史长河中便尽量留其名而隐其事了。
关于“性善”与“性恶”两种哲学理论，我做不了太过理论化的解释，估计也没人愿意看。但是我可以用一个例子来具象一下：大家应该都知道孔子那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西方的《圣经》马太福音中则有这么一句话“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两句话看上去是在表达一个意思，但是背后却隐藏着分别以“性善”与“性恶”为起点的两种思维方式。孔子那句话在强调“勿施”，而马太福音则在强调“也要”。“勿施”什么呢？当然是“勿施恶”。因为认定“人性先天本善”，而后天又充斥着各种声色犬马、功名利禄，所以孔子的教育就落在教人后天勿施恶上。通过让大家不断约束自己“勿施恶”，最终回归到善的本性；“也要”什么呢？当然是“也要善待他人”。因为认定“人性先天本恶”，人有原罪，所以西方的圣贤就重在教育大家要后天为善。最终表现在各自的民族行为上，中国人认为要回归我的本性之善，就重在后天“勿施”，因为做的越多，错的也就越多。因此我们就表现出保守；而西方人认为自己生来便带着原罪，所以就要在后天多做好事，洗刷原罪，因为做得越多，对的也就越多。因此西方人就很主动和扩张。I

商鞅与《商君书》
商鞅(约前390—前338)，战国中期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至于军事家和军事理论家，我认为应当算半个。他是 卫国国君的后裔，卫国是周朝的姬姓诸侯，所以他的本姓是“姬”，应该叫姬鞅。诸侯宗室通常以国为姓，所以称为卫鞅，又称公孙鞅。后来他到秦国被封于商，才称商鞅。
第一章 极端的商鞅！！！I

周显王二十九年(公元前340年)，发生了一件事。商鞅乘着魏国接连两次败于齐国（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国力大损的时候，劝秦孝公乘机攻魏，夺回河西之地。打这一仗本身没问题，体现了商鞅对战略时机的发现和把握能力，但是过程有点儿问题。当时魏军统帅是公子昂，商鞅在进入秦国以前，在魏国呆了很长时间。那个时候，两个人交情很好。公子昂本人多才多艺，也很欣赏商鞅的才气，一直很照拂他，两个人算是相互引为知己。结果商鞅就利用这个骗公子昂和谈，说要结盟，然后在和谈现场设伏直接抓了他。虽说打仗讲究个兵不厌诈，但是直接坑朋友，就有点儿不地道了。商鞅搞的这个动作不仅是在伤害他本人的名誉和人格，他甚至都没有考虑秦国的国家信誉。从徙木立信到坑朋友，可见在商鞅这里，诚信也好、欺诈也罢，都只是他利用的工具而已。郭沫若就为此评价过：“虽然是兵不厌诈，人各为主，但那样的出卖朋友，出卖故国，实在是可以令人惊愕的事。”说心里话，我一向认为郭沫若此人就不怎么有耻，他的品德和他的学术高度基本成反比。他都能说这个话，可见他认为商鞅还不如他。一仗下来，满天下没有不说商鞅是个畜生的。河西之战，秦国赢了，商鞅败了。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为了秦国，商鞅把自己的名誉、人格都丢弃不要了，真正是到了把良心都献出去的地步。I

现在不都说要做事，先做人吗？说穿了就是你得会混。这种人就很多了，离张居正不远有个申时行，还有著名的五代不倒翁冯道，都是混事一族中登峰造极的成功人士。尤其是冯道，过去说女人克夫，这冯老先生克皇帝。土生的中原皇帝也好，野生的契丹皇帝也罢，国号都换了好几拨，人家照样稳坐钓鱼台，蟒袍加身，旱涝保收。可商鞅正好相反，做事的时候，就是专心做事。我死了，随便骂，但是我活着的时候，所有人都得老老实实全心全意的为国家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基本上达到了宗教所讲的“无我利他”的境界。只不过在表现这种境界的过程中，他展现的不是佛祖的慈悲，也没有像儒家圣人那样耐心的对大家循循善诱的熏陶和教化，而是直接把这种境界强加给每一个像我们这样的草民匹夫，来为本应该作为人的集体而存在的国家谋利。至于大家是否适应，他不在乎：适应就适应，不适应就流血；流完血长了老茧的，你继续适应；止不住血流死的，淘汰。就是一刀切！所以商鞅的“利他”其实是“利国”，而非“利他我”，商鞅思想中的“国”并不是活生生的你我他的集合。他这种“无我利他”实现于国家，我们看到的是强盛和无敌；而实现在活生生的老百姓个体身上时，表现的就是血腥和冷酷，成了“无我无他”。I

但是人类毕竟还有最基本、最起码的安身立命的原则。避害趋利，延续自我，这是人类发展的基本要求。就我们承担着人类繁衍生息责任的大多数个人而言，真要做事，哪怕是不为自己做事，也应该先从实现本我，实践自我道德开始。用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观点说：人格、道德这类东西关乎着人类尊严的根基，这是人与天之间的信诺，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丢掉这些东西，就不能称其为人了。所以商鞅这类人可以有，也需要有，但不能常有。按照“五百年必有圣人出”的频率出几个就行。出太多，圣人太累，咱们草民也受不了。
当一个人对一种政治实体皈依到“无我”的地步，就注定要走向悲剧。报应很快就来了！秦孝公死后，那个被商鞅处罚过的太子赢驷即位成了新国君。这个时候，已经申请退休蛰居封地，希望能够功成身退的商鞅开始感觉不妙了。当他从秦国左庶长重新变成卫鞅的时候，他也开始感受到普通百姓那种无尽的窒息、恐惧和无助：他不仅创造了一个空前强大的秦国，也创造了一个密不透风、难以逾越的体制。在这个体制面前，每一个人都成了孤单的、渺小的国家工具，每一个试图反抗这个体制的人都会被轻易的碾碎，包括他本人----这个国家和体制的创造者。I

生时魏人不纳、死后秦人不怜，卫鞅应该会后悔，但是秦国左庶长商鞅不会！《韩非子•孤愤》说“智术之士，必远见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烛私；能法之士，必强毅而劲直，不劲直，不能矫奸。” 远见而明察，强毅而劲直，这些东西，卫鞅可以没有，但是商鞅必须有。可远见是什么？远见永远属于少数人，又往往意味着当下的艰苦奋斗，或是牺牲。这是大多数平庸者所难以接受的。甚或有的时候，即使大多数人能够看到远方的利益，也不愿在当下作出牺牲，而是选择疯狂的保住眼前的安逸和一时的利益。所以远见之人、锐意进取之人往往不为绝大多数所容，大多在实现远见的奋斗路上便被狂热的平庸者们联手扼杀，然后留下一滩奋斗时的血汗被平庸者指着说：你看，这就是那个人带来的灾难。那个人其实是个出卖良心去附会政治，抛弃价值去迎合权势的小人。I

商鞅用他的“极身无二虑，尽公不顾私”，穷尽自己的生命和秦人数代人的血汗，换来了一个国家的强大。然而商鞅的继任者们却没有将这种强大化作秦人的福祉。无论商鞅本人是否有富民的意愿，他有生之年使秦国彻底强大是不争的事实，这就是他的功绩。至于他死后民不富，则是后人不作为的罪过，商鞅应该是伟大的。所以我对商鞅本人的评价：商鞅可以是圣人、可以是恶魔、可以是神，但是唯独不能做人。商鞅此人，国之利器，非人间可有。
商鞅死了，大秦依旧。假如这时候再没有外部压力的话，那么像商鞅变法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通常免不了人亡政息的结局。比如说后来的王安石、张居正。王安石一罢官，还不是死了，他的改革当场就完了。张居正更惨，前脚人死了，后脚就被抄家，家人被关起来，活活饿死好几个，一个儿子还被逼死。他一手提拔培养的手下、同事，申时行同志更是及时的废了“考成法”。相比他们，商鞅还算幸运，他死的时候山东六国正在谋划合纵，要一起进攻秦国。作为一种在乱世中，战争中最有效、便捷的国家管理模式，商鞅的改革被原封不动的承袭了下来，甚至还有发展。商鞅虽死，但事业留了下来，也算是宽慰吧。I

对商鞅，我不忍心说他太多的坏话。可是读完《商君书》，却又没办法说他的好话。商鞅这个人既令我神往，又令我憎恶。神往他那种“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不法古、不修今”的革新勇气和那种“法者，所以爱民；礼者，所以便事”的务实主义精神。憎恶的是他那种冷酷和无情。他的眼中没有自己，同时更没有我----一个老百姓。虽然几千年来的权力从来都是目中无人的，但都是隐晦的，遮掩的。像《商君书》这样彻底撕掉遮羞布，完全不给我这个小老百姓留面子，坦然直述的，实在罕见。剥夺点儿物质就算了，连面子都不留，难怪老百姓那么快就跟大秦帝国动刀子。极端惹的祸。I

第二章 《商君书》偏考
关于《商君书》，又称《商子》。《汉书•艺文志》记载《商君书》共有29篇，现在传世的有26篇，其中两篇有目无文。它跟《论语》的性质差不多：反映了商鞅的思想，但不是商鞅所作。已故的清 华大学教授，先秦文化史研究和古籍校勘考据专家高亨先生认为至少有五篇不是他的，郭沫若干脆就认为除《境内》篇外，其余均非商鞅所作。仅从商鞅的生平来看，他几乎是刚刚完成变法大业就直落谷底，就没有过稳定时期----拼命工作完，他就开始逃命，最终被杀，基本没时间专门写书。《商君书》里那些法令性的东西，可能是他所作，但那都是平时工作必然形成的东西，还谈不到要去编纂成书。再有一个很重要的证据就是，这本书的开篇《更法》，抬手就写“孝公平画”。孝公是嬴渠梁死后的谥号，也就是说这本书至少是成于孝公死后，而孝公死后的大部时间，商鞅都在逃命，更不可能去编书。当然这类证据，书中还有很多，比如《错法》、《徕民》，都是涉及商鞅死后的事，明显不是商鞅所出。所以后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里说这本书是“殆法家流，掇鞅余论，以成是编。”I

和《论语》不同的是：《论语》自始至终都是语录和对话，偶尔辅以叙事，而《商君书》更像是一本文集，字数不多，但内容庞杂，既有宏观的理论，也有细致的法令，而且书中的文体各式各样。比如前面说的，开篇《更法》很有些《盐铁论》的风采，基本都在辩论；而《农战》、《画策》、《外内》又是一种政论的格调；《垦令》、《战法》、《境内》则更像是公开颁布的法规。再加上法家文章素来语言冷峻、简约古奥，其思想和我们常接触的儒家更是多有背道而驰，所以《商君书》实在难读。想要磨练一下毅力，推荐一读。
前面说了，《商君书》中有两篇有目无文，就是《刑约》和《御盗》。抱着猎奇的心理，我翻了各种资料，想一探究竟，但终也究不深。最后我只得结合《商君书》的内容脉络和商鞅的政治实践，大体试着猜测了一下这两篇的主题，聊慰遗憾：I

《刑约》应该是一篇理论文章，“刑”当然就是指刑罚，法家强调重刑轻赏。《商君书》第四篇《去强》就说：“重罚轻赏，则上爱民，民死上；重赏轻罚，则上不爱民，民不死上”，他认为“王者刑九赏一”，到了第五篇《说民》更是主张轻罪重罚。根据这个层层递进的逻辑和商鞅的政治实践，所以这里的“约”字，大致有两层意思：
第一，约定。这个约定当然不存在平等关系，而是明确的意思：我制定了这些刑罚，我也跟老百姓说明白，那么以后这些刑罚落实到具体人身上的时候，你别说不知道怎么回事。这里有点儿“勿谓言之不预”的意思，重在震慑。从实践的角度说呢，也符合商鞅的施政风格。法家儒家都追求入圣，期望每一个人都按照圣人的标准来进行社会活动。但是在实现手段上：儒家看到树长歪了，是把它扶直，一直扶着它，让它在生长过程中慢慢纠正。而商鞅这里，则是直接把他心目中的圣人标准告诉大家，把好树的标准告诉树。以后如果哪棵树长歪了，就直接一刀把歪的地方砍掉。很痛快，“简政”。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