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对他的“弱民”理论进一步阐述：以强攻强，弱；以弱攻强，强。强存则弱；弱存则强。听着像绕口令啊！他的意思就是：用强民去消灭另一部分强民，那么剩下来的仍然是强民，那国家就处于弱势。用弱民把强民消灭了，剩下来的是弱民，那国家就处于强势了。强民存在，国家就弱；只有弱民存在，国家才能强盛。强民，是指那些有思想、有主见、有本事的人，有能力对国家法令、政策问为什么的人，甚至是有能力跟国家作对的人；弱民自然是那些没有脑子、没有主见、没有知识、人云亦云，惟命是从的愚民。商鞅的治国蓝图中，他要的就是后一种人。I

除了“以弱制强”以外，他还要君主“以奸驭良”。公然教唆当权者搞流氓政治，小人政治，再直白点儿说，就是搞黑社会。他说：“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什么意思呢？我们现在都说选拔人才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资治通鉴》开篇说完智伯瑶灭族的故事之后，司马光很详细的阐述了“德”与“才”的关系：“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按司马光的说法，德才兼备的叫做圣人，实在太少。那么如果选不出德胜才的君子，那么宁可用德才具无的愚人，也不能用才胜德的小人。那么司马光的这个话，其实就涉及到一个社会或者说集体运行的基础知识：一个社会要健康的正常的运行，就要有法律、道德和宗教来引导、规范人们的行为。法律是底线，运用惩罚的手段引发人们的畏惧心，不做坏事。道德是基础，利用人们的普遍价值观和舆论，制止别人和预防自己做坏事。宗教是标杆、榜样，通过引导大家对美好的信仰，劝导人们在不做坏事的基础上多做好事，这算是一个上限。而在商鞅这里，这三者被合并了，或者说后两者被他直接砍掉了。商鞅不在乎你是否自律，也不需要什么释迦摩尼和耶稣，法律、法治是底线，也是上限，所以商鞅主张：“不赦刑、不宥过”。只要人犯一次法，就永远是罪犯，黥面、劓鼻，让人永远留着犯法的印记。他甚至认为：“德”是“虱”的一种，是国家的蛀虫。《商君书·农战第三》讲：“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辩、慧，国有十者，上无使守战。国以十者治，敌至必削，不至必贫。国去此十者，敌不敢至；虽至，必却；兴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大家注意，商鞅这里说不要“礼义廉耻”不是指对外斗争，而是指对内治国！所以按照这个逻辑下来，那么选拔官员不能选那些讲良心道德的，假如用道德模范来管理奸民，那天下必然大乱。要用厚颜无耻、心狠手辣的流氓来当管理者，他们会把恐吓和欺骗手段用好用足，善良的人就只得忍气吞声地夹着尾巴做人，那天下就秩序井然，秦国也就强大了。I

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伟人之所以为伟人，就在于其宏远和博大。对他们的非议也好，赞美也罢，则完全来自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我们用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浅薄来评判圣人的作为，很难想象我们会完全的理解他们----谁都知道早起锻炼会造就未来健康的身体，但是这不妨碍我们服从自己的慵懒而去抵制它。我们之所以经常出离愤怒的非议远见者，无非是因为我们被逼着追逐未来的利益，无法享受眼前一时慵懒带来的安逸而已。I

第三章 商鞅体制的末日
按照商鞅的改革思路，当时的秦国民众无疑就是这场改革的牺牲品，他们不仅处于被压榨的地位，还要被侮辱。照理，这样的改革应该是得不到拥护的，但非常奇怪的是，商鞅的改革居然很快得以推行，并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按司马迁的记载，当商鞅变法进行到第十个年头时，“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就是说秦国民众对新法非常满意，社会治安良好，家家都丰衣足食。民众为国打仗很英勇，喝酒闹事打群架却很胆小，整个国家都得到了大治。一片欣欣向荣啊！把民众置于国家的对立面，志在辱民贫民弱民的改革，它居然成功了，天底下真可以有这么奇怪的事吗？
这个可以有！（小沈阳写的吧～～～～）I

商鞅的成功，在于他的改革抓住了问题的核心，那就是在当时大分裂、大竞争的战国时代，关于统一帝业的理想。按照孙皓晖那本小说《大秦帝国》里说的：“天下一心已成”。也就是说，到了战国中后期，列国追求的目标是一统天下的帝业，而不再是春秋时期称霸一方的霸业。所以秦孝公的理想不是像他的祖先秦穆公那样仅仅靠着王道感召力与有限的武力来“称霸西戎”，而是要彻底消灭六国。他等不及再去看着百里奚式的淳淳王道对秦国进行缓慢的教化了，他要的是简单的、易于操作的、见效快的办法，在最短的时间内变出一个无坚不摧、天下无敌的秦国。抓农业，确保国家物质基础有保障，实现国力的内生性、可持续增长；抓军事，这是实现国力对外有效延伸的最直接保障。唯“农战”的政策就是这么来的。I

另外，商鞅变法和历史上的其他变法一样：那就是在一时无法让社会整体利益实现增量的情况下，通过改革，来调整比例变量。让原来的一部分既得利益者失利，让原来的一部分缺乏利益的草根，得到些蝇头小利。商鞅改革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以功授爵。所有人统统站回同一起跑线。没有功劳的贵族，会沦为草根，而普通民众，只要为国立功，比如战场上杀人够多，就可以获得爵位，晋身贵族。这就意味着在为秦国社会重新洗牌，重新洗牌会遭到既得利益者的反对，但也会获得众多的支持。毕竟任何一个社会，处于草根的底层总是占绝大多数。民众初时觉得变法很酷烈，但是那些黥面、劓鼻，乃至杀头的刑罚毕竟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切身感受，然而对原有既得利益的重新分配却是近在眼前的。草根之所以为草根，不仅在于对未来的利益表现麻木，对未来的痛苦同样麻木。（我要检讨自己为什么是个屌丝）I

于是乎，商鞅的才华结合上秦孝公的急功近利，再加上民众对眼前暂时的对既得利益瓜分的狂热。商鞅变法成功了！秦国很快成了当时的头等顶级强国。以嗜杀成性、以残杀为业的秦国，拿人头换爵位、换地位啊！六国谈秦色变，称它为“虎狼之国”。
我们从《史记》中统计了一下，只白起的部下，就斩杀、活埋、沉水消灭敌军150万。当然，《史记》在这方面的数据不足以完全采信，但是加上秦兵自己的伤亡，再加上其他“名将”的“功劳”，再参照一下秦朝建立时，全国区区两千余万人口。就算再把这个数字砍掉三分之二，中国人在秦朝的统一战争中付出的生命代价也是惊人的！杀人多就是英雄，这也是商鞅“军功授爵”的价值观。I

秦国实行商鞅新法一百三十多年后，秦统一了六国。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王朝----大秦帝国横空出世。秦朝看起来是个强国，按照《大秦帝国》作者孙皓晖的描写，简直可以说是盛世。但是他从未写实的告诉我们，从商鞅以来的惨无人道的刑罚，一直在盛世流传。秦国的黥面、劓鼻、大辟、凿顶、抽筋等等，一直沿用至近代…… 大秦帝国的百姓甚至都已经习以为常到“秦人不觉无鼻之丑”的地步。在欣赏帝业的精彩纷呈时，很少有人去想象一下，当时的老百姓是怎样活过来的，他们有过一个怎样悲惨的世界。史书洋洋千万言，没有草根百姓的只言片语。有的只是诸如灭其族、籍其家、屠某城，斩首数万等等这些动词和量词而已。（所以千万别打仗！）
所以这种盛世只是表面看来很强大，强国弱民不是真正的强大，或者说，不是完全的强大。应乱世而生的商鞅新法随着大秦帝国一起步入了天下一统，四海升平的时代，商鞅体制管了一百三十余年，并且收获了最大的战利品----一统天下。但是失去了商鞅的商鞅体制还是商鞅精神的延续吗？天下真的有一管到底，直到永远的长寿体制吗？这一切正在面对和平的挑战。
第二部分转完，坐等第三部分I

三、大秦寂灭
随着阿房宫的一把大火，壮丽恢宏的大秦帝国仅仅建立十五年便归于尘土。

第一章 被稀释的大秦
关于大秦帝国勃兴勃亡的分析有很多，有的甚至扯到气候、地理因素了。不能说没道理，但那都只是次要的，主要因素还是人。
关于人的因素，我能够考量到的第一个变数就是秦人减量。这种减量不是单纯指绝对数量，还指人口密度。这一百三十多年，在商鞅毒输于敌的国策指导和军功授爵政策的刺激下，为了提升自己的地位，作为宗主国人的秦人青壮年必然很踊跃的涌进军队，史书对此也有很传神的记载，说商鞅变法后的秦人是“闻战则喜”，而且秦人还会得到参军的优先权。毕竟商鞅变法只强调了“法律面前，贵贱平等”，从没说过“机会面前，内外平等”，也不可能说，太前卫了。
可参军不仅意味着财富和地位，还意味着惨重的伤亡。无论史书、小说如何强调秦为虎狼之国，如何描写秦军在战场上虎入羊群的气势。人终究是人，秦人不是真虎狼，六国也不尽是羊群。上了战场，生死之地，谁也不会老老实实束手等死。六国用的是刀枪剑戟，秦国用的也不是飞机大炮，每一场胜利的背后不仅有六国首级成山，同样也有秦人举族戴孝。单从灭国这十年战争来看，秦始皇前后调动了大约一百万军队，除了灭魏水淹大梁和灭齐不战而胜外，其余四国无不是连番苦战、尸山血海。尤其是灭楚的首战，李信二十万大军崩溃，被追杀了三天三夜，七名都尉战死。都尉在秦汉时期属于仅次于一方统帅的中高级将领，相当于今天的军、师一级将领。高级将领尚且如此，普通士兵的伤亡更是可想而知了。再往前，长平一战，不仅是白起坑赵军降卒四十万，秦人也同样“伤亡十之六七，国内空”。其他时候，秦国更不可能每战必胜，也有过惨败。战国乱世，大决战，小冲突，随便出个类似魏国龙贾，赵国廉颇这样的将领，后面就跟着个“一生大小百余战”的记载，更不用说白起、王翦这样的常胜将军。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秦国统一天下的时候，原来的秦国本土是一种什么样的场景。I

与秦朝几乎同时期的罗马帝国的命运也是差不多----国土大范围扩张，军队开始丧失机动性，而且传统意义上的罗马人人口密度下降，军队开始大量从被征服者中征兵，罗马军队里到处都是异族面孔。到最后，这支由异族构成的所谓罗马军队，返回头撞开了罗马的城门。不过罗马当时面对的是一帮没有文化，没有国家概念，而且极其崇拜罗马文明的蛮族，所以它的灭亡过程就慢了些。秦朝面对的则是曾经跟它地位相等，有着完整国家组织，有着和它同等，甚至优于它文明的六国，所以秦朝面对的敌人对秦朝的不认同感更强烈，秦朝灭亡的也就更快。I

所以作为取代秦朝而有天下的汉朝，就十分的重视总结前朝经验。尤其是贾谊那篇《过秦论》：上中下三篇基本把秦朝灭亡的关于人的因素都分析到了，很全面、很深刻。
最明显的一个，那就是成也商鞅，败也商鞅。贾谊在《过秦论》下篇结尾写道：“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因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这句话其实就是贾谊给所谓的“变法”、“改革”下的定义：审时度势、与时俱进。《易经》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历史无数次证明了这句话，但是无数王朝就是倒在了这个“变”上。国家、集体、个人的成长过程不是个简单的线性，而是个盛衰的循环。只有认清时势，选择与之对应的方法，才是长久之道。
所谓与时俱进，决不是总要弄出些大家没见过的新东西，而是要始终伴随发展，紧扣现实，不断设计、完善合理的制度，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如果一些老问题在发展中始终反复，那么不断地重复有效的老办法，同样叫做“与时俱进”，就是“变”，就是改革。I

现在再来看商鞅的改革措施，毫无疑问它可以使一个国家在短时间内富强，但如果把它作为长期国策，则注定将把国家引向灾难。这就好比一个病人，病情急危挽救生命，可以用猛药；然而长期用、过量用，非但不能治病，反而要害命。商鞅变法使秦国最终统一了天下，却没能使秦朝逃过“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命运。究其原因，就是商鞅变法这剂猛药用得太久。国家一时的救亡图强用一用可以，但是任何人、任何国家都不可能长时间绷着弦。
有句话叫“沉默久了就会爆发”，用在秦国身上很贴切。最初“诸侯卑秦”，秦国始终被中原列国视为蛮夷，不与会盟。直到商鞅变法之前，除了秦穆公时期外，秦国一直都是被鄙夷的对象。所以商鞅变法之所以能成功，也不得不说是跟秦国多年的积怨爆发推动有一定关系。商鞅变法让秦国爆发了，但是我们光知道沉默久了就会爆发，那么爆发久了呢？爆发久了就会崩溃！《过秦论》中篇就写：“夫兼并者高诈力，安危者贵顺权，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无异也。”现在已经不再是战国纷争了，已经天下太平了，你还不改弦更张，用创业的方法来守业是不行的。《过秦论》上篇末尾有个结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不打仗了，国家、人民不再需要随时面对生死存亡的考验了。生存问题解决了，人就要求饱暖，饱暖满足了，大家还有精神世界需要满足呢！那些兵不厌诈、乱世重典，该收一收了，神经不能总是紧绷着。但是，秦国终究没能松得下来。I

所以我们说，秦国完成统一大业的根基，毫无疑问是源自商鞅变法；而秦朝灭亡，则是因为他们把商鞅变法记得太牢固，形成了思维定势和行动惯性，不肯审时度势，以至于忘记了商鞅思想的精髓：务实和与时俱进。当年分税制改革的重要参与者 姜永华教授说了一句话：一个制度哪有20年不改革的道理！再好的制度，运行20年，都会出问题。可见天下从来就没有一管到底，直到永远的长寿体制。而商鞅的体制已经运行一百三十多年了。I

我们把秦国的统一过程比作一个人剧烈打斗争取胜利的话，六国存在的时候，秦国既能生力，也能杀力，新陈代谢是平衡的。那而随着六国被逐一消灭，统一大业完成了，秦国的运动场突然消失了，剧烈运动停止了。而秦朝又一时找不到一个新的合适的国力输出渠道，也就是“杀力”的条件没有了；另一方面，“生力”、“抟力”的机能又没有有效的方式减速。人光吃不运动，会得富贵病，国家生力而不杀，就要出富贵民。这样一来，商鞅变法中最关键的一环，“弱民”政策就很难维持下去了。而商鞅建立的体制又是把“民”放在“国”的对立面，靠着不断杀力弱民来维持国家稳定。民弱则国强、民强则国弱。那么当国无法杀民力，民当然就要杀国力，这时的大秦帝国就变成了商鞅所说的“自攻之国”，所谓的国家稳定自然就无法维持！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