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有人问了，难道秦朝的统治阶级没想办法解决吗？从秦朝建立后的政治活动来看，他们想过办法、采取过措施。由于他们完全适应了商鞅所创立的这一套国家管理模式，所以他们就只能在这个框架下去分析和解决问题：生力、抟力这个环节现在该怎么去减速、该不该减速，大家都不知道。但是战争没有了，国家在“杀力”这个环节上出了问题是显而易见的。根据《商君书·去强第四》说的“国强而不战，毒输于内，礼乐虱害生，必削；国遂战，毒输于敌，国无礼乐虱害，必强。”国家强大了，不去打仗消耗，就势必存富于民。民富则强，是国家的毒素。这些留在国内，诗书礼乐就会兴起，老百姓有了文化就更强，国家就会削弱。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通过战争，把毒素输出到敌国，那么诗书礼乐这类蛀虫就不会兴起了，老百姓继续没有财产、没有文化，那么我国就强了。所以秦朝统治者就从这里入手，采取一系列措施，试图重新建立国家新陈代谢的平衡：比如说修长城，修直道，征发数十万人北逐匈奴。秦国就像一个打了兴奋剂的人一样，离开了狂躁、狂热，就不懂得如何去适应稳定和安逸。I

不仅秦国不懂得如何去适应稳定和安逸，秦国人也不适应！这都是长期坚持商鞅体制造成的。根据统一大业的战时需要，商鞅变法的管理模式就是通过严刑峻法把国家个体间的横向联系尽量斩断，比如连坐、鼓励相互告发等等，人人监视人人、防备人人，然后形成一套只有自上而下的国家意志传递的完全纵向管理模式。这种模式的节点只有一个，那就是政府，或者说统治者。一百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在商鞅变法的框架下，秦国的每一个民众都只是国家意志的延伸，没有个人意志。在这种模式下，凝聚国力固然容易，但是只要国家意志的传递稍微出现减弱的迹象，民众个体就会因为不具备横向联系的能力，导致行为混乱。而当时秦国国家意志保持顺利并且不间断传递的最大动力则是统一战争这类大事。一百三十余年养成的国家习惯，秦国只会靠这种国家主导下的轰轰烈烈的大运动、大战争来进行国力的输出。一旦这种大事没有了，不说普通民众，秦国朝堂本身就会陷入巨大的迷茫。所以我们现在看后来这些诸如修长城之类的事，与其说是在建设国家，倒不如说是秦朝领导层在本能的循着商鞅的足迹去找大事做。因为商鞅所创造的这种体制说到底就是完全为“集中力量办大事”服务的。一百三十多年下来，导致了秦国善于做大事，而秦人却不会做小事的局面----离开了国家意志，秦人彼此不会自己去找点事情做，没有能力，也没有条件。这在战争时期没问题，但是一旦四海升平，外界的压力没有了，统治者那个唯一的节点陷入迷茫，就会出现问题，这套管理模式就要崩溃。I

一群利欲熏心而又茫然的愚民凑到一起，不仅便于统治者来控制，同样也便于统治者的反对派来蛊惑和控制。这个反对派，就是指天下初定时，六国残余的王族，以及权臣世族。这帮人的危险不在于武力，而在于秦朝统一太快，没有及时消灭他们的文化。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秦国可以在十年内灭掉六国，但是六国各自几百年的文化积淀，那不是说灭就能灭的。尤其是这些王族、权臣，哪一家不养几个门客学者呢？办个私学更是家常便饭。国家一灭，这些人都到处流散，走到哪儿，他们的文化就传播到哪儿。文化是本集体的感召力，也是对其他集体的排斥力，这些人的存在是秦朝愚民政策的大敌，更是国家思想统一的长期大敌。后来我们也看到，随着陈吴起事，仅仅两三个月，过去的六国旧贵族就纷纷在自己的故国拉起人马，割据一方了。这不仅仅是钱粮的原因，更是文化感召和族群认同在起作用。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