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从流动机会来看，从主要依靠先赋因素转向逐步依靠自致因素从体制来看，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实行了计划经济体制，控制了一切政治、经济、文化资源，垄断了资源配置权，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政策安排，直接影响着每一个社会成员乃至一个阶层的社会位置和社会流动机会。个人社会地位的升降、阶层的兴衰，主要系于国家、政府、制度和社会政策的变化。所以，这个时期的社会流动模式，可以叫做一种政治主宰型的模式。改革开放以后，国家的工作中心转到经济建设的轨道上来，一系列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加快了经济发展的步伐，推进了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的力量，推动着经济的发展和经济结构的转变，促使自致性因素对社会流动机制的影响逐渐扩大，社会流动渠道越来越多元化，能力主义原则在社会经济地位、政治地位获得上的作用日益显著。尤其像教育这样重要的后致性因素对个人地位的获得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职业地位正在取代政治地位，业绩或能力在社会经济地位获得上的作用越来越大，表现出中国正在形成一种现代社会流动模式。

第三，从流动现状来看，尚未形成合理、高效的现代化流动机制中国目前正在实现由农业农村的传统社会向工业化、城市化的现代社会转变，同时也在实现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正在逐步走向一个开放的社会。但是，这个转变还远未完成，表现在制度和政策安排在社会流动中的作用，仍然相当显著，有时甚至起了决定性作用。在转变过程中，制度和政策安排发挥了双刃剑的作用，社会流动中的一些制度性障碍如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留下来的户籍制度、一部分单位体制、人事制度、劳动就业制度等，有的正在被改革，有的还基本没有得到改革，至今仍然在起阻隔作用，使社会流动不能畅通运行。教育是促进社会公平的主要手段，教育的重要性已经得到全民的广泛认可。然而，造就社会公平的教育背后，仍然蕴藏着国家制度带来的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这主要表现在城乡受教育、再教育的经济负担的能力、所处环境的差异等，这都是阻碍社会向上、合理流动的因素。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调查分析得出，从1980年以来，在处于较为优势地位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等精英阶层与中间阶层中，代际继承性明显增强，代内流动明显减少，表现出多进少出的趋势;而处于经济社会位置较低的弱势阶层的子女，要进入较高阶层，其门槛明显增高，两者间的社会流动障碍在强化。同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有向上层集聚的趋势，大量原本只拥有其中一类或两类资源的人，到近些年则基本同时拥有这三种资源。这种倾向，对于形成公正、合理、开放的社会流动机制和社会阶层结构，可能也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总体来看当前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不合理，可以概括为两句话，就是：该小的阶层还没有小下去，该大的阶层还没有大起来。目前我国社会正进入一个高风险时期，整个社会的安全、和谐运行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对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的分析表明，我国的社会分层呈倒“丁”字型，贫富两绒分化，社会关系处于一种很强的张力中。2000年我国的基尼系数就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界线达到了0．43．出现了明显的贫富分化。在这样一种状态下，社会矛盾比较容易激化，社会问题和社会危机比较容易发生，并将导致整个社会的结构紧张。社会分层和社会和谐已经成为一个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要改变这种状况，从社会结构理论来说，就要继续深化改革，创新和制定恰当的经济社会政策，推进户籍、就业、人事、社会保障等方面体制的改革，调整城乡、区域和就业结构，使该小的农业劳动者阶层逐渐缩小，使该大的社会中间阶层的规模逐渐扩大，引导培育形成一个合理的开放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形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