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朗：北师大的《汪曾祺全集》给了十万块版税，我们拿这钱自费出了《汪曾祺书画集》。是想了他的心愿，他的书画大量在外面。他不像专业画家，他是自娱自乐。那时有些文艺青年或记者编辑到家里，跟他要书他都比较小气，反过来说，“你要不要画”，他觉得自己好玩儿的东西也没太当回事，大量的全送走了。

汪朗：我父亲生前说过想出本《汪曾祺书画集》，我们想实现他的遗愿。当时他留在家里的画，没太当回事，觉得太占地方，卷起来包在包裹里。后来我和妹妹汪朝，我俩不太懂，觉得比较顺眼的就挑出来编了《汪曾祺书画集》。给他老家送了三百本，给作协送了一二百本。印了一千册，还留些给我父亲的朋友熟人。

汪朗：他（汪曾祺）离开老家几十年，1940年之前一直到1982年回老家，他能够对他小时候走过的那条街上，哪家是什么铺子，铺子的老板叫什么，过去做什么，记得一清二楚。包括他在西南联大读书，他写过个短篇《鸡毛》，给他们学生洗衣服的女人，养的鸡被偷了，那个妇女当时的哭腔，他后来还能跟我们学呢。

汪朗：他（汪曾祺）写过一个右派经历（《寂寞与温暖》）。那时写右派改造也是个风气。我们说你也当过右派，你也写吧，他写完了我们觉得完全不一样，有苦的一面，但他写的是人与人的关心爱护，我们觉得太小资了，人们都写得死去活来，你怎么写成这样，你起码写两个坏人，对右派怎么残酷，但他都没写。

汪朗（汪曾祺儿子）：他改了一遍以后，我们觉得差不多，后来他改了六遍，最后我们都没信心了，由他去吧，这是我们给他折磨写得最难的，他平常的东西都很顺。他平常写东西什么都想得差不多了，包括结构、脉络，他想好了以后，整个儿写一篇。（读此，一叹，理解子女，然后，更爱汪曾祺。）

汪朗：他（汪曾祺）认为长篇小说是一种病态的作品。他说人生和历史的发展都是片断的，片断有的精彩，有的不精彩，短篇要挖出最精彩的。长篇要反映人生的经历，势必要把一些不精彩的东西串起来。他承认他没有能力驾驭长篇，也不喜欢这种叙述方式，所以最多弄一个中篇。他确实不太喜欢长篇，也很少看。

汪朗：他（汪曾祺）曾经说过，中国现在写短篇小说的有三个人，鲁迅、沈从文、孙犁，那是比较早期的，大概七十年代前后。等到八十年代他成名的时候，孙犁他不太说了，因为他认为他跟孙犁比较相近了，叙述的方式和风格。沈从文是他的老师。而鲁迅，他认为鲁迅的短篇小说写的还是很好的。有时他也说废名。

汪朗：我妈老跟我爸说，你教教他（汪朗）写文章。他老是说，我写文章谁教过我？一扭头。其他的都好说，就是这事没法教。经常有些文学青年拿东西来看他，他对这些人表面上还可以，回来就说，这人一辈子写不出象样的东西，他就不是这棵树的虫子。我想，想嗑这棵树得是专门的虫子，那我也不做这虫子了。

汪朗：他（汪曾祺）去世不久，不知哪个小报说我们要把他的藏书捐给现代文学馆，人家还挺当回事，打电话问我们。我们说没什么，他的书捐出去丢人。我家的书基本都残缺不全，八十年代前就没有成套的名著。《高尔基全集》只有第一本，《鲁迅全集》也只有第一本。他看契诃夫，我们家唯一比较全的所谓名著。

汪朗：老头儿平常没有很深刻的话，而且他在我们家是没地位的，说一句基本就遭到批判。我们家本来就没大没小，对名人更不留情。有时把老头儿给挤兑急了，他说，你们对我好点，我日后可是要上文学史的。我两个妹妹说，“老头，你，别臭美了”，我们家就这种气氛。（看来《老头儿汪曾祺》这本书必须买。）

汪朗：其实我想起来，老头儿（汪曾祺）最深刻的话有一句，就是我插队的时候，那时我们对中国社会的了解，说实在连肤浅都谈不到。我当时想农村挺好的，还有个印象，戴着一顶草帽，扛着锄头在夕阳之下拉着长长的影子一步一步的回家，我觉得这很田园。他送我的时候说：“我觉得这个是让你接受摧残去的。”

汪朗：过去不愉快的事情，他（汪曾祺）基本不谈。他不针对具体的人，但他对文化大革命好多事情是非常严厉的批判。他特别讨厌工宣队，因为他觉得工宣队是既没有能力又没有水平，特别是没有文化，所以，永远，他的小说里带点反面色彩的人物都是工宣队，他认为这些人都是市民习气很重，都是很痞的一些人。

汪朗：他（汪曾祺）年轻的时候狂着呢，谁都不放在心里，包括西南联大好多老师，他都不太看得上。他比较看得上是沈从文闻一多。他看得上和看不上，跟这些人对他好不好有关系。他对朱自清的评价不太高，他觉得朱自清是那种过于拘谨的老师，他很仔细，但不是能给人太多启发。他不太喜欢朱自清的风格。

汪朗：朱自清上课很仔细很严谨，上课带一堆卡片，让学生认真记笔记。我爸(汪曾祺)上课从来不记笔记，完全是凭着他的才气。他可以一个学期不上课，最后写一篇“读书报告”，这一门就过了，这在朱自清那儿不行。最后我爸毕业没地儿去，系主任说让他给朱自清当助教，朱自清说不要，他连我的课都不好好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