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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87年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推理小说经历了长达半个世纪的高速发展时期，大家通常将这一时期命名为侦探推理小说的“黄金时代”。当侦探小说在英、美等国迅速前进的同时，我们的先行者们也将这种流派和新的思潮引进到中国，但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比如上世纪50年代，中国接受的是前苏联文艺思想，认为侦探小说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产物，不承认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的犯罪问题，禁止出版30年代的侦探小说。
新中国早期的反特小说中，公安人员的形象总是伟岸的、高大的、正面的，敌特的形象总是猥琐的、偷鸡摸狗的、丑恶的。人物创作过于“脸谱化”，使得广大读者很容易就能分辨出谁是好人，谁是坏蛋，实际上这也剥夺了读者参与其中的乐趣，违反了侦探小说本身固有的与读者同乐的原则。
从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末期，出现了大量的惊险反特小说，包括程小青、孙了红等人也曾配合宣传攻势撰写过弘扬正气的惊险小说和反特小说。读者们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阅读这一类的作品。
新中国早期的反特小说中，公安人员的形象总是伟岸的、高大的、正面的，敌特的形象总是猥琐的、偷鸡摸狗的、丑恶的。人物创作过于“脸谱化”，使得广大读者很容易就能分辨出谁是好人，谁是坏蛋，实际上这也剥夺了读者参与其中的乐趣，违反了侦探小说本身固有的与读者同乐的原则。
从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末期，出现了大量的惊险反特小说，包括程小青、孙了红等人也曾配合宣传攻势撰写过弘扬正气的惊险小说和反特小说。读者们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阅读这一类的作品。
虽然这一时期的作品数量众多，出名的作品也不少，但是真正称得上有水准的却寥寥无几。其中路达、文夫创作的《双铃马蹄表》（即《国庆十点钟》），白桦创作的《无铃的马帮》（即《神秘的旅伴》），陈治洪、王文林、马家骥创作的《铁道卫士》，林欣的《“赌国王后”牌软糖》，还有《黑眼圈的女人》《深夜来客》《谋杀没有证据》《人心莫测》等可算是佳作，很多都被改编成电影，轰动一时。
当然，那个年代的作品也并非全都是反特小说，也有一些是描写刑事案件的作品，其中国翘创作的《一件积案》就是那个年代难得一见的好作品。《一件积案》的风格接近于欧美侦探小说黄金时代的作品，属于古典解谜类小说，这在反特小说铺天盖地的年代非常罕见，类似的作品还有《一具无名尸体的秘密》。到了上世纪60年代，反特小说人物“脸谱化”的问题得到了比较好的改善，侦探小说选材的面也渐渐开广，还出现过描写重大经济诈骗案的小说，如张志明的《赵全一案件》，还有描写公安人员生活的《金色的盾牌》《臂章的故事》等，描写如何感化、改造特务分子的小说《生死关头》《生路》等等。
到“文化大革命”前，侦探小说的发展几乎完全依靠公安法制小说这一个类型，这一时期为中国的公安法制小说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使得我国的公安法制小说有了长足的进步。
当然，那个年代的作品也并非全都是反特小说，也有一些是描写刑事案件的作品，其中国翘创作的《一件积案》就是那个年代难得一见的好作品。《一件积案》的风格接近于欧美侦探小说黄金时代的作品，属于古典解谜类小说，这在反特小说铺天盖地的年代非常罕见，类似的作品还有《一具无名尸体的秘密》。到了上世纪60年代，反特小说人物“脸谱化”的问题得到了比较好的改善，侦探小说选材的面也渐渐开广，还出现过描写重大经济诈骗案的小说，如张志明的《赵全一案件》，还有描写公安人员生活的《金色的盾牌》《臂章的故事》等，描写如何感化、改造特务分子的小说《生死关头》《生路》等等。
到“文化大革命”前，侦探小说的发展几乎完全依靠公安法制小说这一个类型，这一时期为中国的公安法制小说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使得我国的公安法制小说有了长足的进步。
据不完全统计，从1970年到1976年，在社会上广泛流传的手抄本就达300多种，超过70%的年轻人曾经抄写、传阅过手抄本。当时比较流行的手抄本有《一只绣花鞋》《绿色尸体》《火葬场的秘密》《梅花党》《叶飞三下江南》《第十三张美人皮》《地下堡垒的覆灭》等。其中以《一只绣花鞋》（张宝瑞著）流行最广，知名度最高。
张宝瑞，“文化大革命”手抄本的代表作家，现任新华社高级记者。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流行的300多种手抄本中，有20多种出自张宝瑞的手笔。其中有《一只绣花鞋》《一只绣花鞋（续）》《阴阳铜尺》《阁楼的秘密》《十三号凶宅》以及《龙飞三下江南》等。
1969年，张宝瑞被分配到北京铁合金厂工作，一年后被提升为生产班长，由于他能说会道，而且善于编故事，特别受到工人们的喜爱。每到午休或晚班时间，只要张宝瑞当班，工人们就会自动聚集到他身边，听他讲述“梅花党”的故事。1971年，张宝瑞开始写他的“梅花党”小说。
他的第一部作品就是《一只绣花鞋》，最初的《一只绣花鞋》大约只有4万字，已经颇受好评。1974年，他又执笔重写《一只绣花鞋》，这次小说的篇幅拉长到了12.5万字，小说被工工整整地抄在了笔记本上，拿给人们传阅。这一次，《一只绣花鞋》在社会上引起了轰动。于是，一传十，十传百，这个抄本被传抄到了大草原、戈壁滩，《一只绣花鞋》抄传的范围越来越广，最终走遍了大江南北。
张宝瑞，“文化大革命”手抄本的代表作家，现任新华社高级记者。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流行的300多种手抄本中，有20多种出自张宝瑞的手笔。其中有《一只绣花鞋》《一只绣花鞋（续）》《阴阳铜尺》《阁楼的秘密》《十三号凶宅》以及《龙飞三下江南》等。
1969年，张宝瑞被分配到北京铁合金厂工作，一年后被提升为生产班长，由于他能说会道，而且善于编故事，特别受到工人们的喜爱。每到午休或晚班时间，只要张宝瑞当班，工人们就会自动聚集到他身边，听他讲述“梅花党”的故事。1971年，张宝瑞开始写他的“梅花党”小说。
他的第一部作品就是《一只绣花鞋》，最初的《一只绣花鞋》大约只有4万字，已经颇受好评。1974年，他又执笔重写《一只绣花鞋》，这次小说的篇幅拉长到了12.5万字，小说被工工整整地抄在了笔记本上，拿给人们传阅。这一次，《一只绣花鞋》在社会上引起了轰动。于是，一传十，十传百，这个抄本被传抄到了大草原、戈壁滩，《一只绣花鞋》抄传的范围越来越广，最终走遍了大江南北。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侦探小说的背景本来是虚的，而我们中国人很喜欢对号入座。中国的侦探小说没法写“大案要案”，假如写了，当地有关方面可能会声明没有发生过这种事。但是你要说这纯属虚构，读者又不爱看了。这就涉及最后一个问题：我们习惯把文学看做是对生活的真实反映，而读者也想从文学中看社会。而真正的侦探小说是与社会无关的，读来只是为了消遣而已。我们的大多数读者还没有习惯为消遣而阅读，而阅读这种接受信息的方式本身又开始衰微了。好像直到最近这几年，才出现了为消遣而阅读的读者群，但人数与国外的侦探小说读者群还是没法比的。
就中国侦探推理小说的境遇，活跃于公安文坛的公安作家张立波告诉本刊记者：“中国的推理小说我读过的不多，这可能源自对我中国刑案侦破的经验，虽然这不是一码事，但确实影响了我的阅读和写作兴趣。我所读到的和所写的以案件侦破为故事结构的小说，严格意义上说更像是侦探小说，如果可以放在一起相提并论的话，就叫推理侦探小说吧。谁能说侦破案件没有推理呢？”
回忆起阅读日本推理小说家松本清张的感受，从《点与线》，到《隔墙有眼》《雾之旗》《盗卖赛马情报的女人》，张立波坦言，一般意义上的侦探小说与推理小说的区别，那种思维逻辑的缜密，层层推进的紧张和压迫感，是绝无仅有的一种享受。而侦探小说，能把虚构的私人侦探福尔摩斯写成当代名人的柯南道尔，也曾经带给了他关于文学的最初的兴奋。接下来，是看电影《尼罗河上的惨案》《东方快车谋杀案》，也有类似的快乐体验。可惜，中国没有产生福尔摩斯和波罗这样的土壤。原因如同没有松本清张和柯南道尔，以及更多没有的原因。
早年曾以《渐入佳境》跻身于侦探推理小说行列的公安作家彭祖贻是一位资深刑警，他在写作时自觉不自觉地写了一些侦探推理小说。彭祖贻说，福尔摩斯、亚森·罗平、艾勒里·奎恩，是喜欢侦探小说的读者们熟知的外国侦探形象，既然外国有，便认为中国也应该有这么一个标志性的人物了，一般的说法是“中国的福尔摩斯”或“中国的柯南道尔”，这似乎成了代表侦探小说作家水准的一个标志，已经有很多中国侦探小说作家在为此而努力了，所以他觉得自己做不做这件事没关系，他在自己的侦探小说中所描写的侦查员们一般的都比较“原生态”，跟他熟悉的现实生活中的刑警们更接近一些，因此，在智慧方面便逊了一筹，光环也弱了许多甚至完全没有了，除了必要的情节设置之外，更多的是从人性、人物命运、情感诸方
就中国侦探推理小说的境遇，活跃于公安文坛的公安作家张立波告诉本刊记者：“中国的推理小说我读过的不多，这可能源自对我中国刑案侦破的经验，虽然这不是一码事，但确实影响了我的阅读和写作兴趣。我所读到的和所写的以案件侦破为故事结构的小说，严格意义上说更像是侦探小说，如果可以放在一起相提并论的话，就叫推理侦探小说吧。谁能说侦破案件没有推理呢？”
回忆起阅读日本推理小说家松本清张的感受，从《点与线》，到《隔墙有眼》《雾之旗》《盗卖赛马情报的女人》，张立波坦言，一般意义上的侦探小说与推理小说的区别，那种思维逻辑的缜密，层层推进的紧张和压迫感，是绝无仅有的一种享受。而侦探小说，能把虚构的私人侦探福尔摩斯写成当代名人的柯南道尔，也曾经带给了他关于文学的最初的兴奋。接下来，是看电影《尼罗河上的惨案》《东方快车谋杀案》，也有类似的快乐体验。可惜，中国没有产生福尔摩斯和波罗这样的土壤。原因如同没有松本清张和柯南道尔，以及更多没有的原因。
早年曾以《渐入佳境》跻身于侦探推理小说行列的公安作家彭祖贻是一位资深刑警，他在写作时自觉不自觉地写了一些侦探推理小说。彭祖贻说，福尔摩斯、亚森·罗平、艾勒里·奎恩，是喜欢侦探小说的读者们熟知的外国侦探形象，既然外国有，便认为中国也应该有这么一个标志性的人物了，一般的说法是“中国的福尔摩斯”或“中国的柯南道尔”，这似乎成了代表侦探小说作家水准的一个标志，已经有很多中国侦探小说作家在为此而努力了，所以他觉得自己做不做这件事没关系，他在自己的侦探小说中所描写的侦查员们一般的都比较“原生态”，跟他熟悉的现实生活中的刑警们更接近一些，因此，在智慧方面便逊了一筹，光环也弱了许多甚至完全没有了，除了必要的情节设置之外，更多的是从人性、人物命运、情感诸方
面去开掘人物内在的东西，注意案件的时空背景的诠释。彭祖贻告诉记者，也不知道这是属于弱点还是特点，他只能根据存在就是合理的理论来说，“原生态”的侦探形象也是侦探小说所需要的。
彭祖贻不喜欢那种从叙述语言、人物外形、情节设置诸方面都一味模仿外国侦探小说的那种中国侦探小说，比如说像福尔摩斯那样也叼着个烟斗、拿着根手杖什么的，就不像中国人了，读起来腻歪；再比如说，现实的中国是没有私家侦探的，如果硬编出私家侦探在中国的土地上如何破案，就太“失真”了。因此，在充分发挥想像力的前提下，适当考虑小说情节、人物的时空背景是很重要的，在行文语言方面也需作出必要的选择。如果只有一个“中国”的壳，其余都是在模仿西方人的写作，味道也就不正了。
创作过以洪律师为主角的侦探推理小说的法学博士、作家何家弘教授希望中国的推理小说能够繁荣起来。推理小说不要单一，名目繁多、范围覆盖广一点会比较好。欧美犯罪文学的称呼相当多，也没有一定的准则，现在基本就叫犯罪小说。何家弘认为要培养读者对推理小说的阅读习惯，这是最重要的，培养阅读习惯对整个社会也有好处。因为阅读这个东西，是一种互相影响的事物。就比方说武侠小说吧，大家都看武侠小说，谈论武侠小说，就使得武侠小说热起来了。推理小说也应该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推理小说有这个能力。现今的社会，网络和电脑对纸平面的阅读冲击影响太大，但是人应该回归纸面阅读，阅读书本才是人生的境界。
著名作家、北京侦探推理文艺协会会长苏叔阳对中国侦探推理小说创作的前景充满信心。他说：侦探小说是智者的“游戏”，在营造虚幻的真实中扫荡现实的污浊和罪恶，让读者在解谜的兴味中体验生命的价值与力量，因此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应当重视的文学样式，是一种应当普及的艺术。小心，不要让展示污浊与罪恶的企图熏染了理想的纯洁，让张扬正义成为变相的欣赏邪恶。
社会的正义与罪恶的较量永在，人们探秘的欲望永存，生与死的思考永不会停止，这一切都为侦探小说的发展提供丰足的元素。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一个中国特色的侦探小说的丰收期总会来临。
（北京侦探推理文艺协会常务副会长于洪笙，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情报系主任、北京侦探推理文艺协会常务理事宋强，《推理之门》网站老蔡对本文亦有贡献，本刊及作者一并致谢。）
彭祖贻不喜欢那种从叙述语言、人物外形、情节设置诸方面都一味模仿外国侦探小说的那种中国侦探小说，比如说像福尔摩斯那样也叼着个烟斗、拿着根手杖什么的，就不像中国人了，读起来腻歪；再比如说，现实的中国是没有私家侦探的，如果硬编出私家侦探在中国的土地上如何破案，就太“失真”了。因此，在充分发挥想像力的前提下，适当考虑小说情节、人物的时空背景是很重要的，在行文语言方面也需作出必要的选择。如果只有一个“中国”的壳，其余都是在模仿西方人的写作，味道也就不正了。
创作过以洪律师为主角的侦探推理小说的法学博士、作家何家弘教授希望中国的推理小说能够繁荣起来。推理小说不要单一，名目繁多、范围覆盖广一点会比较好。欧美犯罪文学的称呼相当多，也没有一定的准则，现在基本就叫犯罪小说。何家弘认为要培养读者对推理小说的阅读习惯，这是最重要的，培养阅读习惯对整个社会也有好处。因为阅读这个东西，是一种互相影响的事物。就比方说武侠小说吧，大家都看武侠小说，谈论武侠小说，就使得武侠小说热起来了。推理小说也应该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推理小说有这个能力。现今的社会，网络和电脑对纸平面的阅读冲击影响太大，但是人应该回归纸面阅读，阅读书本才是人生的境界。
著名作家、北京侦探推理文艺协会会长苏叔阳对中国侦探推理小说创作的前景充满信心。他说：侦探小说是智者的“游戏”，在营造虚幻的真实中扫荡现实的污浊和罪恶，让读者在解谜的兴味中体验生命的价值与力量，因此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应当重视的文学样式，是一种应当普及的艺术。小心，不要让展示污浊与罪恶的企图熏染了理想的纯洁，让张扬正义成为变相的欣赏邪恶。
社会的正义与罪恶的较量永在，人们探秘的欲望永存，生与死的思考永不会停止，这一切都为侦探小说的发展提供丰足的元素。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一个中国特色的侦探小说的丰收期总会来临。
（北京侦探推理文艺协会常务副会长于洪笙，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情报系主任、北京侦探推理文艺协会常务理事宋强，《推理之门》网站老蔡对本文亦有贡献，本刊及作者一并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