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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借荆州计划，“权即从之”，后来对周瑜当面提出的伐蜀计划，“权许之”。而上面已经论证过，这两个计划是相互抵触的。那么，难道孙权得了健忘症？或者是孙权心太软，不好意思拒绝别人？
如果我们承认孙权不是白痴的话，那么就必须注意到这样一种可能：孙权在权衡两个计划的时候，事实上已经做好了斩断另一个计划的准备。我们知道，事实上中断的是伐蜀计划。那么，正如那位大侦探挂在嘴边的话一样，剩下的那个可能无论多么荒谬，都是真相。
周瑜之死，孙权涉案。
一下子抛出这个石破天惊的结论似乎显得过于草率，那么我们从其他的一些角度来进一步进行论证。
赤壁一战之后，周瑜的名声急速膨胀，曹操欲盖弥彰地对孙权写信说道：“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这从一个侧面亦可折射出当时周瑜声名鹊起的威势。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对于作为东吴实际统治者的孙权来说，这并不是乐于见到的局面。
空发诛心之论自然不妥，还是让我们用白纸黑字的史料说话。周瑜与孙权之兄孙策的关系长期以来脍炙人口，两人升堂拜母，共定江东，按照孙策的说法，两人有“总角之好，骨肉之分”（《江表传》）。不过，这种关系的背后同样有阴影的存在。
随孙策东渡之后，周瑜曾一度返回袁术控制下的寿春，“术欲以瑜为将”。但此时周瑜“观术终无所成”，于是再次东归，受到了孙策的亲自迎接。这里存在一个很少有人去思考的问题，在江东初定，百废俱兴时，周瑜为什么却北归袁术？虽然名义上是跟随从丹扬太守任上卸任的叔父周尚去寿春接受新职，但是此年周瑜已经二十四岁，完全具有自己的行为能力，那么他回到寿春的行为只能解释为，他还没有对江东的新政权忠诚到后来死心塌地的地步。他最后回到吴地的理由是因为认为袁术不会有什么成就，那么，后来曹操派蒋干去扬州说服他来投，曹操不能说是没有成就的君主，为什么他不北上投奔呢？换言之，如果袁术是个有成之君，周瑜就未必返回江东，那么那一段历史也要重新写就了。
周瑜在孙策有生之年并未参与中枢要务，而是长期在外地征战与镇守。当时孙策政权的中枢头脑另有其人，是后来赤壁之战前主张投降北军导致威望大减的张昭，“文武之事，一以委昭”。（《张昭传》），在孙策被仇人袭击，伤重未死的时候，他托孤的对象也是张昭，而非在外驻守的周瑜。《张昭传》记载道：“策临亡，以弟权托昭。”
周瑜在这个时候的反应是什么呢？本传记载道：“五年，策薨，权统事。瑜将兵赴丧，遂留吴，以中护军与长史张昭共掌众事。”按照时间顺序来看，“昭率群僚立而辅之”（《张昭传》），孙权开始行使权力之后，周瑜带兵返回吴地，这显然是逾越了自己身份的举动。一面是年仅十九岁的孙权，一面是周瑜手中能征善战的兵将，虽然史书中轻描淡写地用“赴丧”来概括，但我们不难嗅出后面的凶气息险。结果就是，周瑜进入了中枢，分去了一部分张昭的权力。

在分析这个问题之前，首先让我们看一个更为本质的问题：周瑜为什么要在死前给孙权写下这封信？以下分析基于的文本是《江表传》的版本。
要知道，周瑜是在从京口返回的路上去世的，他刚刚见过孙权不久，双方表面上已经在伐蜀计划上达成了一致。他在临死之前之所以要再次给孙权写信，一方面再次说明了周瑜之死的突然，另一方面，他这封信难道真的只是写给主君孙权一人看的吗？
这封信与其说是一封给孙权的私人信笺，不如说是周瑜猝然去世前对于自己政治态度的一次声明。可以说，他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晋人编撰《江表传》时收录了此信的全文从侧面说明了它当时的流传度。不过，来自东吴官方的篡改显然是周瑜始料未及的。对于今天的我们，这种篡改却可以从一个侧面让我们看出当权者欲隐藏的东西，从而进一步接近真相。
在信的开始，周瑜明确地提出了伐蜀计划，“规定巴蜀，次取襄阳”，又写出了“染病”的经过，“至以不谨，道遇暴疾”。这两点正是孙权不欲为世人所知的要点，而在这封信中被周瑜所特意点出，周瑜染病经过的突然会令人怀疑，而取蜀计划正是矛盾冲突的焦点所在，也是周瑜最后暴死的深层原因，可惜的是，周瑜临死前才真正意识到这一点。周瑜对权力的窥视与争取毋庸讳言，不过这种权力欲与其说像怀抱篡心的司马懿，不如说像后主时期大权独揽以便推行自己国策的诸葛亮。此刻的他已不是那个带兵回都的桀骜外将，而是真正想为东吴开拓基业，形成天下二分之势的栋梁。可是，他的主公孙权也不再是当年那个懵懂而不谙权术的少年了。这种角色的前后冲突，最终造成了不可调和的悲剧。
虽然周瑜死后，东吴的取蜀战略由于群龙无首，很快土崩瓦解。但在当时，这一由周瑜一力推行的战略却不乏追随者，从历史记载来看，其中最重要的有以下三人：策划者庞统、执行者甘宁、副手孙瑜。以下分别进行简要的介绍。
庞统在建安十五年左右一系列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在《三国志》本传中晦暗不明，他在周瑜取蜀战略中举足轻重的地位是由一本地方志揭示的。《太平御览》引《荆州先德传》佚文记载：
“周瑜领南郡，以庞士元名重，州里所信，乃逼为功曹，任以大事，瑜垂拱而已。”
可见此时庞统在周瑜幕府中担任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相当于周瑜的机要秘书。但由于他特殊而超然的身份，在这一阶段并未走上前台，因为他最终归蜀，这段早年历史也被湮没，被陈寿所不载。
虽然一开始庞统是被周瑜“逼”出山的，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合作，“与周公瑾交，若饮醇醪，不觉自醉”（《江表传》载程普语），庞统最终被周瑜的气度折服，死心塌地地参与了周郎的取蜀规划。
我们知道，后来庞统投奔刘备后，很快为他提出取蜀的上中下三策，于是刘备决定带他入蜀，而留诸葛亮镇守荆州。这样系统的谋划，显然不可能出自一时一地，而是从更早的时期就开始了。再联系到周瑜当时首要的大事便是入蜀，被“任以大事”的庞统参与甚至主持了入蜀的谋划，是相当合理的推断。只不过天意弄人，这一计划后来竟改头换面，成为给刘皇叔的见面礼了。
庞统执掌周瑜幕府的机密，地方志并非孤证。周瑜软禁刘备的计划，庞统也有参与。《江表传》记载：
“先主与统从容宴语，问曰：‘卿为周公瑾功曹，孤到吴，闻此人密有白事，劝仲谋相留，有之乎？在君为君，卿其无隐。’统对曰：‘有之。’”
与周瑜去世前公开上疏不同，他对孙权提出的软禁刘备的建议是对外保密的，如刘备说的“密有白事”，而刘备如此坦诚地对庞统抛出问题，可见庞统在周瑜帐下时可典机密，在刘备集团也并非什么秘辛。
一个这样身份的人，为何在周瑜去世后果断弃吴西奔？初读史时，我也对这一段殊不可解，直到破解了周瑜之死的冤案后，这段枝节才迎刃而解。

庞统作为周瑜的私人幕僚，忠诚对象并不包括孙权，而是周瑜个人。周瑜暴死之后，庞统送丧至吴，可以看作是为故主站最后一班岗。周瑜之死的内情，作为亲信的庞统应该是清楚的，他知道此刻他在吴国的位置已变得尴尬而微妙，如果继续仕吴，失去了靠山的他几乎肯定将遭到孙权的迫害。而借荆州计划的推行，亦让东吴方面的伐蜀计划失去了继续进行的可能性。西奔刘备于是成为庞统此刻唯一可能的选择。
如果事情并非如此进行，那么便无法解释在庞统身上发生的一系列吊诡的事件。比如，《庞统传》本传记载，他在送丧周瑜期间，“吴人多闻其名”，包括陆绩、顾劭、全琮在内的东吴权贵都十分欣赏他，但是却没有一个人表示了要向主公孙权引荐他的意图。庞统西归时，送别的陆绩等人说道：“使天下太平，当与卿共料四海之士。”这句话放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有着别样的意味。
当然，仅从理论上说，借荆州完成，作为南郡功曹的庞统自然要归附南郡新的主人刘备。但这样读史，难免缘木求鱼，在那样的战乱时代，人才在幕府间自由流动，规章制度早已成为具文。《诸葛亮传》注引《袁子》记载，赤壁战前，诸葛亮游说东吴参战，“张子布荐亮于孙权，亮不肯留。”以张昭之古板，诸葛亮在刘备军中之地位，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么东吴之大又怎么留不住一个小小的功曹呢？所以，陆绩等人的态度只有一种解释：他们知道作为周瑜幕僚的庞统不会见容于孙权。
甘宁是支持周瑜取蜀计划的东吴鹰派军人的典型代表。《刘备传》记载道：“益州牧刘璋纲维颓弛，周瑜、甘宁并劝权取蜀。”将甘宁放在与周瑜并列的位置上。甘宁本传则记述了甘宁在初投孙权时便有取蜀的想法。在与孙权探讨进攻江夏黄祖之时，甘宁把视野放到了更远的地方：“一破祖军，鼓行而西，西据楚关，大势弥广，即可渐规巴蜀。”卢弼在做《三国志集解》时，在这里亲自批注：“此即公瑾关蜀之策，宜其识拔推荐也。”明确指出了两者的联系，是很准确的结论。
由于赤壁之战是东吴一场赌上国运的战争，东吴的主要高级将领几乎悉数随同周瑜出征抗曹，并参加了此后的南郡战役。周瑜的取蜀计划，自然也需要这些将领的支持。除了甘宁外，明确附议取蜀的将领并不多，但是作为职业军人，在周瑜手下效命的他们一定会帮助周瑜完成战略规划，应该是无可置疑之事。
《吕蒙传》在传主参加江陵之战后继续记载：
“益州将袭肃举军来附，瑜表以肃兵益蒙，蒙盛称肃有胆用，且慕化远来，于义宜益不宜夺也。”
可见当时周瑜集团控制地域已与益州接壤，且前期的政治攻势很可能已开始进行。
精英军人几乎全部为周瑜在荆州战区驱使，这给孙权造成了尴尬的局面。赤壁战后，孙权趁胜出击合肥，由于缺乏带兵的将领，竟然派遣不长于军旅的张昭攻击九江当涂来响应主战场，结果可想而知，曹操援军还未派出，孙权和张昭就无功而返。相比于在江陵打得热火朝天的周瑜，28岁的孙权心中是否会有一丝嫉妒情绪不太好说，不过从心理学上来看，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再加上当时“瑜威声远著，故曹公、刘备咸欲疑谮之”（《江表传》），促使了孙权加快玩弄权术，分割周瑜集团的步伐。

孙权并非乃兄孙策那样擅长战阵的君主，周瑜死后，他多次携众优秀吴将以压倒性兵力亲征合肥，都以失败告终，还顺带成就了张辽的威名。同样是带兵作战，孙策身先士卒，横扫江东；周瑜在江陵之役中身中流箭仍“舆案行军营，激扬吏士”，终于击退曹仁。而孙权却在合肥之战中因冒失而身陷险境，被周泰、凌统等人冒死救出，士气大挫，耽误战局。如果只从军队的价值体系来衡量，吴将会对谁抱有更多敬意与忠诚，不言而喻。孙策、周瑜可以用战场上的英勇表现来获得将领的钦服与忠诚，而孙权只能采取成本更高的方式，将筹码压在权术之上。他对武将的笼络，可谓不遗余力。孙盛曾经有这样的评论：
“观孙权之养士也，倾心竭思，以求其死力，泣周泰之夷，殉陈武之妾，请吕蒙之命，育凌统之孤，卑曲苦志，如此之勤也。”
这句话中提到的四个人除了陈武之外，其他三人都跟随周瑜参加了赤壁、南郡之战。应该说，孙权对他们的笼络是成功的。其中的吕蒙后来更是在孙权的悉心栽培下，成长与周瑜、鲁肃并称的东吴第三位军政重量级人物。不过，他并没有周瑜、鲁肃那样独到的战略眼光，虽然留下了“士别三日，刮目相看”的典故，但所为之事终究也不逃一员战将的藩篱，趁盟友北伐之时偷袭荆州虽然在战术上无懈可击，在战略上却成为破坏联盟的大败笔。吕蒙去世时，本传浓墨重彩地渲染了孙权的悲痛，远远不是周瑜、鲁肃去世时可以比拟的。在孙权心中，亲手栽培的大将终究胜过有独立战略思想的帅才。
但并非所有人都像吕蒙那么好运。作为刚刚归吴便“勉建方略”（《甘宁传》），早于周瑜提出伐蜀计划的甘宁在周瑜去世，伐蜀计划搁浅后便成为孙权手下一员斗将。他虽然留下不少英勇事迹，却再也没有提出战略的机会，亦终生再无机会踏上曾近在咫尺的蜀地。甚至，《吕蒙传》中还有这样的记载：
“甘宁粗暴好杀，既尝失蒙意，又时违权令，权怒之，蒙辄陈请：‘天下未定，斗将如宁难得，宜容忍之。’权遂厚宁，卒得其用。”
吕蒙评论甘宁是“斗将”，这是一件很吊诡的事。要知道，吕蒙还“少不修书传”的时候，甘宁已经在国家战略上令张昭哑口无言了。不过，人能否全部发挥其才能，并不完全取决于才能，更重要的是机遇。如果主君是孙权这种类型的人，则更是如此。
甘宁后来在郁郁不得志中去世，其子甘瓌“以罪徙会稽，无几死”。甘宁生前并未封侯，死后也没有被孙权追封。潘眉在读《甘宁传》时感叹道：
“甘宁之勇烈功绩，与魏典韦相上下，韦不封侯，宁亦不封侯，酬功之典，均为未副也。……若甘宁则身未封侯，而其子于未得罪前亦不加追录，则所以待宁者，不亦薄乎！”
吕蒙之升与甘宁之颓，这种鲜明的对比给周瑜之死的疑云下了另外一个鲜明的注脚。

按《三国志》乃至中国传记体史书的体例，君主的传记一般是按年份顺次记载国家发生的大事。而孙权的传记《吴主传》中记载建安十五年发生的事时，只写了一句话：
“十五年，分豫章为鄱阳郡；分长沙为汉昌郡，以鲁肃为太守，屯陆口。”
这一年发生了这么多的大事，最重量级的便是周瑜之死。而这里一句话全在说借荆州的行政安排，毫无疑问是史家的曲折笔法，告诉我们：孙权这一年所做的最重要的事，便是完成了借荆州。
相对于“取蜀”，“借荆州”是一个大器晚成的战略计划，也可以说它本来是因为赤壁战后刘备势力令人始料未及的飞速蹿升，而由鲁肃一力推行的急就章。最主要的证据之一，便是鲁肃本人早年的战略构想亦包含了向西发展的部分。《鲁肃传》载：
“权即见肃，与语甚悦之。众宾罢退，肃亦辞出，乃独引肃还，合榻对饮。因密议曰：‘今汉室倾危，四方云扰，孤承父兄余业，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顾，何以佐之？’肃对曰：‘昔高帝区区欲尊事义帝而不获者，以项羽为害也。今之曹操，犹昔项羽，将军何由得为桓、文乎？肃窃料之，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规模如此，亦自无嫌。何者？北方诚多务也。因其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
鲁肃的话是非常有名的“榻上策”，甚至有人认为这是东吴版的隆中对。在这篇说辞里，虽然并没有提到取蜀的部分，但是荆州全境在鲁肃当时的构想里却是务必牢牢掌握在东吴手中的。正所谓“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这样一来，无论是鼎足江东，还是西进取蜀，都有一个牢固的根据地。
不过，刘表的去世打破了这个计划的一个关键立足点，也就是荆州控制在暗弱的刘表而非“天下枭雄”的刘备手中。如果刘备集团还如早年一样颠沛流离，并无稳定的战略构想，也就罢了。关键是，在更胜鲁肃一筹的大战略家诸葛亮眼中，荆州也是必须由刘备集团控制之处。这对鲁肃来说是个噩耗，意味着他必须修改自己一开始的战略构想。刚接到刘表去世的消息，他就立即请求孙权西去吊丧，而实际目的则是接触刘备集团，“若备与彼协心，上下齐同，则宜抚安，与结盟好；如有离违，宜别图之，以济大事。”（《鲁肃传》）这次接触的结果让鲁肃进一步坚信，对于这样一个由“折而不挠，终不为下”（《先主传》陈寿评论）的刘备领衔，“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周瑜传》周瑜语），诸葛亮制定战略计划的可怕集团，除了联盟抗曹，别无他途。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这个时候，在大家都还在忧心是否能战胜曹军时，鲁肃心中已有了战后“借荆州”战略的萌芽。正如本传注引《吴书》所评述的那样：“（肃）思度弘远，有过人之明。”
《三国志》中，陈寿花了很多笔墨来渲染鲁肃和诸葛亮之间的友情，刚一见面，鲁肃就豪爽地对诸葛亮自我介绍道：“我子瑜友也。”鲁肃于建安二十二年去世后，本传记载，“诸葛亮亦为发哀”。这些细致的描写绝非史册中出现的闲笔，而是点出两人在那段波云诡谲的时间里，在双方集团里起到作用的同质性——发展战略的执牛耳者。如果说赤壁战前的孙刘联盟是在北军压境之下迫不得已形成的，那么战后的这种联盟之所以能维系下去，就是两位战略巨人合力促成的。而冲突的关键荆州，则以“借荆州”的方式交给了诸葛亮代表的刘备集团。这多少让人有一种东吴集团吃了亏的感觉，不过事实上，如果我们理性地来看这个问题，会发现“借荆州”在当时对东吴集团来说，确实是比“伐蜀”更为理想的战略。

每一个疑点似乎都在这样的主线下得以被解释，不过，作为一个读史者，我还有最后一个疑问。
《三国志》的作者，史家陈寿，知道这件事的真相吗？
一个一千八百年后的普通读者都可以从史料的细枝末节中推测出不合情理之处，那么陈寿当时能接触到的史料碎片，一定要远比我们现在更为完整，以前四史作者之一的史识，怎么可能不知道真相呢？
可是，证据呢？
我一直在寻找这样一个证据，因为如果陈寿都不能确定这个真相，今天的读者来作考据，难免有哗众取宠，空中楼阁之感。如果他能确定的话，即使是在魏晋易代那样政治黑暗的时代，以一名“良史之才”的职业良知，他也一定会留下什么线索，这线索不会仅仅是干巴巴的材料，而一定是属于自己的观点。
直到我翻到孙权传记《吴主传》的传后评论，我才为之释然，写下了这样一篇文章。
“评曰：孙权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句践之奇英，人之杰矣。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业。然性多嫌忌，果于杀戮，暨臻末年，弥以滋甚。至于谗说殄行，胤嗣废毙，岂所谓贻厥孙谋以燕翼子者哉？其后叶陵迟，遂致覆国，未必不由此也。”
句践，也就是越王勾践。除了割据范围都在吴越，很难找到从十九岁担任最高统治者一直到七十岁去世的孙权和卧薪尝胆忍辱复国的勾践有什么相似之处。唐庚就在此处迂腐地质疑道：“吴之受爵，乃由与蜀相攻，恐魏议其后耳。陈寿乃以句践比之，句践未尝受吴封爵也。”
不过，我们知道，这位越王在灭吴之后曾经大杀功臣，包括献灭吴七策的大夫文种。
也许有人会说，这里应该暗示的是孙权晚年因争储事件而屠戮大臣的事件吧。这种看法同样不正确。
因为就在这一段评论后面，陈寿提到了孙权“性多嫌忌，果于杀戮，暨臻末年，弥以滋甚”“谗说殄行，胤嗣废毙”，对于孙权末年杀功臣的事迹，无论是韦昭的《吴书》还是《三国志》都并未予以过多隐瞒。只有早年的不光彩事迹，才有隐瞒的必要。
而且，陈寿在把孙权比作勾践之后写道：“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业。”这样，就把时间断到了三分天下之前，而与晚年无涉。
的确，除去周瑜让东吴没有了志在天下的“赌徒”（孙策也曾在官渡之战时谋划偷袭许昌，倒是可以和周瑜的取蜀计划相映成趣），不会再出现押上国运的豪赌，“自擅江表”不成问题。不过，孙权也亲手掐灭了一丝赤壁之战后出现的，“总括九州”（鲁肃语）的曙光。
再来看后面的评论，便会发现陈寿的春秋笔法，微言大义。“暨臻末年，弥以滋甚”的意思，是晚年这种倾向愈加严重，也就是说还在“成鼎峙之业”的阶段，“性多嫌忌，果于杀戮”的特点，就已经显现了出来。
我曾无数次想象过这样的场景：在建安十五年某个寒冷的冬日夜里，庞统站在一艘顺流而下大船的船头，面对着寒冷的江风，却没有回舱的意思。舱里，放着的是周瑜的棺木。而与此同时，鲁肃站在江东的某个港口，沉默地望着漆黑的长江，一动不动。清冷的吴宫中，孙权对着孙策的灵位，一对碧眼里似有什么东西在闪动，却直到最后也没有流出来。
在中国古代残酷的政治游戏中，这个无言的结局，也许，也是唯一可能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