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骑兵
秦统一六国，首先依赖的是人。商鞅变法，一言百金，重农抑商，重刑厚赏，重战尚武。商鞅对秦孝公说：“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因有此变法，秦国在日后统一六国，为后来两千年的中国仍成为大一统国家作出了典范。
秦始皇统一六国历时十年，以攻韩始，灭齐终，结束了自商周以来贵族诸侯专政时代，进入了君主专制的帝国时代。以秦始皇陵陪葬坑出土情况看，秦国平天下时多以步兵为主，秦王陵从上世纪七十年代陆续出土的秦殉葬坑的兵马俑客观地证明了历史。
从已出土发掘的一、二、三号坑看，三坑共有战车一百四十余乘，驾车陶马五百六十余匹，骑兵鞍马一百一十六匹，各类武士俑七千余人。这一数字比例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秦国军队的构成。武器装备与人的关系直接反映了战争的进化过程。此时的骑兵数量并不多，与史籍记载秦兵百万、骑兵万余的比例关系吻合，唯独秦兵马俑中的骑兵俑表明骑兵已充分成为军队中的一个独立兵种，昭示着战争中马战车时代过去，骑兵时代到来（图七图八）。

（图七：车左俑-秦代-秦始皇陵二号坑出土）

（图八：配鞍陶马-秦代-高172-秦始皇陵二号俑坑出土）

甲骑具装
汉朝解体之后中国陷入长期分裂，三国鏖战后归晋，五胡十六国的纷争，南北朝的对峙，让中国至少在六个甲子三百六十年没能消停。经过秦汉战争的洗礼，军事装备中的马日趋强大，其中附属装备马具的改进，尤其是高桥马鞍和马镫在东汉末或西晋的出现，让战争的残酷升级。
二〇〇一年，陕西咸阳平陵乡北朝墓葬出土一组人马俑，其中的黄釉铠甲马，马嘴勒衔镳，背上设鞍，周身自颈向下覆盖防护鳞片，双侧附金属镫（图11）。鞍与镫作为军事装备已在西晋时期明确地装于马上。此时的鞍虽与唐时完备的马鞍还有差距（唐鞍前高后低，鞍桥凸拱，晋鞍前部尚不足高度），但明显与仅铺软垫的秦鞍不在一个层次。镫的明确出现，则让骑兵完全释放了上身力量，身体可控，改变了骑兵只优于速度不优于搏杀的尴尬局面。高桥马鞍解决了骑兵前后移动过度的问题，金属马镫解决了身体左右摇摆失控的问题。人在马上前后左右可控是一个质的飞跃，这令马上战争不仅是威慑，更能够决定生死。

（图十一：黄褐釉陶铠甲马-北朝早期-高46-咸阳市考古研究所藏）
魏晋南北朝时，马上战争愈发残酷，马全身铠甲就是明证。《宋史·仪卫志六》：“甲骑具装，甲，人铠也；具装，马铠也。”“甲骑具装”是西晋南北朝骑兵的写照，这一时期出土了大量铠甲马与铠甲人，至少说明两个层次的问题：首先，马上作战使人马之间直接加入战斗，以前车战的规则，“左旋右掏”、“武礼右还”都不能在马战中遵守，马上搏杀按老规矩则是死，所以只求结果——你死我活；其次，是防御意识增强，防护不再是可有可无的摆设，御敌若成功则是变相的胜利。这种防护意识在西晋至南北朝时期愈演愈烈，直至重甲弊端的显现。
防御毕竟不是战争目的，战胜对方才是，而南北朝的重甲马已严重限制了骑兵战斗力，阻碍了骑兵发展。一九九五年，辽宁北票喇嘛洞墓地出土一套甲骑具装，后经专家修复，存甲片计三千一百五十六片，每片约十六克，计五十公斤以上，如再加上袝布、皮绳等，估计全套铠甲至少在六十公斤以上。如此，马的负重由一个人变成两个人，损失战斗力可想而知。物极必反，甲骑具装在南北朝时期走到极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