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骑具装
汉朝解体之后中国陷入长期分裂，三国鏖战后归晋，五胡十六国的纷争，南北朝的对峙，让中国至少在六个甲子三百六十年没能消停。经过秦汉战争的洗礼，军事装备中的马日趋强大，其中附属装备马具的改进，尤其是高桥马鞍和马镫在东汉末或西晋的出现，让战争的残酷升级。
二〇〇一年，陕西咸阳平陵乡北朝墓葬出土一组人马俑，其中的黄釉铠甲马，马嘴勒衔镳，背上设鞍，周身自颈向下覆盖防护鳞片，双侧附金属镫（图11）。鞍与镫作为军事装备已在西晋时期明确地装于马上。此时的鞍虽与唐时完备的马鞍还有差距（唐鞍前高后低，鞍桥凸拱，晋鞍前部尚不足高度），但明显与仅铺软垫的秦鞍不在一个层次。镫的明确出现，则让骑兵完全释放了上身力量，身体可控，改变了骑兵只优于速度不优于搏杀的尴尬局面。高桥马鞍解决了骑兵前后移动过度的问题，金属马镫解决了身体左右摇摆失控的问题。人在马上前后左右可控是一个质的飞跃，这令马上战争不仅是威慑，更能够决定生死。

（图十一：黄褐釉陶铠甲马-北朝早期-高46-咸阳市考古研究所藏）
魏晋南北朝时，马上战争愈发残酷，马全身铠甲就是明证。《宋史·仪卫志六》：“甲骑具装，甲，人铠也；具装，马铠也。”“甲骑具装”是西晋南北朝骑兵的写照，这一时期出土了大量铠甲马与铠甲人，至少说明两个层次的问题：首先，马上作战使人马之间直接加入战斗，以前车战的规则，“左旋右掏”、“武礼右还”都不能在马战中遵守，马上搏杀按老规矩则是死，所以只求结果——你死我活；其次，是防御意识增强，防护不再是可有可无的摆设，御敌若成功则是变相的胜利。这种防护意识在西晋至南北朝时期愈演愈烈，直至重甲弊端的显现。
防御毕竟不是战争目的，战胜对方才是，而南北朝的重甲马已严重限制了骑兵战斗力，阻碍了骑兵发展。一九九五年，辽宁北票喇嘛洞墓地出土一套甲骑具装，后经专家修复，存甲片计三千一百五十六片，每片约十六克，计五十公斤以上，如再加上袝布、皮绳等，估计全套铠甲至少在六十公斤以上。如此，马的负重由一个人变成两个人，损失战斗力可想而知。物极必反，甲骑具装在南北朝时期走到极限。